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作家评论她当时代的另一个作家的话。
90年后再读仍然怦然心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同样可以借用来言说评论。“不惜代价来揭示内心火焰的闪光”,何尝不是这六十年来中国文学评论走过的历程?!
而这一点,或多或少,会被我们时光中大量的阅读所漠视不见。
一
文学评论是针对于文学作品、作家创作、文学流脉乃至文化现象的一种极具文学创造性的说理活动。无疑,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应该成为它言说的当是时的一种思想标准。但是往往,我们在成长中,只看到了说理、思想或者标准,却独独会忽视掉那个“文学创造性”,忽视掉那个由内心发出的“火焰的闪光”,由于这个遗漏,造成了对于评论的误读,以为它就是一些个条条框框,就是一些“坚硬的道理”,而无缘亦无关乎个人的性情。
当六十年这个概念,也如三十年一样,渐渐热起来,当对于六十年的文学评论所经历的争议与疑义,随着时间的回看而有梳理的需求之时,我的内心也并不是没有一丝犹豫,当然不能不说最终打消了这犹豫的是南帆文中的那句引文,穿越九十年的光阴,它摇曳而来,点亮了我内心的火焰。从学理上看,时间的断代,从来不曾严谨,六十年的概念,对于此书编选,文化的意义仍为主体。这一文化进步的长路,我们共同经历。六十年,文学评论浩如烟海,本书所选取和能够呈现的是这漫漫长路中的思想解放的主线,在对历史中的文字选择中,我要求自己遵从于这一主线,也就是说,我想选择能够代表这六十年来中国文学评论领域不断解放思想而又在各个时期反映、呼应和引领文学与文化乃至思想进步的文论,辑在一起的这一部书,因有了这条主线,和在思想解放中不遗余力、不惜代价的说理的文字与充满创造力的个人,文学评论才可能有今天的面貌。或者可以说,文学与人,才可能有今天的面貌。
文学与思想的各个进程,评论参与其中,比如“人学”之说,比如“现代派”之正名,比如“向内转”之内视,比如“寻根”之回头看,比如“全球化”之剖析,“本土”之辩解,处处都是文化思想的渗透,社会语境的浸染,上下,左右,文学在六十年各个时期所呈现出的不同风貌,都需各个时期的评论家做出及时的判断,于此间,评论家的艺术水准、人格修炼,与文学一样,也同样经历着时间的考验。
但是对于当代文学评论,不少文学中人仍有误读,就说是思想解放,许多后来者也会偏激或片面地认为,文学评论的思想解放在新时期的三十年,无疑,这三十年,确是文学和文学评论发展较快、思想解放程度较高、各种思潮碰撞相对激烈的三十年,越来越多的专业者加入其中,无论学理上,还是评论形式的创新中都有历史的一份不可低估的贡献。但同样,我以为,若从历史上看,1949至1979年的这三十年的文学评论,在思想解放方面仍有可圈可点之处,评论家的勇气与个人对真理发见的创新,每每读来使人感念,巴人(王任叔)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均写于1957年,这两篇“论”的论证与结论虽在今天已成理论共识,但在当是时的语境中提出,不能不教人看重评论家的锐气,对于“人”的建设,还在严家炎的对“梁三老汉”的形象读解上,有关“中间人物”要不要写、怎么写、人物与时代所呈现的关系一点,我们今天也已有历史的结论,然而当时却是引发论争的焦点,于焦点、于火力之中,仍有人能够不讳真言、条分缕辨,揭示内心的火焰,其言可嘉,当然如此做者,也都付出了代价,就是现在看,个人的代价较之时间中思想的前进而言,孰重孰轻,我不好代人断言,但我尊重和敬仰这一种文字的诞生和存在,也正是它们,证明了在文学寻索本体的过程中,文学评论曾为之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也同时,由于以上评论家的工作,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源便不仅在于时代,而还有一条来自评论内部的涓涓细流,它汇入了时代的新变。
涓流终成大河,陈荒煤对“伤痕”的解读,周扬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提出,朱光潜对于人性、人道主义的重申,谢冕对诗歌“新的崛起”的呼吁,阎纲对“李铜钟”的诠释,冯牧对《高山下的花环》的推荐,还有,王元化对文学真实的思考,徐迟对现代派的感言,还有,蔡翔对文学主体形象的赞叹,滕云对评论主体的呐喊,等等,不一而足。文学评论在20世纪80年代所起的作用,已经大大超过了文学本身。一方面,它引导了文学前行的步伐;另一方面,它也同时是思想解放进程中承担重要推动力量的一部分。
二
由于想呈现与具体创作相关的文学评论的这一进程,本书的文选,首先舍却了偏重治当代文学史的文学史家的论文,其中有多数是谈论现代文学史或者1949年以前作家创作的评论,包括我敬重的在当代文学史方面颇多建树的唐弢先生、潘旭澜先生、洪子诚先生,鲁迅研究学者王富仁先生,写出《认识老舍》宏文的樊骏,《北京:城与人》与《地之子》两个向度掘进而自身一直以艰难选择的知识者确认的学者赵园。其二,因更重视面对实际创作和具体思潮的评论,本书选文也不得不割舍在文学理论上建树非凡的一批大家,如从不同侧面给予文学良性发展以指导的胡风、徐中玉、陈涌、陆梅林、程代熙、李泽厚、蒋孔阳、陈辽、张炯、董学文、杜书瀛、陆贵山、严昭柱、王元骧、徐俊西、艾斐、王先霈、陈晋、饶芃子、畅广元诸老师。其三,因更着重文学评论的专业性,本文编选,更舍却了长期以来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文学组织者与领导者的文学报告或相关言论、总结,其中包括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冯雪峰、茅盾、贺敬之、张光年,他们多以诗、文立身,以小说家、诗人名世,六十年中,他们对于文学的参与是立体的,其贡献业绩无须我在此赘言,已远超出了文学评论的范畴。其四,对于当代文学的贡献,还可以列出何其芳、侯金镜、林默涵、江晓天、郑伯农、冯健男、洁泯、敏泽、顾骧、唐因、谢永旺、陈丹晨、刘锡诚、朱寨、李希凡、蓝翎、徐怀中、韩瑞亭、缪俊杰、秦晋、宋遂良、吴泰昌、陈骏涛、包明德、张韧、曾镇南、刘思谦、林兴宅、杨匡汉、何西来、何镇邦、朱先树、陈美兰、李炳银、牛玉秋、於可训、王纪人、肖云儒、李星、孙荪、程德培、李劼、吴亮、李庆西、宋耀良、孙郁、曾繁仁、戴锦华、吴秀明、郭运德、王必胜、潘凯雄、贺绍俊、梁鸿鹰、范咏戈、张陵、王干、董之林、张志忠、吴方、白烨、陈福民、樊星、陈超、丁帆、汪政、晓华、丁东、谢泳、殷国明、耿占春、王鸿生、王一川、陶东风、程文超、赖大仁、杨剑龙、谢望新、朱小如、盛子潮、吴俊、郜元宝、吴炫、王光东、张新颖、施战军、洪治纲、韩子勇、马步升、张清华、李静、胡河清、杨扬、薛毅、王彬彬、葛红兵、宋炳辉、彭学明、欧阳友权,还有更年轻的何弘、李云雷、贺桂梅、邵燕君、李美皆、何英、梁鸿等一系列长长的名单。这里所列,只是中国六十年来文学评论队伍中的一部分,仅凭记忆,难免挂一漏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各自岗位,以文论方式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所做的工作必将为历史所记住。其中,曾镇南对长篇小说的多篇评论,张韧《多元化与立体化的探索》对改革题材文学的探索,何镇邦《改革题材文学的深化》,何西来的《道德中介论》,李炳银的《报告文学论》都对文学创作深具影响;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李劼的《高加林论》、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均写于20世纪80年代,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依然魅力不减;林兴宅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敏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学价值论》、曾繁仁的《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刘思谦的《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白烨《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课题》等文原已入编,终因篇幅之限而放入存目,但它们各从不同方法与角度介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广领域并做出的业绩,终会进入文学评论的史册。
其五,我在本书选择中,多次体味因篇幅或体例等各种所限每每漏掉好文而深感遗憾,如唐挚有文《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1957年),真情而犀利;如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还比如康濯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1962年),王西彦的《〈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1959年),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1年)、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1983年),邵文、康文、王文均因有严家炎同类论述“中间人物”的论文,孙文、徐文也因有谢冕“崛起”一文,从时间上取前,从类别上取一,而不得不忍痛割爱。还有,比如“寻根”题下,因韩少功文稍前,且有持续实践印证,而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1985年)、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1985年)、郑万隆《我的根》(1985年)等便只好放在存目中。放在存目中的还有同年——黄金的1985年的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一文,这篇分上下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4期的论文,论述精彩,行文大气,但因有五万字体量,听从出版社建议,最终不得不从正文中拿去,作为存目。同是黄金的1985年,还有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因我的选取原则是注重文学评论的主体性与个体创作性,凡入选本书,必得是一人署名的评论,是故,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在学术上虽开风气之先,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深具影响,但也仍做存目处理。同理,还有发表于1982年第8期《上海文学》的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关于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实探》一书的通信,题为《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各个信中洋溢着的激情至今读来仍感灼烫。我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真知灼见的评论表述,不少选用了通信的方式,这一形式在此后十年、二十年的90年代与21世纪头十年已销声匿迹。著名的信,还有王蒙写于1979年的《关于“意识流”的通信》;而在此书中,我选的《我所评论的就是我》一文,也正是滕云给雷达的通信。从内容上讲,它提倡的评论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树立问题,即便放在今天也至关重要,而形式上看,它的“信文体”也保留了80年代的交往需要与思索征象。当然,还有更多的文论没有收入进来,一一列举已不可能,好在有存目作为补编。
也是在编选前,我发现至今仍没有一部对于几十年文学评论的正式选本,三十年,没有,四十年,也没有,五十年,还没有,而文学的其他门类,如小说、诗歌,或者报告文学、散文,五十五年的选本都还存在,那么,六十年的文学评论选之必要,已毋庸我多言,但字数之限又必须做到删繁就简,所以,存目与选文一样重要。换句话说,本书在存目上下的功夫一点不比花在选文上的少。
三
如果言及这部书的特点,我想围绕文字所呈现的思想解放的主线之外,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理论背景。
举要如下:
拨乱反正之后,有关文学创作与文学发展的内涵与评价问题,不仅在文学评论内部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而且,与文学相关的探讨人性、人道主义的文章恰恰最早出在哲学、美学研究领域,本书所选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1979年)一文,不仅在时间与思想上成功续接了上世纪50年代由巴人《论人情》和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开创的以“人”为本的文学话题,而且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理论界、文学界的人道主义的讨论,其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内在取向不能不说影响深远。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2001年),关注到文学理论批评的跨科、分流现象,从文艺作品出发而至社会思潮而至文化研究,于广延的边界中意在呼唤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南帆《现代主义:本土的话语》(2005年)虽在其近年论文中不及他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论文读者面宽,但它试图考察中国版“现代主义”话语的理论线路,宣布了文化殖民的破产。文中对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诸种一直存在于20世纪以至当下文学中的大题的一一厘清基础上找到的弥合而非断裂的解释,或许给我们一定理论的启示。因有此文,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1988年)诸文才可能在此书中隐身而为存目。
其次,是故学新知。文学评论的学理部分或者学术含量,我以为一直是治当代文学的评论者重视的一点。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1984年),所依据的资源材料多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作品,但文章却将“故学”化为新知,创新性地提出了“性格的二重组合说”,大大拓展了我们分析文学的思路;陈思和的《共名与无名》(1996年),所言“共名”、“无名”两种现象早就存在于文学史中,只是没有人去如此梳理命名,而这一思想聚合而成的内心火焰之闪,使文论既非“照着说”,也非“接着说”,而成为“自己说”的杰作;程光炜的《王安忆与文学史》(2007年)是研究作家的内在文化血缘的非常值得重视的一篇,它所利用的资料也多为我们眼见耳熟,但其论证与结论却多有“无穷出清新”的部分。于此,也印证了文学评论中“重读”的重要。
再次,是问题意识。谈问题,或者由于问题的存在,而有评论。我以为这一直是文学评论所秉承的优良传统。谢有顺的《十部作品,五个问题》(2001年)关涉文学的权威性结论与媒体参与、地域评价,与评论家的知识结构、价值认同、情感取向之微妙关系;胡平《小说八条》(2006年)开宗明义不谈成绩,只谈问题,讲了有关小说创作的八个问题,切中要害;李敬泽《拯救散文伦理》(2006年)一文,从探究“我”在“无用之文”中的隐身意义始,至“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引出“修辞”、“立诚”、“载道”之大题。评论的精神在于发见问题,并引起文化的注意。于表述中,我们同时可见,评论有从论文化向散文化的游移,文无定法,随性为文。我一向认为,言之有物,写到核心,是难的,而打碎一切定法,见出性情之文,也不必受到论文定法的拘禁与束缚。
最后,是作家立言。本书选文不单限于评论家一“家”之言,亦收入了一些作家的代表性评论。如徐迟、韩少功、王蒙。当然作家中有理论意识的绝非这几人,就我关注范围,可以举出的有:赵树理、高晓声、刘绍棠,比如刘绍棠发表于1957年《文艺学习》上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比如赵树理发表于1959年《火花》上的《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等等,更有张承志《美文的沙漠》一系列长长的名单。它们都在一定的语境中领风气之先,言时代所应言。但是,那毕竟属于另一部书的编选,它或可从另一侧面呈现六十年中国文学的历程,有机会,我意愿再做承担,此不赘言。
四
行文至此,好像还有言犹未尽的部分。
放在这里,以做备案。
1.关于与文学关联紧密的艺术评论。李健吾、杜高、钟艺兵、李准、仲呈祥、曾庆瑞、黄式宪、陈墨、尹鸿等均有宏文,在推动文艺发展上功不可没,但因篇幅所限,我初稿仅选取了钟惦棐早年一篇《电影的锣鼓》作为艺术诸多门类的代表。而定稿时同样因所选文字大大超过出版社所限字数,最终割舍。只保留了文学评论的主线。
2.本书的精神主线是文学评论如何推动和参与思想解放,和思想解放在文学评论中的具体体现。本着这一脉络,同样也本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创造空间,文学评论的自由空间的拓展,各种新方法、新的研究手段的引入,文学评论家主体意识的增强,都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获得极大发展。因而,后三十年的评论选取多于前三十年的这一面貌,也是历史面貌的真实反映。
3.感谢评论家们。我时常觉得,他们都是一些具有无私品质的人,在每一时代,发出他们内心真实的声音,有时,这发声会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往往,他们的发言并不都是振臂高喊,但是淹没掉他们声音的众声,并阻碍不了他们的发声,于此,我敬重他们的寂寞前行;而有些时候,这发声还会付出代价,这代价有时是长时间的沉默和冷寂,有时则是被剥夺掉发声的权力,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文学评论会常常遇见,但是同样,他们并不因代价的巨大而使自己不站在他们认定的真理和真实一边,他们还是坚持要说出真和美,为此我敬仰他们的勇敢。至今,如果从1986年发表第一篇评论算起,我从事文学评论也已二十二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愈来愈感觉到,评论家应是得到来自社会与作家尊重和惜护的人,之所以产生这样想法,是因为较之他们的付出而言,较之他们对文学与作家投入的爱而言,他们得到的爱惜——无论是来自文化方面,还是来自作家——他的对话者方面,均有不足之处;换句话说,对于他们而言,那理解如果深切,那爱惜如果足够,受益更多的将是文学的创造本身。
4.要特别感谢那些给予文学评论以一定篇幅和地位的文学杂志的编辑们。而以评论为主体的刊物《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理论研究》、《文艺评论》、《当代文坛》、《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文学自由谈》、《文学报》、《理论与创作》等,可称为第一方阵。它们不遗余力地推出我们时代文化所需要的思索,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建设做着添砖加瓦的工作。评论刊物还有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包括在新时期曾做出贡献,后来由于资金或其他原因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当代文艺思潮》、《文论报》、《作家报》等。在此,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上海文学》,记得1979年第4期,它曾以评论员文章的署名发表《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从而为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找到了支点,提供了助力。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文学》,理论思维之活跃,绝不亚于创作的勃兴,而一个文学杂志能够以这样一种先进而重智的理念,突出于偏重于创作而稍稍滞后于评论的别个文学杂志,不能不令人感念两位已逝的编辑家也是评论家个人,他们是李子云女士、周介人先生。两位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完成了时代的立体的评论。当然,作为评论强有力支撑的队伍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林建法、张未民、韦健玮、任芙康、李国平、张燕玲、朱竞等人的身影。他(她)们的躬身前行,是文学评论能够健康发展的一种保证。
5.文学是人学。这句子现在已成公论。但它穿越的风雨却是后代人难以想见的。好在还有历史,还有关于历史的反思与评论。从本书的选择中,我们不难看到“人”的力量,“人情”、“人学”、“人格”,我们可以轻轻地触到有关“人”的、活着的、生命之体温。
6.每人心中都有一部文学史。同样,不同的个体,心中的文学评论史也不尽相同。评论文字,或智慧,或多思,或灵动,或严谨,或活泼,或激越,每位评论者对于文学的介入方式和言说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每个人进入评论的道路也各不相同。而我选择它,和我在这本书中选择他人的论文的动机会是不同的吗?不。我选择它的内在原因,也是因为那亮光,和火焰,它们,那些文字,从另一个人的心中传递到我心中,我受着它的灼烤和点燃。是的,正是这一个原因,那些给我内心热量的文字,的的确确影响了我,并成为我认识世界和感悟真理的一部分。
7.毋庸讳言,我热爱有主体意识的评论家,那颗心炼出的文字,见解独到,个性鲜明,大胆立论,小心求证,行文中不失淳厚之心。如伍尔夫所言“不惜代价来揭示内心火焰的闪光”,我想,那文字中也深藏了关于人的理想。我一向认定,因有理想,才会产生一种叫做评论的文字。至此,如果我还有想对60年来以这文字投身文学理想的评论同仁们说些什么的话,那么,也许借用滕云文中的一节,更能表达此时的心境——
评论家主体意识被人们(包括评论家自己)忽略之时,我不去面面圆通,只求突出一点,只求强调一点,这用心,朋友们也可以见谅的。
2009年7月19日凌晨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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