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斌

　　摘要：佛学思想是李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万历五年至八年（1577—1580年）李贽被外放云南出任姚安知府。姚安三年是他人生和思想的重大转折时期，对其思想体系、包括佛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佛学思想影响形成姚安李贽

　　李贽（1527-1602）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1981年被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列为83位中华民族杰出历史人物之一入选《中华英杰录》。他二十六岁中举步入宦途，五十四岁弃官归隐，后长居湖北麻城芝佛院，完成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等著作，并在此落发出家为僧。他著《焚书》和《续焚书》及落发出家这两件事在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出格”言行，激起巨大议论，受到强烈抨击。《泉州府志》卷五六《文苑·李贽传》载：“……髡首日游巷陌，人人骇异，谤声四起。时人皆为其剃度侧目。”他的思想从晚明至今一直都吸引着许多学者目光，争议从未断绝。李贽一生出入于儒佛之间，不仅在思想和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在佛学上也建树颇丰，后人甚至经常将其与紫柏真可、云栖祩宏等当时佛教界的一代教主、开山宗师相提并论，对明代后期及清代初期的佛教文化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而在云南姚安任知府的三年又是他人生和思想的重大转折期，对他后期佛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李贽佛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

　　儒家高扬治世旗帜，儒学在先秦时期就居于“显学”地位；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开启了两千多年的正统地位。儒学不仅是历朝统治者用来统治社会的思想工具，也是读书人入仕和广大下层知识分子实现阶级晋升必须跨越的门槛。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晋江一个工商业世家。在后世眼中，他常以“反孔、反道學”的斗士形象出现。但其实早期他对儒学研学是颇深的，受儒家思想学说影响比较大。在那个贵仕儒、贱农商的时代背景下，同当时许多其他读书人一样，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在当时他的心目中，读书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应试求官，考取功名职位、得到俸禄养家糊口。因此，对孔子的儒学思想和道德品行十分肯定和推崇。他认为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学问道德之高不仅庇荫当时，而且其教泽之远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关于这段时期的学习和思想情况，他在《易因小序》中有非常明白的记述：“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然好易，岁取易读之。”又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从记述中可以看出，这期间他“不信仙释”，甚至“见僧则恶”，其思想中是没有出现佛学思想痕迹的。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十六岁时，他考中福建乡试举人。后因“困乏，不再上公车”。三十五年（1556）在“而立”之时，被任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从此走入仕途官场。三十九年（1560）三十四岁，升任国子监博士，到任后数月，父殁，回乡丁忧，守制三年。在守制期满返京途中所作《赴京留别云松上人》一诗开始流露出向佛倾向。诗云：“支公遁迹此山居，深院巢云愧不如。自借松风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庐。”正式与佛教发生关系应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任礼部司务后的事。是年，已经四十岁的他到北京补任礼部尚书，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的北京王阳明学说非常流行，受徐鲁源（用检）、李翰峰（逢阳）等影响，他开始接受阳明心学，同时也开始了解佛学。黄宗羲还在《明儒学案·徐用检传》中说：“在都门，从赵大洲讲学，礼部司务李贽不肯赴会，先生以手书《金刚经》示之，曰：‘此不死之学也，若亦不讲乎？贽始折节向学”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也说：“有道学先生语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潜心道妙。”再看李贽在其《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对此事的回忆：“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他在北京任职期间，阳明心学已经逐步发展成了泰州学派，而此时的泰州学派已经越来越向佛学靠近了。在他所交往接触的同僚、朋友中，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王守仁弟子王畿及罗汝芳、耿定向、耿定理、焦竑等都是泰州学派人物。耳濡目染，渐渐地他也接受了泰州学派的思想，成为学派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时他还继承了学派传统，对各家思想学说采取宽容态度。并试图站在泰州学派的立场上去理解儒和佛。其基本倾向是儒佛并存，逐渐由儒向佛转化。他在《焚书·复邓石阳》中说：“愿作圣者师圣，愿为佛者宗佛。……故苟有志于道，则在家可也，孔、孟不在家乎？出家可也，释迦佛不出家乎？”。综观以上引文材料可知，李贽在徐用检、李翰峰、赵大洲以“免生死”诱导、接引下，“遂潜心道妙”。此后十几年中，他忙忙碌碌奔波于南北，亲人相继离开人世，外部生存环境艰难，身心都被家庭事务缠绕。使他深深体会到“生死无常”，感受到了对死亡的恐惧，求道心理日趋明显，由此他初步萌生出远离尘世的意识，这大约就是他开始入佛的内在动因。

　　隆庆四年（1570）任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被外放云南，出任姚安府知府，居官三年。万历九年辞去知府之职后离滇。并应耿定理和耿定向兄弟之邀，携家移居湖北麻城（今湖北红安）以教书为生。十二年，孤身进入当地龙潭湖芝佛院研读佛经，专心著述，编撰《初潭集》等。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被迫流浪，晚年颠沛流离，四处漂泊不定。先后辗转于湖北麻城，有临济宗祖庭之称的江西宜丰黄檗山，山西沁水、大同，北京西山极乐寺，江苏南京和河北通州等南北多地。万历三十年（1602）被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伙同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奏劾，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遭逮捕，同年死于狱中。在姚安期间的为政之余，他经常到当地及周边的佛教寺院中参禅阅藏，拜访高僧大德，虔心修佛。可以说，这一时期对他的佛学思想形成是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在《李温陵集·诗》中有两首题为《薙发》的诗，形象地描述了他中年后皈依佛教的事。《薙发·其一》说：“空潭一老丑，薙发便为僧。愿度恒沙众，长明日月灯。”《薙发·其三》说：“为儒已半世，食禄又多年。欲证无生忍，尽抛妻子缘。”其实，在他的《焚书》《续焚书》等著述中，所论过半都与佛相关。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对其评价说：“虽未受释、老的束缚，但也受释、老的影响”。从李贽的人生轨迹不难看出，在姚安任知府的三年是他研学佛典的重要阶段和佛学思想形成的转折时期。

　　二、李贽出任知府时姚安地区的佛教文化背景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等朝代的传播和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之后便开始整体逐步走向衰微。但佛学思想和佛教理论的发展一直未曾中断过。到明朝中后期时佛学理论已较为成熟完善，并且更加倾向于修持实践。而此时的心学也得到了快速兴起和发展，许多学者和高僧都企图引儒入禅，试图站在佛教立场上用佛学理论来阐释《周易》。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又一度出现了重新中兴的景象。这一时期内地汉传佛教界涌现出来的紫柏真可、云栖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等都是在禅学上建树颇丰，并独创一宗的高僧大德和佛门领袖，对晚明及清初佛教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即便是俗家居士，内地的如焦竑、袁中道、袁宏道等;云南的大理李元阳（号中溪），姚安陶珽、陶珙及稍后清初的高奣映等，都是儒佛兼修、贯通两界的大学者，不仅儒学造诣精深，而且对佛学也深有研究，留下了许多有关佛学的著述。当然，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地理环境特殊，情况与中原内地还有所不同。因为受周边印度、缅甸等域外文化的影响较深，佛教文化的各种流派在这里都有存在，并能独自发展。特别是姚安、大理等地区，佛教文化一直十分兴盛。从南诏到大理国时期，这一地区实行的都是政教合一制度，佛教一直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很多僧人在各级政权中担任要职，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据《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记载：南诏政权的第十一位君主劝丰佑执政后，自称天启诏，笃信佛教。不仅把自己的妹妹越英公主嫁给了密宗传播者赞陀崛多，还把他尊为国师；把另一位传播者赵文奇尊为国老。杨法律、段超道、宗保、赵波罗等佛教人士也均做了僧官。大理国甚至还把佛教流派之一的密宗定為“国教”，形成了“以佛立国”、“以佛治国”和全民信佛的社会意识形态。元代李京在《大理行记》中描写当时佛教在大理、姚安等地区的兴盛之景时说：“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僰古通纪浅述》记载了南诏自中期以后，王室成员都皈依佛法的情况：“谕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每户供奉佛像一堂，诵念佛经，手拈佛珠，口念佛号，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畜”。明代杨德《弘山集序》中也记载：“滇俗尚佛，蒙段遗也，丧葬率皆火化”。这些都足以说明佛教的兴盛程度了。姚安与大理毗邻，从地缘关系上讲，姚安、大理、丽江都属一个区域。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朝在姚安设置姚州，大理全境及丽江大部分地方都属姚州所辖；南诏政权期间和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姚安一直是南诏和“大理国”的领地。同时，姚安大姓高氏与丽江木氏土司家族的联系也十分紧密，高、木两家曾长期保持着通婚关系。三地间的关系紧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可以看出，姚安、大理、丽江都在一个文化圈内，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共同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地方之间的经济交流，人员往来也十分频繁。作为中心区域的大理全力推崇佛教，盛行阿吒力密宗，那必然就会向其边缘的姚安地区辐射、渗透、影响和传播。从上述大理地区佛教繁荣情况的记述中，完全可以窥见姚安地区的情况了。而且，多年来姚安地区已发掘出大量明代火葬陶罐。火葬土陶罐是佛教阿吒力密宗的丧葬特色，从这些出土文物中也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姚安佛教的普及情况。

　　李贽就是在这种全民信佛，当地人们“久沐佛中”，整个社会都尚崇佛教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到姚安出任知府的。置身如此深厚的佛教文化环境中，势必对全面认识佛教文化丰富内涵，形成自己的佛教思想产生较大影响。

　　三、在姚安期间是李贽研修佛学的重要时期

　　李贽开始阅读佛典的最早记录是隆庆五年。他在诗作《初往招隐堂堂在谢公墩下（二）》说：“尽日阿兰若，吾生事若何！……无边苦作海，曷不念弥陀！”但此时他还没有把佛学视作开解生死之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潜心研究佛学应当始于姚安任上。他到姚安后曾生过一场大病，病中翻阅佛经，对生命解脱大有所悟。于是在朋友的劝导下，便开始醉心于佛经。关于这件事，他在《圣教小引》中说：“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在姚安期间的公务之余闲暇，他痴心于佛学，潜心研读佛教经典。经常与当地僧人聚在一起，品茶论佛。甚至有紧要公务也不愿移步，在佛寺就地处理。民国《姚安县志》云：“贽性严洁，政令清简，薄书之余，时与释子参论，又每至伽蓝，判了公事。”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也记载：“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寘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玄虚，人皆怪之，公亦不顾。”姚安城内有座青莲寺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甚至一有闲暇就到寺里借阅佛典，与寺院主持玄虚法师等禅人一起品茗谈佛，参禅悟道，讨论佛学。其间还以《青莲寺》为题创作过两首诗。其一：“新构龙宫枕薛萝，池开玉镜漾层阿。尘寰忽听三车演，暇日曾经五马过。极目天空心不碍，凭阑风静水无波。本来面目应常在，未说攀龙奈何若。”其二：“芙蓉四面带清流，别有禅房境界幽。色相本空窥彼岸，高僧出世类虚舟。慈云晓护栴檀室，慧日霄悬杜若舟。浪迹欲从支遁隐，怀乡徙倚仲宣楼。”他去得比较多的还有位于姚安城南1.5公里的观音阁。观音阁也是姚安地区一座非常有影响的佛教寺院，时至今日，香火依然十分旺盛。李贽在参访该寺时，还曾为寺院的望海楼题写过一副楹联。联云：“禅缘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参得透，一乘便了;佛以法修，无灭法，无作法，无非法，无非非法，解得脱，万法皆空。”此外，他还参访过官屯稽肃山麓兴宝寺、姚安坝子东山慈应寺、光禄龙华寺及牟定化佛山白云窝寺等。据记载，这一时期他对佛的沉迷甚至到了“人皆怪之”的程度了。另据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许建平先生考证，在姚安时他先是读《坛经》、又读《华严经》《楞伽经》《心经》《般若经》《中观论》等，因为他对这些经典内容都是非常熟悉的。而他热衷佛门、潜心佛学的起点是大病时寻找面对死亡的解脱良方。在翻阅佛经时收获了“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的体验。这种体悟不免又让人联想到“净土宗”。“净土宗”在明代也非常流行，蕴含着大乘佛教中最简洁地实现超脱生死之苦达到涅槃境界的法门。再加上期间他撰写的《念佛问答》《六度解》的文章印证，可以推测当时他还有极大可能也阅读了《无量寿经》《维摩诘经》等相关的典籍。

　　万历六年（1578年）三月，云南巡抚刘维在永昌府（今保山市）召开大理、鹤庆、姚安三府联防会议，布置合力围剿北胜州（今永胜县）少数民族起义事宜。他本身对围剿少数民族起义持不同意见。但在违抗不可能，执行又不情愿的情况下，便采取了消极抵制态度。会后，借故带着下属官吏随从到佛教圣地大理鸡足山游览和参禅阅藏去了。鸡足山是驰名东南亚的佛教名山，藏有大量佛教经典，历代都有众多高僧在此主持或静修，蕴藏着深厚的佛教文化。据记载，明代全盛时期，山上共有大寺院八座，小寺三十四座，庵院六十五座，静室一百七十多处，常住僧人达五千多人。关于到鸡足山参禅阅藏一事，生活年代比李贽稍晚的清初姚安著名学者、土司高奣映在其所编撰的《鸡足山志》中记载说：“……先生（李贽）随留鸡足数月。先生温陵人，官姚安太守，于万历六年戊寅，因巡按调榆，鹤、姚三俯会剿北胜蛮贼机宜，按君延于永昌俯，故先生得久游于鸡足。寓大觉寺，与小月禅人论净土法门，……宪副章尔佩题其楼曰：李卓吾先生读禅楼。”另外，还记载了李贽在钵盂庵听真利法师讲《楞严经》的事。在钵盂庵听经时，他创作了《鸡山钵孟庵听经喜雨》一诗。诗云：“山中有法筵，暇日且逃禅。林壑生寒雨，楼台罩紫烟。清斋孤磬后，半偈一灯前。千载留空钵，随处是诸天。”寓留鸡足山期间，在与高僧和同僚们讲经论佛的同时，他还撰写了《念佛答问》等佛学文章。《鸡足山志》记载说：“遂作《念佛答问》，又与同官论《二十分识》《六度解》《四海说》等皆于二观楼所成者。”《念佛答问》约二百字，提出了“万物与我为一体，念佛即是第一”的思想；《二十分识》五百余字，论述了“才、胆、识”三者于出世处世、参禅学道、出词为经的重要性，并说自己处世仅免于祸，学道不敢比于释迦、老子，出词为经则呼呼足矣。《六度解》四百余字，论述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间的关系。指出：“总以解脱为究竟，然必须持戒忍辱以入禅定，而后解脱可得。……”从鸡足山下来后，他又专程前往大理感通寺，拜会了著名儒佛大师李元阳，与之“联榻谈禅”。对此，李还专门写了《感通寺送卓吾李太守回任自姚安见访往复千余里》一诗描述此次晤面。诗云：“薄暮扣我阁，把袂欣瞻承。不意蓬蒿中，乃下垂云鹏。秉烛忽达旦，良游来众朋。诘朝访山阿，窈窕相扶扔。……联榻逢得孺，同舟愧李膺。今夜应无寐，清谈演大乘。”据诗文所记，两人彻夜谈论佛理，晤谈甚欢。万历八年又访游了昆明五华山，并刻禅宗六祖《坛经》。九年，李贽辞去姚安府知府后，并未及时离滇，还在云南逗留了一段时间，先是再次去鸡足山参禅，后又访游了昆明涌泉寺，并创议建涌泉亭。从这时期他的行动和撰写的诗文都可以看出，此时他对佛学的衷心已经极为强烈，好佛成癖，全身心沉迷于佛教中了。由上可见，在姚安任知府的几年，学佛论道是他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在姚安任职期间，他不仅潜心研读佛典，不断参访各类寺院和大德高僧，而且还写下了多篇佛学文章。离开姚安后他也依然痴心不改、学佛不断，撰写出了许多专门的佛学文稿。就是在其他的各类著述中，也融入了不少有关佛学的思想。当然，他的求学问道过程是随着机缘际遇不同而一生都在发生着变化的。总结起来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是青年时期，围绕科举入仕目标，深研儒学；第二是四十岁左右到北京补任礼部尚书后开始接受阳明心学，同时也接触和了解学习佛学。第三是五十岁左右被外放云南姚安（51岁）后，受当地浓厚的佛教文化影响，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佛学。第四是从六十岁左右开始，因其思想和性格与当时总体社会思潮及大环境格格不入，在同多人反复论战、斗争、交锋过程中，其佛学思想也逐步由开始时秉持的清静无为禅学逐步转变成了张狂凌厉禅学。综观李贽的人生经历、思想演变及研佛历程不难发现，出任姚安知府的三年是他佛学思想的转折时期。这段时期在他整个思想体系演变过程中，特别是佛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是起着承前启后关键作用的。

　　四、姚安三年对李贽佛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李贽一生都在学习和探索，形成了许多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佛学思想是他晚年重要思想之一，体现的著作文稿也很多。有对佛经、佛学著作题解、释读类。如《心经提纲》（《焚书》卷三）、《解經题》（《焚书》卷四）、《戒众僧》等。佛学著作的序跋类。如《重刻五灯会元序》（《续梦书》卷二）、《祖师得法因缘序》等。与佛教有关的诗文类。如《赠两禅客》《弥陀寺》《赠阅藏师僧》等。但归纳起来，他佛学思想的内容要义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宗派平等思想；其次是融会禅宗净土思想；再次是“成人”即“成佛”思想。而这些都能从他在姚安的这段经历中找到痕迹。

　　（一）宗派平等思想。李贽主张宗派平等，笔者认为这一思想的源头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他本身没有门派限制。虽然晚年时也弃官出家，削发为僧。但他其实并没有经过出家为僧所必须的剃度受戒等佛家法定仪式。也没有投奔于任何一个宗派门下，专一师承于某宗某派。因此，从佛家戒律要求的严格意义上讲，他的出家还只能算作是居于寺宇中的俗家弟子或者“居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家僧人。鉴于这个身份，加之他孤傲倔强的性格特征，他完全可以不局限在任何一个宗派之内，也不拘泥于某一个学说。而是广泛进行涉猎，充分吸收各宗各派之精华，分析其不足。并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认知。也正因为如此，他反对佛教史上的门派之争和拘泥于宗派之见的偏蔽。在《续焚书·五宗说》中他说：“因其支分派别，源流不绝，则名之曰宗；因其重明继焰，明明无尽，则称之曰灯；其实一也。……若永嘉真觉大师与南阳忠国师，虽无暇叙其后嗣，然其见谛稳实，不谬为六祖之宗明甚，……即己意抑而载之旁门。何其谬之甚欤？”其次是源于出任姚安知府这段人生经历。在之前他生活和供职的地方，传播的都是汉传佛教，所接触到的也只可能是汉传佛教。而云南地区与内地完全不同，除汉传佛教即大乘佛教外，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和流传不广的阿吒力密宗等各个宗派都存在。而且，小乘佛教是仅流传于云南及周边东南亚地区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中的一种宗派；阿吒力密宗更是仅流传于大理及周边姚安、丽江部分地区的一种信众极少的宗派；完全可以说云南是佛教宗派最齐全的地方。除佛教以外，还有儒学、道教及土主崇拜、鬼神崇拜等众多少数民族信仰。但各种宗派和信仰之间却能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各自发展。有大理国皇家寺院之称的兴宝寺及青莲寺、龙华寺、观音阁、白云窝寺等滇中各个寺院，虽等级门派不同，各自分属禅宗中的曹洞、临济等宗派，但都相互关系密切、彼此间僧侣交往也较为频繁。比李贽稍晚的云南名僧彻庸大师不仅是妙峰山德云寺的开山之祖，而且也在青莲寺和化佛寺讲过经、布过道。特别是龙华寺，它是滇中地区开山最早的佛教寺院，但道教的三丰祠也在里面。出现了佛道同寺的奇特景观。还有他几次前往参禅阅藏的大理鸡足山，作为释迦牟尼大弟子饮光迦叶的道场，也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小乘佛教和阿吒力密宗等各种宗派交汇地。尽管它的主体宗派是禅宗，但净土、密宗等在这里也有存在。从这些可以看出，平等相处、和谐共生完全就是云南地区各种宗教教派和信仰存在的现实写照。宗派平等思想其实就是对当时现实情况的归纳总结和提炼。在姚安期间他不拘泥于门派，参访了许多不同宗派的寺院和高僧，汲取了不少各宗精华、肯定也感悟到了这里宗派平等的现实。虽然这种思想是在后续著述中不断体现出来的。但笔者认为，其实是在姚安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如当地彝族修建土主庙时，他以平等视之的态度为他们撰写了《重修瓦仓营土主庙碑记》就是例证。

　　（二）以禅宗为主，禅净双修思想。禅宗主张自力解脱，净土宗主张他力拯救。禅宗的基本思想是以“自心”为中心，倡导直指人心，发明本心，发见真性，以体认心灵的原本状态，顿悟成佛。其特征是强调不立文字，通过“即心即佛”的本性论命题将遥远的彼岸世界引到每个人内心。净土宗则是专修阿弥陀佛和弥勒的法门，提倡大修功德。禅、净两宗分别代表佛教的自力和他力两极。李贽早期学的是禅宗，在《听诵法华》中诗曰：“诵经纵满三千部，才到曹溪一句忘。惭愧儿孙空长大，反将佛语诳衣裳”，受的就是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思想的影响。他还写过《禅谈》一卷。《又与从吾孝廉》中记载他在芝佛院时：“意欲编集《儒禅》一书，凡说禅者依次汇入。……若《僧禅》则专集僧语，又另为一集，与《儒禅》并行，大约以精切简要为贵，使读者开卷了然，醍醐一味，入道更易耳。”并且禅宗思想已经直接融入了他的核心哲学思想中。他的“童心说”就颇有禅宗意味。在《童心说》一文中写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他把生命最初一念之本心，叫做“童心”。认为“童心”就是绝假纯真的真心，人之所以为人也是由于有这真心。失去真心，就没有真人。他所说的“童心”就是“妙明真心”。而禅宗的佛性论就是以心为本体的，此心就是内在的自我之心。“本心”就是“真心”。由此看出“童心”思想明显是受到了禅宗心性学的影响。李贽的“真心”与禅宗的“本心”是相通的，如出一辙。李贽接受净土思想应该是在出任姚安知府以后的事。因为在姚期间，他对李元阳和无念法师两位大师非常推崇，关系十分密切，受二位的影响很大。而二位又都是主张禅净双修、融会禅宗与净土思想的大德高僧。而且他几次前往参禅阅藏的鸡足山就是以禅为主，禅净双修，禅宗与净土融会的典范。据记载：万历六年他在鸡足山大觉寺与小月禅人论佛，论的就是净土法门。从上述可以看出，以禅为主，禅净双修，融会禅宗与净土的佛学思想也应该是在任姚安知府期间，不断参访各宗寺院和与各派高僧大德深入交流探讨过程中逐步感悟形成的，至少也应该是发端于这段时期吧。

　　（三）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李贽主张众生平等，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成人”即“成佛”。《焚书》卷一《答周西岩》说：“既目前无佛，他日安得有佛也？若他日做佛时，佛方真有，则今日不作佛时，佛又何处去也？或有或无，自是识心分别，妄为有无，非汝佛有无也明矣。”还说：“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毕然后学佛，则是成佛必待无事，是事有碍于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无益于事也。佛无益于事，成佛何为乎？事有碍于佛，佛亦不中用矣，岂不深可笑哉？才等待，便千万亿劫，可畏也夫。”他认为成佛與世事无碍。针对当时许多道学者们所秉持的“妇人见短，不堪学道”之说，他不仅在姚安期间创办三台书院，收女子入学受教，用行动予以回击；而且还从佛教众生平等观出发，于万历二十一年撰写了《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予以驳斥。一个人的思想形成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大环境和自身人生经历紧密相关的。了解前贤思想，只有将其放入当时环境中，深入洞察其人生成长经历，才能把握其要。李贽所生活的十六世纪中后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转向没落、政治形势较为恶化的时期。他出任知府的姚安地区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是盗匪猖獗、农民起义暴动不断，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广大贫苦百姓苦不堪言，民不聊生。民国《姚安县志》记载当时状况时说：“滇南夫役之苦，未有如姚安之甚者。”另一方面是全民信佛。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广大贫苦百姓都希望能成佛，死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转世来生能摆脱苦难，众生平等，有个好的结果。李贽人人皆具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成人”即“成佛”思想无疑是高度契合了当时的社会大众心理，特别是广大贫苦百姓的心理追求。当然他这一思想是不是在姚安任知府期间就形成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受到了这段人生经历的影响那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结束语

　　在姚安期间是李贽人生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思想形成，特别是佛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他不仅潜心研读了大量佛学经典，接触了佛教各个流派；而且还几次到鸡足山等多地寺院参禅阅藏、拜访高僧大德，汲取了丰厚的佛学各宗精华，形成了自己的佛学思想，成为一代“教主”级人物。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出任姚安知府的三年对他佛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参考文献：

　　1、李贽，《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1975。

　　2、李贽，《藏书·第二册》，中华书局，1974。

　　3、许建平，《李贽思想演变史》，人民出版社，2005。

　　4、由云龙，民国《姚安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重版。

　　5、纪华传，《李贽佛学思想初探》，《宗教研究》2000年2期。

　　6、戴峰，《论禅、庄对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