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宣

　　县书法家协会主席管布坤先生安排我在年会上讲一讲姚安历史文化。我寻思再三，只能依据姚安历史的基本脉络，从中挑选出几个人们常说的话题来谈一谈我的肤浅认识，以资参考。

　　一、如何看待姚安历史地位变迁

　　（一）实事求是地讲，姚安历史，的确是比较悠久的。然而，姚安的历史地位是有变化的。

　　与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大致相同，姚安也经历了古生物时代、石器时代、氏族公社、青铜器时代。这些时代的文化特征都在姚安博物馆馆藏文物中得到印证。

　　战国后期，发生在云贵高原的一个大事件——庄蹻王滇，不仅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中作了专门记载，也在姚安大地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小卜将军墓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小卜墓，虽然是建于南诏国时期（此时距记载中说小卜战殁于姚的时间已经相距近千年），但既然有这个墓茔的出现，小卜战殁于姚就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西汉时期，在姚安设置弄栋县县治，则是有史可查的大事件。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下设24县，弄栋县是其中一县。据《蛮书》记载及有关考证，弄栋县的县治位于旧城村高陀山。

　　唐王朝建立，姚安地位得到提升。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姚安设立姚州。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又在姚州设置姚州都督府。

　　公元751年爆发的天宝战争，历时三年，最后朝廷军队大败，整个云南为南诏所据有。南诏也由此脱离唐王朝，自立为国。

　　南诏国独立后，建立了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中央官制，包括最高行政官员6人，叫做清平官，又设大将军12人。清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二人为副内算官;又设外算官二人，由清平官或大将军兼任，分管六曹（如同唐朝六部）。地方以洱海为中心，分为十睑、二都督、六节度使。原来的姚州改设为弄栋府，设置节度使作为军政长官掌管弄栋府军政事物。

　　公元937年，大理国建立，弄栋府改设姚府，也称姚州，隶属于大理国管辖。

　　公元1119年（或说1096年），大理国相国高泰明的第二个儿子高明清因获军功受封为“定远将军”，“世守”姚府，即：姚府成为姚安高世家族的封邑。

　　公元1254年，蒙古军队在忽必烈率领下平定云南。公元1257年，蒙古军又在姚安设立千户所，实行军事管制。公元1262年，设置姚州，接受大理路管辖，启用高氏族人高琼任姚州守。公元1329年，以姚州为基础，设置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晋升姚州守高明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总管。姚安路军民总管府的军政辖区还是姚州全境。

　　明朝建立，初设姚安府，随后改设姚安军民府，下辖姚州和大姚县。

　　明朝建立后，在姚安初步实施“改土归流”。明王朝设立姚安军民府和姚州时，便实行以“流官”主政、“土官”辅助的行政管理体制，即通常说的“土流并治”。所谓“土流并治”，就是，姚安府和姚州七品以上官员，全部由朝廷任命外籍人士担任，同时保留高氏土司在府、州两级“同知”（副职）的世袭地位。府的副职称为“土府同”，州的副职称为“土州同”。推行这一行政管理制度，使中央集权制在姚安得到落实，同时，也打破了高氏家族统治姚安的历史局面。

　　清初，姚安仍旧沿袭明朝旧制。平定“三藩之乱”后，清王朝开始“改土归流”。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高奣映的孙子高厚祥袭任姚安府土府同知后，因与民争夺苴却十马地一案事发，被削去土官一职和世袭特权，并勒令本人和家属全部前往浙江，不得返还故地。此后，高氏家族只剩姚州土同知的世袭特权。清朝末期，这一特权也自行消亡。

　　公元1770 年（乾隆三十五年），清政府裁撤姚安府建制，仅保留姚州。实际上，这时的姚州与后来的姚安县无异。

　　（二）姚安历史地位的变化，是由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理优势和战略意义决定的。

　　第一个问题：西汉王朝为什么要设置弄栋县？当时的云南称为滇。庄蹻建立古滇国，一直延续到了西汉时期。这一时期，云南还处在较为封闭的状态，朝廷也还没有将这些地区纳入专制版图。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了产自于四川的“蜀布”“邛竹杖”，又了解到这些产品是从身毒国（今印度）运过去的。那么，这些原产自四川的产品又从哪里到了印度的呢？张骞分析，很可能有一条通道从四川经古滇国进入印度，再由印度转运到西域各国。张骞分析的不错，在官道还没有开通之前，由川入滇，再经滇西走出国境，早有民间通道存在。张骞回国后，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曾派使团到古滇国，想借道去探寻通往西域的道路，却遭到古滇国的“昆明”、“雟”等部落的抵制，只好无功而返。后来，朝廷派兵征服南粤国后，趁势发巴蜀兵对付古滇国。当汉王朝的军队很快击灭昆明外围的两个部落（劳浸、靡莫）后，迫使古滇国国王降服西汉王朝。西汉王朝仍然授予滇王王印，让他继续管理古滇国所属地区，同时设置益州郡，作为朝廷管理古滇国的地方权利机构。按照《汉书·地理志》记载，益州郡下设立24县。县治设置在姚安光禄的弄栋县，就是其中的一个县。从益州郡24县分布来看，现在的楚雄州境内仅有秦臧（今禄丰）、双柏（今双柏）、弄栋三县。也由此可以看出，弄栋县的辖区囊括了楚雄州的大半部地区。然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越巂郡的属县中又有一个蜻蛉县（即现在的大姚县和永仁县）。如此说来，弄栋县就不包括蜻蛉县在内。这又与其他史籍资料有了出入。原因很可能处在越巂郡与益州郡这里的时间差异上。越巂郡的主要辖区是现在的四川西昌西南地区与益州郡接壤。从地理位置来说，蜻蛉縣位于金沙江以南，孤悬于越巂郡之外，本应属于益州郡才是合理的，但为什么记载越巂郡治下？原来，越巂郡的设立是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而益州郡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才设立的。这说明，设立越巂郡时，金沙江以南的大姚永仁等地，在设立越巂郡时，已为汉朝所据有，所以，设立越巂郡时下设了蜻蛉县。两年后设置益州郡，考虑到地理区位和管理成本，才将蜻蛉县并入弄栋县辖区，划归益州郡。所以，由云龙先生在《姚安县志》“《汉书·地理志》益州弄栋”之下加了一段按语：“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刘注《地道记》及《若水注》、《一统志》各说足证明楚雄、姚州、大姚、镇南、定远、广通、元谋各州县，均为汉所置弄栋县。”

　　弄栋县县治设置在姚安，充分表明二点：一是益州郡的设立，开通了越雟道，从此，越雟道成为从四川进入云南的一条官道;二是姚安较大姚的地理位置更优，处在越雟道上枢纽位置（即所谓的“六诏之中分、三川之门户、南中之锁钥”）。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越雟古道沿途所设县情况得到证明。由越巂郡由苴却渡过金沙江进入弄栋县，往西，是云南县（祥云）、叶榆（大理）县、比苏县（兰坪）、不韦县（保山）;往东是青藏（禄丰）、连然（安宁）、到达益州郡郡治所在地滇池县（今晋宁）;往南，可通往双柏，然后进入滇南地区。

　　正是姚安处在越雟道枢纽位置，具有畅通和遏制的战略意义，设立弄栋县并将县治设置在姚安，是出于战略考量而做出的重要举措。

　　第二个问题：唐朝建立，为什么设立姚州后又要设立姚州都督府？一句话，也是由于姚安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自设立弄栋县开始，经四川通往云南的官道有两条。一条是秦、汉相继修通的“僰道”，另一条是汉武帝时开通的越雟道。据新旧两唐书记载，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朝廷大事使李英巡抚云南，到姚安以后，意识到姚安在越雟古道上的特殊地位，又了解到这里的人多姓姚，于是在这里设立姚州。州治设置在弄栋县县治所在地的旧城村。

　　为什么在姚州设立43年后，又要在姚州设立姚州都督府？唐朝初期，唐改善了与吐蕃王国的关系。吐蕃经松赞干布的治理，国力迅速大增。唐高宗时期，吐蕃开始与唐王朝抗衡，且时有战争发生。在云南方向，吐蕃迅速占领并移民到迪庆地区，又向丽江、大理渗透势力，鼓动这些地区的民族部落脱离唐王朝的管理，甚至是支持他们发动暴乱，向姚州发起攻击。面对这样的形势，唐王朝必须加强对滇西地区的军事管控，于是，姚州都督府应运而生。

　　姚州都督府的设立，是唐王朝在云南地区设立最高地方军政机构。它虽然只是直接管理姚州，但对云南境内的其他地区也承担着镇守的责任，重点是要对滇西地区反叛势力的打击和遏制。需要说明的是，唐朝建立以后，在云南境内设立了众多的州县，但很多都兴废无常，且都是自主管理，不直接接受朝廷管辖。唯有姚州和姚州都督府是朝廷派出官员、直接行使中央管理辖区军政事务的权力。这一时期，虽然在滇东北地区也有个南宁州都督府，但那只是以爨氏集团为核心的自主管理的自治机构，朝廷对他不实行直接管理，被史书称为羁縻府。

　　第三个问题：元朝在姚安设州以后，为什么又设姚安路军民总管府？

　　元朝在地方设立行省作为地方最高最高行政机构。云南行省之外，还设有梁王府。很多时候，梁王府还凌驾于行省之上来控制全省局势。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四级政府机构。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姚州的地位下降了很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姚安所处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汉唐之时，京城都设在于陕西西安，云南进京的国道，需要先到四川，然后再到陕西西安。姚安的地理位置就显得很重要。元朝建立，首都设在北京，且云南行省和梁王府都在昆明，由滇西到滇中省会，无需再经过姚安。由省会昆明到朝廷所在地北京，官道也不再经过四川。这样，姚安原来所有的交通区位优势完全散失，其政治、军事战略地位当然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元初，在大理路军民总管府之下设立姚州，已经非常难得。

　　那么，为什么元中期又要设姚安军民总管府？目的是为了稳定云南局势的需要。元朝中期以后，云南局势很不稳定。行省与梁王府之间、梁王府与各路地方势力之间，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单拿大理路来说，世袭的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段氏势力不断向东扩展，也引起梁王府及朝廷重视。恰巧这时，大理路下辖的姚州守高明到朝廷觐见皇帝。从抗御大理路段氏势力膨胀和笼络高氏家族人心的角度出发，朝廷在姚州设立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既升高明为总管，又让高氏家族世袭其职。这样，骤然得到晋升的高明，要报答皇恩，忠于朝廷，就要牵制和抗衡大理路段氏势力扩张，使之不再蔓延。

　　二、几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

　　（一）关于诸葛南征

　　诸葛亮南征，发生于公元226年。公元223年，刘备病死白帝城，消息传来，南中的豪强大户纷纷背弃蜀汉而投靠东吴。为了稳定南中局势，诸葛亮三月开始南征，“五月渡泸”，进入云南境内，平定和巩固了南中局势。关于诸葛亮南征，史学界存在两个争议问题。

　　第一个是对诸葛亮“五月渡泸”的地点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马曜先生《云南简史》中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孟获、雍闓准备由越雟进据永昌，率众来到越雟境，雍闓为高定部曲所杀，诸葛亮率领蜀汉军队乘乱击杀高定。孟获则收拾雍闓余部回渡金沙江，由堂狼（今会泽、巧家）向建宁（今曲靖）撤退。五月，诸葛亮度过金沙江跟踪追击孟获，通过“七擒七纵”，最终降服孟获。这一说法，虽然没有说明诸葛亮渡江的确切地点，但应该在巧家至会泽之间，最多不会超出武定。按这个说法，诸葛亮进入云南境内，是不大可能经过姚安的。接下来的“七擒七纵”也不大可能在姚安境内发生过。

　　第二种说法是袁嘉谷先生在《武侯五月渡泸在何处考》中提出的。他认为，“候先至越雟，破定元（即高定）。其地在今永北盐源之界。疾由越雟而始渡泸。则泸即永北之金沙江无疑。”此文还引用杨升庵、沈黎、师范等人的观点及《四川总志》的观点加以证明。其中，《杨升庵集》说“据《沈黎古志》谓，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元江驿，一在姚安之苴却。沈黎在《沈黎志》中说：“孔明所渡，当是今之苴却。”师范的《滇系》中说：“会理州西南两岸峻极，江流如在水底，即渡泸处。”《四川总志》则引用陈奇典《泸水考》的观点，认为诸葛亮渡泸处是会川境内的金沙江。

　　我个人认为，袁嘉谷先生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根据《华阳国志》记载，刘备病逝以后，南中各郡的地方势力纷纷反叛蜀汉而倒向东吴。越雟叟帅高定元（即高定）杀郡守将军焦璜，举郡称王。益州大姓雍闓也杀了太守正昂。蜀汉政权只好新任 蜀郡人张腐为太守。雍闓又将太守张腐抓起来送给东吴，东吴孙权则遥授雍闓为永昌太守，还派遣已故刘璋的儿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委任朱提（读shushi，今昭通）人朱褒为牂牁郡（贵州境内）太守。面对这样的局势，诸葛亮南征分成三路大军：东路派马忠进攻牂牁郡朱褒。中路是李恢（负责南中各郡军务的庲降都督），由驻地平夷县（今贵州毕节一带）出发，来攻益州雍闓。诸葛亮亲率主力部队向越巂郡进发，兵锋直指叟帅高定。诸葛亮的主力部队为何要面对高定？那是因为，在南中的诸多豪强势力中，高定势力范围较大，气焰也最为嚣张。他不仅公然反叛蜀汉政权，杀了越巂郡郡守，又在汉源、昭觉、盐源三地筑垒设防，专门用以对抗蜀汉军队。诸葛亮亲率主力部队攻占昭覺，准备在这里等待高定各路叟兵集结后一并歼灭。这时，雍闓、孟获也率领部曲来到越雟境内，雍闓却又被高定部曲所杀。诸葛亮也击杀了高定。这时，诸葛亮的中路军也已到达滇中，孟获虽然收拾雍闓余部，但已不能返回，只能从越雟境内回渡金沙江后，向滇西永昌郡进发。这样看来，孟获从越巂郡境渡江的地点，就应与袁嘉谷先生所论及相吻合。越巂郡，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治所在邛都县（今天的西昌东南地区），辖区位于西昌西南地区。诸葛亮在越巂郡击杀高定，不排除追击高定到盐源县。这里是高定设在最西边的一个抵抗堡垒。诸葛亮追杀高定后，再追击孟获，当然就要沿着孟获走过的线路前行。这样，诸葛亮渡江地点，就应该是袁嘉谷所说的“永北之金沙江无疑”。永北的江对面，就是永仁苴却。从这里渡江，走过的，正是弄栋县的辖区。姚安，就是必经之地。

　　第二个问题是对诸葛亮“七擒七纵”的看法。雍闓、高定一死，诸葛亮的对手就剩下孟获。孟获被擒以后，表示永不反叛，受到诸葛亮的重用，这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争议的是“七擒七纵”。这种争议也是源自于史书。《三国志》、《三国志注》，都没有提到“七擒七纵”，只有 《華阳国志》出现“七擒七纵”一说，且被后来的《三国演义》加以发挥，非常深入人心。正是因为前两本史书没有提及，所以，后代的史学家们多有质疑，还形成两种看法：一种赞同没有“七擒七纵”，另种则肯定“七擒七纵”。就我个人而言，《华阳国志》的记载是符合诸葛亮的指导思想的。这次南征，诸葛亮坚持的是“攻心”战略，实施“和抚”为主的策略。部将马谡曾向诸葛亮建言“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深以为然。斩杀高定，只是实现“和抚”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要实施“攻心”战略，要收买人心，要让南中百姓，尤其要让那些豪强大姓对蜀汉政权心悦诚服，对孟获实行“七擒七纵”，就是最好的用兵之道。如果是这样，弄栋县境内的姚安诸葛遗垒和永仁方山的诸葛遗迹，就是真实的存在，也有可能在弄栋县境内经发生过“一擒一纵”的战斗。

　　（二）关于天宝战争

　　 天宝战争，是唐王朝对南诏发起的一场不对等战争。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德化名碑》等史籍记载，公元750年（唐天宝九年），南诏国新任国王阁逻凤带着妻儿到云南郡（即姚州）拜访云南太守（即姚州都督）张虔陀，遭到张虔陀的故意刁难，不仅辱骂、勒索财物，其妻子还遭到侮辱。阁逻凤忍无可忍，返回大理，上书朝廷，却又石沉大海。原来，张虔陀恶人先告状，较阁逻凤之前，就已上书朝廷，反告阁逻凤有不轨的行为。于是，阁逻凤率领南诏大军进攻姚州，很快就攻陷了姚州城，张虔陀死于这次战斗中。阁逻凤攻占姚州的消息不仅传到了剑南道，也传到了朝廷。公元751年及754年，朝廷对南诏先后组织发动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一次是由剑南道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大军讨伐南诏，南诏国力图用和好的方法解决问题，鲜于仲通则力求一战。无奈之下，南诏国投靠吐蕃，获得支持，大败唐军，唐军主帅鲜于仲通只身逃回。第二次战争，由李宓率领十万大军再次进攻南诏。这十万大军是从河北道强行征募的新兵，来到云南水土不服，一路上就病死不少，这样的部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战斗结果，唐军又一次全军覆没。主帅李宓也葬身西洱河。战后，南诏收拾战死的唐军将士埋葬在西洱河边，称为“万人冢”，此处遗迹现在还在。两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已无暇顾及南诏。南诏从此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大约五百年后，元朝建立，云南才又回到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

　　很显然，这场“天宝之战”，是由姚州都督张虔陀的不义之举引发的。这场战争，不仅使唐王朝遭到重创，宣告了大唐盛世由此走向衰微，当然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了重大苦难。仅就强行征兵给人民造成的伤害这一点来说，就连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都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大加鞭挞。

　　从本质上说，天宝战争，是唐王朝大汉族主义与南诏统治者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他暴露出以杨国忠、张虔陀为代表的王朝统治者利益集团为了谋取私利而不顾激化民族矛盾的丑恶嘴脸。对于他们的恶行和恶果，历史早有定论。但是，当代，有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了不同的解读。认为，天宝战争是一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的战争，指出，张虔陀等人的行为，是维护唐王朝利益的行为。这样的观点，虽然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但对于一个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另立新说，总是让人很难接受。

　　（二）关于“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

　　近年来，“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的广告语，几乎成了姚安县的一张名片。就宣传姚安来说，确实需要这样能喊得响的广告词。但是，对于一个想要了解姚安历史的人来说，则决不能把他看作是对姚安历史的准确概括，更谈不上科学的总结。从前面所述姚安历史的变迁中可以得知，历史上的姚安，用“半部”来概括，是很不合适的。更有人拿“一座姚州城”的历史变迁来解读姚安的“半部云南史”，就显得有些可笑了。

　　（三）关于“为而不争”

　　近些年来，有人总结高氏家族的历史，得出“为而不争”的结论。 对此，本人实在不敢苟同。“为而不争” ，语出老子《道德经》。《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辩证法思维的哲学名篇。“为”与“不为”，“争”与“不争”，是《道德经》中提出的两组既矛盾而又相互转化的哲学概念，体现了老子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正是运用这种既矛盾又相互转化的哲学思想来阐释他的政治主张。老子认为，统治者对老百姓的统治和管理，要“无为”，要“不争”，也就是要少干预，多松绑，不与民争利，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样，老百姓生产积极性高，就会带来百业兴旺，最终收到“为”和“争”的效果。所以，后世的统治者就从老子的这一思想出发，提出并实施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这样看来，用老子提出的“为而不争”来解读高氏家族的精神内涵，显然就严重背离了高氏家族的历史真实。

　　必须看到，高世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而又辉煌历史的豪门大族。这样一个豪门大族之所以长盛不衰，自有他的精神传承。

　　先列举一些高世家的事迹。

　　前面讲到的那个越巂郡叟帅高定，就是大理国高氏家族的一个远祖。高定被杀，高氏家人逃避到了朱提郡。东晋时期，云南境内发生过一次较大的人口迁移，众多人口从滇东北地区迁到大理等地。高氏家族很可能就是这时迁移到了大理。此后就在大理发迹。南诏国建国后，高氏家族已经跻身于权势行列。

　　南诏国之后，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得到了高氏族人高方的鼎力相助，高方成为大理国的有功之臣，被封为岳侯。

　　后裔高智升袭封岳侯，官至大布夑（丞相）。一次，国王段思廉骑马出游，突遇狂飚，马受惊跃起后跌落倒地。情急之下，高智升奋不顾身，一跃向前扶住了段思廉。为了感激，段思廉赐以宫人及珠宝。后又晋升高智升为统兵。

　　公元1063年，姚州杨允贤叛乱，高智升带兵进剿，平定叛乱。段思廉赐给高智升白崖和茹甸两地（今祥云境内）。不久，又晋封为鄯阐（今昆明）侯，子孙世袭。

　　公元1080年，杨义贞起兵弑段廉义簒立，高智升命长子高升泰“起东方兵讨灭之”，诛杀了杨义贞，立段廉义的侄子段寿辉为国王。段寿辉以靖难之功，加授高智升为国王太保，封德侯。高升泰则继为善阐侯，代替高智升为相国。高氏父子，老子在朝辅政，儿子统兵驻守昆明。后来，段壽辉禅位于段思廉的孙子段正明，段正明又于公元1094年禅位为僧。段家人年幼，高升泰就做了国王，改国号“大中国”，又改元上治。这是标准的改朝换代。两年后，高升泰病死。临终前，嘱咐儿子高泰明一定要还国于段氏。高泰明遵从先父遗嘱，还位于段氏，立段正明的弟弟段正淳为国王，自己则仍然担任相国，执掌国政，受封为平国公，后又加封国师尊号。

　　高泰祥，是高升泰的九世孙。公元1237年，被国王段智祥任命为相国，历段祥兴、段兴智两朝，直到蒙古军队消灭大理国为止。虽然是末代相国，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之下，奔回姚州招募军队。被俘后，面对忽必烈的劝降，始终坚贞不屈，死而后已。

　　元朝时期的高明，面对朝廷的重视和晋升，感激涕零，为了报答朝廷，为地方上做了许多事实。

　　清朝初期，南明小朝廷到了昆明，高奣映的父亲高 泰，主动勤王，永历帝朱由榔封他为光禄少卿。永历帝南逃，他紧紧追随，家人追到永昌，将他劝阻回来。到了大理，他却拒绝回家，独自一人上了鸡足山，从此与世俗绝缘。

　　以上发生在高氏家族历史上的诸多典型事例，一点儿看不出“为而不争”的精神特质。也许有人会说，高氏家族“为而不争”，是说他家具有有所作为却又不争权夺利的品质。从上面的史实可以看出，高氏家族的确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家族，但有所作为的同时，也的确获得了很多。岂能说不争？

　　问题在于，贯穿高氏家族历史的思想线索，不是“为而不争”，而是忠与孝二字。正是这种为国尽忠、为亲尽孝的思想和品质改变或支撑起了高氏家族的强大命运。高定，本是叟帅，高氏在越巂郡，可算是豪强大族，但不忠于蜀汉，遭到杀身之祸，家族也由此衰微。从南诏到大理国时期，高氏家族也许是汲取了远祖高定的教训，发家之后，世代抱定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的思想不放，才确保了家族在大理国时期长盛不衰。即便是国破家亡之际，身为相国的高泰祥也要为国尽忠，不屈而死。作为对立面的统帅忽必烈也为他的气节而感动，称他的后代“此乃忠臣之后”，要“善视之”。所以，元朝设立姚州，姚州又是高氏家族的天下。高 泰之所以要上鸡足山，一个因素是担心清政府找他算账，这样，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高氏家族的世袭利益。更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他对南明小朝廷的忠诚，让他不愿再在新朝为官。这样的做法，很有点愚忠的味道，但类似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尤其是改朝换代之际，比比皆是。这些人，多半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前朝遗老。也许有人会说，高泰明还国于段氏，这不是“为而不争”的最好例证吗？这得要弄清这件事的真像。高升泰接受“禅让”获得王位之后，便又改国号又改元，这就标志着大理国已经变成了高氏的“大中国”，高家世代尽忠的那个大理国就不存在了，对于这样的变故，不仅国人难以接受，就连高升泰父子也是难以接受的。原因就在于世代效忠大理国而形成的思想血脉在作怪。所以，高升泰在临终时才说了一番话：“段氏不振，国人推我，我不得已而从之。今其弟已长，可还其故物，尔后人勿效尤。”作为儿子的高泰明，为了孝顺父亲，当然履行了父亲的遗嘱。由此可见，忠孝，是高氏家族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秘笈。与此相应，高氏家族再次走向衰微的原因也在于高氏族人喝下了一杯不忠不孝的苦酒。清朝雍正年间，高氏家族土府同知高厚德之所以被削去官职且远徙浙江，一方面原因，还是因为他失去了忠孝这一家传遗风，做下了不忠不孝的事，恰巧又遇上了朝廷“改土归流”的风口浪尖，因而也就彻底葬送了高氏家族在姚安府的传统地位。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说，高氏家族的兴衰，成也忠孝，败也忠孝。

　　我想，现在总结高氏家族的兴衰史，不一定非要用新提法来总结。忠诚、忠孝，虽然是一种老派的说法，却最能反映高氏家族的精神传承。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忠与孝，自从孔夫子提出来以后，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称为广大中华儿女所具有的传统品质。不同时代，既可以赋予它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涵，也可以让它焕发出为时代服务的精神动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有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支撑。而忠与孝的思想和品质，也是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重要元素，完全可以为党的事业、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而发挥积极作用。所以，没有必要避讳忠孝之说。

　　三、如何看待姚安历史文化的发展

　　（一）由于历史原因，元朝以前，姚安文化总体来说，是较为落后的。

　　历史上，姚安也曾出现过青铜文化，但大多出现于战国时期，相较于中原地区，已经晚了上千年。弄栋县的设立，标志着姚安被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版图，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润，但在很长时间内，对像云南这样边远而又民族部落众多，且较为分散的地区，朝廷采取的往往是羁縻政策。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角度说，是符合实际的一种管理方式。但是，他的缺陷也就在于实施这样的管理，造成王朝的文化政策很难在这些地区得到推广落实，这就从客观上制约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很难跟上时代脚步。唐朝设立姚州都督府，虽然是朝廷派遣官员实行直接管理，但由于战乱频仍，姚州废置无常，也很难实施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各项文化教育政策，因此，姚州境内还是比较缺乏文化土壤和文化资源。正是因为这样，尽管大学问家李善谪居姚州三年，也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化印记。骆宾王从军到过姚州，也曾留下几篇诗文。贾岛到姚州，留下小诗一首。靠着过往的迁客骚人留下的一点点指爪鸿泥，对发展姚安的文化，实在是显得太微弱了。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虽然也在接受中原文化，但大都掌握在极少数特权人家，文化教育不可能得到较大范围的普及。姚安现存的《兴宝寺德化名碑》，虽然出现于大理国后期，十分珍贵。然而，从碑文的撰写到刻石，都不是姚安本土人士，可见当时姚安何等的缺乏文化人才。元朝建立，虽然使姚安回到中央集权之下，但姚安实行的是土司制度。高氏土司虽然也重视文化教育，特别是高明，又是购书又是聘请教师办学。但在整个元朝都不大重视科举制度的大环境下，也难想象他会将教育发展到何种程度。最有文化价值和影响的，还是高氏土司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另外就是高明聘请当时名震朝野的大文豪欧阳玄撰写的《改姚安路记》、《妙光寺记》，对于后世来说，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二）明清时期，姚安文化迅速发展，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一是明朝时期，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在姚安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伴随着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度在姚安得到全面实施，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在姚安得到完整全面地推行，对加速姚安文明进程和推动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的主体作用。 随着龙华寺和兴宝寺这两座佛教道场的规模扩大，僧人数量增多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这就为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奠定了非常厚实的基础。大约在明朝初期，道教文化也开始传入姚安。在姚安广泛流传着张三丰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伊斯兰教传入时间，可能比道教还要早一些，只是它的传播范围较为有限罢了。

　　二是文学艺术出现生机勃发的景象。涌现了一大批不朽的文章和诗词歌赋，甚至还有文集、诗集出现。一些优秀的篇章已经收入在民国姚安县志，这里不再赘叙。这一时期，书法绘画达到了一定高度。较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陶珽先生。他不仅思想深邃，学问渊博，文章充满华彩，就连书法艺术，都已经可以比肩于中原大家而不逊色。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就已经是十分珍贵的艺术瑰宝。

　　三是建筑艺术也得到空前发展。随着众多庙宇、道观、塔幢的出现，不仅锻炼和培养了建设人才，也为姚安留下了反映建筑艺术成就的精品杰作。如今，德丰寺已经成为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单位。文昌宫、文峰塔等建筑也是州级文物。

　　四是各种民间艺术和民间技艺也发端于明朝时期。姚安花灯，尤其是小邑拉花、姚安莲花落，也是明朝时期传入姚安，并在姚安发展演化而成的。小邑村的擀毡技艺传入后，又通过不断改进加工工艺，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五是通过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一些新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得到传播，有效提高了姚安人民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加快了姚安社会的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清朝时期，姚安文化进入繁荣阶段，达到了姚安古代文化发展的最高程。儒、释、道的理论研究出现新气象，出现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和学术性作品。在地方史、地理学等方面皆有一些研究。文学艺术全面发展，文章如锦绣云霞，华彩灿然;诗词如香草鲜花，美不胜收。书法绘画卓尔不群，蜚声海内外。总之，各方面都取得成就，在省内外，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出现了高奣映、赵鹤清、由云龙三位较为杰出的文化人物。正是这样的文化成就，姚安赢得“文献名邦”美誉，实在是名至实归。

　　（四）姚安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1.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度，为姚安文化发展和提供了制度保障。从《姚安县志》可以了解，自明朝开始，封建官僚体制在姚安府和姚州都是较为健全的。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行科举制度，在官僚体制中，府设有教授、巡道，州设有学正训导。这是专为教育和科举而设置的政府官员。读书人一旦考为生员，就可获得学习期间的生活补助。实行州考生员、府考秀才、省考举人、朝廷考进士的科举制度，每三年一考。此外，还有拔贡、恩贡、岁贡、例贡等不定期举荐人才的办法。这就为读书人开通了获取功名的通道。科举人才由此层出不穷。

　　2.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为姚安文化繁荣提供了人才支撑。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必须依赖于文化人才。没有文化人的出现，就谈不上文化发展。可以这样说，出现什么样的文化人才，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发展。文化人才的多寡与高度，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程度和高度。自明朝开始，姚安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主要得力于一批批官员重视教育，还有一批批有识之士为培养人才而呕心沥血。这些官员和有识之士，不但积极推行明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还身体力行地进行着文化教育活动，为姚安文化教育的发展开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明朝永乐年间，开始设学兴士。正德八年，知府王澍就在府城外西北的一个地方创办了栋川书院。嘉靖二十四年，知府王德纯对栋川书院进行重修。嘉靖二十八年，知府杨日赞又增建前后堂和左右室。到了清康熙三十三年，知府姚谐将栋川书院迁建到府治东边。说明，栋川书院自明正德年间创办以来，一直坚持到清康熙年间，很可能没有间断过。若是这样，栋川书院至少有长达181年的育人历史。其育人之功，实在难以估量。明嘉靖元年中举的郭如磐，做官归来，开始下帐讲颂，教授生徒。万历五年，大思想家李贽到姚安担任知府。他虽然为政清简，但对文化教育，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利用德丰寺禅堂创办三台书院，在处理政务之余，就到书院讲学，开启姚安民智，培养姚安人才。姚安本土人才陶珽先生，幼年時，就曾受教于三台书院。万历十三年，分守道在城东关创办南中书院。陶珽致仕归来，讲学论文，四方来学者日众，姚安县志引大姚知县谢于教《文明书院记》评价陶珽：“尔乡葛阆陶先生，夫亦三姚人士，而品望之重，勋业之隆，直于金马碧鸡之外，为中原人伦之冠，则诚天下之士。大姚相去未远，诸生远归进取，发愤为文，会友辅仁，无不可为天下之士，则声教更宏远矣。” 县志评价说：“珽博通经史，教授于乡，一州英俊尽处其门。”

　　进入清朝，教育仍然得到一些官员和有识之士的重视，因而，各种教育机构和场所都在姚安境内出现。儒学、庙学、书院、社学、义学同时并存。其中，尤以诸多书院对培养姚安高等级人才发挥的作用巨大。据《姚安县志》记载，有清一朝，有据可查的书院，县城有麟凤书院、大成书院、德丰书院，光禄镇有高奣映创办的结璘山馆、马驷良、赵子骧共同创办的凤岫书院，后来，马驷良再次办学，将凤岫书院改建为栖凤书院。在这些书院中，结璘山馆和大成书院，对培养文化人，培育姚安文风居功甚伟。高奣映中年以后，承办结璘山馆，日事丹青，裁成后学。生源不仅有三姚人士，还来自云南、四川等地。听讲的人多得连室外都站得满满的。所教学生，成进士者22人，举人47人。大成书院创办于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是知府丁士可创建的。他还筹备了馆谷六十三石作为山长的待遇。咸丰、同治年间，姚安社会混乱，尤其是姚州被杜文秀回民起义军占领的十年间，大成书院被迫停办，院舍也遭到破坏。同治十二年，州人朱士云酬资修葺上房讲堂及书舍四间。光绪十年，癝生刘城酬资在讲堂之外新建书舍六间。光绪二十五年，代理知州王琳筹资重建上房三件。光绪二十八年，代理知州梁正麟提拨寺租，设内设生二十名，按月提供膏火，考取优秀的生员就到书院就读。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大成书院改为大成学堂。大成书院办学153年（实为143年）。期间，有饱学之士王安廷、甘荣禄甘雨父子、陈廷杰等，相继主讲大成书院，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由于教育得到重视和实施科举制度，姚安本土人才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秀才、举人、进士等不同层次的人才在姚州大地不断涌现。据《姚安县志》统计，终明一朝，姚安共有举人33人，进士4人。这是自唐朝在全国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姚安首次出现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清朝时期，姚安人才更多。共有举人60人，进士5人。

　　3.汉族移民到姚安，加速了姚安文明进程。自汉至唐，都相继有汉族人进入姚安境。唐天宝战争前，姚州就有很多汉人。姚州之战后，阁逻凤将姚州境内的汉人统统迁到大理。大规模的移民，主要发生在明清两朝，又尤以明朝最多。明朝通过“屯田”手段，包括最初的军屯和后来的民屯、商屯，内地人口大量流入姚安，这不仅发展了姚安生产力，同时也促进了姚安的文化发展，对推进姚安的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作用。姚安原住民，多是夷人，且生活在山区或半山区，普遍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朝时期的移民，大多来自于南京、两广、湖南、江西、山西等地，自秦汉以来，这些地方就长期推行汉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民，文明程度普遍较高。他们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力，还带来了中原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群当中，很多家族不仅文明程度高，还有重视教育的良好家风。正是在这种家风的影响和熏陶下，家族式的读书人群体不断涌现，成为姚安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做了官，改变了命运，必然带动和影响更多有条件的人加入到读书人的队伍。长此以往，姚安的本土文化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明朝时期，有两个最有代表性又较为著名的家族式读书人群体。一个是姚安高氏家族。高氏家族是较早进入姚安的家族之一。高氏家族一世祖高定，本是吉州陵县井岗乡人，蜀汉时期迁移到南中越巂郡，然后到朱提，再到大理，在分支到姚安，发展成为姚安第一大家族。高氏家族，历来重视接受汉文化。在高氏家族的主导下，大理国曾几次派出使团与北宋和南宋通好，在每一次向大宋王朝求索礼物的清单中，都有儒家典籍、医疗书籍、王羲之字帖等文化典籍。元朝时的高明也重视中原文化典籍，这是有记载的。明朝时候，由于地位发生变迁，更增加了高氏族人接受汉文化的紧迫感。通过《姚安县志》和高氏族谱可以了解到，明朝时期的高氏，不仅重视办学造福于姚安百姓，更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与知府李贽搭档的土官高金宸，文采灿然，曾受到李贽的高度评价。高奣映的爷爷不仅喜作诗文，还结集成册。高家后花园结璘山，高奣映创办结璘山馆时，就有了藏书楼。既然是楼，所藏之书想必不会太少。正是有了藏书之富，高奣映的博学才有了条件。有人说高氏家族是彝族，有的又说是白族。不可否认，在高氏家族史上，曾有人与白族人通婚，也有人与彝族人通婚，说高氏家族是白族、是彝族，当然也可以。如此说，高奣映的外公是木增，而木增是纳西族，则高氏家族也可以是纳西族。我个人认为，从高氏家族的历史源头来看，高氏本就是汉族，虽然长期生活在彝族或白族人中间，也有人同不同民族的人通婚，但从中国传统宗族血缘传承思想的实际来说，高氏家族仍然属于汉族。况且，高氏家族接受和传承的思想文化，主流是汉文化，所以，高氏家族的族属不应有争议。

　　另一个家族就是陶氏家族。从《姚安县志·人物志·氏族》一栏可以看出，陶氏一族，本是浙江台州人。明朝时迁入姚安，居住于姚安府城北街，具有姚安守御所官籍。进入姚安后，重视读书，参加科举，取得成功。陶希皋考取举人，先后做过石阡府推官、永宁州知州。后来，县志记载说他“辞官归里，养亲课子，族人之无后者为任丧葬，乡里有不平者，解之，倡捐资修黉宫，乡人感其德。”儿子陶珽与万历三十八年考中进士后，官刑部四川司主事、福建司员外、陕西郎中、然后外放为大名府知府，又迁陇右道副使、再转辽东兵备道，协助袁从焕筹边、运饷，后又转武昌兵备道。县志凭借他说“凡七任皆有政声，由其才高博学，故措施裕如也。”县志还记载了他致仕回到姚安后所做之事：向执事者建议开拓城池，编撰姚安府志，修缮学宫，周恤族党，讲学论文，“四方来学者日众”。县志还记载了他在艺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说他“筑雪阁，日研性理于其中，善书法，与邢子愿（即邢侗，山西人，明朝著名的书法家），归里后，东南万里之乞书者络至，片纸只字遗落人间皆宝若尺璧。”弟弟陶珙，天启年间举人，从教谕坐骑，累官至宝庆府知府。致仕后，又修府志，文章结集成《寄园集》。还有一个弟弟陶璟，也考中举人副榜。

　　进入清朝，家族式读书群落出现的更多。民间流传的“一门五举子，三步两道台”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概括。“一门五举子”的一门，指的是姚州城甘氏家族。甘氏始祖甘宁，本是湖南湘潭人，永乐初年进入姚安，居住姚安府西门外。清咸丰年间，家学风气日浓，家门人才层出不穷。先有甘荣禄、甘荣昌两兄弟，后有甘雨四子孟贤、仲贤、叔贤、季贤，下一代又有德柄、德辉、德纯。其中，甘雨及四个儿子均先后中举。“三步两道臺”中，两道台，指的是赵子骧、马驷良。赵氏家族，明朝时期，远祖来自南京，先迁至大理。乾隆年间，赵壁广从大理迁入姚安光禄，居住光禄北关。赵子骧于回民义军占领姚安时期设帐收徒，后加入清军讨伐回民义军，结束后，授道台一职。子赵鹤清考中举人，参加会试不第，遂入京师大学堂，后步入仕途。在书画诗词篆刻和园林艺术上取得较高成就，影响遍及海内外。后代有文炳、文煌、文烺，均学有所成。马驷良，远祖马寿元，原籍南京，明末进入姚安光禄布家村，后分支光禄镇北关，与赵家仅一墙之隔。马驷良有赵子骧一样的经历，也是因军功而受道台之职。后代有思睿、思聪，均有所建树。

　　类似的读书人大户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4.远游求学，拜师交友，是开阔胸襟，扩大学识，成就卓越的重要通途。明清时期的姚安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又一个因素，是很多姚安读书人都能走出去，到外地求学或游学，不断扩大知识视野，不断获取新知识。这里举三个姚安文化人的佼佼者为例。陶珽，在学问和书法方面都有较高成就。第一次参加会试不第，他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发愤学习。他先到大理鸡足山，读书于白井庵大觉寺，临摹书法于楞伽室。后又游学杭州西湖，与国子监祭酒陶石篑（陶望龄）、理学家袁中郎（袁宏道）、少詹士兼侍读学士黃慎轩（黄辉）、董元宰（董其昌）、陈眉公（陈继儒）诸名士交流。因而，所作诗文，海内称绝。留辖了多部著作。高奣映，虽然家藏书籍甚富，读书很多，但还是借到四川做官之机，遍访儒释道有所成就者与之交往与交流，还精心研究易学著作，丰富自己的学识和哲学思想，开始将儒释道三教学说融汇贯通，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写下了《太极明辨》、《增订来氏易注》、《来矣鲜先生易注序》、《读瞿塘来夫子易注要说》、《太极缘》、《易占会考》等哲学名篇。赵鹤清，少年随父亲到河南任上读出，先后拜开封府书画诸名家，学习大有长进。从河南回姚安后，又到浙江杭州，投靠亲戚马驷良。在马驷良的关心和关照下，拜师海上画派的几大名家，向他们学习南派画法和园林技艺。在此基础上，取南、北两派画家之长，熔铸成自己家面目。以上三人，若没有到外地学习的经历，也许要取得如此成就，恐怕也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