一、虚与实
《独药师》与《人类世》在“虚拟”与“现实”的维度间形成了较强的“互文性”,《独药师》的叙事主题以虚见实,《人类世》则以实见虚。《独药师》的叙事充满了虚幻和神秘的色彩,它从“养生术”入手,“半岛地区是东方长生术的发源地,方士们盘踞了几千年,季家显然承续了这一流脉。季府的秘传独方由祖上一位‘独药师创制,历经五代,日臻完美。”①“在至少一百多年的时光中,季府不知挽救和援助了多少生命。在追求长生的诱惑下,下到贩夫走卒上到达官贵人,无不向往这个辉煌的门第,渴望获得府邸主人的青睐。”②并以养生术为主要的叙事线索,通过季昨非与邱琪芝的对立、对峙、争斗以及融合,将养生的神秘和修行的仙行展现出来,“我(季昨飞)能够在双目垂帘的任何时刻,在仰躺或半卧,甚至是缓步行走中,让无形之气恣意流贯。如果我愿意,闭上双眼就可以感受内气怎样伸长了柔软的触角,小心地攀着背部一个个圆润的骨节往上爬行,翻山越岭,蜿蜒向前。我以内视法即可透视各个器官的精巧形状,以及荧荧闪烁的不同色泽。它们或愉悦或懊丧、经过一阵休眠醒来后的慵懒及顽皮表情,都在我的洞悉之中。”③而作为季昨非主要对手的邱琪芝的出场也充满了虚幻和神秘气息,“当中一间小小草寮,一个扎了马尾辫的人坐在蒲团上,正以掌抚面。我(季昨非)待他双手挪开,以便看清这张可憎的面容。大约三五分钟之后,他双肘垂下,一对细长眼缓缓睁开。我清晰地记住了那个瞬间,很久以后还对袭来的惊讶难以忘怀:眼前绝非一位百岁老人,看去顶多六十多岁,不,或者只有五十余;面庞无皱,几丝白发,颜色滋润。他轻轻扫来几眼,很快对来人失去兴趣,眼皮垂下了。”④
但张炜并不是真想要找寻独药师配制的长生不老仙药,他不是一味地向虚而虚,而是由虚入实。《独药师》通过养生与修行,表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胶东半岛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里有辛亥革命期间登州起事的三落三起;有独药师季昨飞与传统养生家邱琪芝之间有关养生之术的争斗;有以麒麟医院的雅西大夫、伊普特院长和邱琪芝为代表中西文化冲突;有邱琪芝、革命者徐竟、教书先生王保鹤为代表的保守、革命、改良之间的论争;有徐竟和季昨非兄弟的生死别离;有季昨非与陶文贝爱情的缠绵悱恻……由此,我们可以逐步触摸到的《独药师》叙事主题由虚到实的纹理轨迹,张炜在养生和修行的叙述和言说的外衣下,包裹和缠绕的内核仍是有关人的个体解放、民族国家的新生、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启蒙现代性的主题,如季昨非由少不更事的季府第六代独药师成长为内外兼修、中西兼备的成熟个体,登州府在血与火中的举事成功地拉开了胶东半岛乃至齐鲁大地新生解放的序幕,以季昨飞为代表的季府对西方医学的逐渐接受,陶文贝对季府“丹药”的逐渐理解,陶文貝对季昨非由排斥到接纳再到相爱,麒麟医院由创立到艰难发展再到撤离后并入燕京协和医院等。通过阅读,可以这样说,在虚拟与神秘的养生和修行的面纱之下,我们仍能发现张炜一以贯之的呼应时代、关注现实、直面人生的精英文学的底色。
与《独药师》由虚到实相反,《人类世》的叙事主题则呈现出由实到虚的轨迹。初次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这部小说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与现实和时代结合得非常紧密,或者说很“接地气”。从第一章的“立虹为记”开始,作品讲述了从美国返回的孙参,不仅建立起自己的参孙大厦,砸下第一枚“金钉子”,而且决心“立虹为记”,填海造地建设彩虹广场,以期砸下第二枚“金钉子”。为满足人的私欲而进行的过度开发,伴随的是一连串负面的连锁反应。炸山填海这样的疯狂举动,不仅完全破坏了区域自然生态,引发了地质灾害,导致房屋开裂或倒塌、养鸡场损失惨重、天然浴场被毁甚至沙滩和渔港都将消失,致使渔民的生活难以为继……然而,赵德发并不满足于现实问题的揭示和讲述,他借助形而下的现实进入形而上的求索,作品中处处充满了哲学的思考,如焦石教授对地理学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类世”相分离的学理上的困惑;孙参对自己的行为和贪欲的理性的反思;真真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三教寺“儒释道一宇共仰德昭千代,日月星三光同辉泽披众生”的理念;人类世中人类将何处去的忧患;阿姆斯特朗到火星去的结局等。正如《长篇小说选刊》转载该小说的推荐语所说的那样:“《人类世》从大处着眼,关心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同时又在宗教和哲学的引导下,探究人性的幽微之处以及人类得到救赎的可能。”有的评论家也说:“德法是关注人类普遍生存和精神信仰的思想者,《人类世》是他近年来文学视野和思想建构的拓展和推进。”⑤笔者认为,《人类世》正是通过对现实的摹写,关注人类世期间的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地球的存在状态;通过哲学和宗教理念思考,探讨人类的未来命运;通过探究人性所隐秘的善与恶,贪婪与节制,欲求与理性之间的关系,给当下深处其中而不觉的人们敲响警钟,并启示人们找寻相应的救赎之道。
总之,在由“虚”与“实”所形成的维度内,《独药师》与《人类世》形成了叙事主题“由虚到实”和“由实到虚”的对立式互文性效果,前者在“虚幻性”叙事文本中含蕴着个人与个体、民族与国家、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浴火重生的现实性叙事功用,后者则在世俗性的叙事文本下隐匿着关于人类生存忧患的形而上的思考,当然,这种互文性效果还需要接受者在“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话”和“二次创作”的过程中完成。
二、先与后
《独药师》与《人类世》两部小说不但在叙事主题方面存在互文性,在叙事逻辑方面,也存有“先”与“后”的互文性。在表层叙事上看,《独药师》叙写的是如何延长人的生命,也就是以季昨非、邱琪芝为代表的半岛方士所推崇和践行的养生术,但在隐喻叙事⑥上,作者将更多的笔墨泼洒在胶东半岛辛亥革命时期以徐竟、顾先生为代表的寻求民族新生的革命者身上,前者是为了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生命,后者是为了群体生命在新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环境中更好地延续、更新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视之,“养生”与“革命”间虽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革命必然带来暴力和流血,但它们二者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养生是为了个体,而革命是为了族体,这就难怪张炜让季昨非和徐竟成为兄弟关系,从这个叙事语境中说,《独药师》一直延续了张炜《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小说中一以贯之的精英立场和启蒙立场,其本质上仍可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人的解放——群体的解放——民族的解放的主线之中。
如果说张炜的聚焦点是人的个体与群体的解放,或者说亦可以把它称为“人类中心主义”⑦的话,赵德发的《人类世》的叙事逻辑则可视为在《独药师》的基础上的“接着说”。所谓“接着说”就是在赵德发的视野中,他更多的关注的是人类在解放了自身和群体后在“人类世”的种种表现,以及由这些种种表现所带来的思考,也就是说,《人类世》真正的题旨在于“人和人类解放之后干什么?怎么干?由此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題?以及人类将来怎么办?人类的未来在何方?”等一系列问题。孙参为代表的一类人,在得到了“解放”后,贪欲极度膨胀,变成了“经济动物”和“利润动物”,他们毁山填海,无限制地破坏大自然,心中毫无信仰和敬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拜物教”者,“孙参将事业当作人生的全部,他刻苦学习商业管理课程,下决心要在毕业后当上老板,出人头地……努力了八年,愿景终于实现,他在海晏市的繁华地带建起了参孙大厦。大厦封顶时,除了留下的三层作为参孙集团和他的住处,其余的房子全部售罄,他赚了三个亿。至此,他获得了一次别样的高峰体验,也彻底明白了中国人为何要热衷于在地球上砸那么多的金钉子。”⑧在成功了之后,孙参并没有满足,他还有更大的胃口,他说:“建彩虹广场,意味着我们要完成一个三级跳。完成了这个三级跳,参孙集团就能真正跻身海晏市房地产行当的一流企业。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前两次跳跃非常完美,我希望,我们的第三跳更加完美!”⑨建彩虹广场意味着炸山填海三千六百亩,与之伴随而至的是环境污染、人心不古、信仰缺失、传统破坏、甚至出现了“垃圾村”、性无能、传染病等等,这些当下发生在我们身边而又司空见惯的一切,被赵德发巧妙地借用了地质学的概念“人类世”⑩加以阐释和深化。在此基础上,赵德发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对“人类解放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生态文学是一个较为年轻的概念,特指以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整体利益为标准,以生态整体发展为出发点,用平视的视角对待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物种,反映和表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感悟、理解以及反思的文学。生态文学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发展历史,自1949年徐迟翻译梭罗的《瓦尔登湖》以后,西方的生态文学思想就开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产生了持续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坛之后,中国的生态文学迅猛发展,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生态危机的展示、担忧和思考层面,并出现了《大地上的事情》(苇岸)、《大地语言》(马科)、《大漠狼孩》(郭雪波)、《西徙鸟》(汪泉)、《野马归野》(沈石溪)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以描写大自然的美好与人性的淳朴的“伪生态文学”模式11,但仍缺乏对诸如人类中心主义、科学决定论、欲望动力论、生态伦理思想、生态整体发展观的深层次思考,而《人类世》在对上述生态理念理解和书写的同时,实现了对1980年代以来生态文学的超越,同时,也肇始了新世纪生态文学发展的新阶段,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人类世》已经摒弃了以个人、集团甚至人类利益为中心的评判标准,展示了“人类世”的危局,反思了“人类世”出现危局的原因,并渗透了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终极目标的新观念。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部小说正好形成了叙事逻辑上“先”与“后”的承续性互文关系,《独药师》书写了人和族群在解放过程中的艰辛和思考,《人类世》正是在《独药师》的基础上的“续写”和“接着说”,正如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线为启蒙和救亡,其本质为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世纪文学,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思索和前行,它已经超越了对人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关注,将更多的目光驻足在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系统和自然进化的干扰和破坏,如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过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自然美和传统诗意生存方式的破坏;不断膨胀的欲望对美好人性的扼杀;并从生态整体观的视角考量人如何与自然环境、如何与其他物种、如何与地球和谐相处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患意识。因此,从两部小说的叙事逻辑“先”与“后”的续承性互文关系的视角视之,我们可以这样说,张炜仍是一个具有浓厚精英意识的纯文学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说:“小说的要素是故事,然而纯文学作品的故事有所不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是诗的范畴,通俗文学则属于曲艺的范围。纯文学外在的节奏并不快,内在节奏很快,通俗文学则相反。作家,尽量理解和靠近诗和诗意,是重要的事情。离开了这种理解,很可能一直徘徊在文学大门之外。”12在2011年9月接受《四川日报》记者采访时,他甚至认为“纯文学代表一个民族诗与思的巅峰,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精神指标,是为民族赢得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赵德发的创作在坚持纯文学写作的前提下,与张炜相较,他的精英意识和人类中心意识却没有张炜强烈,与张炜不同,通过《人类世》阅读,我们感觉到赵德法的创作更多的具有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学的写作姿态,更多的具有了生态文学的特质。
三、变与不变
2010 年《你在高原》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后,张炜的创作出现了转变的迹象。2010年后,他出版了几部儿童文学作品,如《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寻找鱼王》等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2016 年 5 月,经多年的积淀后,推出了长篇小说《独药师》。且不论几部儿童文学作品,就《独药师》而言,与他以前的创作相较,有了很多新的“质素”,此所谓张炜的“变”。笔者认为,《独药师》的“变”,主要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1990年代以来,张炜的作品始终被人们贴上“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标签,他也被视为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传人 13。《独药师》中,张炜的理想主义和道德坚守变得多元而复杂,如亦正亦邪的传统养生家邱琪芝,向往革命、不断成熟的独药师季昨非,信念坚定、执着执拗的革命者徐竟,兼容中西、稳中求变的改良家王保鹤等,这些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转型期的胶东半岛的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犹豫与彷徨、成长与迷茫、坚守与创新,融汇与贯通的心路轨迹在作品中清晰可见,作者用“养生术”的叙事视角和思维方式透视和诠释现实、历史、人生和革命,与以往对理想和道德的高扬和反思比较,显得深刻和自然了许多,这正是《独药师》的改变之一。正如张炜所言:“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回避善和恶,都不可能回避价值取向和类似的行为内容。但问题是在经验世界里面不能把它简单化,不能塑造出一个完全的恶和一个完全的善,即便是极端的浪漫主义也不会那样简单。”14因此,我们可以说《独药师》的出现,标志着张炜创作风格改变,这种改变使他的道德反思的力度与深度进一步加强,同时,让我们感受到过去那种过多的说教和议论正逐渐变得节制与自然。
同时,张炜的改变还表现在对民间文化的吸收和借用方面。张炜的创作一直与现实贴得很紧,他始终关注现实和时代,而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很紧密,尽管不少作品中也反映了一些胶东文化和齐文华的特点和风貌,但这并不是他笔墨真正的聚力之处。在《独药师》中,他将目光停留在了过去从未关注的胶东半岛养生文化上,并将此作为小说的主体和基础,贯穿整部小说始终,如对胶东养生术传说的叙写,对独药师的诠释,对养生文化的阐释,对胶东辛亥革命历史的碎片化追忆等。在这里,张炜对民间养生文化的神秘性进行了描写和叙述,并与革命的主题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使其小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神秘和志异志怪色彩,并与现实主义中,增加了些许象征和浪漫的成色,也使其小说具有了灵动姿态。但是与莫言不同,张炜的民间仍被纯文学统摄,应归属于精英文学的范畴,不像莫言那样将民间写得那样毫无顾忌和牵挂。
除了内容的变化之外,张炜在《独药师》中还表现出小说文体和语言风格的嬗变。张炜是一个重视文体和语言的作家,也是一个小说理论和文学理论修养较为深厚的作家,他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对小说的语言和文体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曾出版《问答录精选》《期待回答的声音》《忧愤的归途》《周末对话》《生命的呼吸》《精神的思绺》《自选集·葡萄园畅谈录》《自选集·融入野地》《时代:阅读与仿制》等论文集,2010年3月至6月,他受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的邀请,做客文学院“小说坊”,讲授了八讲关于创作的感悟和理论,后由三联书店以《小说坊八讲》为名结集出版。他认为:“在文学写作中,一时一刻都离不开语言,什么时候都绕不开语言;夸张一点说,语言在许多时候简直可以看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语言差不多就是一切,一切都包含在语言中。”15在他看来,语言不是附加在文学创作的外表装饰,它位居文学创作的本质和核心部分,作家就是用语言来进行思考的。正是在这样的语言观念影响下,张炜的小说语言形成了质朴、生动、有诗意、句式繁复,逻辑性强的特点和风格。在《独药师》中,上述特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句式变短,叙述语增多,对话语减少,胶辽官话和“东区东莱片”方言16减少,书面语特别是文言动词增多,形成了简约、典雅、凝练、传神的特点,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举例分析了。除了语言之外,张炜还特别重视小说文体。在以往的创作过程中,张炜在长篇小说文体上的不断实验和创新,如《古船》的“家族体”,《刺猬歌》的“寓言体”,《九月寓言》的“神话体”,《你在高原》的“主线串珠”体等。《独药师》与以往的创作又有了新的变化,它采用了“新编年体”的文体形式。小说的主体由两部分组成,从楔子到缀章中间共十五章;从343页到382页为“管家手记”。后者以编年体的体例,以季府管家肖耘雨的视角,记录了从“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徐竟为总理引见保镖金水。中山甚喜,嘱其随徐竟回国务必谨慎,望半岛一行诸事顺遂”17始,至“1912年8月21日早8时,中山先生乘安平号驶进烟台港,大批民众涌至,场面甚热闹。烟台同盟会举行欢迎会。隔日巡视季府酿酒公司,观地下酒窖。此乃季府百年铭记之盛事。中山先生与季昨非长谈,询问老友季践,忆南洋岁月,感慨万端。谈及徐竟,中山先生泪不能禁”18止,发生在季府及其相关的人与事,并与小说的十五章内容呼应契合,历史叙事与养生秘辛相交融,正史与野史相配合,季昨非第一人称的叙述文本与管家的编年文本相得益彰,给人以真实可信又灵活有度、丰满摇曳的阅读感受。正如张炜所言:“在我所有小说里,它最贴近历史的原貌和真实。”19
与张炜相比,赵德发在《人类世》中的变化似乎要大许多。赵德发最初是以“乡土作家”“农民作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缱绻与决绝》(2012年)、《君子梦》(2014年)、《青烟或白雾》(2002年)“农民三部曲”,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农村生活的角角落落,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悲欢离合、不息追求和苦难命运,其目的是“为中国农民立传”20。赵德发又推出以《双手合十》(2013年)、《乾道坤道》(2012年)为代表的“宗教系列”,分别从当代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视角来观照现实的世俗生活,“前者以佛教‘戒律和‘前世来生为参照,展现佛门弟子及其门外众生的欲望和修行;后者以道教‘成仙和‘现世重生为旨归,展现道门中人及其门外众生的神圣和世俗。”21在《人类世》中,作者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其中涉及多个学科和相关的知识,譬如地质学、自然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人类社会学、生态学、生态文学、哲学等,如果说《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传达了佛教和道教的哲学理念,《人类世》则尝试探求儒释道与基督教诸教文明共生的哲学诉求,如小说中海晏市的三教寺,就表达了三教合一的思路,“三教教主如果不计较谁先谁后,在三教寺内随缘就座,也会心心相印的。这个心,是向善之心,仁爱之心,慈悲之心。良心,良知,应是三教的最大公约数。”22并希望“取儒釋道三家精华,在三教寺酿一缸酒”“让东西方来客尽情品尝”23。除此之外,作者还对基督教的哲学有所涉及,如“立虹为记”、“参孙”和孙参在真真的启悟下,对基督教由装模作样的利用到心灵的皈依等。我们可以说,赵德发已经呈现出从乡土作家到宗教写作再到学者型作家的蜕变的趋势。
当然,作为当代文坛的“鲁军”的两元大将,与张炜和赵德发以往的作品相比,这两部小说还有“不变”的元素。首先,它们都呈现出齐鲁文化的地域特色,更为确切地说,应为胶东半岛的地域文化。《独药师》不但直接点明了故事的发生地为胶东半岛的登州(蓬莱),而且表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如人们的生活习俗、胶东民居、花草植物(芍药、木槿、梧桐、无花果、曼陀罗)等,而赵德发笔下的海晏市则也表现出当下胶东半岛沿海城市的特点,如海晏的山、海、寺庙、垃圾村以及人们急功近利的心态等。甚为有趣的是,两部作品的“不变”中也构成了“互文性”,前者描写的是百年前的胶东文化,后者为百年后的胶东文化,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出胶东文化的百年变迁。同时,二人在創作风格上,也依然保持了各自的特点。张炜依然用他那只充满诗性的笔进行创作,作品中随处可见优美、灵动、优雅而又活灵活现的语言;赵德发依然秉承了朴实、厚重的语言风格,但又在其中呈现出诗性之美,如第十七章“磨盘”,这又与张炜构成了某种程度的“互文性”。最后,他们二人也都负载了鲁军作家“为人生”“贴近时代和现实”“坚守传统道德”的责任担当。两部作品尽管表现的时代不同,叙述的故事不同,塑造的人物不同,但其中贯穿的儒家文化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却没有改变,《独药师》表面上讲的是“出世”的养生与“入世”的革命,本质上思考的是中国民族、国家和文化的现代性的问题,《人类世》更是直面当下的现实,忧患人类的未来。因此,通过阅读,笔者发现在“变”与“不变”方面,《独药师》与《人类世》构成了共时性的互文关系。
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一个新织体。”24巴赫金也说:“在接近自己对象的所有道路上,所有方向上,言语总得遇上他人的言语,而且不能不与之产生紧张而积极的相互作用。”25他们都是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视野去强调不同文本之间广泛的互文性,笔者认为,如前文所述,研究互文性的前提必须是文本间具有的“构成互文的‘基点”(克里斯蒂娃语)。因此,本文在对《独药师》和《人类世》阅读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虚与实”“先与后”“变与不变”的视角解读二者的“互文性”的阅读札记,确切与否尚待评判。■
【注释】
①②③④1718张炜:《毒药师》,2、4、8、5-6、343、3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⑤张艳梅:《警钟为何长鸣——关于赵德发长篇小说〈人类世〉的研讨》,载《百家评论》2016年第6期。
⑥在叙事学理论中,隐喻叙事指叙述语言沿着“替换”的垂直轴线移动,通过某些象征和意象,调动接受者的想象,并扩展其想象的幅度,引导接受者去猜测、找寻隐藏在“替换物”背后的深意。在《独药师》中“延长个体生命”的“养生术”的“替换物”应为“延长和生发现代民族和国家生命”的“革命”。
⑦人类中心主义是指把人类视为自然的中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终极标准,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一切行为的最高目标。如康德提出的“人就是目的本身”的命题。
⑧⑨2223赵德发:《人类世》,6-7、10、208、20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⑩保罗·克鲁岑意识到自18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开始至今的二百余年中,人类成为环境变化的重要力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地质学因素,他认为人类已不再处于地质学概念中的全新世了,已经到了“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的新阶段。他提出了一个与更新世、全新世并列的地质学新纪元——“人类世”。正如赵德发本人在其长篇小说《人类世》后记中说:“自从发生了工业革命,人类成为重要的地质力量。过去,改变地球形态的力量是风,是水,是地震,是板块运动,是人畜肌肉。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意志与机器的力量便起了主导作用。地球存在的46亿年,如果换算成一年,我们就会看到,在除夕前的将近两秒钟,也就是工业革命后的二百来年,地球突然变得面目全非。所以,有的科学家建议修订地质年代表,用‘人类世来标记这个时代。”
11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也不乏以对自然的赞美、田园生活的向往、恬然文人情趣的留恋为主题的作品,甚至由此引发对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反思,如沈从文、废名、周作人的相关作品,但他们仍然以人和人类为中心,把自然仅仅视为抒发人的内心体悟和情绪感受的对应物和象征体,所表现的内涵不过是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化,缺乏生态整体观和生态平等观。因此,笔者不同意将上述作品归为早期的生态文学范畴。
12张炜:《在半岛上游走》,126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13张中锋、孙世军:《张炜创作中的托尔斯泰“痕迹”》,载《殷都学刊》2004年第1期。张炜本人也曾在《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谈本人对托尔斯泰的理解以及托尔斯泰对自己的影响。
14张炜、朱又可:《行者的迷宫》,73页,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15张炜:《第一讲:语言》,见《小说坊八讲》,4页,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16李荣参考古代清声母入声字和次浊声母入声字在今天各地的分化规律,将山东各地方言划归三个不同的官话区: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张炜家乡的龙口方言就属于胶辽官话的范畴。钱曾怡在《山东方言研究》中又根据各地方言的特点,将山东方言分为两个区域:东区和西区。其中,东区又分成东莱片和东淮片;西区分成西鲁片和西齐片。张炜小说创作使用的龙口方言隶属于东区东莱片。
19张炜:《我所有的作品 这一部最贴近历史和真实》,载《山西晚报》2016年6月28日。
20赵德发:《写作是一种修行:赵德发访谈录》,23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21丛新强:《“人类中心主义”的转换与超越——论赵德发的长篇新作〈人类世〉》,载《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
24王一川:《语言乌托邦—— 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25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5[俄]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见《巴赫金全集》第三卷,5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刘东方,青岛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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