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家明

　　1991年，我被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录取了。在两年的求学期间，我经历了一段终生难忘的铁血生涯，还参加过两次半阅兵式表演。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但记忆却如陈年佳酿，历久弥醇。

　　初入大学校园的新鲜感、多年拼搏后梦想成真的喜悦还没散去，开学报到第三天，新生军训开始了。

　　全校各系的新生七百多人，被编为一个团，虽然采取校内自训的方式，没有将大家拉到军营里，但两名总教官均是参加过战争的退役军官，其中一名退役的陆军军官腿上还残留着弹片，另一名退役前在炮兵部队。其余所有班长以上的教官，则由上几届表现出色的学长、学姐担任。

　　我本人在高一就参加过军训，原本以为这次也差不多，无非就是开展一些队形队列训练、走走齐步、踢踢正步什么的，算是小菜一碟。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的半个月，差不多给我们来了一次全身心的洗礼，有些科目的严酷程度，甚至堪比后来流行的冰桶挑战。

　　每天早上六点钟，嘹亮的军号声准时响起，大家飞快地起床，穿戴整齐，集中点名，然后给十分钟时间，大家各自回去洗漱、整理内务，结束后排队吃早点，等待期间还要喊口号、拉歌。

　　内务检查达标后，大家集队奔赴学校的足球场，开始队列队形和枪支操作训练。

　　记忆中，那一年的夏秋之交，天气变幻无常，雨水特别丰沛。于是，前几分钟，大家还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地开展队列队形训练，下一步就得冒着瓢泼大雨，在环形跑道上没膝的积水中走齐步、踢正步，或者在满是泥泞的草地上卧倒，进行步枪的瞄准训练。

　　几天下来，同学们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的，但十八九岁的姑娘小伙，大家的精神状态都挺不错。一有空闲，就苦中作乐，哪怕中途休息十分钟，也一秒都不浪费，要么闹成一团，要么就有人自告奋勇地来上一段家乡的民歌或民族舞，引来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训练半个月后，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所有科目，然后举行盛大的阅兵式。

　　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省军分区负责人和学校领导也亲自到场，作了讲话。当领导讲到“从现在起，你们就是预备役军官了，一旦国家有难，你们必须顶上去”时，同学们虽然没有像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们一样，一边高喊着“乌拉”，一边将军帽抛上半空，但一个个也是热血沸腾，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所有的辛苦都物超所值。

　　随后，就是举行分列式表演。全体学员被编为十几个方队，排在最前边的是男兵仪仗方队和女兵仪仗方队，其余的则为徒步方队。在雄壮的《分列式进行曲》中，大家依次踢着豪迈的正步，通过主席台，接受各级领导的检阅。

　　这次汇报表演，也是我参加过的第一次阅兵式。

　　那段持续了整整半个月的荷尔蒙爆棚的时光，那段唱歌、喊报告都必须使用中气的经历，那段直线加方块和国防绿的几乎无处不在的岁月，那些休息时间还要轮流站岗放哨的日子，成为封存在大家心中的关于青春和铁血的最美记忆。

　　通过军训，我们不仅系统地学习了部队的“三大条令”和基本战略战术知识、武器使用技能，同时，也对军人神圣的荣誉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有了最直观的认识和体验。

　　十月初，学校着手准备建校四十周年庆典，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组建仪仗方队，我也报名参加了，并顺利通过了选拔。于是，军训过后半个月，直线加方块的生涯又再次开启了。

　　军训阅兵式上，我参加的是徒手方队，而这次仪仗方队是持枪的，男队持上了刺刀的“五六式”军用半自动步枪参加检阅，还有三段式劈枪项目，女队则怀抱冲锋枪，没有其它操枪动作。虽然我自认为操枪已经很熟练了，但每当“向右——看”的口令响起，随着整齐划一的“咔咔咔”三声，枪口呈四十五度角指向前方，银灰色的三棱刺刀刀尖就正对前方学员的后脑勺，而一想到自己的后脑勺同时也被一把明晃晃的刺刀指着，不由得一阵胆寒。不过，其他常规项目倒是熟门熟路，所以，我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恐惧感训练了五天后，我和十多名学员又被调整到鲜花队。鲜花队作为第一个方阵，除了走齐步外，仅有一些队形变换和简单的舞蹈动作，不用每天踢正步、操练枪械，训练时间和强度就减少了很多。

　　正式活动那一天，我们鲜花队方阵走在最前面，五十名队员按一男一女组合，穿上云南二十五个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象征着少数民族亲如一家。我跟我们班昆明的女生王妍搭档，穿着德昂族的服装，怀抱鲜花，参加盛大的开幕式庆典。

　　同样的场地，同样的《分列式进行曲》，同样的齐步，只不過鲜花取代了钢枪，正步演化成舞蹈，所以，这一回合，我只能算参加了半次阅兵式。

　　由于校庆活动反响很大，省委决定由民族学院组建一支方队，作为即将在昆明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的仪仗方队，我又再次报名，依然顺利通过了选拔。

　　这次参加的是国家级的活动，训练依旧由学校武装部的那两名退役军官负责。对于全体队员而言，尽管齐步正步都算常规动作了，但二十五列、每排二十三人的宏大方阵，加上装备，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横看一条线、竖看一条线、斜看一条线，还是令我们压力倍增。

　　好在不必整理内务，不需要站岗，半自动步枪也换成长长的竹竿，表演时再装上印有艺术节标志的彩旗，操练动作也没有三段式劈枪复杂，不需要从头学起。所以，与军训相比，内容相对单纯，但训练科目无疑要求更高、更严。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常白天上课，黄昏训练，周六下午和星期天则集中训练，晚上有时还要开总结会，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得准备迎接一天天接近的期末考。大家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疲累异常，晚上，几乎脑袋一挨枕头就能睡着。

　　其他同学放寒假后，我们照常训练，直到农历腊月二十七日中午，教官终于宣布可以离校了。恰巧第二天，就是我哥结婚的日子，这么大的喜事，无论如何也得赶回去。

　　于是，离校的通知一下发，我第一时间找到学校相关部门，领取了假期的生活费，外加二十块钱的交通补贴，和一张通行证。

　　这张通行证，注明持有者将于什么时间在昆明参加哪项重大活动，请相关部门给予提供便利，还盖有省委宣传部的朱红大印。学校领导交代过，万一返校时买不到车票，可以拿着它直接找车队长，车队必须优先安排，一旦延误，政府部门会追责。

　　随后，我立即收拾行李，赶往车站。虽然那年头打工潮尚未大规模兴起，也没有春运这种说法，但接近年关的车站还是熙熙攘攘的，路上车辆也多，还堵了好几次车，等回到县城，天都黑了，只好在县招待所住了一夜。当时乡内没通班车，第二天只能跋山涉水，步行往家赶。由于训练期间体力严重透支，天气又热，所以走得异常吃力，等我踏着暮色赶到家，新嫂子都娶进门了。大年初五，我匆匆离家，于当天赶到昆明，训练第二天正式开始。

　　考虑到开幕式当天，从集合到正式表演，还有两个多小时的等待期，因此，过完年后，除了常规科目外，还增加了军姿训练。站军姿貌似很简单，没有多余动作，只需要一动不动地站着就行了，却不知道，这个科目，才是真正地狱级的考验。

　　每到这个科目的训练时间，学校都如临大敌，专门派出一辆救护车和一群医护人员，带上相关医疗器械，在场边支起太阳伞，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随着教官一声“立正”，全体学员顶着烈日，扶着旗杆纹丝不动地站好，偌大的队伍顿时鸦雀无声。尽管教官反复交代过注意事项和动作要领，但第一次站军姿，才过了七八分钟，耳边就不时听到“哗啦”一声，经常有人一头栽倒在地，男生女生都有。按照事先的部署，一旦有人晕倒，左右两人立即配合医护人员，悄无声息地用担架将晕倒的学员抬到太阳伞下。晕倒者经过简单的救治，确认无大碍后，稍事休息又继续归队。

　　我跟大多数队员一样，虽然没有晕倒过，但每次训练完毕，都是浑身湿透，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脑袋似乎重逾千斤，耳朵里轰轰作响，要休息好一会才缓过劲来。随着训练时长不断增加，队员们也渐渐适应了，到了最后，哪怕训练时长达到三个小时，都没有人再倒地昏迷了。

　　二月下旬的春城，到处繁花似锦，但天气尚有些乍暖还寒，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开幕。

　　一大早，大家按要求五点半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后，换上少数民族服装，这次，我穿的是傣族的传统服装。随后，大家赶往指定的教室，学校专门安排了一些女生给我们化妆。化完妆后，各自领取了一袋食品，里边有两大块面包、兩根香肠，外加一瓶纯净水。

　　所有准备工作完毕后，我们来到学校正门，爬上早已等候在此的长长的公交车，就是连接处的结构有点像手风琴那种，一溜长长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赶赴演出地点。

　　九点钟，开幕式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