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每个诗人都能在一件艺术作品中赋予这些真实事物的存在以必不可少的真实感。诗人也有可能使这些真实事物变得不真实。
———约瑟夫·布罗茨基
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简直可以肯定他们会希望自己生活在那时而不是现在。
———以赛亚·柏林《现实感》
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作者”的面具要最终揭下，做一个作家就是要担当起一种角色，不管是否尊崇习俗，他都不可逃避地要对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负责。然而在诗歌活动化、媒介化成为常态的今天，在诗歌写作人口以及分行的文字产量难以计数的今天，诗人如何写作现实和提升现实感，如何维持写作的精神难度仍然是不无紧迫的命题。
一
我们越来越迫不及待地谈论和评骘此刻世界正在发生的、诗人们急急忙忙赶往现实的俗世绘。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疲倦于谈论诗歌与现实的复杂关系。由此，我们读到的越来越多的是“确定性诗歌”，诗人的头脑、感受方式以及诗歌身段长得如此相像，诗歌写作者们又如此自以为是。蹭热度的诗、媚俗的诗、装扮的詩、光滑的诗、油腻的诗、小聪明的诗以及扣税段子的诗在经济观光带和社会调色板上涂抹得到处都是，时下真正缺失的是具有重要性和发现性的诗作。这既是诗人个人原因，也是整个诗歌生态和积习使然。一个诗人不能成为自我迷恋的巨婴，不能成为写作童年期摇篮的嗜睡症患者，也不能成为社会主题伦理带上的虚假歌唱者。无论诗歌是作为一种个人的遣兴或“纯诗”层面的修辞练习还是诗人试图做一个时代的介入者和思想载力的承担者，我始终相信一个好诗人必须具备语言能力和思想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二〇一七年八月到二〇一八年八月，一年的时间我暂住在北京南城胡同区的琉璃巷。每天上下班我都会经过南柳巷的林海音（一九一八～二〇〇一）故居（晋江会馆旧址），院内的三棵古槐延伸、蔓延到了墙外。偶尔我也会闪现出一个念头，历史和现实几乎是并置在一起的，甚至有时候面对一个事物我们很难区分它到底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而胡同附近就是大栅栏，在翻新的街道以及人流熙攘的商业街上我看到鲁迅当年喝茶、小酌、聊天的青砖小楼青云阁（蔡锷在此结识了小凤仙）。以暂住地为中心，我惊奇地发现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之久的鲁迅几乎就在当下和身边———菜市口附近的绍兴会馆、虎坊桥附近的东方饭店、西单教育街一号的民国教育部旧址、赵登禹路八号北京三十五中院内的周氏兄弟旧址……每天在中国作协上下班，我都会与一楼大厅的鲁迅的铜像擦肩而过。几十年之后，先生仍手指夹着香烟于烟雾中端详着我们以及当下这个时代。毫无疑问，每一个重要作家都会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精神肖像，“多少年来，鲁迅这张脸是一简约的符号、明快的象征，如他大量的警句，格外宜于被观看、被引用、被铭记。这张脸给刻成木刻，做成浮雕，画成漫画、宣传画，或以随便什么简陋的方式翻印了再翻印，出现在随便什么媒介、场合、时代，均属独一无二，都有他那股风神在，经得起变形，经得起看。”（陈丹青《笑谈大先生》）
鲁迅是时代的守夜人，是黑夜中孤独的思想者，但鲁迅留下的远不止于此。他留下的是一本黑暗传，“我有过生活吗？伤感的提问/像一缕烟，凝固在咖啡馆的午后。/外面是无风、和煦的春天，邻座/几个女人娇慵的语气像浮在水盆的樱桃，/她们最适合施蛰存的胃口了，/他那枝颓唐的笔，热衷于挑开/半敞的胸衣，变成撩拨乳房的羽毛。//为什么这些人都过得比我快乐？/宁愿将整个国家变成租界，用来/抵销对海上游弋的舰队的恐惧;/宁愿捐出一笔钱，将殉难者/铸成一座雕像，远远地绕道而行。/文字是他们互赠的花园，据说/捎带了对我大病一场的同情。”（朱朱《伤感的提问———鲁迅，一九三五年》）
很多时候，无论是在夜晚的家里或者出行的寓旅，我往往会带上一本历史书、小说或社会学方面非虚构的书。究其缘由，也许是有些时刻我厌倦了诗歌，也许是其他的文学样式能够补充诗人的能力和眼界的不足。我想到当时阅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时的感受，并不是因为作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是说这部作品确实在一个时刻打动到了我，“第一夜我做了个静止的梦。我梦见，我是纯粹的看，纯粹的视觉，既没有躯体也没有名字。我高高固定在谷地上方，戳在某个不明确的点上，从那里我看到了一切或者几乎是一切。我在看中活动，可我仍留在原地。这多半是我所看的世界在迁就我，听令于我，当我看它的时候，它一会儿离我近点，一会儿离我远点，这样我就能一下子看到一切，或者只看到它们那些最微小的细节”“我在做梦，我觉得时间走得没有尽头。没有‘以前，也没有‘以后，我也不期待任何新鲜事物，因为我既不能得到它，也不能失去它。夜永远不会结束。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甚至时间也不会改变我看到的东西。我看着，我既不会认识任何新的事物，也不会忘记我见到过的一切”。这种特殊的存在状态、精神视域以及极其不可解的怪异的时间氛围都让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诗性”———不是真实的但如此不可或缺。我想，任何作家以及诗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来处理什么样的题材，他们永远面对的就是时间、命运和自我。
社会公共空间和个人生活所形成的现实景观给每一个时代的诗人都提供了常说常新的话题。那么，诗人该如何站在现实的面前或背后？一首诗歌的个体主体性、私人生活和广阔而深邃的时代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即使是灾难、疫病等非常时期，诗人的社会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并不是主次关系，而是平行关系，二者具有同等重要性。而曾经的教训则是整个社会文化界在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诗人的及物性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语言、技艺和修辞的同等重要性。
说不出的快乐浮现在它们那
人类的面孔上。这些似鸟
而不是鸟的生物，浑身漆黑
与黑暗结合，似永不开花的种籽
似无望解脱的精灵
盲目，凶残，被意志引导
以上诗句出自西川当年的代表作《夕光中的蝙蝠》。
这只漆黑、怪异、丑陋、恐怖、盲目、凶残、不祥的“蝙蝠”再一次倒挂在人们面前。
西川诗中的“蝙蝠”让我想到了画家戈雅的《产生妖怪的理性之梦》。人类的诸多疾病往往与动物有关，“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总会有不祥和恐惧时刻的到来，而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诗人都必须接受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挑战。
“现实”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结构，这无形之中会在诗人那里形成“影响的焦虑”。与此同时，它也会打开诗人的眼界进而拓展诗歌多样化的应对方式。无论是从个人日常生活境遇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视界而言，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的梦呓者。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诗歌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是有效的，我们需要的是有效写作以及能够穿越时间抵达未来读者的历史之作。但是，在特殊的时刻和节骨眼上，如果诗人不写作的话，那么他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担当和效力，尤其是严峻时刻和非常时期对诗人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要求。与此同时，诗人的社会承担必须是以真诚、诗性、语言和修辞的承担为首要前提，即所謂的“诗性正义”。反之，诗人很容易因为本末倒置、舍本逐末而沦为哈罗德·布鲁姆所批评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的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
二
无论是日常时刻还是非常时期，“诗与真”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无疑，在今天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谈诗歌之‘真，肯定不是指本质主义、整体主义意义上的逻各斯‘真理，亦非反映论意义上的本事的‘真实性。而是指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之真切，以及强大的语言修辞能力所带来的深度的‘可信感。”（陈超《诗与真新论·自序》）质言之，诗人既是社会公民又是语言公民，前者不可或缺，后者同等重要，因为只有始终保持语言公民的标准和底线才能使得“诗歌首先是诗歌”，然后才是诗歌承载的其他功能。无论是个人元素，还是自然元素以及现实元素，它们最终都要转换为诗歌中的精神元素。这是对写作者精神视域和语言意识的双重验证，物之表象应该是与心象连缀在一切的，“物，即诗学。我们的灵魂是及物的，需要有一个物来做它的直接宾语。问题之关键在于一种最为庄严的关系———不是具有它，而是成为它。人们在物我之间是漫不经心的，而艺术家则直接逼近这种物态。”（蓬热《物，即诗学》）因此，诗歌是共时体结构的“语言山河”“家国想象”以及“精神指证”。
艾略特曾经将诗歌的声音归为三类：诗人对自己说话或者不针对其他人的说话，诗人对听众说话，用假托的声音或借助戏剧性人物说话。显然，这些声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同时出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声音会压过其他声音而成为主导性的声源。无论是个人之诗和日常生活之诗，还是回应整体性历史命题和时代要求的大诗甚至现代史诗，都必须在诗歌本体自律性内部进行和最终完成。
诗歌起码不是（不全是）道德栅栏的产物。米沃什在谈论波兰诗歌的现实题材时强调“它是个人和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生的地方，这意味着使整个社群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一位诗人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人的方式受触动。如此一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废墟与诗歌》）对于诗歌写作而言，现实必须内化于语言和诗性。从长远的整体性历史维度来看一个时代也只是一瞬，但这一瞬却与每个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着极其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吉奥乔·阿甘本）如果一个时代的诗人没有对显豁的时代命题以及现实巨变做出及时、有力和有效的精神呼应和美学发现，很难想象这个时代的诗歌是什么样的发展状态。从精神世界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诗歌形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和诗学传统。
诗人应该将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转换为诗歌中的个人时间、容留经验和开放式的“精神现实”，而非对热点事件、新闻话题和现实生活的表层仿写和新闻套写，“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米沃什《诗的见证》）。这不再只是个体时间，而是整体性的现实时间以及历史时间，由此个人经验上升为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质言之，诗歌必须具有能廓清当下的精神能见度。写作者不能再单纯依赖的生活经验，因为不仅生活经验有一天会枯竭，而且生活经验自身已经变得不再可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有些方面，比如精神生活有时候会具有一种历史结构。这一结构不仅指向了过去时，也指向了当下甚至未来。尤其是日常化、生活化的诗人所付出的努力不只是语言观和诗学态度的，还必须以个体的生命意志完成对日常生活的命名，应该关注于“精神成人”与现实的及物性关联，倾心于对噬心命题的持续发现。
诗人不是镜像描摹式的观察者，也不能沦为事事表态的社会报告。诗歌对应于深层的精神生活，诗人需要借助现实乃至幻象完成对深层经验和内在动因的剖析，这是个人前提的诗歌事件，是精神现象学的还原。诗人还必须对“现实”自身进行检视，因为“现实”并非不言自明之物。个体对生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甚至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现实”会有诸多的附加意义。也就是说，具体到当代“现实”的语境和整体意识、文化情势，诗人所面对的日常现实和修辞的语言中现实都具有难度。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命运感，这种写作方式在更深的语言、精神甚至生活方式层面印证了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文学作为生活方式”。这也是对诗人和生活真正意义上的维护。与此同时，在象征的层面日常生活又是一个奇异无比的场域，甚至与人之间存在着出乎意料的关系。而真实性和客观性如果建立于日常生活的话，日常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以及认识就变得愈益重要了。
任何时代的诗人完成的不只是个体写作，更是公民写作。也就是作为写作者来说，这不仅是现实正义和社会良知，而且是诗性正义、语言担当和修辞的求真意志，“诗人尊重语言的民主，并以他们声音的音高或他们题材的普通性来显示他们随时会支持那些怀疑诗歌拥有任何特殊地位的人，事实是，诗歌有其自身的现实，无论诗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让会、道德、政治和历史现实的矫正压力，最终都要忠实于艺术活动的要求和承诺。”（谢默斯·希尼：《舌头的管辖》）这包括写作者的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现实和历史是相通的，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现实经验应该是能够打通历史记忆和时代内核。从来都不存在封闭的“纯诗”，当然也不能以“现实主义”来规范所有的诗歌写作者。
我们还必须意识到诗歌只是一种特殊的“替代性现实”。即使只是谈论“现实”，我们也最终会发现每个人谈论的“现实”却并不相同。“现实”是多层次、多向度、多褶皱的，正如陈超所吁求的那样“多褶皱的现实，吁求多褶皱的文本。”在日常经验泛滥的整体情势下“现实”是最不可靠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诗人在语言世界重建差异性和个人化的“现实感”和“精神事实”。
三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远在深圳的谢湘南给我寄来他的新书《深圳时间：一个深圳诗人的成长轨迹》。作者简介又再一次让我目睹了一个社会人和诗人的并不轻松的现实境遇———“谢湘南，一九七四年出生于湖南乡村。插秧种菜、养猪养鱼养牛都曾涉猎。一九九三年抵达深圳打工并开始写诗，辗转于珠三角，往返于湖南、广东之间。在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三年间，先后做过工地小工、玩具厂装配工、五金电镀厂搬运工、纸厂装配工、电子厂机床工、图书馆保安、人事助理、女性用品推销员等十余种工作。”除了诗歌，该书的一些摄影作品我也很感兴趣，这种最为直观和真切的方式再现甚至还原了一个时代的生存场景———
一九九六年，住在深圳铁皮工棚里的劳务工起床梳头……
一九九六年，深圳女工上班前要在宿舍楼下放一只水桶。工厂管理员将其盛满，这便是她们一天的生活用水……
一九九八年，几位劳务工挥舞铁锤正在拆迁房屋……
二〇〇四年，墙体上喷涂了密密麻麻的办假证件的手机号码……
时下很多的诗歌文本并没有提供给我们认识自我以及社会现实的能见度。尽管美国人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江城》《奇石》等非虚构文本提供了认识中国的另外一个途径，但是作为一个“文化旁观者”，海斯勒还是缺乏更为真切和深入的审视。庚子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甚至超出了我们对庞大现实的想象极限。今天的诗歌越来越强化的正是“个体”和“碎片”，即使涉及现实和社会话题也更多是充满了伦理化的怨气和不满或者是浮泛的虚空的赞颂，而能够具有总体性的对时代命题做出回应同时又兼具了美学难度和精神难度的诗作却极其罕见了。与此相应的则是“日常经验”的泛滥，“个人”“生活”“经验”“情感”“欲望”“趣味”被平庸化的反复咀嚼，尤其是一些知识化、纯诗化和不及物写作的倾向更是加重了此类诗歌的失衡。这印证了写作经验和现实经验双重匮乏的时代已然来临。下面这段话对于诗人理解和把握“现实”来说更具有启示意义———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把灵魂展示出来的创作品格，在诗坛上渐渐成长为一种全新的“现实”。我们无须全方位处理和“理解”接受者可能的语境，我们首先需要打捞真实的自己。以生命本体内的体验和感悟来把握生存世界，最终就会出现一个被理解的“现实”。在此，“少就是多”。
———陈超《现代诗：个体生命朝向生存的瞬间展开》
约翰·霍洛韦尔说“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去了”（《非虚构小说的写作》，而二〇一三年出版的热度无两的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就用大量堆积的新闻化现实证实了作家的想象力已经低于新闻中的现实复杂性。平心而论，余华备受诟病的小说《第七天》的开头部分还是具有强烈的现实荒诞感和超现实色彩的，只可惜这种叙事方式很快被各种社会新闻给掩盖和冲淡了，“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短短的开头充满悬念，真实和虚幻，死亡与现实都白日梦式的扭结缠绕在一起。浓雾和大雪也呈现了城市化时代真正的精神底色。这个城市空间里的“游荡者”不禁让人想到当年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新闻化写作在小说和诗歌中大行其道。
在整体性认知结构缺失的情势下，诗歌的命名、发现和生成都变得艰难异常。经验变得如此同质而扁平，而只有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基础上的想象力、超验和求真意志才能够弥补这种“现实经验”的先天不足。现实经验对个体来说显然具有差异性，甚至近年来“苦痛经验”已经成为媒体和报端高频震动的“大词”，而从个体命运来说这种写作我们除了在美学上予以衡量之外还必然牵涉到文学社会学和道德关怀的因素。因为当你站在一个充满了苦痛经验的人的旁边，你必然会生发出一种特殊的感受，当然这不单单是同情，而且是感同身受。由此，我想到了第二届桂冠工人诗人奖颁给安徽“矿工诗人”老井的授奖词：“有着三十多年井下劳作经验的老井，是一个大地深处的体验者、地下事务的经办者，一个跟煤炭、矿车、巷道、硬镐、瓦斯、黑暗、亡灵等一切地下事物展开对话的人，一个连哲人海德格尔也不曾想到的，充满劳绩，却又诗性地栖居在大地之下的矿工诗人。多年来他的诗歌就是在神秘而危险的煤矿世界中不断向下深挖，致力于向我们揭示它那不可褫奪的丰富性。他深知这不仅是他写作的题材，也是其写作的意义、个性与根基所在。他的诗歌让地下一切沉默的事物有了悲悯、朴素的嗓音，让矿工的人生经验有了真正诗意的表达。”我对老井以及他的诗并不陌生，老井在与我微信聊天时谈到他日常经验中令人惊悸不已的部分，“工作时间长，收入低，制度紧，压力大……下了几十年井，人都下傻了，下废了。”
当更多的诗人包括作家都热衷于非虚构性的抒写“现实”的时候，我不能不怀着相当矛盾的心理来看待日常现实以及文本中修辞化的现实。质言之，诗歌和现实之间在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互动呢？
诗人似乎都对“非虚构”给予了厚望，书写“现实”成为写作的驱动力。写作者们忙着怀旧、忙着批判不是坏事，但是却成了随口说出的家常便饭，甚至一部分作品带有过度地“消费苦难”“消费现实”“消费底层”的伦理化和功利化的取向。相反，我们缺乏的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废弃的家园的荨麻。/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尝试赞美残缺的世界，需要更大的勇气！而从诗人与生活的隐喻层面来看，诗人就是那个黄昏和异乡的养蜂人，他尝到了花蜜的甜饴也要承担沉重黑暗的风箱以及时时被蜇伤的危险。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应答，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这纷至沓来的关于“现实”的表述实则表征了更为自觉、内化和独立的态度。
四
诗人能够对平常无奇甚至琐碎的日常状态、物体细节、生活褶皱以及命运渊薮予以发现无疑更具有难度。
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中最值得强调的是现实感。
对于真正具有现实感的诗人来说，他能够在对切近之物、遥远之物以及冥想之物和未知之物的观照中打开隐秘不察的幽暗细部和被遮蔽的那一部分，来自现实的象征和命运感比毫无凭依的语言炫技和精神冥想更为具体和可信。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现实感”如今也遭受到了巨大挑战，“人们有时候会逐渐讨厌起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加分辨地热爱和仰慕一段往昔的岁月。如果他们能够选择，简直可以肯定他们会希望自己生活在那时而不是现在———而且，下一步他们就会想办法往自己生活里引入来自那已被理想化了的过去的某些习惯和做法，并批评今不如昔，和过去相比退步了———这时，我们往往指责这些人是怀古的‘逃避主义，患了浪漫的好古癖，缺乏现实态度;我们把他们的那些努力斥为妄图‘倒转时钟‘无视历史的力量，或‘悍然不顾事实，最多不过是令人同情、幼稚和可怜，往坏里说则是‘倒退‘碍事、无头脑地‘狂热，而且，虽然最后注定会失败，还是会对当前和将来的进步造成无谓的阻碍”（《现实感》）。
在具有现实感的文本那里，我喜欢的正是这种颗粒般的阻塞以及毛茸茸的散发着热力的生命质感和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这是暗影和光芒的并置，这是火焰也是灰烬。这是凝视静观的过程，也是当下和回溯交织的精神拉抻。这些从最日常的现实场景出发的诗携带的却是穿过针尖的精神膂力和持久的情感载力。而任何人所看到的现实和世界都是局部的、有限的甚至是主观的，而诗人正是由此境遇出发具有对陌生、不可见和隐秘之物进行观照的少数精敏群体。社会的戏剧都在诗人的指认中停顿、延时、放缓和放大。这种选取和指认的过程也并非是完全客观的，也必然加入了诗人的选择和主观性。诗歌是对现实的敞开与澄明，这需要生命和精神的透视。
诗人还必须对“现实”自身以及现实态度进行检视。质言之，具备现实感的诗人所付出的努力不只是语言观和诗学态度的，还必须以个体的生命意志完成对现实的命名。这种写作一直强调诗歌对当代经验的关注和处理能力，一直关注于“精神成人”与现实的及物性关联，一直倾心于对噬心命题的持续发现。而这样向度的诗歌写作就不能不具有巨大的难度，即精神的难度、修辞的难度、语言的难度以及个人化现实想象力的难度。
此时代新闻化、临屏化的现实景观已经对诗人极其写作提出了更大、更多的挑战，而就写作来说“现实”无疑是被“生产”或“修辞”出来的。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说“并非每个诗人都能在一件艺术作品中赋予这些真实事物的存在以必不可少的真实感。诗人也有可能使这些真实事物变得不真实”。
由此，我们不得不谈论下现实的差异性。
现实不是一体化的，而是分叉的、分层的，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至于个体对现实场域的理解更是歧义纷生、莫衷一是。在一部分诗人那里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公共化和新闻化的现实。尤其是随着移动新媒体对日常生活和写作者感受世界的方式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实更多是新闻化的、数字化的，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了选择性、主观性、事件性以及虚拟和修辞化的成分。加速度的时代每个人都骑着一个木马，自以为时时向前却是原地打转。人们一次次呼唤着“远方”和“诗意”，却更多的时候在室内戴着VR头盔在虚拟世界跋涉和探险。每当地铁、车站以及广场上看到那么多人（包括我自己）像热恋似的捧着手机，两眼深情、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忙着刷屏、点赞而乐此不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几年前的一个手机广告。该广告引用了诗人惠特曼的诗句“人类历史的伟大戏剧仍在继续/而你可以奉献一段诗篇”。而我更为关注的是这款手机广告中删掉的惠特曼同一首诗中更重要和关键的诗句，“毫无信仰的人群川流不息/繁华的城市却充斥着愚昧”。
茫茫人海和城市滚沸的车流中，人们真的那么需要诗歌吗？诗歌仍然是小众和边缘的，可为什么有人仍杞人忧天？楼盘广告已经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变得如此烂俗，利益驱动和物欲渴求则一次次给人们打满了鸡血。当移动自媒体与我们的日常现实时时发生交互，诗人群体显然是受益者，诗歌的微信平台为写作者和读者提供了时时互动的空间，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微信空间诗人们在干什么呢？看到他们出行路上拍的风景照，房间里的自拍照，看到他们对生活的不满和牢骚，看到他们虚假地在大自然中浮夸地感叹。而庞大无形的“现实”已经被极度窄化了，还有很多日常、莫名或难解的“现实”处于施恩的视野之外。诗歌应该能够提高我们的精神能见度，但是很多诗人并不具备这一能力。
现实和经由媒介和文学所构成的虚拟的超现实和仿真世界已经真实不虚地和我们每一个发生关系。甚至拟像已经成为了不可撼动且影响日甚的文化资本和图腾式的崇拜，看看每个人时刻盯着的手机屏幕就说明一切了。当新闻化和媒体化的现实进入到诗歌中的时候，诗人的视野和诗歌的开放程度尤其是对象现实的介入变得愈益明显，诗歌对公众生活的参与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也是很多诗人都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文本，即经由文本所呈现和累积的时代现实和真相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日常现实和想象的、修辞化的现实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诗歌只能成为新闻甚至不如新闻的拟真实的等而下之的产物。在眼球经济、媒体文化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媒体精神与政治文化之間博弈的公共空间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诗歌写作远远滞后于现实场域。尽管我们每天都能够制造出众多看起来与现实接近的很像现实的“拟象”类的作品，尤其是影视平台和所谓的非虚构性的新闻传媒充当了“拟象”功能的重要手段。我将这种平面、浮泛甚至虚构的“现实”题材的写作称为“仿真性写作”。在一个新闻化炸裂的现实生活面前我们该如何发现“现实”已经变得愈益艰难。现实也已成为数字化时代程序化的一部分。
必须注意，新闻化的现实规约了个体的体验面积和接受方式，这也最终导致了一个经验贫乏的写作时代。这种经验贫乏不仅指向了个体的现实经验，而且指涉写作的历史累积成的“修辞经验”。各种来路的声色显示了世界如此的不同以及个体体验的差异性，经验是分层且差异巨大的，但是问题恰恰是这种体验的差异性、日常经验以及写作经验在当下时代已经变得空前贫乏。这一时代的诗人更愿意充当一个观光客，充当闹哄哄的自拍和“采风团”的一员。而在此境遇下还能安心写诗且有所得有所为者，则必须是具备了特殊“视力”“听觉”和感受力的精敏之人。
五
“此刻世界上多少阁楼和非阁楼里”这句诗出自佩索阿。而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一个写作者的精神现实、内在现实，“今天我很迷惑，像一个好奇了、发现了、忘记了的人。/今天我被两种忠实撕扯，/一个是对街对面烟草店的外在现实，/一个是对万物皆梦的我的感觉的内在现实。”（《烟草店》）佩索阿是在他的时代不为人知的诗人，现实中极其孤独、局促、不安，而在写作中则成了一个精神世界无所不能、特立独行的语言超人。我这样说想强调的是我们在各种报刊以及电子阅读平台上读到的诗人，其中不乏在这个时代已经成名的诗人，但是我们也必须相信一种可能，仍有很多安静的独立的真正诗人的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与其在现实和文字中相遇、相识、相知。
是的，在庞大而细微、熟悉而陌生的现实场域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深切而隐忍的具备敏锐洞察力和幽微感受力的写作者，需要的是真诚而近乎执拗的、抗辩的当代经验和精神气质突出的写作者。而真实性和客观性如果建立于日常侠士的话，日常现实本身的丰富性以及认识就变得愈益重要了。有时候诗人的现实会融入一定的超验和想象，这样的诗歌就能够超越个人经验而带有历史经验。
在西方一些汉学家看来，中国的很多诗人和作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写作“现实”，这一印象可能并不一定准确，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现实”和“书写”同时都在更新的事实以及困境。诗人急迫地想通过诗歌对现实表态，表达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诸多疑虑甚至不满。诗人在涉及到正在发生的“当下”的时候并不是游刃有余，相反我看到的倒是力不从心甚至有些捉襟见肘般的窘迫。尽管诗歌文本中不断出现我们熟悉的各种“现实”，但是显得如此平面、肤浅、苍白、单调、粗疏，而“精神现实”和修辞化的现实却极为缺乏。诗人们太希望和太急于处理“现实”了，面对现实情势一部分诗人成为了赞颂者，另一部分诗人则成为了怀疑论者或犬儒分子。更多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关注本文自身，而恰恰是文本之外的身份、阶层、现实经验和大众的阅读驱动机制以及消费驱动、鼠标伦理、眼睛经济、粉丝崇拜、搜奇猎怪、新闻效应、舆论法则、处世哲学、伦理道德、“发表伦理”等在时时发挥效力。北岛说过：“某些作家和学者不再引导读者，而是不断降低写作标准，以迎合更多的读者。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导致我们文化（包括娱乐文化在内）不断粗鄙化、泡沫化。在我看来，‘粉丝现象基本上相当于小邪教，充满煽动与蛊惑色彩。教主（作者）骗钱骗色，教徒（粉丝）得到不同程度的自我心理安慰。”（《三个层面看生活与伟大作品之间“古老的敌意”》）
当下中国写作现实的作品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且多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诗人们也同样倾心于现实，倾向于新闻化的焦点社会事件，而最关键的是他们的写作因为缺乏耐心和想象力不幸地成为了对生活和现实低劣、表层和庸俗化的仿写。现实经验和文学经验一样地贫乏。
悖论在于，一个全面超越作家想象力的新媒体和寓言化时代，任何企图密切接近和阐释现实的写作者都必然要遭遇到这种真正的现实力量的巨大挑战。更多的时候诗人充任了像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學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诗人既是“现实公民”———必然会注视现实的苦难，同时也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不能只是抒写现实境遇。很多诗人已经成为“日常诗人”和只对“可见之物”发生的表层诗人，但是诗人除了对日常、真实和现实发出自己的诗歌声音之外也同时应该对更为内隐、高邈、神秘、位置的“不可见之物”保持了持续的倾听姿态。即使是处理“现实”，真正重要的在于诗人的现实感受以及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我在这里所提出的“现实感”“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现实主义”是有着差异的。“现实感”和“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来自于一种共时性的诗人对生存、命运、时间、社会以及历史的综合性的观照和抒写，这种观照方式除了与时代和现实景深具有深度关联之外，也同时延展到过往的历史烟云甚至普世经验的深处。
一根烟囱将喃喃自语
排往天空。
而北边一块废地，突然长满欢快的芹菜———
哦，这每天坚持聆听死亡的绿
这肥沃烟尘养育之物
“雨后，油绿可爱……”
我们紧张对视，提防着背后的
反戈一击。
静默啊，静默。它们持续屏住
呼吸，鼓励
采摘的眼睛和手。
……葬仪结束，小餐馆，它们
如愿拥抱了火：
感谢逝者，我们和春天共同品尝到他
甘脆的勤劳。
———杨章池《春天火葬场》
“现实感”和“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既与当下和现实有关又具有打通时间和历史的能力，既有介入和及物性又有适度的疏离、“有效缝隙”和超拔意志。
就诗歌写作现实而言，经验贬值的时代到来了。
这既涉及到现实经验又关乎写作经验。比如，雷平阳似乎一直在写作“现实”，但他最终呈现出来的文本化现实又与我们熟知的现实不同。是的，雷平阳是这个时代最擅长写作寓言笔记体的诗人，“一直作为枕边书的只有《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真实空间”，“我在自己虚构的王国中生活和写作，大量的现实事件于我而言近似于虚构，是文字的骨灰在天空里纷纷扬扬。采用真实的地名，乃是基于我对‘真实持有无限想象的嗜好。”（雷平阳《乌蒙山记·自序》）雷平阳为现实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寓言，它们迷离惝恍又真切刻骨。这种“拟场景”“寓言化”的文本效果显然要比那些过于胶着于“现实”的写作更具有精神深度、超拔意识以及适度的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感恰恰又是建立于主体对现实和生活的精神介入基础之上的。
六
就写作现实和具备现实感、个人化现实想象力的诗人来说，诗歌的“个人功能”“社会功能”和“内在功能”尤其是语言功能应该是同时抵达的，“诗人作为诗人对本民族只负有间接义务;而对语言则负有直接义务，首先是维护、其次是扩展和改进。在表现别人的感受的同时，他也改变了这种感受，因为他使得人们对它的意识程度提高了”。（艾略特《诗的社会功能》）这最终呈现出来的是语言和精神的双重可能性。关于现实的诗既是揭示和发现的过程，也是坦陈和撕裂的过程，“死亡和胎记以不同的速度在大家的体内生长”（特朗斯特罗姆《黑色的山》）。这既关乎一个人的精神深度又关涉其现实态度和诗歌观念，尤其是一个人对现实和诗歌的理解方式和切入角度的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诗人就是“小题大做”的人。“小”和“大”涉及现实与想象、经验与超验的平衡和转化。在读到美国诗人约翰·海恩斯的《洒掉的牛奶》时我的这个观感再次得到了印证。
每当我看见牛奶洒在桌上，
又一只玻璃杯打翻，
我会想起那些徒劳的奶牛。
多少吨草料被用尽，
多少奶牛的乳房被注满再挤空，
森林一片接一片
砍光了制成纸箱，
成千上万支蜡烛在消融……
一大张洒满牛奶的桌布
铺在全世界的餐桌上，
有个孩子站着
手中拿一块浸透的海绵
说他不是故意的。
诗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化的，而是随时处于变动和调校之中，所以一个写作者以及个人经验与环境、现实之间处于相互刺激、拉伸、消长以及调整的过程。
十年前某个深夜，我在镇雄县安尔村一间D级危房里，吃着泡面听着汪峰，在青春的血涌和强烈节奏感的催动下，一气呵成写就《晚安，镇雄》，我只想表达个人经验，但诗歌无意外露的锋芒对当时的镇雄社会图景、生活风貌甚至是人们的精神现状都作出了强烈批判。后来此诗的影响超出诗歌圈，被无数镇雄人转到百度贴吧或QQ空间里并创下了令人吃惊的传阅度。我想，那么多镇雄人喜欢这首诗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批判气质正好宣泄了人们内心深处蓄积已久的愤懑与不满。如今十年过去了，镇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城市建设、交通卫生，还是人们的精神品质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以致我后来调离镇雄时竟然心生悔意，并心甘情愿为她写下这组《镇雄诗篇》，这或许不是我最好的诗歌，但我希望她能给镇雄五彩斑斓的世界，再添一抹绿色。感谢这些年为镇雄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
———王单单
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过“我们都是时间”，约瑟夫·布罗茨基则强调“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而这一“时间”和“记忆”既指向了个体生命和存在境遇又关乎整体视域下现实、时代以及历史。而需要指明的是在诗歌的美学向度已经极其个人、多元甚至分化的今天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总体性的时代之诗以及既来自时代又超越时代而面向了未来读者的“终极之诗”。今天的诗歌越来越强化的正是“个体”和“碎片”，与此相应的则是“日常经验”的泛滥，而这与正在发生巨变的几百年未曾有的“新时代”极不相称。
“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每一个时代的最初发生都急需新的创造者、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的出现，诗人正是具有综合的视野来整合时代命题和人类境遇的特殊人群。诗人是“时代触角上最敏锐的细胞”（张学梦语），诗人往往在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而复杂的社会深层变化并进而开掘一代人的灵魂悸动和精神轨迹。我们衡量一首诗歌显然是要置放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野中，也就是说一首代表性的文本既具有美学的有效性又具有社会学的重要性。诗人的责任就是去除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惯性，任何已经失效的“过去时”的心態和诗学观念必须予以时时的更新，反之最容易被时代抛弃的正是那些写分行文字的人。除了个人经验的此刻之诗，还应该具有既来自个人和现实又最终能够超越时代的历史之诗和未来之诗，诗歌的读者既是此时代的又应该是面向了未来时间的。诗歌与现实是一种空前复杂的咬合式的互动结构（诗学语言和现实效忠之间的博弈），而非简单的平衡器。
诗人与现实话语、公共空间和当代经验并不是割裂的，优秀的诗人能够将个人视域和现实纹理以及历史褶皱彼此打开、相互激活。诗人沉浸于个人经验和私人生活并不能作为回避现实问题和整体历史情势的借口，因此诗歌中的“公共空间”以及涉及的“现实生活”“当代经验”是需要重新厘清和认识的。具体到写作实践，面对公共空间和当代经验，诗歌既可以是“当下”的回音壁和拳击式的对冲，也可以是面向存在和未来之物的“遥指”。从诗歌的功能来说，诗人予以见证也具有必要性，比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但是那些暂时逸出、疏离了“现实”的诗歌并非不具有重要性。最关键的是诗歌表达的有效性。诗人在现实面前的“转身”“沉默”也是一种“介入”的态度。
七
当我们一再热议诗歌的社会性、及物性、诗人的责任和现实功能时，一定程度上却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自然万有以及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
现实必须内化于语言和诗性。无论是从个人生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而言，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者。尽管“目击道存”非常适合评价当下诗人的写作姿态，现实写作者更不在少数，但是真正将目击现场和时代景观内化于写作的诗人有多少呢？而如何将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现场上升为精神事件，则是作家的道义。
近些年来最重要的诗歌关键词就是社会学批评层面的“介入”，甚至倡导介入和及物已经成为可供操作的方向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萨特所强调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介入”在当下时代又有了强力回响，尽管萨特从语言的特性认为诗歌不适合介入。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以及评价都不能完全避免社会学和伦理化倾向———对诗人在场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对诗歌素材、主题的意识形态化的框定，以及对诗歌为更多人读懂为要义。以上要求有其适用范围和必要性，但是在诗学与社会学的波动和摇摆中，往往是强化了后者而忽视贬抑了前者。由此需要强调诗人处理的公共生活和焦点化现实的前提只能是语言、修辞、技艺和想象力。语言需要刷新，诗歌中的现实也需要刷新。介入、反映或者呈现、表现，都必然涉及主体和相关事物的关系。无论诗人是从阅读、经验和现实出发，还是从冥想、超验和玄学的神秘叩问出发，建立于语言和修辞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的真实性以及层次性才是可供信赖的。当下的很多诗人在涉及现实和当代经验时立刻变得兴奋莫名，但大体忽略了其潜在的危险。
无论是个人现实还是公共生活，都大抵是在一个个空间、地方和区域之间展开。自然风景和时代景观如何与诗人的眼睛和词语发生关联呢？时代景观最终具体落实到城市、乡村、郊区、城乡接合部、工厂、建筑等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建筑和公共空间尤其能够体现时代的伦理和社会实践，即使是那些自然景物“比如树木、石头、水、动物，以及栖居地，都可以被看成是宗教、心理，或者政治比喻中的符号”（W.J.T.米切尔）。这形成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景观和“当代经验”风景学。甚至在特殊的年代公共空间会成为社会与政治的见证，时代通过特殊的空间构成动态或稳定的“景观”。而时代景观以及牵动人们视线和取景角度的动因、机制甚至权力正是需要诗人来发现—当然也包括摄影家、建筑师以及田野考察者和地理勘测者。时代景观（无论是人为景观还是自然风景）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诗人们想象的共同体，尽管个体性格和诗歌风格的差异是明显的。时代景观往往是光明与阴影交叠、圣洁与龃龉的复杂球体，即使是在很多圣地、圣城也并非存在着完备意义上的“神圣风景”。当时代景观和当代经验被写进诗歌中的时候，本应该也是多层次和多向度的，比如中心空间、内空间、外空间、空间的排列、次序等等。而在同一个空间，不同物体和事物的关系更为复杂，即使是一个物体也同时具有了亮面、阴影和过渡带，同时具备了冷暖色调。而多层次和差异性的空间正对应于同样具有差异性的观察者、描绘者以及相应的抒写类型。
我想到雨果的诗句：“我们从来只见事物的一面，/另一面是沉浸在可怕的神秘的黑夜里。/人类受到的是果而不知道什么是因，/所见的一切是短促、徒劳与疾逝”。正是从这种直指“地方”“空间”“景观”的视域出发，一些诗人某种程度上打开了“现实”的多层空间，而一种话语的有效性显然关涉“说什么”和“怎么说”。诗人与现实乃至时代的关系最终只能落实为语言，因为合法性是诗学意义上的，“现实”需要在诗歌文本中第二次降临。这是外在现实内化为“现实感”的过程，而非惯性的社会学伦理学的阅读和指认。即使是同一个生存空间，不同经历的人呈现出来的感受甚至所看见的事物也是不同的。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真实空间”。现实中的挫败与语言的胜利并不是对等的。而无论是赞美还是批判，你都有权利进行完全一意孤行的表达和讲述，但是真正的文学显然比这要求更高。与此相应，不容忽视的一个写作事实是当下有很多诗人所处理和呈现的时代景观却过于表层化、现实化和趋同化了。
诗人的责任不仅在于抒写当下时代之物和日常可见之物，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把已经消逝的和有限易逝性转换成历史性和永恒性。也就是说，诗人更应该具有把可见的现实领域转入不可见的时间领域，在不可见领域中去认识现实的最高秩序的能力。诗人通过现实景观中的视觉引导物来投射出内心情感的潮汐、时代的晴雨表以及身份认同或者身份焦虑。这让人们思考的是现实中的焦虑、分裂、挫败感、道德丧乱、精神离乱和丰富的痛苦与写作之间的内在性关系以及这些精神性的体验是否在文本世界中得以最为充分和完备的体现。社会转捩以及写作语境的变动，改变了语言与世界、诗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写作者来说，词与物的关联发生了倒置，所以写作的无力感、虚弱、尴尬和分裂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词语无力感或语言的危机如何能够被拯救，就成了显豁的写作难题。诗歌既是幽微的心灵世界的复杂呈现，也是时代和社会主潮的揭示。
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每天揭开的是新奇性和不可思议的生活现场。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民生问题的反思。诗歌中的“生态写作”正在深化，尤其是涌现的大量“雾霾诗”都体现了诗人“介入现实”的努力。实际上这是“生活”“现实”必然在诗中的显影和折射———“健身器材的木椅上/坐着两个老人/老到没了性别/眯细着眼睛/暖洋洋/晒着霾中的太阳/霾还很年轻/老人已老了很久/不认识霾/向来，他们听凭太阳/不能直视的太阳和斜太阳/黑太阳/橘子太阳和典狱长太阳/向来/他们眯着眼睛/他们心系太阳/似乎，唯如此/才拥有最后的/一丝光线的尊嚴”（宇向《老且霾》）。
时代景观如此复杂，而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语言化的现实？尤其是在当下“现实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看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才显得如此重要。作为诗人，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所以，写作中所处理的事物和现实并不是外加的，而是作为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的多种方式的对应。
在分层和多样化的时代景观面前，诗人应该具有“刚刚生长出来的耳朵”的能力。即使是在黑夜里，对于那些一闪而过事物的轻微声响，他也能及时监测。在细节甚至更为宏阔的现实面前，诗歌同样应该拓展诗的表现范围，而不是受到现实题材和社会主题的限囿。德里克·沃尔科特在《白鹭》一诗中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即使看起来是“物象”，但实际上却具有更为宽阔的指涉空间和多层次的“诗性正义”。
诗人拓展现实和时代景观的具体方式，就是历史的个人化、空间的景观化、现实的寓言化和主题的细节化。写作者不能再单纯依赖现实经验，因为不仅现实经验有一天会枯竭，而且现实经验自身已经变得不可靠。
一个时代、一个空间的观察者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优异的视力，以凝视的状态“保存细节”。这一细节和个人行动能够在瞬间打通整体性的时代景观以及精神大势。尤其要格外留意那些一闪而逝再也不出现的事物，以便维持细节与个人的及物性关联。
（责任编辑：王倩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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