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不同的时代， 人的际遇不同，命运也随之改变。

　　集体食堂不办了，人民公社这条路还得走。从体制上说，人民公社，就是县以下设立公社。公社之下设大队，大队之下设生产队。生产队是最基础的生产单位。队里的活计， 都由队长分派。每个成年人出工干活， 一天计 10—12 分工分;老年人和年纪小一点的，工分就要少一些。每个生产队有一名会计记工分。各家所得工分，作为分粮、分红的依据。每年大小春粮食收上场后，根据收获情况，除掉上缴公粮、余粮、种粮、集体备用粮外，按生产队总人口平均分配。分红则每年年底进行，按公分来计算。每年的分红水平，大致就是每 12?分工分二角钱左右。分红少的年景，我家可以分得一百块左右， 多时，也不到二百元。每个家庭，主要靠着这样的分红，来支撑全年的花销。可以想见， 父母那一代人，在用钱的问题上，是非得咬紧牙关不可的。所以，老人们常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一分钱掰作两分用”。这话放在今天的人身上，是没有人会相信的。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说的却又一点都不假。我的父母就是这样花钱的，而且还形成了习惯， 终身难改。

　　按理说，社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儿女们也早已成家立业。一天天老去的父母，也该安度晚年了。然而，对于在土地上刨食了一辈子的人，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早已深深地融入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劳动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命常态。要让他们离开土地，停止劳作，那简直就是要了他们的命。我因工作在县城，家就安在了县城。我每每请父母到县城来住上几天，他们一次也没有答应过。每到节假日或双休，我就买一些食品什么的， 带上妻子儿女回去看望他们。平日里也利用晚饭后的时间回去看看。若是一段时间不回去，他们必定就要到城里来一趟，说是来赶街买东西，顺便来歇下脚、喝点水。其实， 我心里清楚，他们就是专程来看望我们的， 买东西， 只是一个借口。在他们的生活中， 花钱是非常认真的事。我知道，他们这样对待金钱，既不是吝啬，也不是没有钱，而是长期艰苦生活养成的一种习惯。正是这种习惯，让他们每到需要花钱时，都要在手中捏了又捏，捂了又捂。就连生了病，都要到实在挨不过去了，才到村医务室开几片药，打一两针小针水，就敷衍过去了。若是我们知道了，就一定得带他们到城里来看，他们总是说城里看病钱太贵。他们说的买东西，充其量就是买点盐巴、味精之类。就算这些东西，也只有到了非买不可的时候，才去大龙口集市买一点点。他们哪会专程来城里买？ 不过，这倒也好。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会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顿饭， 讲讲话。然而， 饭后，就必然要忙着回去，无论如何也留不住。每次来，母亲都要背来一背篓新鲜蔬菜或是平日里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每当我看到她那瘦小孱弱且又病魔纠缠的身躯上负载着这么一大篓物品，我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就一般人而言，人进入青少年阶段后， 要记住一些事并不难，但要在记忆中铭刻下幼小时的一些经历，确实非常困难的。而我则是相反。成长以后经历的许多事，都如过眼云烟，早已消散殆尽了。而发生在早年的一些事，却记忆深刻。

　　除了上好数学课，我还喜欢文史班的一些课程。我利用空余时间，通过文史班好友的帮助，向他们班的老师学习文史知识和写作知识。有一位姓杨的老师，对我帮助很大。

　　多年从事教育工作，让我对学校产生了难舍之情。在离开教学生活的时候，我确实有些恋恋不舍。说实话，从仁和中学到大龙口中学， 十二年间， 我都与学生朝夕相处， 无论是积极上进的，或是不求上进的，我都对他们倾住了一份心血。在日常教学生活中， 我与学生们教学相长。在教授他们知识的同时，我也在不断提升自己和丰富着自己。这就使我对教书生活多了一份感情。尤其是在大龙口中学的那些时光，最令我怀念。那时候，老师除了上课，吃住都在学校，教学任务重，工作紧张，生活艰苦，但工作氛围、学习氛围和生活氛围都很好。工作上为了取得一个好成绩，各自都在下功夫，又都在互相较劲。课余生活，大家又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学校还组织开展一些文艺活动，编排一些生动活泼的文艺节目，通过校园文艺晚会来展示个人的才艺，既发挥了各自的优势， 又丰富了校园生活，融洽了人际关系，使整个校园充满了活力。有时，学校的文艺晚会， 还到大龙口的一个礼堂公演，受到社会好评。在教书生涯中，我也遇到了众多让我难忘的学生。他们不嫌我教得不好，反而还有许多学生喜欢我的课。他们和我，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许多年后， 一些学生，见着面，我连他们的姓名都想不起来了，而他们却还能认出我来。一些学生， 到现在已是时隔三十多年，他们仍然还在跟我有联系。特别是我退休后这些年，他们时不时到家中看望我，有同学聚会，也都忘不了我这个老朽。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心灵的慰籍。

　　自从进入行政行业，我先后有了县委办、县人事劳动局、县人大机关的工作经历。这就使我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