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写一部《汉口徽商》，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是一项抢救性的工程，如果我现在不去做，等到将来什么人来做，困难就更大了。
一般年轻读者，拒绝接受古籍，因为有太多的阅读阻碍。我的叙述方式，我的引经据典，不会让读者感觉沉闷，而且还会有一种阅读的快感。有时候，我会有意保留古籍原文，因为原文所蕴含的文学美感，今人文字无法企及无法传递。即使其中有些字不认识，有些词不解其意，经过我稍加阐释，稍加点拨，就可以领会了。我所做的文字演绎工作，其目的是让尘封的史籍，由小众研读走到大众面前。
还有一种阅读方法，我也毫无顾忌、非常坦率地向读者交底。如果遇到阅读障碍，或者一些资料性的文字，完全可以跳过去。因为有些资料，虽然不能引起读者阅读兴趣，但在一本书里又不可或缺。而从读者角度看，跳过去则是明智的选择。
还有，我为写作本书，阅读了大量古籍，有些是今人的校释本。我发现今人有诸多马虎之处。譬如甲子纪年方式，戊戌这两个字，就经常颠倒混淆出错。加上还有一个形近字戍边的戍字搅在一起，就更错得一塌糊涂了。至于哪些书上出错了，恕我闭嘴。这里我编出一个口诀，让读者谨慎区别这三个字：
戊戌年号戊在前
天干戊字无横点
有横是戌属地支
有点便要去戍边
好玩吧？
不枯燥了吧？
请跟我来，你将获得一个接一个的阅读惊喜。
◎歙（she）县的谜中之谜
秦皇建县赐美名，汇山聚水画中行。
丽鸟飞来合羽落，归去尚欠徽州情。
——如果以这首诗为谜面，打一字，请你猜猜谜底？
——歙。
这么一个字，古今难倒多少人。
歙县，曾经也称歙州，是古徽州六邑之一，也可以说是六邑之第一，因为徽州府城就在歙县。就因为这个歙字难认难读，甚至有碍于歙县旅游业发展，当地一位年轻领导人程兵，在二○○九年全县旅游工作会议上，有了这首即兴之作。这首诗内涵丰富，既讲历史来由，又说风光特色，再将歙字拆分为“合羽欠”三部分，巧妙地嵌入诗句之中，使一个本来难读难写的字，变得妙趣横生，而不再难为人了。在合（肥）屯（溪）黄（山）高速公路上，这首诗上了歙县广告牌，成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
从婺源到歙县，在婺源境内，一路上随处可见歙砚作坊，每处作坊都堆满龙尾山石料。龙尾山在歙县境内，婺源人以龙尾石料，制作精美的歙砚，个中透露出什么信息呢？我想到了：分属两省的婺源和歙县，都是徽文化的发祥地，如今依旧血脉相连，而且还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当今，钢笔、圆珠笔和碳素笔早已合伙取代水墨毛笔，电脑和打印机业已合谋取代手工书写，歙砚的产能不仅没有萎缩，而且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这能说明什么？这就是中华文化生命力之所在，当然也是徽文化生命力之所在。
古徽州人为什么喜经商？古徽州人为什么会创造一个叫做徽商的专有名词？我不太赞成地少人多之说，虽然地少人多之说古已有之。《汉口紫阳书院志略·尊道堂记》有一句话：“新安土薄田少，计其地产不足以共生齿之繁，不能无仰给他方。故汉镇列肆万家，而新安人居其半。亦其势使然也。”此文作者为吴镇衮济平，这吴镇在哪里没查出来，我想衮公或许没实地考察过徽州，所谓土少田薄不过是人云亦云尔。
歙县历代人口，二○一○年版《歙县志》有具体数据。值得注意的是，从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年）的十九万零三百五十二人，到万历三十七年（一六○九年）的七万两千四百二十八人，一百一十七年间人口锐减一半还多。究其原因，查阅该县志大事记，有如下记载：
（万历）十六年，饥荒，瘟疫，僵尸塞途。
（万历）三十六年五月，大水，灵山崩塌，压死居民三十余人。
从这个历代人口统计数据看，明清时期，歙县人口高峰年为弘治五年，也不到二十万人。徽帮形成规模、建成汉口紫阳书院的鼎盛时期，即康熙雍正乾隆年代，歙县内人口不过七万多人。这个时候不存在田少人多、必须外出经商的理由。
歙县县境面积两千一百二十二平方公里，农用地十九万八千四百二十二点九公顷，合两千九百七十六万多亩。这是二○○五年的统计数字。历史上开垦地肯定少一些，但这么大一个地方，养活二十万人，绝对不会有问题。歙县境内虽然山地多，但海拔高度最多不超过一千五百米，比起湖北恩施、宜昌，真可谓小巫见大巫。
恩施、宜昌，那才是田少土薄。为什么恩施人、宜昌人，没有大量跑到外面去，跑到汉口来经商呢？
到歙县，我一直惦记一个人，他就是《汉口漫志》的作者黄心盫。《汉口漫志》未能付梓，浙江人范锴在《汉口丛谈》中，不厌其祥地抄录了这部书稿文字。我在《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一书中，专门写了《范锴与黄心盫》，其中有一节是《范锴为何偏爱歙人》。《汉口丛谈》写到一百多位人物，其中有二十多位是歙县人，占了四分之一。我研究其原因，范锴与黄心盫交好，通过黄心盫接触到了这些歙县人的事迹。
县志主编胡武林先生给我们要来一辆车，送我们到黄氏聚居地之一的潭渡村。出县府大院西行，满眼是平坦的水田，一片葱郁的绿意。大约走了二十公里，到达潭渡村。进村不远，正好司机认识一位村民，让他给我们带路，找到黄光亚家，这家人都下地了。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到他从地里回来，看他身上的泥水像个农民，听他说起话来，就是一个有知有识的文化人。他说，这地方黄氏有字派不用，到死时才安一个，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字派。他看了县志黄承增条目，明确表示没有这个字派。
黄亚光的爷爷，爷爷的哥哥，都曾在汉口做生意。北伐战争期间，回到故里。村里还有黄菊生、黄汉生兄弟在汉口，两代人都没有回来过。菊生的父亲黄尔福，民国二十五年病故，回葬故里。北伐战争时，十九岁的黄菊生，由黄亚光伯祖父带回家乡。
潭渡村在同治三年出过翰林。他说黄承增排不上。意思是即使这里有这个人，也没有他的地位。他看了县志，很不为然地说，他才是监生，捐的。就是举人，牌坊也不刻名字，起码要进士。
没有找到黄心盫的线索，我很有些失望。不过认识这位六十二岁的黄姓村民，我感觉到他身上，传承着一种地方文脉。
就是这个潭渡，有黄宾虹故居。等候黄亚光下地回来的那一个多小时里，我们到“宾虹草堂”感受画家生活过的庭院。宾虹草堂背后，是其侄孙黄高昭家，我们在他家小坐，听这位七十上下的老人谈他的叔祖父。黄宾虹从这里到上海，一举成名，名满天下。
从我进入古徽州的探索之旅之始，就见文献资料说徽州是朱熹的祖籍地，同时又说是程颢程颐的祖籍地。前一说我当然认同。而后一说，我打心眼里难以接受。《千家诗》开篇一首《春日偶成》写道：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作者程颢注释为河南洛阳人。二程父亲曾在洛阳做官，二程就在那一带留下了生活的记录。二程祖父曾在湖北黄陂县做官，二程兄弟实实在在出生在这里。今武汉市黄陂区，留有二程许多遗迹。现在黄陂、孝感一带，有众多程氏的后裔，其中一位程颢后裔定居武汉，曾向我出示过程氏宗谱。
二程怎么又在古徽州有祖籍地呢？是不是后人为着理顺理学脉络，编织了这么一个传说？
后来，我读了今《歙县志》附录部分，其中有《程朱阙里》条目：
篁墩为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与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堪与孔子曲阜阙里相比。
看来，这个历史渊源还真有呢。篁墩这个地方，今属黄山市屯溪区。而且，篁墩不仅是二程祖籍地，还是朱熹的祖籍地。有资料写道：“朱熹的上代自姑苏迁来徽州，第一站也在篁墩。”
歙，歙县，歙州，理学之根。你真难以说清，为什么这条根就在这里。
◎一张清单分晓歙人魅力
一部《汉口丛谈》，记录了许多与汉口相关的历史人物，清代人物约有百人，一部分与作者范锴相识，其中安徽人为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安徽歙县人竟有二十八位，占了四分之一强。
这里，我将《汉口丛谈》所写到的歙人开出一个清单——
黄心盦 ? 本名黄承增。伟貌修髯，交游甚广，工诗词，文思斐然。
吴浦舟 ? 有《竹枝词十首》，稿佚。曾在体仁巷下正街题“只处高”面馆。
项大德 ? 少敏慧，八岁能诵五经，著《梯青集》。
吴邦治 ? 号鹤关。信行里人。与段寒香、彭念堂合称汉阳三老。好学多艺，性颇耿介。
张玉坡 ? 与鹤关齐名，同为汉上寓公。著有《绿溪草堂集》。
吴澹止 ? 入籍仪征。客汉数十年，诗数千首。博闻强记，嗜作韵语，诙谐不羁。贫无长物，衣冠修整如富人。
（鹤关、澹止、玉坡皆终老于汉。）
吴仕潮 ? 工诗，尤长五言。性好客，常吟朋满座。著有《怀人》《续怀人》，以纪交游。入籍汉口。
方世克 ? 性好学，诗思敏赡。后入籍汉口。
吴美堂 ? 业鹾汉口，富而好奇。有奇砚。
江绍莲 ? 橙里人，好学，癖吟咏，又善搜罗奇闻异事。著《闻见闲言》数卷。
吴僧庾 ? 丰南人。江绍莲岳父。
黄默谷 ? 罢广东佛山同知，旅居汉口。工诗画，甲辰吟社，常与主盟。
黄承吉 ? 西潭渡村人，后入籍江都。论诗以精彩骨力之辨，甚严。著《梦陔草堂集》。
洪石农 ? 桂林村人。善篆隶，工六法。在汉口小住数月。
鲍筠庄 ? 以鹾业客汉，雅好诗咏。温和真率，有长者风。
洪旃林 ? 业鹾汉上，遂著邑籍，移家居仁坊，筑亭馆名曰谁园。
巴树蕃 ? 盐商，客汉久，广交游，尤能急人之急。涉猎史书，耽诗，诗作沈郁顿挫可诵。
曹问林 ? 方岩夫岳父。性纯和，好学嗜诗。馆于鲍筠庄汉上寓斋，两翁皆与诗会，兴不少衰。
方晞原 ? 灵金村人，亲贤好学，专力诗文，性和易寡怨，尤有古学者风。
方岩夫 ? 方晞原长子，品高神雅，学博文工，家有藏书。
程浩亭 ? 本名程瀚，籍霍邱，诸生，温雅冲邃，内介而外和，于人无所臧否。诗文清丽。
程宣五 ? 歙西宝村人。与吴鹤关自汉口出发游黄山。
程执斋 ? 本名绍允。宝村人。博学工诗，古貌古心，虽托迹市嚣，而爱才耽咏。程旨泉之子，程宣五之孙。
程旨泉 ? 汉上名孝子，其父程宣五病，割股和药以进。
曹震亭 ? 十二岁作《黄山赋》数千言。
徐韫斋 ? 盐商，有唱和之作。
范莲宾 ? 狮塘人。诗文书画琴奕，无所不能。膂力千斤。
潘之恒 ? 明代人。著有《涉江诗选》《鸾啸集》《黄海》《名山注》。另有诗《 涢口》。
这份清单中有一位明代人，其余都是清代人，都非等闲之辈。对每位的评介，均从书中摘句。这些歙人以盐商居多。未注明盐商者，其中也有盐商，只是未敢妄断。书中还有疑似歙人者，但不敢随意录入。
顺便说说《汉口丛谈》中其他徽州人。有休宁籍毕花薑、孙汉、孙松坪、孙熙、戴景韩等五位，祁门籍马曰琯，其他安徽籍人士有桐城籍姚鼐、芜湖籍常芝仙、当涂籍黄左田、合肥籍龚芝麓、皖江籍姚小山、鲁星村。加起来又是十二位。总共写了四十位安徽人。还好，不到一半。可见《汉口丛谈》不仅是汉口最早的一部发展史，而且是半部汉口徽商的发家史、文化史。
范锴为何偏爱安徽人，又尤其偏爱歙人呢？
首先是地缘。范锴为浙江人，与安徽是近邻，口音比较接近，又有新安江一水相通。清代以至以前，两边的文化比肩发育，是在一个发展层次上。范锴也是从事盐务的商人，与徽州的盐商自然有较多的接触交往，与盐商中文人雅士自然有较多的交往。关键的关键，还在于他既是盐商，也是文人雅士。范锴与也是歙县人的黄心盦，友谊深厚，成就比肩，因此汉上并称“黄范”。黄范二人，“每推敲过市，人咸指而视之，似以为两异人耳。”范锴写道：“黄心盦三游汉口，皆有题襟之会。尝语及昔年汉上盐鹾盛大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燕所。”在汉上淮盐生意特别兴旺的时期，黄心盦常常同那些既有钱又重风雅的盐商们一起雅集，在一起无不是品论书画，研讨诗词。“而操觚染翰之士，亦无不愿交于心盦也。”这就是说，只要是喜欢端杯饮酒舞文弄墨的人，都会喜欢黄心盦。当时盐商修建的寺院，就有五六处之多，那既是烧香拜佛的地方，又是休闲聚宴的处所，其所在位置，“半临后湖，可舒远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年的汉正街一带，当年的淮盐巷，当年的商人圈子，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
心盦每在汉上，都会成为骚坛中心。有个黄心盦作媒介，范锴当然可以在各个雅集场合结识更多的歙人。
◎黄心盦其人与《汉口漫志》
还是用范锴《汉口丛谈》卷五的一段话介绍黄心盦吧。这段话我将分作若干部分，一小段一小段地道来。
黄心盦何许人也？
黄心盦名承增，歙人。伟岸修髯，交游甚广，工作诗词，文思斐然。尝往来燕北、汴梁 、三湘、吴下，所至公卿倒屣，争相延至，为江湖上客。而操觚染翰之士，亦无不愿交于心盦也。
两游汉口，皆与题襟雅集，虽参末座，已有惨绿少年之异。
这是范锴对黄心盦的总体评价。黄心盦从事盐务，不像是老板，极有可能是雇员，也有可能是盐牙。盐牙即盐业中间商。他一表人才，又满腹经纶，在江湖上很吃得开。无论走到哪里，谁都不会马虎他。有公卿争相请他、有翰墨之士交结他。
这里所说黄心盦前两次到汉口，范锴都跟他一起参与诗会，那时的心盦在诸多名士面前，虽然处于末座，但已经是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早就引人注目了。
黄心盦与范锴相比如何？
丙寅，复自淮上来，侨寓痘姥祠，仆仆半生，鸟将飞倦，遂有终焉之意。值余重客汉上，因通缟纻。自后吟尊花社，酬倡日增，顿著黄范之目，每推敲过市，人咸指而视之，似以为两异人耳。然余寡学尠能，拘于孤傲，痴呆木讷，樗散早成，而心盦则具应世之才，高谈雄辩，四座俱倾，大有意气公然笼罩人之概，乃忝齐名，殊可愧也。
黄心盦第三次从淮上来到汉口，已经到了丙寅年，即嘉庆十一年（一八○六年）。他侨寓痘姥祠。痘姥祠供奉主管天花的菩萨，黄心盦在僧寓里，应该是暂住。这时年已半百吧，想定居下来。范锴也回到汉口，两人形影不离，被人并称黄范。范锴以为心盦是应世之才，心盦在众人之中，显示出笼罩所有人的气势，自己在心盦面前要矮一大截子，怎么能够与之齐名呢？
黄心盦为何写《汉口漫志》？
心盦偶语及汉口曩日前辈风流，渺不可再，辄抚腕嗟叹。余曰：“四美二难，不可兼得，人固知之。而中寓盛衰之感，人莫知也。数十年来，君阅历已深，矧擅文笔，曷不纪之？”心盦颔笑四三，遂有《汉口漫志》之作，中载生平交游，唱和居多，得二十三卷，未竣而卒，悲夫！
黄心盦跟范锴发出感叹，说时下已不及前辈风流了。范锴说的四美二难，四美即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即贤主、嘉宾。范锴对心盦说，你有这么深的阅历，又有这么好的文笔，为什么不写出来呢？于是，心盦写出了《汉口漫志》。可惜没写完就谢世了。
黄心盦后人呢？
先以无子，在汉续娶徐氏，生女二，子一，名锡畴，才七岁。
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结局。心盦落籍汉口，终老汉口。
心盦去世时间，范锴记载为：“辛巳，心盦殁于四月。”即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
我还以为心盦比范锴年长，其实也大不了多少岁。范锴对心盦，在年龄上，在学问上，有着双重的尊重。
这一节的结语，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范锴的点化，就不会有黄心盦的《汉口漫志》。
黄心盦《汉口漫志》写了二十三卷，范锴说是没有写完，其实再写下去，写多写少，都无所谓。《汉口丛谈》只有六卷。《汉口漫志》有二十三卷，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字。我想至少应该够一本书的分量吧。
值得庆幸的是，《汉口漫志》虽然未曾付梓，但这个书名流传下来了，这本书的许许多多史料流传下来了。其中最为精粹的史料是：
世宗自安陆入继大统。御跸曾过汉口。今有接驾嘴码头，俗讹呼薛家嘴;又有报驾墩，讹呼鲍家;送驾墩，讹呼宋家。
以上这段史料，引自《汉口丛谈》。这段史料也被《续汉口丛谈》转引了。后来及至当代史籍都引这段话，而且都注明出处在黄心盦的《汉口漫志》。至于黄心盦这段资料从何而来，那就不知道了。
一本并没有刊行过的书籍，又被承认是一本存在过的书籍，它的知识产权至今仍归属于黄心盦，范锴功不可没。是他最早通过《汉口丛谈》，确认有《汉口漫志》这部书稿。一八○六年至一八二一年间，当时的汉口徽商，当时的汉口文人圈子，恐怕有不少人知道黄心盦在写这本书，但这段历史如果没有文字记载下来，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黄心盦于一八二一年上半年去世，第二年，道光二年，即一八二二年，范锴的《汉口丛谈》刊行。范锴著述甚丰，有二十二种存世，唯有《汉口丛谈》，名声籍甚，著目列入《清史稿·艺文二》地理类杂志之属。
这部书刊行之后，在汉口的影响大得不得了。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教授周贞亮写道：“三十年来，访求不获。近闻厂肆间有其书，辄为外人重值收去，吾乡人转不易得，得者亦不轻出示人。”他还写出了对这部史籍的一片痴情，幼时从同里人那里见过这部书，入朝以后“求之十年不得”。一九二一年，“有乡人得之，求假一观，诺而不与。”你看看，只是借来一观，人家答应了，但就是不借出手。后来，从同邑李星樵太史处借得，“令写人传钞一部”。
曾任北京图书馆总纂的方志学家罗田人王葆心，在任武汉大学教授期间，从徐焕斗处得到《汉口丛谈》一钞本，命其子王夔武“写一副本藏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得益于几位学问家的细心呵护，由王夔武遵从父命，《汉口丛谈》在首次刊印一百一十一年之后，于一九三三年得以校勘重印，这部史籍遂得以流传。
相比洛阳纸贵的《汉口丛谈》，《汉口漫志》是一个被冷落的结局。
《汉口漫志》的手稿到哪里去了呢？
我的答案是：在范锴手里。
范锴是个有心人，每次寓居汉口，每与心盦吟咏，都记录下来。与其他词客吟咏，也都记录下来。他记载最多的是心盦。
多到什么程度呢？
我手头的《汉口丛谈校释》，每自然段都附有注释，注释字体为小号字，统计正文字数比较麻烦。为此，我专门网购一本一九三三年版《汉口丛谈》影印本，全书正文字数约为十万零七百字。我再将《汉口丛谈》写到黄心盦的正文部分，全部输入电脑，计有三十二处，电脑统计字数一万六千字。全书提及《汉口漫志》或简称《漫志》共九处，其中前五卷七处。涉及黄心盦文字，约占全书百分之十四点八六。这个比例够大吧。
我将黄心盦相关文字输入电脑时，将前导入文字，后延伸文字，尽量压缩。因此，如果加上由黄心盦而来的衍生文字，则篇幅所占全书的比例会更高。
更有甚者，一九三三年版卷六，全文一万零七百五十二字，黄心盦文字计九千六百七十九字，占百分之九十。
卷六所有黄心盦文字，全部从《汉口漫志》二十一卷原文摘抄过来。
如果没有黄心盦的《汉口漫志》，《汉口丛谈》就不是六卷本，而是五卷本。
反复阅读《汉口丛谈》，我有一重大发现，全书写到有名有姓人物，约有一百位多一点，而其中歙县人就有二十八位之多，占四分之一以上。再加所写其他徽州人士六位，这些还不包括姚鼐、方苞等其他六位安徽籍人士。一部《汉口丛谈》，也可以说是以徽州人为主体的诗词唱和集。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说，没有黄心盦，不一定有《汉口丛谈》。
两部最早写武汉的史籍，《汉口丛谈》与《汉口漫志》，就动笔时间而言，孰先孰后？
这个问题重要吗？
不重要。
但有意思。
诚然，是在黄心盦发出“仆仆半生，鸟将倦飞”的慨叹之后，是在黄心盦发出“前辈风流，渺不可再”的嗟叹之后，范锴向心盦进一言，让他把自己的阅历写出来，于是才有了《汉口漫志》二十三卷的未完成稿。
心盦在汉口定居下来，续娶徐氏，生儿育女，算是过日子了。经商的事情，或干或不干，或多干或少干，不再四处颠簸了。潇洒的人生，虽然不会立马打上句号，但生活的节奏也许放慢一些。他要潜心做一件事情，要留一本书给后人后世，留一本书给汉口。
范锴隔三差五要见心盦，以心盦大大咧咧的性格，以黄范日久弥深的交情，心盦的手稿不会不让范锴先睹为快，而且还可以带回家去看。
心盦《漫志》，昔假读之，大半历叙生平游踪所至之事。若有关于汉口者，寥寥数则，盖书作于汉口而名耳。
这一段对《汉口漫志》的评价，范锴写进了《汉口丛谈》。
一九三三年版《汉口丛谈》，还有一段未收入校释本的评价：
黄心盦自号槠山词客，所著《汉口漫志》中， 有涉于汉口琐事者，十无二三。故题曰《漫志》，亦散漫之意也。其二十一卷，荟载汉上红楼妙伎独多，因附记之。
显然，范锴对《汉口漫志》的写法，不说颇有微词，也有不满足的地方。或许正是这样，他看到这一选题大有拓展的前景。于是，他就动笔了？
范锴给予《汉口漫志》最积极的评价是：
黄心盦三游汉口，皆有题襟之会。尝语及昔年汉上盐鹾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燕所。镜槛晶窗，洞房杳窱，咸具竹石花药之胜。且半临后湖，可舒远眺。白云漾空，绿阴如幄，斜阳返映，影动于琉璃屏户间，宛若身在画中。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觞咏升平之乐。前辈风流，犹可想见。数十载来，已成《广陵散》绝。盈亏之怅，其何能已？爰作《汉口漫志》，未竣而卒。
心盦笔法，范锴心领神会，在《汉口丛谈》中一一表现出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口丛谈》卷六。所谓“心盦《漫志》，昔假读之”，不仅仅是早先借来读过了，而且是：
其二十一卷，荟载汉上红楼妙伎独多，余曾草录一册。今心盦已没，杂著稿本，散失殆尽。唯此诗词存数十首，因附记三十八则于后，亦北里烟花《板桥杂志》所不废也。
你看看，他还将二十一卷，“草录一册”！
“草录一册”，什么意思，作何用途？
这“草录一册”，整个儿搬进了《汉口丛谈》，原封不动地搬进了《汉口丛谈》。
《汉口丛谈》卷六，九成文字，就是心盦的原文照录，原原本本地抄录。
古往今来，有这种搞法吗？
本章附录二，载有《汉口丛谈》卷六抄录《汉口漫志》二十一卷文稿原文全文。拜请有兴趣的学人审读过目。所有抄录文字，不只是黄心盦诗词，还有他所写与友人唱和的细节。如果说范锴欣赏黄心盦诗词，抄录一些犹可。你把人家书稿全文照抄，如果不是别有所图，就不可理喻了。读者须知，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没有影印设备，全靠毛笔一个字一个字抄写，这要费多少闲工夫呀。
我在感激范锴留下了黄心盦小部分心血之作的同时，我不能不说出我压抑心中的郁闷。
《汉口漫志》已经写了二十三卷，按中国人对数字的使用习惯，我以为剩下的只有一卷，因为二十四卷，就是一个习惯上的圆满之数。
如我之见，写到二十四卷，即可成书付梓，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又有什么必要亲自草录一册呢？
还有一大疑问，为什么没有人给黄心盦刊行这部遗著？
他不是有很多朋友吗！
心盦去世才一年时间，范锴出书就写上：“今心盦已没，杂著稿本，散失殆尽”，而且是“唯此诗词存数十首”，就是写青楼的部分。这是什么道理？
范锴所录心盦三十八首青楼诗作，究竟是“昔假读之”、“草录一册”呢，还是心盦西去之后抄录的呢？谜。
有些历史的巧合成为历史的美谈，有些历史的巧合成为历史的笑谈。我此刻笔下的一个历史的巧合，只能让人唏嘘不已。
清嘉庆丙寅（一八○六年），是黄心盦第三次到汉口，在汉口定居的第一年。
嘉庆丙寅（一八○六年），亦是《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成书的一年。
汉口紫阳书院，本土市民称新安书院。《汉口紫阳书院志略》的主纂人董桂敷，为何执意将新安书院写为紫阳书院，本书另有一章作专门讨论。从头到尾读完这本史志，我没有找到黄心盦的名字，也没有找到黄心盦的本名黄承增三个字。
我的结论是：新安书院，心盦无名。
一位望重儒林的徽州歙县籍人士，为何没能登汉口紫阳书院的大雅之堂、留下一点墨迹呢？
他来迟了吗？
董桂敷为这部书写序的时间是丙寅夏五月，写跋的时间为丙寅仲冬，而黄心盦“丙寅中夏”肯定已在汉口，这期间没有见到黄心盦吗？
黄心盦三游汉口，此前两次来汉口，没有请他留下墨宝吗？
汉口紫阳书院有那么多亭堂楼阁，每处都有序有记，为什么轮不到黄心盦呢？
就在《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截稿的嘉庆丙寅年，董桂敷还为书院题写了“源深泽远”匾额。他所署题款是：嘉庆丙寅仲夏月赐进士 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级 婺源后学 董桂敷 敬书。
看来，时间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黄心盦没有相当的头衔。董桂敷，进士，京官，有头有脸。
古今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拼命往权力的上位攀爬，要拼命往职称的上位攀爬。
汉口紫阳书院里，在那么多匾额上题字的官员，没有几位留下名来。黄心盦《汉口漫志》虽然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留下了，他的著述部分地留下了。
汉口紫阳书院，已经全部毁了，连同那些匾额，连同那些题记，连同那些墨宝。
◎汉口紫阳书院折射徽州人的文化自信
清康熙年间，汉口的商业社会，已经繁荣到华夏之冠。与此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各个行业陆续有了自己的协会，各地域商人陆续建立起自己的帮会，这些协会帮会陆续建立了自己聚集活动的场所，汉口的会馆公所随之林立于市。还有一些商业团体兴建寺院庙堂，成为展示某个行业或某个地域士商实力的标志性建筑物。是时，山西、陕西两省士商，是汉口最大的实力派商业联合体之一，于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开建山陕西会馆。这一建筑群后来被习惯地称作西关帝庙。这里香火之旺，令其他商帮瞩目。大约过了上十年，占汉口半壁江山的徽帮，当然不能满足仅有的一个新安文会，于是，当仁不让，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开建汉口紫阳书院。紫阳书院是会馆又不叫会馆，既是创办会馆又是创办学堂，既是创办学堂又是兴建庙堂。
纵观全国紫阳书院，名称多有变化。最早由朱熹亲手创办的武夷精舍，在他身后才易名紫阳书院。婺源紫阳书院曾名晦庵书院。杭州紫阳书院曾名紫阳别墅。我现在所写的汉口紫阳书院，从立项动工初始，其实定名为新安书院，同时也有紫阳书院之称。在武汉地区，通常称之为新安书院。
徽州地处新安江流域，汉口徽商也称新安人，新安商人。新安也可用作徽州的另一称谓。
其实定名紫阳书院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汉口徽商在汉口商界就是一老大。汉口徽商骨子里，就以文化强势自居。他们有老祖宗朱夫子撑腰，那种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是其他地域商人所缺少的。这个地方就是出人才，汉口徽商中也是人才济济，有相当多的徽商先商后仕。对于汉口徽商来说，新安帮只是个标记，“紫阳朱子之后”，更是金字招牌。
山西陕西士商合伙，在汉口大兴土木，修建起山陕会馆，一座西关帝庙，吸引武汉三镇香火，闹得沸沸扬扬。面对此情此景，汉口徽商能够再沉默下去吗？
汉口徽商的集体潜意识是：
你修我也修。
你修这么大吧，我比你修得更大。
你不就修个会馆吗，我修个书院。
你西关帝庙供奉关公，我朱子祠崇祀朱夫子。
我比你有文化吧。
这些潜意识，志略首版凡例表露无遗：
汉口为七省通衢，士商云集之所，琳宫梵宇不知凡几。独吾郡首建书院，尊崇正学，礼教攸关。入其门者，安得不为提撕警觉使之循序而进乎？
上述引文中，一句“独吾郡首建书院”，把徽州人的文化自信说得明明白白了。
这就是汉口徽商。
汉口新安书院有多大规模呢？
武汉三镇由两江交汇分割而成，其形势恰如一个英文大字母Y，Y的夹角部分为汉阳南岸嘴，南岸嘴南与武昌汉阳门相对，北与汉口龙王庙相对。龙王庙上首一带，由汉水和长江环绕，呈圆弧形。新安书院主体建筑群，就在这个圆弧的位置上。
若从古徽州一府六邑而来，乘船到了两江交汇处，停靠东北面的新安码头。上了码头，登四十一级台阶，向北走十来步，就到了魁星阁。魁星为主宰文运的神话人物。轩敞的南北门洞之上，我们首先看到“新安津梁”的匾额，新安码头是新安书院修建的义埠，到了新安码头，作为一个徽州人就有回家的感觉。这个匾额，于雍正十三年题写，题字人为湖南观察史歙县人许登瀛，他的故事后面再细说。北阁门洞上方，匾额题写“安土敦仁”。更古的时候，人们提倡安土重迁，要在故土扎下根来，不要向外面迁移。徽州人到这会儿观念变了，就是要向外开拓，到汉口来发财。到汉口也是为了安土，敦厚仁义，融于市井。
雍正甲寅年间的魁星阁，阁高四丈一尺二寸，那时就算高建筑物了。魁星阁早期与武昌黄鹤楼、汉阳晴川阁，并称武汉三大名楼。阁内有尚书、休宁人汪承霈撰并书的联句：左挹鹤楼，右揽晴川，溯十载汉渚经游，枌社簮缨崇道脉;瑞霭斗魁，祥凝东壁，三千里楚江星耀，天都人士颂奎垣。
穿过阁门向北走不多远，就到了紫阳坊，门上题写的是“紫阳遗泽”。紫阳坊的遗泽，到今天只剩下紫阳商场。一九八五年四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来武汉视察，提出要看看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为安全计，订下八个字的章法：只走不停，只看不问。他答应了。那天，他从汉正街利济路口出发，一路步行到集稼嘴，通过了正常营业的拥挤不堪的街道，大约只用了二十分钟。到紫阳商场门前，紫阳停下脚步，伫立片刻，他欣赏一个与他同名的招牌。据陪同他的武汉市政府领导人回忆，赵紫阳当时只说过两句话：一句是汉正街名副其实的繁荣，一句是汉正街旧城改造一定要保留一些老建筑。
新安书院内祠宇，以新安老家祠堂为范式，只是更加高耸宏阔而已。举理者想法很明确，就是要让汉口的徽商们，让来往于汉口的徽州人，在这里有家祠的感觉。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意识里，朱熹是高高在上的大圣人，而在徽州人的意识里，就是他们亲切的乡贤。新安书院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紫阳书院大建筑群与山陕会馆，在汉口形成双雄并峙的局面，更加带动了汉口会馆兴建之风，各地会馆竞相展示本地域特色。由于汉口紫阳书院开风气之先，相继有一些会馆也以书院名之，可见汉口的商业社会在徽商的引领之下不乏儒雅风气。
◎始建祠留下的血泪记载
汉口紫阳书院这样工程浩大的建筑群，从开建到形成规模，历经四十多年。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财力和物力，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智慧和精力，还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有一份《始建书院姓氏》，这是一份二十四人的名单，肯定也是挂一漏万的名单。志略载有《始建祠记》，写道：“吾乡建紫阳书院于汉口，自康熙甲戌始。劳心劳力，历数多年。成始成终，群推四老。”四老为汪默庵、吴蘊如、余南宜和余本立。书院志编纂董桂敷对四先生的赞语是：生而为合郡所推崇，殁而专祠以享之。
汉口书院起事的二十四人中间，最早公推领头三人，第三人为余南宜。余南宜是为建设书院殉职的第三人。有关南宜的记载，只在《始建祠记》里有寥寥数语。字数不多，我将这些拉出来，让其醒目：
其三南宜先生，开元博士之后裔，嘉鱼寄籍之诸生。志切匡时，心存卫道。感一时之义激，致数载之蔓延。涉水攀辕，不禁大声呼吁。锄奸扦敌，遂使狂吠潜消。天不憗遗，伤于劳瘁。
憗遗，yìn yí。天不憗遗，是说老天爷不愿意留下这个人。
这位徽商，在汉口做事，在湖北嘉鱼县寄籍，寄籍的目的，也许就是为了成为县府的生员。上述一段简洁文字，蕴含好多故事，但我有言在先，不敢杜撰编辑。其中涉水攀辕，可能是涉水登山、攀辕卧辙两个成语的缩略，这里面就有故事呀。可以想象，这一位诸生学问不敢说有多大，但脾气肯定大得不得了，当时与土著的争斗中，与骚扰工地的宵小之辈的周旋中，是一个冲得上去的人物。偌大一个徽帮，光靠吴蕴予吴夫子、汪璲汪夫子这些人，肯定不行。有余南宜这样敢于锄奸歼敌的人物，内鬼不敢犯上作乱，外人不敢欺上门来。
余南宜，本名余尚煜。
吴蕴予，汪璲，余南宜，三位相继谢世。第四位担纲人为余本立，始建姓氏名单中余宗经是也。他是余南宜的族弟，原来就和前三位一起，“协力承肩，同心任事”，由他继任首事之人顺理成章。
书院建设凡四十年，四十年间的前仆后继者，最值得一说的还有戴良玉。
尊道堂建成十多年，每年照例举行春秋祭祀。凡祭祀都有公卿来谒，没有一个专门接待的地方，更衣也只能在走廊上，非礼也。再说，没个摆放文房四宝的斋舍，不能让公卿们留下墨宝，非敬也。祭祀完毕，也没有一个宴请的地方，非情也。康熙五十二年，即一七一三年，圣祖仁皇帝六十大寿，普天同庆。紫阳书院尊道堂张灯结彩，好不热闹。汉口徽商的大佬们都到了，能请到的贵宾也请到了，于是想到，要是有一个厅堂，一起坐坐多好呀。正好，尊道堂西侧，还有一块空地，大家不谋而合，议定在这块空地上，修建一个西厅，以为休息之所。于是，各商号踊跃捐资，不日就成事了。
谁来领头干呢？公推戴良玉。一起干的还有江箴极、陈汉先、汪次山等人。康熙五十六，即一七一七年，西厅完工。《西厅记》（未留作者名）高度赞赏戴良玉之力：
大抵新安人在汉各有生业，不难于捐赀急公，而难于出身任事。盖奉公者必废私，故创造书院之人，生业多致落，俗以为鉴。是以西厅之成，非戴君之慷慨任事不能为也。
这段话不用翻译了，说得太明白不过了，一般商户出钱没问题，不能让他管事，一管事就危及自己的生业。
没有西厅之前，汉口徽商议事，事无论大小，都在尊道堂。自从有了西厅，不是行大礼，不是大众聚集，尊道堂不开门。新安老家来人了，就在西厅话旧，于公于私都方便。但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西厅成，戴君之业败。游广东，不得志。复至汉江，衣敝不能更为。而见书院之体统日以尊，朋情日以密，较未有此厅时气象迥然不同。脱帽大笑，纵饮欢呼，以为此生平得意之事。翼日病卒，以丧归。
也不用翻译了。写到这里， 我该脱帽，表达我的敬意。戴良玉，性情中人。他的灵柩能回故里，当是徽帮的集体运作，因为生前他连更换一身破衣服的能力都没有了。
戴良玉，还有江箴极、陈汉先、汪次山等人，都不在始建书院姓氏名单之列。他们算是后来人。汉口徽商之所以在数百年间立足江汉，就是因为这样一些贤达支撑着，一代一代地支撑着。他们的精神脉络，就是尊道创义。
◎报功祠留下的官方印记
紫阳书院设有报功祠。顾名思义，报功祠是纪念有功于书院的先贤。不过，这里供奉的先贤，清一色是谢世的官员。职务排列，成双成对：两中丞，两观察，两太守。六位。
报功祠供奉了湖南观察许登瀛。许登瀛，字沧亭，号蘧园，歙县城东关人。
许登瀛最初从商，拥有较多财富，一方面为自己聚财，一方面惠及亲族。雍正五年成为进士，授湖南邵陵知县。他为政的处理能力周详，大大出人意料。之后，进入湖广政界，出任衡、永、彬、桂四郡观察使，也可称作湖南观察使，或衡永观察使。在他的治下，“庭无滞狱”，此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积压的案件，凡大小案件都审决得清清楚楚，是时楚人都以神视之。雍正十二年，他到湖广总督府述职，因为他本为紫阳人氏，对朱夫子更多一分尊崇，少不了斋戒沐浴，过汉口拜谒紫阳书院。
此时，距离书院开建已经整整四十年了，距离尊道堂落成也有十年了，许观察见到的书院，栋宇宏敞，气象辉煌，堪称汉上一流。不过也有美中不足，周边道路尚欠通畅，也无专门的取水路、救火路。于是，徽州六邑士商商议，扩充一条街道，名曰新安巷，开辟一个码头，名曰新安义埠，这里就可以方便坐贾行商来往。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受益的不仅仅是徽商，也惠及其他商家和市民。但是这件事情受到当地人阻挠，官司打了六年，破财达到巨万，这个案子还拖延着。这显然不符合许观察庭无滞狱的行政风格。许观察看到的情景是，由于长期纠缠在官司上，书院理事人筋疲力尽了，书院的财力耗尽了，原定每年的春秋两祭，也难以为继，只有朱子生辰一祭。
许观察在湖广总督府述职期间，疏通各方面的关系，使多年积案得到化解。许观察还有一大壮举，捐出自己的养廉之禄三千，供构建魁星阁之用。这样，一花引来百花开，汉上徽商踊跃乐输，一下子募捐到一万五千两银子。于是，书院得以置买店房，扩充路径，开通新安街，并镌刻新安街石碑。新建成的魁星楼，成为汉口一大景观。新安码头成为汉口新的渡口，连通武昌、汉阳两镇。又收买会馆周边屋基，造屋数十栋，为同乡来往居所。还开设经学，聘请儒师任教，成为同乡子弟肄业之所。功德圆满的许登瀛，在书院有“纪治南国”的题匾。
新版《歙县志》的许登瀛条目，夹杂少量文言文，全引下来一般读者有阅读障碍。我所改写的上述文字，没有添油加醋的东西，请读者诸君放心。
书院志收有《魁星阁记》，未具作者大名。文章写得很漂亮：
“建魁星阁于渡埠。背木兰，面大别，与黄鹤、晴川楼阁相鼎峙，天地自然之文章具焉。”文章作者写道，他站在阁楼前，对自己的同乡说：“新安为人材渊薮，占客籍擢巍科者，代不乏人。今天建兹阁，欲使吾乡之侨寓汉滨者，父兄训其子弟，朋友勉其同侪，相与砥砺切磋，浸淫于诗书礼乐之中。”
这里就有我所说的新安人的文化自信。他说新安人在客籍汉口的人士中间，被提拔到高层者，代代大有人在。汉口徽商共建的魁星阁，背向黄陂木兰山，面向汉阳龟山，与武汉黄鹤楼、晴川阁两大名楼媲美。
谁有如此气魄，写出如此文章？我考证出来了。
阁记里有一段自述：“甲寅秋，子以公事来鄂渚，留连弥月，渡汉谒祠，因与桑梓耆旧握手道故，仰瞻堂构轮奂，顾而乐之。即稔，津渡湫隘，未免犹有憾。予固知辟其径之非易也，乃捐俸为之倡。购基拓巷，经营肇兴。自是礼门之衢，直达汉江上。”
啊，这不就是许登瀛，许观察使吗！
籍贯，歙县人，与桑梓耆旧握手道故，对上了。
时间，甲寅年，他从湖南来武昌述职，对上了。
捐俸，有记载的捐俸官员只有两位，许是其一。另一位另说。
◎毕沅：一位有情有义有故事的官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千余万件档案，其中有一千余件竟是封疆大吏毕沅一人的奏折。毕沅为官一方，密切关注疆情民情，并及时与皇上沟通。我华夏泱泱大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有多少侍臣属宦，有多少封疆大吏？毕沅勤勉为政，上不负国家，下不负庶民，官德可见一斑。
安徽休宁中国第一状元博物馆，悬挂有毕沅画像，其为休宁历代十九状元之一。毕沅祖籍休宁闵口下毕村，这个地方现在划属黄山市屯溪区。其父年轻时在江南镇洋县经商，这个地方现在称江苏太仓市，毕沅就出生在这里，三岁时父亲去世。毕沅的母亲张藻，因为颇具才名，作为封建时代一名女性，难得地留下名来。张藻自作《训子诗》，全诗五十四行，二百七十字。“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这些诗句，毕沅熟读成诵。毕沅有母亲的谆谆教诲，六岁就能诵读《诗经》《离骚》，十岁通晓声韵。又在苏州灵岩山师从诗人学者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开阔视野，学业益进，弱冠之年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随后进京在内阁谋得中书一职，又在军机处充任章京，就是秘书吧。他的同事中，另有诸重光、童君凤两位举人。
话说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年），毕沅同两位同事参加了礼部会试，就在发榜前一天晚上，一个意外的举动，改变了毕沅的命运。原来这天夜晚，本该由诸重光值班，诸重光却要毕沅代劳。毕沅问为什么，诸重光毫不客气地说，明天发榜，倘若高中，还要参加殿试夺魁。我们的目标不就是要中状元吗！明天你即使榜上有名，就你的书法水准而论，你能夺取一甲前一名吗？毕沅自知书法只有中等水平，不能与诸重光相比，不如成人之美，自己来值夜班，让诸重光有时间备考。傍晚时分，毕沅接到陕甘总督黄廷桂的奏折，事关万里之外的新疆屯田方略。毕沅本来闲坐无事，就饶有兴致地反复阅读数遍，以致奏折全部内容烂熟于心，甚至连文笔辞章也全了然。毕沅觉得此次替班值得。
次日，会试发榜，毕沅、诸重光和童君凤三人，同中贡士。
过了几天，殿试开场。
那时，新疆初定，朝廷正在考虑治理新疆之策，乾隆皇帝出了一道新疆屯田的策问试题。你看，二百五十年前的皇帝，也会讲理论联系实际呢。只是这样的试题，一般士子都摸不着头脑，满肚子学问用不上。毕沅捡了个便宜，这道题好像为他量身定做一样，他得心应手写下来，交了一份自己满意的试卷。不过他有自知之明，知道书法不如人，没有夺魁的希望。事态正是这样发展，主考官们一致认为，毕沅文章好，不仅道理讲得透彻，更难得的是引证翔实得体，但考虑书法水准稍逊，只好放在第四位。前十名贡士卷子到了乾隆手上，他的感觉是前三名均不甚如意，读到第四名文章，眼前瞬间一亮，眉头舒展开来。啊，这才是好文章呢！于是，御笔一挥，在毕沅试卷上，写上第一甲第一名。自我感觉不错的诸重光屈居第二。
旧时科举殿试揭晓时，皇上登殿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由侍臣传到阶下，卫士齐声传名高呼，此唱名仪式即称传胪。就在传胪大典仪式上，毕沅一睹乾隆圣颜。皇上也看到了毕沅的风采，从此对这位仪表修伟、气宇轩昂的读书人格外器重。短短五年，毕沅由翰林修撰，到侍读学士，再到左庶子。乾隆三十年，他三十五岁上，成了封疆大吏。
毕沅顶班的故事，说明什么呢？做好人常常要吃亏，做好人又不一定吃亏。老天有眼呀，皇上圣明呀。
休宁县志记述，毕沅在清代状元中间，是收入最丰厚的一位，也是最礼贤下士的一位，他爱才若渴，有孟尝君之誉。他做着封疆大吏，除了行政之外，还有军权在握，而其性情依然儒雅。因之，他身边总有名士聚集，有浓浓的读书治学气氛。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如孙星衍、洪亮吉、严长明、程晋芳，都出其幕下。他见谁需要帮助，不等你开口就会伸出援手，白花花的银子千两万两不足为虑。也有人慕名找上门来求助，但又放不下架子，难得毕沅知道文人的这种心理。时有歙县籍文人汪中，与毕沅并无一面之缘，跑到毕沅衙门口交给卫士一张纸条，只说了住某某客店，转身走了。毕沅看纸条写着：“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过哈哈大笑，着人送去白银五百两。
任陕西巡抚期间，毕沅出巡路过一座寺庙，与老僧相谈甚欢。“一部《法华经》，不知道有多少阿弥陀佛？”毕沅随口说句笑话。老僧不慌不忙地应道：“我一个破庙的老和尚，钝根生就了，哪有这个学问。大人乃天上文曲星下凡，当然知道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被老僧的机智折服了，二话不说，捐银子，为寺庙添置田产，将破庙修缮一新。
京城诗人黄景仁为债务所累，慕名到陕西找毕沅，是时毕大人为代理巡抚。黄诗人走到半路一病归西了。毕沅也没省下银子，他出资料理黄诗人后事，委托洪亮吉护送灵柩回乡，还为黄诗人出版遗诗。
毕沅，好人一个。
湖北得长江之利，也深受长江水患威胁，防治水患是历代湖北官府要务。乾隆五十三年，毕沅在河南巡抚任上，调拨三十万两银子，帮助湖北救灾赈灾，接着出任湖广总督，正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我手头有清光绪六年刊印、二○○六年荆州市方志馆校勘的《荆州府志》，卷之十七堤防志一《谕旨》记载了皇帝的诏书。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诏书写道，“上谕：毕沅奏‘荆州修筑玉路口隄塍已有七分工程”云云。皇上批示：“至万城隄上居民，虽属相沿已久，但隄工之上盖有庐舍，且约有万余家之多，于加高培厚究有妨碍，自应谕令迁移居住。况官为给予屋价，亦可无虑失所，现已拆卸让出。将来务宜严饬地方官，随时查察，勿任再有私占居住之弊。”
当年毕沅遵旨，坚守实地调研，不断上送奏折。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五十四年某月某日，五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五十四年三月某日，皇上又先后来了五次诏书，毎件诏书开头均写有“毕沅奏”事宜。毕沅作为湖北父母官，在荆州这个地方，为加固堤防，清理河道，做了许多工作。此间发现江中窖金洲芦苇丛生，严重阻滞泄洪，原是萧姓民人擅自出租所为。毕沅下令收回洲地，割除全部芦苇，以加大江面流量，保障堤坝安全。
毕沅总督湖广，始于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紫阳书院从一六九四年始建，到此时已经有一百一十四年历史。毕沅督鄂七年过去了，到一七九五年，有一百二十一年历史的紫阳书院，实已垂垂老矣，再不进行修缮，势必难以为继。
于是，汉口徽商一些领军人物，请出毕沅撰《募修汉镇新安书院序》。他们的议事过程，都写在此序文中了。我这里收录全文，让本书读者可以看到原文全貌，也省去我叙述议事过程的笔墨。从这份完整的史料，可以看到毕状元的手笔，绝不会是办公厅秘书捉刀。毕沅序文的落款是：“赐进士及第诰授荣禄大夫 ?兵部尚书 ?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总督湖广等处军务 ?同郡后学 ?毕沅 ?撰”。
作者所署头衔似乎长了一些，但这还不是最长的落款，最长的落款我会在另一章揭示。汉口徽商们请出毕沅，要的就是这一大堆头衔。正是这一大堆头衔，才具有号召力，才能使这个久议未决的工程，得以实施。这就是名人效应，或者是权力效应。
汉口书院初建时期，就受到过一些干扰，这一次整修也是不小的工程，要相当长的工期，会不会再生事端呢？不过，现在汉口徽商腰杆子更硬，总督湖广的毕制军，就是他们的老乡，就是他们的后台。
旧时尊称总督为制军，董氏文中的毕秋帆制军，是对毕沅的尊称，秋帆是毕沅的号，前面行文没来得及交代，这里就啰唆了。董桂敷撰写的碑文，是说募修新安书院，为毕制军的建议。而毕制军在他的募修新安书院序里，却很谦虚，只说是乡人请他出面。董桂敷还在《重修书院首事纪迹》一文中这样写道：
书院之修，倡议者毕制军，董理者，二十有六人，而汪衡士其首也。
有了毕制军振臂一呼，“众皆踊跃捐赀”，这件看似难度极大的事情，就算顺利地办成了。
新安书院在尊道堂供奉朱夫子，崇祀朱夫子是建院第一要义。新安书院内还建了两座祠堂，一座是始建祠，一座是报功祠。始建祠供奉书院初建时期几位功臣。报功祠供奉哪些人呢？
董桂敷有这样一段记述：“文昌阁下东祠，所以崇祀杨吴两中丞，朱许两观察，戴吴两太守也。六公者，皆以尊道创义，扶正抑邪为任，时不必同，事亦不必尽合，要其有功迹于书院，则先后如出一辙焉。”
所供奉六公，都有功于书院，这没二话可说。关键的关键，还要有级别。中丞，观察，太守，都是什么官，读者可在网上查到。没有这样的级别，能登如此大雅之堂吗？
六个名额已经全占满了。又有一位先贤要上，怎么办？
这位先贤就是毕沅，毕制军可是一位贤中之贤。
乾隆五十五年，毕制军督鄂的第三个年头，各方面工作已经基本理顺，于是分出一部分精力，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编纂《续资治通鉴》。这可是一项大的文化工程。毕沅为他的幕客们专门租赁武昌水陆街一所公馆。公馆就在蛇山之南，紫阳湖之北，湖光山色，环境怡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也曾在这里的一座小楼里住过，也是做舞文弄墨的事情。我一直想找到紫阳湖名称的来历。前不久，我的小学同学方先璋，从太原回来出席武汉大学校庆，他让我看了他的自传手稿。原来他在武昌三中上高中时，就是在紫阳湖畔，这所学校后来与安徽中学合并了，是后来的紫阳中学的前身。他还在我住过的小楼里，参加过空军招收飞行员的体检。我于是想，这里的安徽中学，紫阳湖，是不是与汉口徽商相关联呢？我知道，《武汉地名志》所写的是另外一回事，那也不过是自圆其说而已。
不说这些了。说毕沅。毕沅涉猎经学、史学、地舆、小学、金石，而且皆有所成。他的幕客，以章学诚、钱大昕为首，人才济济。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成天泡在毕沅二十万卷藏书里，以编年史宗师司马光为楷模，编撰出与《资治通鉴》相衔接的宋、辽、金、元史二百二十卷。除此之外，还著有《灵岩山人诗集》《灵岩山人文集》《经训堂丛书》。经训堂的来历是，其母张藻谢世之后，乾隆皇帝赐御书“经训克家”，褒扬其母教子有方。皇恩浩荡，母恩绵长，毕沅将自己的书房冠名经训堂，将诗文集题名《经训堂丛书》。
毕沅生于一七三○年，卒于一七九七年，六十八年间经历三任皇帝。他没见过雍正。六岁时逢乾隆登基，其后有六十年就是这一个皇帝的臣民，他二十三岁后就在乾隆身边工作，三十多岁后就成了乾隆皇帝的要臣。毕沅在乾隆手下，受恩有加。其间，乾隆五十九年，走了下坡运。当时陕西安康、四川大宁发生叛乱，传言来自湖北，毕沅被贬为山东巡抚，被摘去花翎，并罚交湖广总督养廉银五年，山东巡抚养廉银三年。所谓养廉银，即正俸之外另按官职高低给的赏银。那时的廉政建设，抓得好紧呀。到乾隆六十年，再授湖广总督，又官复原职了。紧接着湖南苗民石三保造反，毕沅奉命赴常德、荆州督饷，恪尽职守，又被赏戴花翎。
一七九六年，为嘉庆元年，毕沅倒霉的日子到了，当时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湖北枝江聂人杰造反，毕沅自湖南辰州赶赴枝江弹压，当阳又落入聂人杰手中。嘉庆皇帝下诏，罢免毕沅官职，不料诏令未到，毕沅又攻克当阳，嘉庆皇帝再下诏恢复毕沅官职，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你看看这个皇上，就位伊始，手忙脚乱，弄出这个名堂来。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年）六月，毕沅手足麻木，皇上御赐活络丸。是年七月，病故于湖南辰州军营，归葬于苏州灵岩山麓。
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太上皇乾隆去世，嘉庆皇帝查办太上皇的宠臣和珅，抄了他的家并赐死。嘉庆闻悉毕沅曾与和珅过从，下令猇夺世职，籍没家产。我们现在不去讨论嘉庆所为当与不当，倒是籍没毕沅家产时，发现一个惊世秘密。原来，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几经转手，几近流失，被这位对中华文化有责任感的先贤收藏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件完好无损的国宝，所有有关毕沅的是非功过，都不值得一提了。他所有的功，都不会超越保存《清明上河图》之功，他所有的过，与保存《清明上河图》相比都可忽略不计。
毕沅在死后第三年，嘉庆四年，遭籍没家产。过了没几年，到嘉庆十一年，中国还是这个皇帝统治，汉口徽商们，董桂敷们居然在汉口新安书院，在报功祠内，将毕沅供奉到神位上。真是天高皇帝远呀。
新安书院内悬挂的匾额中，毕沅也是头块牌。他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落款为：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钦赐兵部尚书 都察院右都御史 湖广总督臣毕沅。文昌阁里，他题写了四个字：光腾云汉。落款没有前面的气势了，仅仅写道：嘉庆二年丁巳孟春 总制全楚使者毕沅题。他就是这一年死于湖南军营之中。
尽管他生在异乡长在异乡，在那个客籍镇洋县，他不过是一个徽商的儿子，在他骨子里故籍依旧是休宁人。
休宁，新安，徽国，是他与生俱来的骄傲。
◎侠肝义胆方岩夫
方岩夫，本名方起泰，字轸，东山，岩夫。世居安徽歙县西部灵金山。祖父为候补布政司理问。父亲方晞原，为新安三名士之一，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收有《方晞原传》。岳父为歙县贡生曹问林，此人性格纯和，好学嗜诗，到汉口就在盐商鲍筠庄寓斋落脚，由这位同乡包吃包住。鲍筠庄也有诗词之好，宾主倡酬，殆无虚日。方岩夫既有家庭授受，又有师友渊源，因之学博文工，品高神雅，藏书丰富，与世俗迥别，是汉口徽商中的一大儒商。
《汉口丛谈》这么描述方岩夫：“以先业在汉，时来寓馆，虽处嚣尘中，闭户操觚，吟声不辍。”古时书写用的木简称为觚，操觚即指执简写字，后指写文章。你说这位吟声不辍的方岩夫，哪有什么心思做生意呀。这里说方岩夫在汉的生意为先业，那是谁创造的基业呢？肯定不是他的父亲晞原，因为晞原受父命，留在老家灵金山，为曾祖父母、祖父母守墓。那就是方岩夫的祖父了。他祖父那个候补布政司理问，也许不是什么实职，说不准是捐来的一个官衔，他还是生意场中人。所以范锴说方岩夫在汉是“时来寓馆”，他极有可能是汉口待一阵子就回灵金山，再过一阵子又回汉口。方晞原享年六十一岁，极有可能先其父离世，岩夫时来汉口，帮助祖父打理生意，也在情理之中。
岩夫爱才心切，善与人交往，“大有庇寒广厦之风”，全仰仗祖父的产业作后盾。
嘉庆丙寅（一八○六年），范锴由淮扬到汉口，与岩夫订交，相互考研经史，你来我去地讨论，每十天总有一见。次年，丁卯冬天，天寒地冻。一天夜里，岩夫睡意未兴，忽闻窗外雪声大作。这时他想到范锴，惊呼：“范叔得无寒乎？”马上派人给范锴送去一件羊皮袄子。
范叔是同人对范锴的雅称，他也有自称范叔的时候。常芝仙有诗写道：“风雅多情寒范叔，典袍沽酒为看花。”程耕云有诗写道：“能令看花饱，休言范叔贫。提壶初地会，负米去年人。一笑三生得，三生共话频。”这个典故出自《史记·范雎列传》。战国时期，魏国大夫须贾对辩士范雎说：“范叔一寒如此哉！”就把自己的一件绨袍赐给范雎了。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一八○七年冬天，汉上有场大雪，这个典故重现在范锴身上。不过两千多年前那个范叔，遇到的须贾可不是个好人，而是一个曾置范雎于死地的佞臣。
那时节，岩夫与范锴唱和结集，由同乡汪均之作序。这里将汪序一段译成白话文：“啊，世间读书的男子，哪里有轻财而尚义，多能而爱才，都像岩夫一样的人呢？哪里有倜傥伟岸，不忘旧谊，像心盦一样的人呢？”
方岩夫乐于助人。一八一○年，范锴的儿子范涛要纳妇成家，租不到合适的房子，岩夫听说了，就指着自家后宅说，这间房刚刚修饰过，就在这里住下吧。江苏吴县人黄谷原，在湖北做个小官，入赘汉口周氏，庚午（一八一○年）汉口大火，周氏家化为灰烬，因为认识范锴的缘故，也住到了方岩夫家里。是时，方家汉上家业已趋败落，能够这样眷注朋友，实在难能可贵。范锴与黄谷原在方岩夫家住了一年多。
就在这期间，岩夫准备回歙县，应江南乡试。依据清代乡试每三年一次的惯例，其父未应试的丙午科是一七八六年，此次乡试应该在一八一○年，庚午科。两次乡试，间隔二十四年。当年晞原五十八岁未应试，作为长子的方岩夫，到一八一○年年已半百吧，居然还在求功名。
回老家之前，岩夫请岳父大人曹问林，请同乡名宿黄心盦，当然还少不了范锴，到他汉阳的别墅一聚。那天天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一干人只得移席洪石农寓馆。是时洪石农在陕西做官，回歙县奔丧返，在汉口小住，与范锴租住屋为邻，也就是与岩夫为邻。
石农寓馆里，先听说书人说《红楼梦》野史数则，接着觥筹交错，众位诗兴大发，各赋十绝句纪事。心盦诗句是：“流红未可付春猗，合筑香泥葬玉肌。传得女郎情态好，教人一倍惜花枝。”“杏子樱桃且慢肥，柳絮榆英莫轻飞。欲将暮雨潇潇曲，翻作花开缓缓归。”范锴有诗句：“葬花人独荷香锄，听说红楼一卷书。试问阿谁能遣此，伤春那不渺愁余。”“秋赋槐黄看拾才，待君秘籍校兰台。也须先解文园渴，银烛金尊醉百杯。”岩夫即赴乡试，于是以诗抒怀：“漫唱玲珑四犯词，不争日暮汉宫诗。姓名倘入江湖集，肠断江湖酒醒时。”石农读到这一首，反复吟唱，称赞说：“大有遗韵绕梁，不仅风调佳也。”
岩夫与范锴，折柳河梁，依依惜别。两位漂泊中人，各赋五言诗三首。分手时岩夫延请范锴，日后一定到歙县去，那里有东山读书堂，在那里任教授经。这样他们就可终日一起探讨经学。
一八一一年冬天，范锴奔走巴东，让儿子带着家眷回归故里，黄谷原也搬到其他地方去住了。后来，范锴又转徙入蜀，与岩夫隔了音问。
一八一五年，范锴客居四川犍为，得知方岩夫回老家之后辞世了，不禁潸然泪下。他写道：“呜呼！四海茫茫，知心有几？丧我良朋，能无悲恸？”当晚就在灯下写了四首挽诗，其中有“考研经史分灯火，啸傲江山遣岁华。”“江边记赁梁鸿庑，雪里曾贻范叔袍。”梁鸿庑，典出《后汉书·梁鸿传》，这里借指租赁方家后宅。“鸟道蚕丛愁间隔，素车白马哭蹉跎。”“碪敲哀响飞空院，雁带酸声入晓天。”“如何一别纷如雨，忽动牙弦顿辍嗟。”“想到交情千古泪，蜀鹃啼血助悲号。”“九原若问栖枝意，雪虐霜饕不改柯。”歙人黄心盦说：“真声声酸咏也。”汪均之说：“于尝言如岩夫者，补天地之不足，平豪杰之不平，培生民之元气者也。”同人就是这样地推重岩夫。
岩夫有诗作《述怀》《寄心盦》存世。还有题范锴《苕溪渔隐图》，诗曰：“夕照淡疏林，幽兴忽不已。孤棹泛烟波，缘溪钓秋水。秋水清且广，夕鸟下汀沙。一竿收未隐，风起乱苕花。相将弃尘虑，归棹江湖去。只有捕鱼人，深识桃源处。二月湖水生，八月湖水平。渔翁了无事，日日结鸥盟。”时人对岩夫的诗人评价是：诸作深得骚选之旨。
◎汪衡士临危不乱
武汉三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农民起义志在必得的地方。
清代和民国时期，汉口战乱频，不仅商业活动受损，而且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汉口有少数徽商，在汉阳乡下置地建房，一听有战事风声，他们就躲到乡下去。史籍是有记载的，九真山是一去处。大多数徽商，或听天由命，或临时找个地方躲躲。
汪衡士在汉口徽商中，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功绩在于重修汉口紫阳书院，此项功绩稍后再谈。他的另一功绩，是当战乱来临之时，他的行动稳定了市民情绪，避免了一场全城大逃亡的灾难。就后一功绩而言，他只是一个无名英雄，少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好在《汉口紫阳书院志略》总编纂董桂敷，亲自写了一篇《重修书院首事纪迹》，记载了这段轶事。
方书院之兴役也，时值邪匪扰攘，北逮于孝感。孝感距汉口不百里，旦夕可至。居民闻此皆苍黄恐怖，或浮家挈妻孥远去，或舣舟津渡以待。有劝书院停工者。
什么邪匪？重修书院在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间，夏口志未记载此期间有过战乱，《武汉通史》李怀军主编《宋元明清卷》有这样的记载：“至于乾隆、嘉庆间的白莲教起义，主战场在川、鄂交界之处，但给武汉以极大震动，而扑灭这些起义成为坐镇武昌的历任湖广总督的重中之重。”这档子事，从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在湖北襄阳起事，到嘉庆十年（一八○五年）被彻底镇压，经历了半个世纪。顺便说个不好玩的事儿，起义军中有位女侠王聪儿，流浪儿出身，一身好武艺，身着白衣，跃马扬鞭，冲锋在前，被推举为八大兵马大元帅。在郧阳三岔河一役被清军步兵骑兵围困，王聪儿带着人马登上山顶，全部纵身跳崖自尽。王聪儿时年二十二岁。
重修紫阳书院，起讫时间为一七九五年至一八○五年，在这十年间哪个具体年份，白莲教打到孝感，威胁到汉口呢？重修书院竣工时间，与白莲教武装覆灭时间，正好都在一八○五年。
面对乱军压境的局势，面对众多劝导停工的声音，汪士衡回答：“书院中夫役，凡百馀人，一旦尽罢去，则近旁见者，将讶为贼且至，远近震骇，民心何以安？吾姑举吾事，安静以待之。”这段话说得多好呀，原文照录，不用注释。城里居民每天都到工地窥视，看见书院没有出现异常，于是互相慰藉，反倒平静下来。有些人准备外逃避乱，注意观察书院动向，以为书院为毕沅总督首倡，一定会有确凿的消息。当时，役夫有二十多人家在孝感，倘若停工，他们也没有去处。随后，清军清剿得胜，汉口安然无恙。董桂敷这样评说汪翁此举，“而岂知翁识量之超，胆量之雄，置身家于度外，而思以安合镇之人心。”
现在我们作一个假设，如果汪翁当时“审时度势”，作出看似聪明的停工决策，汉口城区肯定会出现大逃亡，他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正是他作出更聪明的不停工的决策，才没有出现全城乱象。
汉口徽商是一个很大群体，并没有一个有行政约束力的管理机构，只靠一些被推举出来的有权威性的人士理事。重修书院这么大的一项工程，如果人心不齐怎么办，如果资金接续不上怎么办？搞到半截子，前功尽弃，怎么交代？当时参与其事者，共有二十六人，由汪衡士领衔。有旁观者议论，有好心人劝导，汪翁已经是六十多岁人了，何必要冒这个风险呢？但汪翁说，这是我们新安郡合郡的大事，如果人人推诿，谁来担当此任呢？我既然承接毕制军之命，又受全乡人推举，我就不敢推辞了。
同乡出于对汪衡士的信任，捐助资金咸集。各方面的进言，他都认真听取。但究竟按谁的意见办，汪翁自有主见。他与襄事诸君，有条不紊地推进工程。汉口地势低，容易遭受水患，雨季积水，也危及房屋。所以，工程第一步，将地基测深培高，建成文昌阁。看看还有剩余资金，再修寝室，毁旧更新。其具体步骤上，由内及外，秩序井然。直到这时，同乡看到汪衡士的管理能力，确信其识见加人一等。凡汪君经手的财物，没有纤毫不公开，更得同乡信赖。书院重修工程，祠宇厅舍，次第成功。
紫阳书院重修的过程，也是汉口徽商各项公益事业递次完备的过程，仅消防水龙一项，就是汉口城区之首倡。
汪衡士绝对是一位有学问有阅历的管理专家，但没有见到他留有诗文记载，正因为此，我倒更确信他在管理上投入了全部精力。
◎吴美堂：砚不换妾
汉口这座移民城市是个大舞台，数百年间，各方士商在这里创造了商业奇迹，创造了文化奇迹，创造了人间奇迹。汉口徽商中，有许多奇人异事，其中有些在史籍上留下来了。
吴美堂，安徽歙县人氏，生卒年不详。据相关资料推算，吴美堂应生活于清雍正年间。
史载吴美堂用了八个字概括：业鹾汉口，富而好奇。他从安徽歙县到汉口，做的是食盐生意，而且发了大财。俗话说，富贵思淫欲。淫欲对于吴美堂来说，并不占重要位置，至少不是排在第一位。他有雅兴，酷爱收藏，喜欢买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所有藏品中，他最看重的是一台宝砚。
他爱此宝砚爱到什么程度呢？清代砚谱记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吴美堂常把宝砚随身携带，一是方便随时把玩，一是防止不慎落入他人之手。有一天过河，风浪乍起，木船摇摇晃晃，他把宝砚紧紧抱在怀里，生怕失落水中。万万没想到，一个浪头过来，木船几近倾覆，他掉到河水里了。他在河水中一沉一浮，差点儿就没命了，所幸被人救起来。人们发现，水淋淋的吴美堂，手里还牢牢抱着宝砚，显示出“人在砚在，砚亡我亡”的英雄气概。
你道这宝砚是什么宝贝儿？此种石砚贮水后，呈现出白色、红色、黄色斑点，形如鸲鹆眼，得名鸲鹆眼石砚。鸲鹆眼石砚，属于端砚系列，端砚与歙砚齐名，乃四大名砚之一，鸲鹆眼石砚乃名砚中的上品。
吴美堂本歙砚故乡人，耳濡目染，自然识货，知道此宝砚可与家乡的龙尾砚媲美，甚至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
话说关东有个富侠，安姓，名阿三。安阿三到了汉口，听说吴美堂有一奇砚，贮上水能变颜色，像八哥鸟的眼睛一样。于是，安阿三动心思了，先想看看讨个眼福，继而想最好能够自己拥有。于是，他派人送以厚礼去讨，不成。再是派人许以重酬去借，也不成。他还不死心，拿出最后一招，以美人换宝砚。
那天，阿三盛筵酬宾，席间六位美女抚琴歌唱。席间杯觥交错，阿三甜言蜜语，说是交个朋友，说着说着就说到宝砚上来，三句话不离宝砚了。阿三说，美堂兄的宝砚，应该是端砚吧？美堂说，是端砚没错，还是鸲鹆眼砚呢。阿三说，此砚添上水后，听说可现白黄赤各色晕纹。美堂说，入水活而清朗，以见黑精者为贵，我那宝砚正是黑精者晕纹呢。阿三读书不多，但也会附庸风雅，临时抱佛脚地准备一番，现场掉起书袋子来：“宋朝著名诗人张九成赋诗赞道：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美堂骨子里有股子徽州人的傲气，并不把关东富侠看在眼里，遂吟起宋代陆游《无客》诗：“砚涵鸲鹆眼，香斮鹧鸪斑。”接着像是问自己，也像是考阿三，“这是谁的诗呢？”阿三没有准备这么多，端起酒杯，直嚷嚷：“喝酒，喝酒。”
眼看吴美堂畅饮到飘飘然了，阿三唤来一位绝色善琴美女，对吴美堂说：“愿以此姬相换一砚，如何？”吴美堂看了佳人一眼，果然有羞花闭月之容，爽快地说：“宝砚今天可以换给你。不过，明天你再拿出来，让我对着它赋诗诀别，从此宝砚就是你的了。”当下成交，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第二天，诀别仪式开始了，吴美堂对着宝砚作依依惜别状，抚摩叹息不已，令在场人士无不为之动容。吴美堂就在诗兴大发之际，说时迟，那时快，趁阿三不备，转手将宝砚交给随行者抱走了。阿三哪里知道，这个随行者，是吴美堂精心挑选来的勇士。阿三追不及，掉头回来，大笑不止。是时，黄冈人吴德芝写了一首《砚不换妾行》。摘其中数行：“莫笑鹆眼石，不换蛾眉人。我石患难曾同身，蛾眉虽好来方新，得新捐故何辜恩。九宾设次险一掷，谁知赵璧竟不失。君仍巫山寻云雨，我自南宫拜袍笏。高人嗜好各癖痴，一事风流两得之。”
晋人王栎门，也为吴美堂写诗道：“一片石，共生死。以妾换，资笑耳。美色悦君无十年，砚寿文字绵万千。”
看来这个歙人对他的宝砚确实挺讲义气。
◎汉口过客洪石农
洪石农，本名洪范，石农为其字，别号小蓬莱。安徽歙县桂林村人。他并不是汉口徽商，却与汉口徽商投缘，曾在汉口小住数月。在《汉口丛谈》中读到这个人物，我对这个人物有了兴趣，从他的行踪里，对古代官场中人，有了一些认识。我随后在多篇文章中，提到其人其事，用以同当今官场做对比。
洪石农擅长书画。于书，篆书，隶书，皆精。于画，工六法。所谓六法，涵盖了画技诸方面：气韵，骨力，象形，附彩，位置，模写。但他的这些知识和技能，并不能适应科举考试，每每参加秋试，屡屡名落孙山。
不过，石农遇上一位伯乐，深爱其才，并待以重客。这位伯乐，就是福郡王。福郡王的爷爷爱新觉罗·弘昼，是乾隆皇帝的五弟恭亲王，福郡王的父亲是恭亲王的次子，福郡王是继承的爵位。福郡王从征后藏，就把石农带在身边。出塞一二万里，所经历西域各个地方，那里的山川险要，战地攻防形势，全都绘制在图纸上，一目了然。在作战时，依据图纸，指挥调动军队，可以进退自如。洪石农因之屡建奇功。
石农文思敏捷，有道是，磨盾草檄，倚马赋诗。倚马赋诗就不用解释了。何谓磨盾草檄呢？就是说，在盾牌上磨墨，起草一份公文，也是立等可取。我曾在军中多年，有这个切身体会，长官最喜欢这号人才。
不过是一个小小知县，洪石农因为立功绝域，很快升任川西重镇松潘同知。同知为知府的副职，相当于当今一个地区的副专员，也就是说进入了高级干部系列。接着又到陕西同州府就任，又补山东曹州府，又任运河河库道。洪石农同时代人、《汉口丛谈》作者范锴，对其评价说：“余尝谓叙功不愧勤劳之实，居官无惭清慎之名，惟先生有焉。”
陕西同州府，是李白宦游之地，郡内有一座白楼，白楼挂有石农书画作品。这同当今为官者到处题字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者，石农的书画作品，其角钤有一枚印章：白楼过客。此四字让人感觉这个当官的和易近人之处，因之有人把他比作香山。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
丁艰一词，旧时指遇到父母丧亡，石农任职同州府时，就因丁艰回到故里。他从歙县返回，途经汉口，正值炎威炽甚，就在汉口住下来。行馆与《汉口丛谈》作者范锴住处一墙之隔。石农杜门谢客，每日以翰墨自娱。只有在雨后，室外清凉下来，随小童仆到后湖，小步柳荫堤畔。他的穿着寒素，布袜青鞋，不像做官的样子。没有人知道他是戴过插有孔翠帽饰的武官出身，也没有人知道他现时是享受二千石厚禄的高官。
有史可查，范锴旅居汉口，住居仁坊揽茝山房，那里距离后湖不远。依据我的考察，揽茝山房的具体方位，就在今汉中路靠近淮盐巷北口的地方。范锴偶见石农，直觉告诉他，一墙之隔的新邻居，非一般布衣。打招呼听口音，原来石农就是自己熟悉的歙县人，还喜欢与寒士结交，随之与石农过从无间。石农也时设酒果，招待邻居范锴，同时也请来方岩夫、常芝仙，一起相聚谈诗论画。一天石农听说黄谷原擅长画法，次日就渡江，到武昌去拜访，爱才之心昭然。
这位洪石农洪同知，在汉口找到知音，说是小住，一住就是数月。这些知音，多是徽商，徽商中的大儒，或者是徽商过往甚密的朋友，他们不仅给他带来夏日的愉悦，还在互相切磋中获益匪浅。这些增益，在他任职的地方，在那个官场里，不可能有。
我就不明白，他这官当得为何如此潇洒，居然在长达数月里，不到府里打照面，也什么事也没有。
范锴自幼未曾苦练书法，一直为此感觉遗憾，每同朋友把酒吟咏，只要一提起笔来，就觉得愧汗交流。他又有爱书画的癖好，家贫没有能力购藏，遇上有价格合适者，即使典衣负债，也不吝啬。在他浪迹江湖的半生中，只要听说有擅长书画诗文的人士，他都不揣卑微浅陋，定要主动倾心交结。这会儿遇到洪石农，当然不会放过。
有一天，范锴到石农行馆串门，石农说起往时在京都逛琉璃厂，谋得古宣纸一幅，画的是山水，差可人意。石农说，可惜帧首破损，收藏在书箧中很长时间了。范锴随即就说，能不能让我欣赏一下呢？没想到千里迢迢，石农随身带着呢，不一会儿开箱找了出来。范锴以行家的眼力，赞叹道：“苍老浑厚中复具秀润之趣，盖仿麓台而得其神者。”说起仿麓台画作，石农不会不知道。江苏太仓人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此人为康熙进士，精于书画诗文。范锴见此画作，惊喜若狂，鞠躬作揖，乞讨到手。
你看这个范锴，说要就开口要了。你说这个石农，说给就大方给了。这是随身携带的宝物呀！大老远一直带在身边。石农可能觉得，让给一位识宝者，也值得。范锴马上拿去装裱了，一层一层包裹进来，如同稀世珍宝一般。
这宝贝落在了范锴手里，再想一见就没有这么容易哦。
依我考证，洪石农小住汉口，时在嘉庆十五年（一八一○年），庚午年初秋。
嘉庆十二年（一八○八年）秋天，洪石农为汉口紫阳书院题匾“绍古作程”。此时早于他路经汉口两年，看来当时是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的墨宝。
洪石农的别号小蓬莱，应该是到山东任内才有。任山东曹州知府期间，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得到百姓拥戴，口碑载道。升任山东河道后，时值运河水涸，漕运受到阻滞。钦差大臣实地勘测，提出打开黄河，借水以济运河。洪范力排此议。他认为黄河多泥沙，借水之举诚可济运河，但日久天长运河必将淤塞。钦差大臣声言弹劾洪范，洪范大义凛然：“官可去也，黄河决不可开！”原来运河因为微山湖泉眼堵塞，漕船屡屡搁浅，前任因此获咎。洪范实施疏浚之法，运河水位得以恢复，漕运重新畅通无阻。
洪石农是中国官场伸直腰杆做官而未被打压下去的一例。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洪范改任部郎，任内病故。
◎汉阳三老有徽客
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在古代文人圈子里，常常对有共同特征，或成就相当的人士，使用这种并称。清代的汉口，也有享有并称的人士，如黄心盦与范锴，一个安徽人，一个浙江人，都从事鹾务，都有很高的诗文修养，两人旅居汉口期间，经常如影随形，因之，人们把这两个人并称黄范。有这种并称的人士，能够获得名誉增值的效应，往往是说起其中一人，就自然联想到另一人或多人。
清乾隆年间，有汉阳三老的并称，民国《夏口县志》也说成汉上三老。
汉阳三老，是吴邦治、段寒香、彭念堂的并称。吴邦治为安徽歙县信行里人，另两位为汉口本邑人氏。这样一种组合的并称，反映了汉口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是一个兼容性很强的多元社会，本地人不排外，外来人自觉融入本地生活之中。
吴邦治，字允康，号鹤关。商界圈子，文人圈子，多以鹤关相称。
鹤关侨寓汉口有年，终老于汉口。
鹤关好学多艺，诗词歌赋，书画篆刻，样样精通。为人耿直，名望极高。像他这样才学高而名望又极高十分难得。
鹤关先后有两个住处，先一个住处在汉口，名曰鸴飞楼。鸴读作xué。鹤关爱舞文弄墨，自己为鸴飞楼写了小记，这里我先将原文照录，读者才可从中体味其学养和文风。
小记写道：
僦屋于汉皋，有楼焉。崇袤不盈丈，圭窦圮瓦。设跛几，积古书千卷其上。暇则偃仰其中，而颜之曰“鸴飞”。夫鸴之飞，不至于地而已，以谓非飞则不可飞矣。且不鹏笑。如鹏笑，必将为鹏辈所笑，或曰鹏弗笑。安乎？曰安。曰奚安？曰吾岁薄能安于小焉尔。知我者辄首肯去。
鸴是一种小型鸣禽，亦名干鹊。体形似雀，头部黑色，背青灰色，胸腹赤色。以昆昆虫果实为食。有一说法，鸴能知未来，如有忧喜之征则鸣。南朝梁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写道：鸴鹏虽异，风月是同。鸴与鹏，两种鸟，一小一大，古人认为其风月相同。对于风月，有多个解释，这里是指情爱吧。
好了，有了上述注释，再来说说小记的意思。鹤关租了个小楼，小楼高与宽不过三米，有个小门，屋瓦已毁。小楼里面，有个破茶几，放了千卷书籍。下班了就惬意地待在这里，还给小楼题写鸴飞楼。鸴本来就是个小鸟，也不怕被鹏笑话。如果有鹏笑话鸴，就会反被其他鹏笑话它。问在这里住着安逸吗？屋主回答说，安逸。再问怎么就安逸呢？屋主说，年收入微薄，安于这个小楼。理解他的人，都赞同他的做法。
看来，鹤关生意做得不怎么样，但他有个好心态，能够自我解嘲。在你还没有说出看不起他的小楼之前，他就先写上了，先说出来了，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由此小记，可见鹤关性格之一斑，为人行文不乏幽默感。
鹤关喜欢汉口这个地方，喜欢这里的人文环境，他穷得有志气，穷得快活。当他穷快活劲上来了，就诗兴大发。
于是，他写了《汉皋移花诗》：
篱门上翠华，春早未移家。空觉人寰事，多栽山里花。根株占土脉，枝叶付烟霞。向暮风涛起，深情寄水涯。
他亦写了《登汉口第一楼独望四首》：
古市梁陈久，于今百万家。炊烟凌晓雾，野客住明霞。
地涌黄金贵，人谁彩笔花。闲闲凭吊罢，莺燕语平沙。
栖息份幽独，临高又散襟。文章惭报国，身世少同岑。
虚栋灵风雨，危途视井参。一声划长啸，楼阁大江深。
这汉口第一楼，不知道在哪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方志学家王葆心《续汉口丛谈》有“古市梁陈久，于今百千家”句，其意殆指南岸而言。若指今汉口，则殊无据。因梁陈古市，断在今北岸之汉口也。然合下句观之，似是指今埠而言，则词人考证之疏也。
小小鸴飞楼，更不可考了。
还有《汉口》：
大别亭亭郁翠霞，江深汉广思无涯。如何自古风流地，剩有于今富庶家？秋熟一尊篱下酒，春飞几点树头花。萧然磬室烟波稳，独把渔竿弄岁华。
诗中大别亭亭句，其大别山，即武汉汉阳龟山。江深汉广句，即指长江汉水。
鹤关全身心融入汉口人的生活之中，关注汉口市井文化，熟悉汉口民俗民生，汉口的大事小事，了如指掌。他有首《佳儿歌》，自注：为九龄曾玥作。
《佳儿歌》好长：
东邻娇儿白玉面，柔毫索索鼍矶砚。雁芦蛇草疾如箭，金刀莫剪吴淞练。嵌岩凿石搜幽奇，擘窠大画何淋漓。字高身小势未宜，腕臂头足皆为之。嘉名不胫驰南朔，琳琅温蕴荆山璞。好将万卷孰初学，桃花浪暖看头角。
说这位九龄童曾玥，就牵出大观音阁的故事。大观音阁，《夏口县志·舆地志》注：在居仁坊堤外。它的遗址在今硚口区和平剧场前后。大观音阁供奉观音大士像，金身高一丈六尺，妙相庄严，因为来历不凡，相传特别灵验。每到古历二月十九日大士诞辰之日，“香闺妇女，结束光华，登阁拜祷，香火最盛”，传说求什么有什么。原来这尊观音像来自四川，是一位木材商要请到普陀山去，到了汉口因事暂供在后湖。开始盖竹屋以避风雨，因香火愈旺，屡出火灾，而木材商又久不来，镇上人自愿募捐，建起了大观音阁。大观音阁的匾额上，题写“觉悟群生”四个大字，落款是：雍正乙卯九龄童子曾玥书。此时为一七三五年。
曾玥，字一峰，汉口人，幼聪慧，刚成年就早逝了，只是一个诸生，未成就功名。因为有鹤关的《佳儿歌》，曾玥的故事才得以流传。
鹤关有《文剩曾秫田墓志略》存世。文章写道：
君讳震，字非百，林田其别号也。其先南丰人，祖以官麻城，因家焉。父某依左宁南讨贼为偏裨，左军散，归业汉口。秫田幼聪颖，好读书而苦贫，且病瘵，未卒业。稍长，游襄邓，有帅某招人幕府，辞弗就。遇老画师陈碧山，北面事之，尽其秘，而于写真为特妙。居汉上久，往来宦游，与当事咸礼廷之。貌在得神，而于文人佳士为尤肖。间或近体诗，而以盛唐人为宗。
用电脑统计字数，上文有一百六十六个字。这么一小段文字，从先祖江西南丰说起，到祖父湖北麻城为官，到父亲从军及至汉口从业，再到墓主人曾秫田个人经历，详详细细。还详写秫田学画，“北面事之”， 即对画师恭恭敬敬，尽得其技艺，尤其人物写真。秫田写近体诗，宗法唐代诗人。这段古文若翻译成现代语言，非千字不可。一百多字，从中也可读出鹤关的笔力，以及他对汉口所发生的事情的关注度。
鹤关的第二个住处，是移居汉阳之西郭。这回是自己盖了房子，又有诗《西郭草堂落成》：“汉城西郭事烟霞，三亩初成一亩家。不是数弓营不足，让他新月上梅花。”草堂什么意思？肯定不会是隐居的草庐吧，应该是对新居的自谦说法。
汉城西郭，汉阳城的西边，似乎就在月湖之滨。看来他在这里十分惬意，写了《月湖即事》：“澄湖一片翠微微，谁把渔竿上钓矶？惊起白鸥闲不得，雪花无际镜中飞。”他还将湖光楼影收入画中，自题诗道：“湖中一片月，照此湖中楼。楼上有伊人，罗衣风正秋。”还有《题屏山》：“烟江日落风急，流水溪桥自斜。明月一钩未上，伴人惟有梅花。”这些诗里，写来写去，离不开明月梅花。诗中的斜字，古时候读音同霞。
请再看一首诗《移居西郭三年，重至后湖纳凉》：“移家西郭谢炎风，不见三年大泽云。为有故人酤浊酒，一来亭上接同群。柳杨近水都会起，菱芰充盘已半醺。非是琅玕留客处，剧谈微论总无分。”对这首诗我的解读是，鹤关从汉口搬家到汉阳，似乎是逃避热闹的街市，找了个清凉清静之处。三年之后，受故人之邀，到汉口后湖纳凉，吃的似乎是农家饭。非是琅玕留客处一句，我的解释是没有佳肴，但可一起畅怀，不分彼此地交流思想心得。
移居西郭之前，他有没有换过住处，不知道。但到西郭之后，好像就没再移动了。
◎师竹友梅馆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房四宝泛指笔墨纸砚，其实真正的文房四宝，是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清末武昌城内有一家师竹友梅馆，专售湖笔徽墨，汉口前花楼有它的分店。徽墨为墨中上品，湖笔为笔中上品，可见师竹友梅馆的品位。师竹，以竹为师？友梅，以梅为友？这招牌也够有学问了。徽墨是徽州的特产就不用多说了。湖笔的产地在浙江吴兴县，一个名为善琏镇的小地方。小镇称湖笔之乡，当地有笔祖蒙恬庙，蒙恬是秦始皇麾下大将，相传是他发明了毛笔。
师竹友梅馆的创始人曹斋端，字庸斋，本文行文一律称其字，因为其名有不同写法不敢认定。其生活年代在清代后期。曹家老籍在绩溪县上庄镇旺川村，距离县城只有三十五公里。读者也许还记得，胡适家也在上庄，距离县城只有三十九公里。读者也许还记得，胡适成亲时的伴娘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胞妹，因从小指腹为媒，错过了与胡适的缘分，这位才女为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就是曹庸斋的小女儿。
读者也许还记得，本书前部作者大胆提出一大己见，即徽商的成因主要不是徽地地少人多，而是一种强势文化的输出使然，就像水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就说这个上庄镇吧，胡适家那边已经写过了，再看看旺川村这边，有资料记载，明清年代旺川科甲蝉联，有进士七名，举人二十一名，贡员七十六名。近现代人物有曹诚英，有曹诚英胞兄曹诚克，是矿治专家，有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曹谟。旺川村古村落，也有千年历史，也是徽商的发祥地。
曹庸斋早年在休宁胡子卿墨店学徒，满师以后立志独立创业，向店家批购徽墨湖笔，前往巴蜀一带销售。邵之惠主编的《绩溪徽商·续三》，有阿丰写的《我所知道的师竹友梅馆》，称曹家最初开店经营徽墨湖笔，是在清光绪年间，店设武昌察院坡，店名为曹庸斋文具店。不久更名为师竹友梅馆，业务范围也逐渐拓展，开始经营字画和装裱。曹家高薪聘请了资深装裱师，所装裱的字画，无论寒季暑天，无论气候干湿，都一样的平整，不会出现凸凹皱卷现象。师竹友梅馆一度驰名省内外，武汉三镇更是家喻户晓。达官显贵，文人雅士，要装裱字画，自然首选这里。就是普通百姓买个婚联寿屏，也都会上这里来讨个吉利。
师竹梅友馆最红火的日子，除了门店和装裱作坊，还开设有印刷工场，雇员最多时有三十多人，特聘王逸凤为经理，特聘曹子久为汉口前花楼分馆经理。曹家还开多处茶叶店，武昌有西山口瑞馨泰茶叶总店，经理曹太和，武昌长街有谦和顺茶叶店，经理沈瑞堂，汉口前花楼龙家巷口有瑞馨泰西号，经理曹渭泉，汉口胜利街有瑞馨泰北号，经理汪鸿云。也许读者还记得，后来成为诗人的汪静之，就曾在曹家茶叶店当过学徒，汪曹两家是亲戚，汪静之也追过诚英，但未得到回应。曹家在武昌滨溪门外田家庄，还购置荒丘百余亩，建成瑞馨泰花园，内有别墅三幢，玻璃花房一座。花房养花，一供嘉宾赏玩，二供配茶所用。曹家在宁国县也购置了一片土地。那时候，从徽州老家那边到芜湖，从芜湖到汉口武昌，有曹家的货运热线，运来茶叶和文房四宝，运去食盐和日用品。
一九○四年，曹庸斋谢世，师竹友梅馆由其子曹继发主理。继发字云卿，更有开拓精神，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在馆内附设书画研究社。此举不仅联络了一批文人雅士，而且打通了与政界的关系。当时有影响的书法家汪子大、杨寿昌、吴保恒、扬乙文、史久望，都来入社凑兴造势，湖北督军萧耀南、省长夏寿康等军政要员，也来入社附庸风雅。由此，师竹友梅馆身价大大提高，人气也越来越旺。
邵之惠主编的《绩溪徽商·续三》，发表了曹秋秋女士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给邵先生的函复。曹秋秋是曹庸斋的重孙女。依据她的零星记忆，曾祖父生有七男三女，第五子继发是秋秋的祖父。那时结亲真讲门当户对，庸斋三个女儿，二女桂娟嫁与上海胡祥钧，是墨王胡开文的后裔，三女杏娟是胡适的三嫂。庸斋五十多岁纳四川天水谭氏为继室，生养了曹诚克、曹诚英两位名人。
曹秋秋写道，上世纪三十年代，曹家院子里竹林开满白花，少年们觉得新奇有趣，长辈们备感惊惶失措。竹子开花是个不吉利的兆头，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家里真出事了，年仅五十四岁的爷爷这年去世了。曹云卿去世之后，家政由曹诚克的二妻杨芙蓉管理。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大举进攻武汉，曹家店产家产被日军飞机轰炸成一片废墟。秋秋的两个双胞胎哥哥同时被炸死在师竹友梅馆里，致使母亲张绣珍精神失常。随后全家逃往重庆北碚避难。抗战胜利后由杨芙蓉主持修复了师竹友梅馆。
一九四九年之后，曹家的瑞馨泰花园，由曹诚克捐给了人民政府。曹诚克任教于武汉大学。
从曹诚英年表看，曹诚英在旺川出生，在旺川长大，在汉口的时间有限。一九一五年十四岁时被接到汉口听课。那时，曹家住汉口胡林翼路，曹继发秉承徽商贾而好学的传统，又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聘请洋人实施家教。曹诚英只听了一年课，就回到了旺川，她说“曹家有读不完的书”。再是一九四六年，曹诚英与胡适两人，在武汉曹家有过几次约会。
作为曹家富二代的曹诚英，其实并没有享受多少荣华富贵。战乱中流离失所，人生中恋爱失意，让她心灰意冷了。一九四○年她三十九岁，上峨眉山出家，被其兄曹诚克劝下山来。随后，病倒在重庆，又无钱就医。好在重庆有浙江女师同学祝效珍，祝家家境殷实，帮她支付了住院费，留她在家中寄养。
秋秋的父亲曹谦，本来应该是曹家富三代，由于极左年代累受冲击，压根儿不愿意提及曹家往事。秋秋所知道的曹家一鳞半爪的往事，多来自父亲无休止的交代材料，或者是父亲偶尔谈到的只言片语。
◎学人邵逸周
汉口徽商休宁籍世家中，邵逸周是一位现代杰出人物，他的身世体现出徽州人的优良文化基因。
邵逸周，休宁县梨阳人，此地今属黄山市屯溪区梨阳镇。生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为著名徽商邵百万（国基）后人。一九○六年毕业于武昌博文学堂，该校为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一八八五年创建，旧址今为武汉市十五中。一九○八年，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一九○九年远渡重洋赴英国伦敦，先后就读于帝国工程学院，英国皇家矿务学校，获A.R.S.M及D.I.C学位。后任英国坎诺契司煤矿测量科长。
民国元年（一九一一年）， 邵逸周十九岁 ，此时武昌起义消息传至英国，邵逸周与刘贻燕等留英皖籍学生九十余人，抱定“一朝碧血，万世白虹”的信念，毅然返回国内参加革命。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邵逸周在石瑛、吴稚晖的介绍下，入总统府秘书处电报科工作。
一九一二年三月底，孙中山为谋求国内和平统一，辞去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离任之前，召集随从人员一一询问去向，秘书处一部分人不愿意北上依附袁氏，请求孙先生派往国外留学。孙先生认为建国必先有人才，亲自批准一部分青年的留学请求，由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负责办理。临时稽勋局经过严格考选，确定了第一期稽勋留学生共二十五人，其中邵逸周留学英国学习矿学。
一九一四年回国的逸周，担任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有一段时间，任大冶铁矿工程师，转赴藩国缅甸任工程师。
武汉大学工学院创建于一九二九年，其时只有土木工程系。一九三一年邵逸周接任院长，并兼任教授，致力于拓展学科，一九三三年增设机械工程系，一九三五年增设电机工程系，一九三八年增设矿冶工程系。他亲自讲授地质学、冶金学、矿物学、工程地质学、构造材料等课程。兴建实验室和研究所，以及土木、机械、锻造、铸造实习工厂。数年时间使工学院发展成为师资雄厚、学科齐全、规模宏大的工科基地。聘请了丁人锟、余炽昌、戴远伦、陈季丹、王进展等知名教授支撑学科建设。
邵逸周对武大的贡献，还在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首先提议学校西迁计划，为迁校早作准备。学校委以迁校委员会委员。他与迁校委员会杨瑞等六位委员，率先入川勘定乐山校址及校舍，使大规模的迁校工作，能够有序进行，并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完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邵逸周兼任武大教务长，及工程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国家和学校最艰难的时期，经费严重不足，物资严重匮乏，邵逸周受命于危难之时，因陋就简地整修校舍三十多栋，新建校舍二十二栋，保证西迁后的武大教学、科研顺利展开。正是在西迁后的短短八年间，从武大走出的校友中，竟然有十二位后来成为知名院士。
一九四二年，邵逸周调任甘肃玉门油矿局协理。一九四五年，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东北特派员沈阳办事处处长兼代特派员。一九四六年出任鞍山钢铁总公司经理。一九四八年到台湾，致力于矿业与金属冶炼技术开发，对台湾经济发展贡献良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邵逸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病逝。同年冬，台湾武汉大学校友会募捐，设立“邵逸周纪念奖学金”，以纪念他的功绩。
（责任编辑：张好好 ?龙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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