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所有人都渴求着些什么，那些无所渴求的人则在祈求着继续无所渴求。所以事实上他们也有所渴求。
今天，我乘车去往我们曾经的作家门诊，好为自己开些安眠药。我之所以说是曾经的，是因为有传言说，很快除了那些在战争中致残的作家，其他人都不让进门诊了。现在虽然还放我们进去，但有些不太情愿。而残疾作家如今还有几位在世？几乎一个不剩了。我们的子女已经不让进了，但是妻子还能去看病，想必是害怕拆散家庭。
到底发生了什么？门诊很不错，是拿作家的钱盖起来的，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曾几何时，我们不无骄傲地在这里得到医疗保健，同医生们的关系也非常好，简直和兄弟一般。某个医生会饶有兴致地谈起你的小说，而你则听得入神，完全忘了是来看病的。
时至今日，它不知被谁私有化了。现在它将主要为富人和现金服务。围绕这个问题的是一本糊涂账。传闻，我们门诊的主治医生同某些人完成了一笔交易，然后一切就成这样了。主治医生本人不仅从门诊消失了，在某种程度上还从莫斯科消失了。
然而，据说他时不时会在一个可疑的以色列入的陪同下回到莫斯科，同机抵达的还有一本更加可疑的由国家开具的精神失常证明。据说，他是被执法部门传唤回来进行问询的。但什么都没问出来，对于所有的质询，他的回答只有一个：
“红海变为黑海，黑海变为死海。我们在客西马尼园再会！”
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谁也不知道。似乎是在暗示以色列的优越性。但为什么？不明所以。据说，执法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被他千篇一律的回答弄得疲惫不堪，忽然问道：
“那您喜欢鄂霍茨克海吗？”
“不喜欢，”他眼都不眨地回答，声音也完全回复正常了。
他的精神失常证明还带来了一系列更加难以解决的麻烦事。法治机关一直以来都试图确认——他的精神失常证明到底是在门诊交易之前拿到的还是在这之后。但徒劳无功。原来，这对于能否追究他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而据说这时，某个大牌的，简直是哲学家级的律师介入了其中，说道：
“两种情况都不能追究他的责任。”
“为什么？！”天真的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告起饶来。
“原因如下，”律师答道，“如果他的精神失常证明是在交易前拿到的，意味着他是在无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做出的交易，而对无责任能力行为人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假设他是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骗子，那么完成了这项交易，他是可以被追究责任的，但他因为这项神奇的交易而高兴到突然发疯了，那么他作为无责任能力行为人还是不能被追责。这个问题遇上了黑格尔的恶无限理论，而恶无限是无药可医的。”
处女般的纯真就这样击溃了我们的执法机关。他们甚至都没想起，在俄罗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也可以买到精神失常证明。不仅如此。甚至精神失常的人还可以买到一纸证明自己完全正常的证明。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买家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的大官们怀揣着俄罗斯开具的正常证，在全世界来回闲晃，以便在外国富人那里死乞白赖出一些钱来。在那些偶尔施舍的人看来，这并不奇怪。但某些无耻之徒对出示的证明不管不顾，一毛不拔。于是我们的官吏们回到俄罗斯，努力地掩饰愤恨之情，公开宣扬：
“我们没想要他们的钱！让他们吃独食噎死好了！我们是故意去讨要，以便让我们的人民见识见识，这些资本家们是如何吝啬，如何拒人于千里之外！”
然后，我再重复一遍：所有这些关于我们诊所的事件都是风闻。除了一点，就是的确非常不情愿地为我们这些作家接诊，对子女就只差不用棍子轰出去了。还有主治医生确实也消失了。
是的，还放我们进去，但是在大门内侧确确实实立着一位保安来检查作家证。也是奇怪，仿佛无关人士会冒充作家走入门诊，而后冒名接受免费医疗似的。在见医生之前，你需要先在挂号处核实身份，那里有所有作家的资料。如果你是无关人士，那么请付钱再看病。还有另外一种逻辑，假若保安要检查无关人士的钱包，他会说是确认你有没有钱看病。这一点我倒没有注意。保安要来何用？纯粹是为吓唬我们这些神经质的作家。
总而言之，去门诊开些氯安定。此去小心谨慎，需预先致电询问药剂师休假回来了没有。我们那里有自己的小药房。是的，那边说，回来了。于是乎，便出发去门诊。乘地铁去。门诊离地铁“机场站”不远。紧靠着门诊的是作家小区，我曾在那里居住过。亲切的地方。
从地铁出来，我在背街上遇见了一位相熟的老龄诗人。虽然上了年纪，他还是重重握住我的手说道：
“真是好久不见你啊！我创作了一首绝妙的长诗！我不告诉你送到了哪个编辑部，免得，呸呸，让毒眼给看坏了！”
“挺好，”我说道，试图抽回手来。老是老了，手劲真不小。这让我揪心地忆起某个人。
“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帮帮忙！我孤立无援！”
“我怎么帮啊！”我道。“我和编辑们没有私人交情。”
“真是胡说八道，”他说，“你只消放出话去，就说我写了一首绝妙的长诗！放出话去！”
“一定，”我答道，为任务简单而感到轻快。而后便走入门诊，向保安出示自己的作家证。如通常所说的，展开出示。也未脱大衣便径直向二楼的药房走去。女药剂师与我相识已久，是位十分心善的女性。
“您先去医生那开张处方，”她说道。往相熟的精神科医生那里去，就在旁边。他忧郁地坐在那里，而曾几何时是那样的乐观活泼，简直双眼放光。
“怎么这么苦闷，”我问，“被病人感染了还是怎样？”
“说什么呢，没听说吗，”他回应我道，“我们这一切都变样了。很快我们所有人都要被扫地出门。重新选择医生。”
“是的，”我说，“听说了，作家们也很担忧。一些人甚至去打听是真是假。”
“他们还在打听，我们这里就已经人去楼空了，”他说道。
好吧，我没有继续深入这个痛苦的话题。于是对他说，给我开些安眠药，只是务必要氯安定，而不要硝基安定。上一次要么是另外那个医生弄错了，要么是我自己漫不经心说错了，总之给我开的是硝基安定而不是氯安定。然而硝基安定于我已经没有太大药效了。要么是失眠加重了，要么是硝基安定失效了。
事实的确如此。第一晚，当我还不清楚药换了的时候，我错误地迅速入睡了。之后当我知晓了这是硝基安定，而不是氯安定的时候，便开始了失眠的漫长折磨。不仅如此，每晚还吞服两片。不仅如此，服药后还数到了三干，即便睡着了还继续在数。实在是可恶！
猛然地，我脑中浮现了这个错误的另外一种内幕。给我开的确是氯安定，但我是在市医院药房拿的药。那里排着队。正当我排到窗口时，一位讨人喜爱的姑娘靠了上来，她有着惨白的贵族面容，眼中噙着真诚的泪水。她对我说：
“我最爱的狗狗就要死了，请让我插个队吧。”
“请吧，”我说，并让她上前，多少有些怕她号啕大哭起来。
“二十个注射器，”那姑娘对女药剂师说道。药剂师带着无声的憎恶递给她二十支注射器。什么样的狗需要二十支注射器？！自然，这是个瘾君子在为自己的狐朋狗友买注射器。这才有了你贵族般的惨白！更让人惊奇的是——她当着我的面欺骗了我，离去时还不带一丝窘迫。而我则完全理解女药剂师那隐秘而沉默的愤懑。或许她是在担忧自己孩子的安危？正是由于她为这二十支注射器分了神，才可能错把一种安眠药当成另一种递给了我。更令人欣慰的是，她没有阴差阳错地把长眠不醒的安眠药塞给我。
“我一定给你开氯安定，”医生说道，“但是我们现在实行严格管制。请从挂号处把你的就诊卡拿过来。”
下楼来到挂号处，向工作人员索要自己的卡片。注意到从未见过的情形——隔板后面是一台电脑，电脑面前坐着一个女人。还看到——挂号处里的工作人员急剧增多，而所有人不知为何都非常焦急，跑来跑去或者在一堆堆纸山中翻找着什么。
我们的机关部门改革有一条伟大定律：只要改革——人员就变多。我索要卡片的那位工作人员同样搜寻了许久，最终，找到了，但此时又发现卡上没有信息，我必须去文学基金会重新登记。然而，这样的糗事上次已经发生过了，我也让妻子去文学基金会帮我重新登记了，她完成了任务，并为此支付了不少钱。
而最重要的是，我颇有先见之明地随身带来了文学基金会的崭新证件。我试着将证件出示给那女人，不言而喻，我已经重新登记過了。但她的眼光腼腆地避开了证件，甚至还稍微有些脸红。对她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息不是通过内部渠道送达的。
“如果我把卡给您，”她轻声说，“您的治疗费用就要算在我头上了。”
原来如此！怎么能让这位收入微薄的中年女性受委屈呢！我宁愿一千零一个夜晚睡觉不吃安眠药也不能委屈了她！
当然，我不能允许这样的夜晚发生，但仍坚称自己已经重新登记过了。她在一些名单里翻掘了许久，甚至让坐在电脑面前的那个女人帮忙查询信息。傻瓜电脑闪烁一下，又闪烁一下，然后没有找到我的信息。但是，最终这位勤勉的女性在某张过期的纸上找到了我的名字。
“卡片我自己送过去，”她说道，“我们现在严管，不能经外人的手。”
我又飞奔上二层去往精神科。这一次，在我已经熟悉的严管制度上他又新增了一项严管。原来，现在一位病人只能开两版药——二十颗。
“太少了，”我哀怨地对他说，“过几天又得来。”
“那你把夫人的卡拿来，我再给你开两版，”他话中带有不少英雄主义的气概。
我飞快地跑下楼，告诉挂号处说医生需要我妻子的卡片。
“好的，”她同意道，“但我们现在严管：妻子的卡不能经丈夫的手。请您告诉他，卡片用小升降机送上去。”
我飞奔上二楼，生怕医生离开科室去到别处，而我不得不等他。同时我惴惴不安地思索着升降机的事，那里面想必堆满了富人们的卡片。
医生还在原地。终于，他将两张处方递到我手里。我再次飞快跑下一楼，将处方交给挂号处，而她则重重地在上面印上两个章子。
正当我猛冲向楼上的药房时，衣帽寄存处的服务员大声叫住了我：
“公民，您穿着大衣要去哪？我们现在严管，必须要脱外衣！”
她清醒了过来！终于发现了！我只好褪下大衣，又接过号牌。同时猛然意识到，这是我平生首次穿着大衣在门诊里乱窜。到这里来，我从来都是先寄存大衣的。这其中的奥妙在于，以往来时我认为是到了自家单位。但时至今日，潜意识中期望赶快摆脱这里的愿望让我裹着大衣就楼上楼下地穿梭。顺带一提，这些还可以用我逐渐加快的速度来解释：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我再次奔上二楼，生怕药剂师离开了岗位。但她还在原地。我将盖了章的处方递给她，她则发给我四版药片。我支付了自费部分，将药小心翼翼地塞进上衣内荷包的深处，生怕它们会从里面掉出来。
一想到夜晚上床之前氯安定片会将我带入嗜睡的状态，我就觉得这个白天充满干劲。而白天越是精力充沛，晚上就有概率睡得越香。然而，我这种喜悦的干劲会不会让人想起瘾君子给自己来上一份的那种状态？不，我冷静地下了结论。这个时辰，大早上的，我高兴是因为晚上要服药，而瘾君子高兴，大概是因为几分钟之后他就要进入状态。在去往地铁的路上，我看见一位乞丐坐在围墙旁边，稀稀拉拉的雨点滴落在他头上。奇怪的是，走进门诊时我没有注意到他。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小男孩。我将手伸进大衣口袋，抓出一把硬币，但是不知为何放进了小孩的手里，而不是男人手中，虽然他的距离要近得多。这样做让我感觉更好，虽然我知道那孩子必然会将钱交给大人。如果那男人不是他的父亲，那么至少也会更重视他。
从他们身边走开，我不禁思考：难道我这小小的慷慨是来源于将安眠药弄到手的喜悦？这是否类似于赌徒在赢了大钱之后塞给门卫一百卢布？老天才知道。
不久之前，我在我们的作家别墅小区散过步。一边散步，一边巡视房子和街道，仿佛在守卫着她。忽然，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打开了我们破旧的院门，走进了庭院。他一言不发，也不走在路上，而是拐进了围墙边茂密的树丛。消失了。我暗自猜测：他是谁？为什么不经允许就进入我们的小区？最终，我认为这个人是在抄近道，经过我们小区进入另外某处住所。但为什么他要沿着院墙边的树丛走呢？
我继续散步。四十分钟后，那人提着一个装满了蘑菇的塑料袋从树丛中钻了出来。谜题解开了：行乞之人，食不果腹！
他面带凛冽的坚决，仿佛在等待某种质问，再次打开院门走了出去。我一言不发。关上门时，他冷峻地瞄了我一眼，并大声宣布道：
“很快……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便离开了。
从没有任何先知预言过这样的末日。而这四周——富人们别墅宫殿，铁门铜锁，石墙岩柱，仿佛是在等待即将来临的封建战争。顺带一提，也为了全面的封建主义观感……某日我在自己别墅小区散步时遇见了一位新城堡的主人，他正蹲在石头围墙外面逗玩一只幼熊。小熊躺在地上，主人正在胳肢它的腹部。
“再过一年您准备拿它怎么办？”我遏制不住自己的好奇。
“离做成肉串还早着呢。”主人和善地答道，头也不抬，继续惬意地胳肢着不停咕噜咕噜叫唤的小熊。
如此说来，采蘑菇的人消失后我才猛然想起：有朝一日，他会不会还提着那个塑料袋来到这里，但里面装的却满是炸药，以便炸倒这些围墙，然后摘下富人们的蘑菇再放到塑料袋里？
在地铁入口处，我又一次撞见了那位老诗人。这不幸的人穿着如此破旧，假使他靠在墙边上的话很有可能会产生出乞讨的念头。想起他的战斗精神，不由得又苦闷又好笑。他的脸上再次浮现出喜悦的惊奇。虽然我已经搬离作家小区五年了，但很显然，他以某种令人生厌的偶然性阐释了我们在街头的偶遇的概率。他猛冲向我，更加用力地握住我的手：
“真是好久不见你啊！”他感叹道。“你躲到哪里去了？我创作了一首绝妙的长诗！我本可以读给你听，但你好像在赶路啊。已经交给杂志社了。我不告诉是哪家杂志，免得让毒眼给看坏了！”
“挺好，”我对他说，一边想要抽出手来。老是老了，手劲真不小。虽然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不幸，但能感觉出来他吃得还不错。
“帮帮忙，”他说，“我孤立无援！”
“我怎么帮你啊！”我道。“我和编辑们没有私人交情。”
“全是胡扯，”他说，“你只消在莫斯科放出话去，就说我写了一首绝妙的长诗！现在时代变了，广告的作用很大！”
“一定一定，”我感叹道，不仅为了任务简单而感到轻快，还因为他自己松开了手。
他向我身后望去，在我看来，那眼神如鹰隼一般，虽说已饱经风霜。他注意到了另外一位作家。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接下来的对话很容易就能猜到。
我走入地铁，往编辑部赶去。从检票员身边经过时，我并未出示退休证。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检票员越确信我是退休人员，我就越不高兴。
“公民，您不买票想去哪里？”我似乎从没听到过这句话。但我也有自己的成就。比方说，在地铁或者无轨电车上从来没有人给我让座。外在看来，我健康，无残疾特征，已退休。又或者，健康，无多愁善感，年轻人。
过了一站还是两站，车厢里上来一位女乞丐，身前的童车里推着一个病怏怏的孩子。或者似乎是病怏怏。无法确认。我把剩下的硬币都给了她，心中不再觉得遗憾。我施舍金钱多半是为了避免产生厚此薄彼的印象。为善本身就迫使人继续为善。总体说来，最可靠的善，是那些人们出于习惯的为善。
在编辑部里，我同责任编辑一起忙活了两个小时。当我们完工时，他提议为我倒杯咖啡。
“不用，”我谢道，“太过兴奋了。”
事实的确如此，但坦白出来实在是愚蠢至极。通常，在咖啡之后紧接着还有一两杯白兰地的款待。于是这一次没有提供白兰地，看起来，他觉得我即便不喝也太过兴奋了。然而此时此刻来上一杯白兰地酒实在无伤大雅。为什么要愚蠢地坦白：还兴奋呢。也许，这是我国人民所特有的病症——如此抑郁的兴奋？而白兰地可以将之轻易消解啊。
您看看，这个人他说什么兴奋！多么矫揉的语言！多么粗鄙的坦率！简直是没教养。人们听到这样的坦白应该怎么办？赶紧回避？！如果是另外某个具有文学情节的人可能会想：看啊，没有提供白兰地！想必在他们看来，我的手稿还抵不上一杯白兰地的剩余价值。然而这都得怪我自己，蠢货，说什么兴奋。
当我从编辑部出来的时候。我发誓这不是幻觉，再一次遇见了那位年迈的诗人。他也在赶来编辑部。然而他再一次忘记了我们已经见过。令人惊讶的是他却没有把我本人忘掉。不过，毕竟在一栋房子里共同居住了二十年。一切再度重复——既有好久不见，也有绝妙的长诗，还有必须放出话去。
“喏，這就是我投稿的编辑部，”他朝编辑部大楼一扬下巴，说道，“也不想瞒着你。你不是蠢人，不会猜不到。但我们这些诗人都迷信。”
我还在埋怨自己本可避免的失误，嘴里嘟嘟囔囔。
“兴奋，”尖酸地说出声来，但话一出口我立刻清醒过来。
“你说谁，编辑？”老诗人警觉起来。
“不是，”我解释道，“世纪末了。”
“不要愚弄我，知道吗？……”年迈的诗人说道，“我面临的是一场严肃的交谈。你记得帮我放话出去。”
我们就此话别，而且这一天里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离开编辑部后我向地铁站踱去。当行至城市中心的一条大街上时，就像老话说的那样，一位穿着体面的姑娘向我走来，说道：
“我们在为教堂募捐。请奉献一些吧。您会收到贴纸作为回赠。”
她手中有一张硬纸板，上面贴着带有彩色绘画的糖纸。我甚至没有去看那些绘画，况且不戴眼镜也看不真切，也懒得去掏眼镜。不知为何，我忽然觉得自己的俄罗斯病症加重了。然而她腼腆地说：为了教堂！而我则心中生出羞愧来，从钱包中摸出十卢布递给她。
“贴纸要吗？”她提醒道。
“不用了，”我答道，并闪身进了地铁站，忧心忡忡地发现自己的恶疾的确加重了……教堂——为穷人计算阴德本息的银行；银行——富人将神锁进保险箱的教堂。
乘坐地铁又耗去相当多时间。谢天谢地，在地铁里倒是无人纠缠。只是某个喝到半醉的工人时不时与我四目相接——他坐在我对面，愉快地向我使眼色，仿佛在暗示他不反对和我出站一起喝上一杯。......我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俄国工人阶级偶尔会同本国知识分子混到一起。当没人陪他们喝酒的时候。
顺带一提，还在青年时代我就对十月革命之前。本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们在地下室会面的故事有所耳闻。那些故事里始终强调着，在宪兵突然袭击时他们如何机智地进行掩饰。女地下工作者们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酒类和吃食，说，我们坐在这里安静地吃吃喝喝，怎么啦？而她们读的报纸确是“真理报”。但有趣之处就在这里：在所有这些对宪兵突然袭击或者非突然袭击的描写中，从来都没有讲述这些酒类和吃食最后到底去了哪里。
自然，它们是被吃掉喝掉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们在酒类和吃食的帮助下吸引了本国工人，向他们介绍了革命书籍。而俄国工人们的智慧之处在于，他们做出对革命书籍感兴趣的样子，也不反对免费吃喝。后来甚至让德皇威廉二世来买单。最后，所有这些俄国革命者和工人都相互融合了。俄国工人们向本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传授了喝酒的技巧，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为表感谢，则让本国工人们相信自己是地球的主人。
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真理报”，看见工人已经在倒酒，可能会说：
“我们先读报，然后你们才能喝酒。”
“不，”一位机灵的工人说，“我们边喝边听你读报。”
“为什么？”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奇怪。
“如果宪兵冲进来喊‘举起手来！——那该怎么办，一起流放去西伯利亚？”
真是机智啊，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感到惊讶，同时将自己酒杯也推了过去。接下来，当然是为工人阶级干杯。于是乎便醉醺醺地干革命。乱糟糟的酒窖——俄国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在所有的回忆录中都是如此。甚至在占领冬宫之后，俄国革命士兵们的首要事务便是去寻找酒窖，而不是教育穷人。于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首脑克伦斯基就溜走了。
总而言之，俄国工人教会了本国马克思主义者喝酒，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则使本国工人相信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但归根结底，击败了俄国人的伏特加才是最大赢家，连苏联都被它击溃了，而活下来的居民则继续英勇地喝着。
顺带一提，一位智者曾睿智的指出，没有什么俄国革命，有的只是俄国反革命。这话用来形容我们国家的历史多么贴切啊！甚至如果不把几百万无辜牺牲者也计算在内的话，俄国革命到底为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她在集体农场的外表下重新回到了农奴制。千真万确。
总而言之，我坐在车厢里，这位坐在我对面的半醉工人，继续愉快地朝我使眼色，提议上到地表去喝上一杯。我做出完全不理解他暗示的样子，甚至装作外国人。这位使眼色的工人使我想起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书中的一位主人公。这些天我恰巧在重读他的著名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此时此刻，那个角色就在我身边活了过来。
这是一本伟大然而罪孽深重的书。它的罪孽在于，作者卑躬屈节地试图展示撒旦的伟大。撒旦本是神的大敌，但在书中却以神的代理人自居。他笔下对苏联官僚进行无情戏谑，但这样的幽默讥讽效果，即便不损失艺术性也可以达成，只要作者用他精巧的讽刺来暗示读者：撒旦是相对的，并没有什么撒旦，有的只不过是疯狂的世界中一个清醒的理智。就哲学意义而言，书中对待撒旦的严肃态度是不智的。只要是布尔加科夫严肃对待撒旦的部分，读来便十分无趣，且毫无无艺术性。但小说仍旧是伟大的，因为它试图以一种高高在上的神格视角来阐释生命。布尔加科夫的绝望孕育了惊艳的抒情字句，而俯视众生的智慧則诞下了完美的幽默。最初两个章节的笔法是天才式的。后续的章节也有许多绝妙的句段，但罪孽已然开始衍生。玛格丽特的巫术只是令人生厌，女权主义的狂热在冥府大行其道。
显然，布尔加科夫及其偶像果戈理对于恶魔学的病态好奇并非巧合。同样相似的还有两位文学家沉重而忧郁的死亡。这难道是巧合？我无法道明，虽说布尔加科夫是死在挚爱女人的温柔臂弯里。反观可怜的果戈理！
好书自会醉人。而读了一本坏书之后，为了卫生考虑，会想要用酒精洗涮大脑进行消毒。这正是我现在想干的事……
真正的诗歌，还未在思维中形成时你便能感到其真理的滚滚雷鸣。而一旦这种真理的轰鸣来临了，你自会明白诗歌手法的匮乏，一旦手法匮乏，诗歌便是二流的。
茨韦塔耶娃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尽管都是天纵英才的创作，但仿佛是预先定位给年轻读者的。他们仿佛在说：跑不完百米竞速，就不要读我的诗歌！
普希金的作品让青春具有智慧，让耄耋变为韶华。将幽默埋藏在蛹和茧的死亡之中。珠宝匠般的精雕细琢。
俄罗斯双头鹰的便利之处就在于：每一只头都在思考另一只头在想什么。
我们活在形形色色的标语之下：全力以赴将将社会主义的遗迹变为资本主义的废墟！
将耻辱的牌匾挂得更高一些！
在为沙漠高声疾呼之前，至少在其中建起一洼绿洲！
“如果神不存在，那就醉生梦死。”
“但这不体面！”
“也就是说，应当体面的醉生梦死！”
他认为自己是名基督徒，但却结了七次婚。
“基督会对此做何感想？”我问他。
“他的想法就和穆罕穆德一样呗！”他不假思索地答道。
犹大——基督的用人失察。
心灵的呼唤与呼唤：“心灵！”——语言出卖了我们。
戴着桂冠睡下，但服下安定入眠。
一位睿智的人曾经说过：一个好点子出现在脑中，但发现那里空无一物后，又离开了。
常言道：杀鸡焉用宰牛刀。但有谁注意过鸡的感受。
越穷越光荣。
如若一切权利来自神授，则一切神明也源自权利。
热心为善的人并无原则，会向任何跌倒的人伸出手去将之扶起。他并不会思索：是否值得去扶？只因跌倒了，那便值得。
电视的享受在于：亲手将之关掉。
火山不断呕吐，它的秽物历经千年变为泡沫岩，成为去污工具。地质乐观主义。
我在老去。也已然温和而忧愁地看待这个世界，就像看待半大的儿子一样：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信教的人对此生的渴求往往更加淡然。因为他期望的是彼世天堂里的常乐。因此，信教的人在此生更易妥协，也更能忍受此生。
纳博科夫——去国作家，无根之木。于他最适宜之物——绝妙的溶液栽培法。但愁苦地一想：这似乎是未来才有的技艺。
天才说：星也与星对话。
写作迷说：星也与月对话。
当欺诈成为他的第二天性，那他的第一天性该何去何从？
深渊之上以理智铸就的坚实围栏——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形式，除此无他。
我个人在写作中体会的最大快感并不在创作过程之中。灵感是甜蜜的，也是苦痛的。比方说，我写下一部文稿并认为创作是成功的，于是躺下休息。次日早晨最惬意的工作——拭去底稿。这就好似在炎热的夏日中剥去冰镇橙子的果皮。
在某一站，一位老迈的妇人随着人流挤上了车，手中勾着一支沉重的提包。没有空位置了，于是我站起身来，将位置让给她。当然，说的是俄语，而将自己是外国人这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我站得住！，，这位老妇忽然说道，边用异常委屈的眼神盯着我，仿佛说话间我已为自己卸下了十岁，而厚颜无耻地为她添上了十五年的光阴。
我再次请她落座，而这一次她没有回应，只是将提包放下搁在脚边。我还像傻瓜一样继续站看。
“你就坐下吧，小伙子！”那位工人叫道。“那婆娘还水灵着呢！让她站一会儿！”
无论这有多么奇怪。老妇还是为这粗俗的大实话露出了感激的微笑，。
我坐下来，为刚才发生的事感到震惊。已经有许久没有被人称呼为小伙子了，但另一方面，老妇又认为我的年老体衰不适合给她让座。这之后，那位半醉工人的面部表情暗示变得过于有碍观瞻。他不仅号召我出站一起喝一杯，似乎还向我保证会带上那位朝他微笑的老妇人。
我在最近的一站下了车，坐上下一列地铁。身旁坐着两位正进行八卦战争的年轻女孩，就像所有久别重逢的女性一样。她们兴奋地交谈着，寄希望于自己的声音被列车的轰鸣掩盖过去。
“哇，今年夏天发生这事，差点没把我吓死！，，一个女孩开火了。
“发生什么了？”另一个还以颜色。
“我晚上去公园，被一帮流氓强暴了！差点把我吓死！在公园里走了那么多次都没事，这次偏偏就遇上了！”
真是个蠢女人，我心想，这个年头独自一人在公园里转悠，指不定会撞上什么鬼！她倒是愿意发生些什么，只不过是客气委婉地发生。这之后我便不再竖耳倾听了。
到站下车，我向家走去。踱在自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我猛然发觉迎面走来两名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面露微笑。
病去如抽丝，我心想。毫无疑问，这是两位忠实读者将我认了出来，记起我的幽默风格然后会心地微笑。怎么还会有作家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阅读呢！我友善而平易近人地向他们点头。似乎我头还未点完，他们就已来到我身前。马上就会索要签名，但我随身带笔了没有——这是我最后来得及思考的事。
“您真走运！”其中一人叫道。“商品甩卖！比商店价格便宜五倍！您真是走运！”
我感觉正在发生某种下流的勾当，更何况他以一种猥亵的距离贴近我。但我仍旧觉得他们是我的读者，而那些我觉得下流的行为只是误会——大概他们觉得我待人接物太过冷漠。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不受理性分析的支配了。他们塞给我一双毫无用处的手套，一条令人厌恶的围巾，而不知为何我就收下了，摸出钱包来就问：
“多少钱？”
正因为我没戴眼镜，而戴上眼镜在自己的崇拜者面前仔细数钱让人觉得有失面子，于是自己递出钱包，是的，我清楚记得那里面不超过一百卢布。说话的那位转瞬间便掏出钱币净空了钱包，在我来得及惊讶之前就用手指触感点清了数目，并将钱包还到我手上。
“您真走运！”他最后一次叫道，与此同时两人消失在了人群里。
我感觉自己被强暴了两次，不是因为他们有两个人，而是因为在被施暴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被强暴，只呆呆立在人行道上。我仍旧捏着围巾和硬邦邦的手套，同时往钱包中瞟了一眼，看到其中剩下了一张皱巴巴的纸币。不知为何这一次我没有偷懒，去摸眼镜的同时还要努力握紧可恶的手套和围巾。戴上眼镜，我看了一眼那张纸币，是一张五卢布。为什么他没有把它拿走——时至今日仍旧是个巨大的谜题。或许这是他向我表达感激的方式。他将我自己的五卢布赏给我“拿去喝茶”，只因我的白痴让他可以顺利得手。
我猛然记起自己的安眠药来。恐怖的念头向我袭来！他们为什么要以如此猥亵的距离贴在我身上？！完蛋了！被摸去了！我猛地将手插进上衣内荷包——啊，太幸运了！——药片还在那里，仿佛儿时不经意间遗忘的糖果。
要知道完全可能被摸走的。在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骗局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高尚色彩的。可盗，但不盗。他们如此猥琐地贴近我，不过是将路人的目光遮挡在这出大戏的帷幕之外。要知道，纵观今日之事，安眠药是今夜我不可或缺之物。绝妙的安眠药物——氯安定！即便我这像是在打广告，但它无愧于任何广告。
然而，在稍稍平静之后我又想到，该如何处置这些战利品？带回家中并向妻子解释其来源，我绝对无法办到。而且，为何我如此在意那张剩下的纸币？此时我想通了。如果留下的纸币是一张大面额，而我潜意识中似乎也是这样期望的，那么刚才所发生的可以被视作一种恐吓，而非强暴。但是只剩五卢布啊！我也排除了催眠术的想法。只不过是我友善而平易近人地点头示意被他们理解为好心的傻瓜。不过他们在点头示意之前就盯上了我。还善意的微笑着：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人。
骗子偶尔会展现出非凡的心理学技巧。就在昨天，我的外甥過来看我并讲述了一件滑稽的事。他在某家公司上班，是个俊俏又健硕的小伙子。某天他开车到了某个市场，去商店逛逛备用零件，需要买这样那样的东西。当需要的东西都买好了之后，他回到自己车上，坐进去，忽然感觉到后胎漏气了。于是他钻出汽车，将备胎换上，重新坐回驾驶座，启动开走。二十分钟后他才注意到放在副驾驶座上的公文包不见了。本该早些发现的。这时他才开始想明白，是窃贼有意扎破了他的后轮胎，然后趁着主人换胎的功夫钻进车里偷走财物。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不会锁车。
事情就这么成了。他的公文包里躺着护照以及新住房的房产证。当然，如果小偷知道里面没有值钱物品的话，他可能会直接放弃这次行窃。但偷儿的行为也可以理解，当两步之外就是正在换轮胎的车主时，他是不会去检查公文包里的内容的。
于是我的外甥调头开回市场，询问了几个停车位旁边店铺里的售货员，问他们是否注意到有什么可疑的人接近了他的车子，指望这个可疑人物还在附近。想必他是想要凭借自己的健硕当场解决问题。天真无邪。售货员就算看见了这个可疑人物也会说，没，没看见。
我那外甥非常懊恼丧气。刚刚换领的新护照，刚刚到手的房本。当他晚上烦闷地坐着看电视时。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他接起听筒。某个人告诉他，在这座公用电话的垃圾桶旁边找到了他的护照和房产证，问这些是不是他的。
“是我的，是我的！”我的外甥喜出望外地回答，努力想要将这份喜悦传递给来电话的人。但喜悦传递丢了。
“两干美金，我就把护照和证件还给你！”
我的外甥，就像许多身材健硕的人一样，脾性暴躁，因为健硕的身材让人暴躁。不，当然不是，孱弱的人常常也脾性暴躁，但他们多半按捺住了自己的暴躁。但正因为按捺住了暴躁，他们变得更加孱弱，甚至更加暴躁，而且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按捺住自己的暴躁。然而，我那外甥可什么也不按捺。
“我花三百美元就能回趟阿布哈兹办好新护照再回来！”他吼道并挂掉了电话。
几分钟后，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您那么急性干吗，”那个声音怪罪道。“好吧，带三百美金来把证件都拿回去。这些东西放我这也招人烦！”
于是那人约他在莫斯科郊区见面，在一个市场大门口左侧有漂亮姑娘做买卖的小商店里。指定了时间。
“行。”我的外甥说，弄清了该去何处以及商店的所在。
妻子号啕大哭，恳求他不要赴会，说他会被打死的。但他，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的健硕，并不同意妻子的观点。第二天他便开车去了。当然，他很清楚这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帮人所为。他走进小商店，确实看到有一位漂亮姑娘在做买卖。而她则相当友善地报以微笑，甚至似乎是认识他。
“他马上就来”，姑娘说道。
果然，少顷之后某个小伙子走进了商店并盯着我外甥，用眼神冒犯了他的健硕身形。看来他是同谋，而那个扎破他轮胎的主犯本人可能已被他的健硕所折服了，但没有现身也可能是因其为所犯下的罪行而由衷地感到羞怯。“是您掉了护照和证件吗？”小伙子问道。
“对，是我。”
“到我车那去，把袋子提来，”小伙子对那位漂亮姑娘说。于是她从隔板下钻出来，快速闪出商店。五分钟后带回了某个袋子并将它递给我的外甥。后者对袋子的形状有些惊讶，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手枪。
“这不是我的，”我的外甥对那小伙子说，有些张皇失措，但并没有丢掉自己的健硕。
“蠢女人，不是这个袋子，是另外一个！”小伙子对着女售货员吼道，并从我外甥手中盒过装手枪的袋子，漫不经心地塞到自己口袋中。
女售货员再次跑了出去，带回另外一个袋子。我外甥折了折它，确信里面不是塑胶炸弹，而的确是自己的护照和证件。而后他交给那小伙子三百美元，两人和平地分手了。
这里的心理学技巧，我思索着，就在于两个
袋子所带来的混乱。毫无疑问，事先已与那姑娘说好了。当护照的主人突然要碍事。不肯付钱的时候才需要手枪的把戏。
……可是我站在街上，也不知如何处理这些物品。塞进垃圾箱？但最近的垃圾箱处站着几位老兄在喝伏特加。他们可能会认为我的行为是公然侮辱，当下这么干是有风险的。
“这个下流货，”他们会说，“我们在为祖国的命运着急，把最后一点钱也喝掉了。人民在挨冻受饿，而这个混蛋还要乱扔衣物！”
一位作家曾睿智地说过：俄罗斯有贫民文化。我可以对这句话进行补充，贫民为了保卫自己的贫民文化时常会大动干戈。这种比较可以延伸开来。例如，愚蠢——是智慧多样性的文化。又或者，日本武士发展自己的切腹文化，其为了尊严的理由是相当可疑的。
但该拿这些衣物怎么办呢？猛然间，我终于走运了。原来，恰在我身边就坐着一位女乞丐。
“施舍点什么吧，”她对我说。绝妙的狡黠点子闪过我的脑海！我将这粗鄙的手套和更加粗鄙的围巾施舍与她。她观察了一下，不知为何用双手拿起围巾然后拉直，要么是在衡量围巾的尺寸，要么是在欣赏其花色。女乞丐有着一张东方面孔，不知为何这场景让人记起一部非常久遠的，从歌剧舞台搬上银幕的电影，大概是叫《货郎与小姐》。出演这部电影的还有著名的别依布托夫。不知为何，我忽然羞耻地感觉到自己在这世上活得够长了。为自己的无耻感到羞耻的同时。我得承认还想继续活下去。这种意愿甚至比以往更甚。生命——就好似赌输的赌徒，你活得越久，便越想活下去。
而后，女乞丐收下了围巾，开始将手往手套里伸去。几经波折戴好手套后，她问道：
“钱有吗？”
也许，作为东方女性的她决定暂时叫停我的脱衣舞，以免我再捐赠其他衣物，只收货币就好。
“没有！”我不客气地说，并十分坚定地向家走去，以便将五卢布完完整整地带回家中。无论这多么让人惊讶——我仍旧成功了。
回到家中，我刚脱下外套便凶猛地扑向打字机，决定将这一整天记录下来，否则过些时便要忘记。我如此痴醉地滴滴答答敲下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以至于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手自动地拾起了听筒，将绝不接听电话的规矩忘到了九霄云外。
“您是某某吗？”一个伶俐的女声问道。
“对，我是某某。”
“我们知道，”她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喋喋不休起来，“您是著名作家，因此才致电。请您加入我们的名人俱乐部……”
她叫出了俱乐部的名称，但我即刻便忘了那个名称。
“许多人，”她继续道，“缠着我们想要加入俱乐部，但我们义愤填膺地回绝了他们！我们只接受杰出人士。会费只是象征性的——每月只要四十美元！”
就在这时，她忍不住在听筒中哈哈大笑起来，许久不能平静，想必她无法应付这微小数额的滑稽效果。
“您一次性支付一年的会费就能得到我们的俱乐部会员卡。使用会员卡，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光临俱乐部的餐厅，并享受半价用餐的优惠。”
但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得到充分锻炼，可以很好地自控，当然对她所说的也心知肚明。况且我还时不时地将目光投向桌角，那里躺着几版安眠药。这情形鼓舞了我。
“请问，”我说，“如果我邀请客人去你们的餐厅呢？”
“最多四位客人享受半价！”她高兴地向我宣布。“但為了得到会员卡，您需要预付一年的费用！金额是象征性的——每月只要四十美元！”
这时她再次哈哈大笑起来，似乎是认为这幽默效果终于传递到了我这里。但幽默并未传达到。等她笑完，我又问道：
“合四人吗？”
“含是什么意思？”她严肃地问。
“我可以带四位客人，还是只能带三位，而自己是第四位？”我问道。
“您是第四位，”她再次喋喋不休起来，“但您可以为客人担保！我们的会员都非常有休养。还有百万富翁！没有任何的祝酒唱歌现象或酒桌间传递酒瓶的现象！您在我们这里应该忘记这些高加索习俗！但最重要还在后面！您可以预定我们的酒店房间，并享受半价住宿，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是莫斯科本地人，”我不无气愤地打断道，“为什么要住酒店！”
“那又怎样，”她解释道，“您可是搞创作的，不时会需要一些私密的会晤！”
此时她发出一种暖昧的笑声，让人觉得她已经准备好作为第一次私密会晤的嘉宾来为我做示范，以便之后自主开展私会。暖昧的笑声一开始绕耳不绝。而后消失。噤声。就仿佛她在这种会晤之后安静地睡去，又或者在展示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入睡。然而几秒之后，她清醒的声音再次响起：
“但最重要的还在后面！我们俱乐部的酒店遍布欧洲的文化中心！酒店设有桌球室、赌场、泳池、网球场！您只要出示会员卡就可直接入住。房间半价，用餐半价！与此同时，不怕吓到您，早餐还免费！瑞典式菜谱。您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您甚至可以吃一餐顶三餐！
没有等到她向我推介半价的埃菲尔铁塔。我温柔地打断道：
“非常感谢你们选择了我。但我无福消受你们的豪华方案。我完全足不出户！”
“怎么会足不出户！”她突然冒起火来。“我亲眼所见！您不久前还上了电视。您难道是飞过去的吗？！”
“那是因为，”我说道，“电视台的人是在我的书房进行拍摄的。”
这一次事实的确如此。而后是几秒钟死一般的沉寂。但她的声音再次清脆地响起：
“想到办法了！您会为此感谢我一辈子的！我们派一位代理人过去。您支付给他一年的会员费，而他则会隆重地将俱乐部会员卡呈递给您。我又想起了那象征性的价格，现在都快要高兴死了。”
现在才要死。那之前是什么妨碍了她高兴死呢？
但就各方面看来，她还没有死。
“如果我完全足不出户，”我非常明确地重复道，“还要你们的会员卡做什么呢？谢谢！再会！”
“请等一下！”她大叫道。“我刚请示了上级！我们可以为您破例，将晚餐直接送上门。”
“酒店房间也可以送上门吗？”我不无刻薄地问道。
“我没听懂，”她说，“请您重复一遍！”
此时她真的将我激怒了。
“富裕，”我用教训的口吻解释道，“富人的地狱。”
“还是没听懂，”她认真地说，“请您重复一遍！”
“富裕，”我清晰地重复道，“富人的地狱。”
“还是没听懂，”她说道，“请您拼读出来！我记下来！”
于是我妥协软化了下来，说：
“面包一磅——穷人的天堂。”
就在此时，她猛然醒悟过来并挂掉了电话。
当然，这一切同样属于某种诈骗，传销金字塔式的……又一个谜题：无论哈巴狗的狗粮还是胡夫金字塔的石方，都轻松到手，只需电话铃一响。打一人。谜底是什么？您不要细想立刻回答！
如果不是今天这个遭受各种案例千锤百炼的日子，我可能还在拖拖拉拉优柔寡断，不明白她意欲何为。……对人的信任啊！竟然有如此依靠计谋的雅骗！我重新坐回打字机前，意欲将这段对话也写进小说里，否则过些时便会忘掉。在宏观经济中，任何边角料都有它的用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针对有人向他抱怨党内混入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匪徒时，他如是做出回应。
正当我在打字机上滴滴答答敲出这段对话的时候，妻子走进了我的书房。
“你今天逛了逛莫斯科，真是不错，”她说道。“连脸色都改善很多，好久没见你面色这么红润了！我天天都跟你说：多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多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明天你去市场买些土豆，这对你身体有好处。对了，和你说个有趣的事。我做了一个很滑稽的梦！好像有个隐形的人将一副靴子模样的意大利地图拿给我，‘现在你您明白，为什么意大利的皮鞋行销全球了吧？那隐性人神秘秘地问我。‘对！对！我在梦中高兴地回答。好不好笑？”
的确非常可乐。天天做这样的梦，人能活到一百岁。我们大笑了一阵，妻子便走出了书房。而我则思索：正好用来做结尾嘛！于是马上把她说的滴滴答答都敲出来，免得过一会忘掉。
......一最后一个谜题，读者们！一个人早晨走进自家浴室，突然发现洗脸池上方的镜子里有一具骷髅在悠然自得地刷牙。
“你用的是谁的牙刷，混球！”他气愤地对骷髅说。“而且至少也罩件浴袍吧。还有女人在家里呢！”
问题：这个人前一晚喝了多少（单位：克），以及他是谁？
我的目光向桌角投去，那里躺着几版氯安定片。可以睡一个月的安稳觉了：美妙啊！晚安，先生们！我们客西马尼园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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