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文学，总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显现出一代文学的时代语境表征。研究中国文学史，其实就是研究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的审美表达方式的历史。从诗经开始，我们就总结出赋、比、兴的文学修辞手段，而中国传统小说中更是充满人、鬼、神、魔的叙事艺术气息。从五四新文学开始，中国文学的所有经验一直是处在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的过程中。虽然鲁迅的小说实践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先河，从某种角度上说，是接受了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及医学、心理学的影响，将原本拖沓的、松散的传统小说自然长度浓缩在一个现在进行和现在完成的时态里。但从他的代表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和《铸剑》来看，走的也仍然是疯、狂、痴、癫的文学叙事偏锋，在他“清醒的”现实主义中往往不惜采用“曲笔”，其实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

　　而前些年，我们曾经标识过的“右派一代”、“知青一代”文学，也大多强调着文学时代语境的政治意识形态。我们现在使用“五○、六○、七○”这样的概念，虽然意味着在时代语境中不怎么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反映出来的文学表达方式的“局限”与“自由”的差别，以及文学“叙事伦理策略”的时代语境流变轨迹，依然清晰明了。

　　由此，我们这一期选登的“五○、六○、七○”有关对话，虽然体现的文学“个人性”经验比较突出，但其间“中国式的文学经验”表达，却必然联系着“中国式的生存经验”之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