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斌

　　姚安史称“梇栋县”，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县至新中国成立时，就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多少任县长，现已无法完全考证清楚。但大多数均为蝇营狗苟的鼠蛇之辈、庸碌无为，毫无建树，早已淹没在了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之中。有的如段裔贤等甚至还贪赃枉法、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唯有明代万历年间的李贽和民国末期的李士厚两位先生在治姚期间清正廉洁、克已奉公、政绩卓著，一生著作等身，成为了姚安历史上著名的名宦。曾有邑人作诗评价说：“贽厚二公政绩著、品行学养皆精良。”李贽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事迹早已载入了中国思想文化史册。但李士厚先生的事迹及学术成就，除学术界少数人外，后人知道的却不是很多。本文拟对李士厚先生的生平、政绩和学术成就等作个简要介绍。

　　一、李士厚先生的家世及生平

　　李士厚（1909-1985），回族，字如坤，载庵，晚年定居昆明后自号昆明髯翁。祖籍为陇西固原（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清雍正年间，先祖李翠将军随云南提督哈元生充军来滇，遂落籍云南鲁甸县桃源乡（今文屏镇）岩洞村。祖父李本忠，字实夫，以军功由云南巡抚保奏“协镇衔，尽先补用副将，受职昭，威、鲁三属统领”;伯父李克昌，字辉山。自幼从军，参与援越抗法，为都司，后改叙同知，以知府用，光绪三十一年总督锡良奏晋二品衔、四川提补道员，统领巡防右军。父亲李华昌，字石帆，为前清明经进士，以诗、书、画教谕乡里。

　　李士厚先生早年就读于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毕业后曾执教于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任教导主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昆华工校、公立回族民德中学任校长，参与创办了私立护国中学。后受云南通志馆馆长周钟岳先生之聘，任该馆助理编辑、并从事历史研究。又任《云南日报》编辑;再后调任省政府秘书，任秘书科长，省回族救国军协会常务理事等。抗日战争爆发，滇境沦为抗战前沿，又先后出任安宁、姚安、宣威等县县长，1948年调任云南省政府人事室主任。1949年参加卢汉将军领导的云南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十年“文革”结束后，他组织劫后余生的在昆老诗人创办了“金碧诗社”，并任社长，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诗词;同时，编写教材，为云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讲授中国文字学;1983年被任命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5年3月因病在昆明去世。李士厚先生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投身教育、中期为官从政，后期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但不论在那个阶段都建树颇丰。

　　二、李士厚在姚安的政绩和建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为适应当时抗战形势对人才的需要，云南省政府大力选用知识分子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李士厚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到地方任职的。由于他青年时期在东陆大学受到当时民主思想的影响，又坚守中国传统读书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深知抗战在即，关系国家危亡、责任重大。故在地方任职期间，一直以老师周钟岳先生书写给他的对联“惟用法律自绳已，岂必局促为人讥”为座右铭，一改封建社会官员的陈规陋习，轻车简从，克己奉公，兴利除弊，确保地方良好秩序，全力支持了当时的抗日战争。民国三十二年三月（1943年3月）李士厚从安宁县长的任上调往姚安，出任姚安县长。当时的他正值而立之年，年华才茂，处事果断，治政清严。不仅对僚属严格要求，本人亦身体力行。地方史料记载评价说：“黎明即起，危坐公堂，手批目诵，案无留牍”“上赴事机、下顾民力、地方荫受其福。”在姚安执政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肃清烟毒，打击地霸权绅。他的前任姚安县长段裔贤在任时，整日吹大烟打麻将，尸位素餐。并与县政府秘书刘茂伦、团防大队长陈光州、县参议会参议长黄绣章等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听任刘茂伦等实权人物摆布，纵民种植大烟从中渔利。时值卫立煌将军所率的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途经姚安辖地普淜（原为姚安普淜乡、现归大理州祥云县辖）一带时，只见满山遍野皆为烟毒，并将此事上报至云南省政府。省政府主席龙云盛怒之下，将包庇种植大烟中饱私囊的段裔贤撤职，并押解昆明，公审后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李士厚上任的首要任务是衔命禁烟。接任姚安县长后，他继续全力肃清烟毒，以敏捷行动，一夜间将权绅刘茂伦、陈光州、黄绣章等人逮捕，押解昆明，交龙云严办。同时，对那些种植大烟地区的乡镇长亦一一辑拿归案。分别判处10年以下徒刑。对以烟毒牟利、恶贯满盈的地霸权绅也一一绳之以法，这一行动刹住了种烟之风，极大地推动了姚安禁烟清毒工作的开展。二是清剿匪患，绥靖地方。姚安曾经是一个匪患十分猖獗的地区，影响云南多年的“三姚”匪患，主要区域就在姚安西北部山区与祥云、大姚几县交界渔泡江流域的普淜、大河口、葡萄、三角、地索以及祥云的东山、大姚的石羊、八腊么一带，高峰时盘踞这一地区的土匪多达数万人之重，省、县各级各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经十多年的努力才基本将匪患清剿平息。因为匪患猖獗，人民苦不堪言。李士厚到任姚安县长时，大股土匪虽已基本肃清，但零星流窜者亦复不少，致商旅裹足，经济停滞、民众依然不能安生。面对此情，李士厚一面清乡查缉，一面布告安民。如有抢劫事件发生而隐匿不报者，一切损失后果，由所属乡镇长负责赔偿，1944年夏，姚西山区九转弯一带有祥云商人被抢，经查清情况后，责令由洋派镇镇长私人全部当场赔清。普淜区子鲊左乡有个亦民亦匪的地头蛇叫罗有清，彝族。其人生性慓悍、力大过人，少喜游猎，驰疾逾狗。射击枪法亦甚为精湛。且爪牙甚多，长期独霸一方，违禁种烟，鱼肉百姓，糟蹋妇女无数，民怨极大。但因其势力太大，又山高皇帝远，历任县长都奈何他不得。李士厚经过调查，商得县参议长由人龙同意，下决心铲除此霸。但罗有清声称自已“服管不服调”、十分傲慢，人又阴险狡猾、且有武装，无法与之会面，无从下手。在深思熟虑谋划好计策后，李士厚便亲自深入虎穴。以委任罗为县团防大队副大队长为名，亲自前往与普淜区相邻的大河口乡麂子村，派罗的亲信去请其前来该村会谈受委。罗始前来，两人屏退左右，在该村小庙的楼上会见。罗身带武器，防备甚严，两人同行同坐，难得下手。直到会见结束，两人起身下楼时，李士厚假称回座位取礼帽，借机退步反身抽枪，趁罗下楼梯之际，连发数枪亲手将罗击毙，为民除了一霸，大快人心。从此以后，各（乡）镇加强防范，匪患渐息，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生活。三是废除门摊户派、杜绝贪污行为。李士厚上任伊始，即奉上峰谕旨，废除门摊户派，但只有大体精神，并无详细实施方案，具体办法饬由各县自行筹划。他经与县政会议议决，全县统收统支按各民户所有房屋多少和质量好坏、按季抽收房捐，即便民省费，也杜绝了贪污中饱，取得了一定成效，曾受到省府表扬，并通报各县，借鉴推行。四是不畏强暴，照章办事。抗日战争时期，在全国“军事第一”的口號之下，国民党各种部队在战场上虽抗战不力，但在地方上却飞扬跋扈，欺压地方的事情时有发生。当时，姚安县奉令征调壮丁补充184师。部队派来的接兵官一名，借机枉法，苛求不遂，就擅将文峰乡乡长商映玺捆绑殴打致伤。当时的县长兼理司法，并兼军法审判。李士厚闻讯后，即时派县警将接兵官逮捕到署，组织法庭审讯，迫使该师承认错误，处分了这个募兵官，并道歉赔偿，为基层伸张了正义。之后，来募兵官员的飞扬跋扈行为大为收敛。五是清理积谷，惩治蛀虫。民国年间的政策是农民在完成耕地税和征实、征购任务后，再按土地多少交一部分积谷，由乡镇统一保管，遇上灾荒年景和青黄不接农民缺粮之际，再借粮给缺粮户用以度荒，并收取一定的利息。这种积谷制度起到了储粮备荒的作用;但一些贪官污吏也借此政策中饱私囊，许多地区的积谷实际被乡镇保长土豪劣绅所把持或鲸吞，农民不但得不到实惠，反而增加了负担。李士厚到姚安上任了解后，他下决心根治此弊，整顿乡保甲组织，撤换贪赃枉法的乡镇长，惩办把持粮仓的土豪劣绅。遂委派县政督导员到各乡镇清查。督导员冯耀祖等人到前场镇督查时，地霸卢星南、金文华等百般阻挠，反对清查。李便下令将其拘留。正告他们：“若继续捣乱，则判刑丢监，甚至杀头。”迫使卢、金二人把所吞蚀积谷如数交出归仓。在全县清查中，各乡镇保甲长纷纷退赔了贪污中饱的积谷。同时，撤换了一批贪赃枉法之徒，使农民真正得到了积谷的实惠。六是整顿机关作风、严守清廉本色。当时的官场，作风腐败，工作涣散。不少人晚上吹赌嫖窑，白天卧床不起，或在烟塌卧床办公;又相互勾结，请客送礼，吃喝吹拍，官官相护成风。李士厚到任后，他以身作则，带头转变作风，严肃机关纪律，集中县政府内各科室人员在大厅办公，并严格规定机关工作人员的上下班时间，不得迟到早退。一次财政科长任履祥、秘书唐保庚、田赋处财粮科长何永茂等人迟到五分钟，他即可令其在办公厅门口站了半小时，并令他们向全体公务人员检讨，检讨毕方让入室办公。同时他还严守清廉本色，不仅送礼者全部拒收;而且就连当时地方士绅官员多次欲为他设的回族宴席，不论是公宴还是私宴，他也均一概谢绝，并严禁自已家属与当地士绅官员家属来往。七是兴建“志公堂”、改善机关工作生活条件。针对当时姚安县政府机关办公用房狭窄破旧，房屋严重不足的实际，他并利用积谷清理归仓后，民积政管，提成使用的政策所得的部分提成和各乡镇长违禁种烟的罚没款等作为资金来源，组织建盖了县政府办公大楼及工作人员食宿等工作用房。工程完工后，因龙云之号为 “志舟”，为纪念龙云，便将政府办公大楼命名为“志公堂”;这些办公用房一直使用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改善了姚安县政府的办公和生活条件。八是整修大石淜、疏浚河道。大石淜位于姚安坝子南端，始建于明代，是新中国成立前姚安最主要的水利工程。承担着姚安坝子大部分农田的灌溉任务。但到民国时期，因年久失修，蓄水能力已大幅下降。李士厚便多方筹措资金重新修筑了石堤，并组织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开展了淜内清理淤积、淜外疏浚河道等工程，大大提高了大石淜水利工程的利用效率。九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治姚期间，他还组织改建了南城门，小南门桥，修建了抗战忠烈祠，对于团队、县训、保甲、警察、教育、医院、慈善诸务亦整饬改善充实;还成立了县银行，创办姚安石印简报等，推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十是破除迷信、培树社会新风。当时的姚安，许多群众还愚昧无知，封建迷信思想较为盛行。当时，在县城东门外有座“东狱庙”， 庙内供有东狱大帝、四大天王和十殿阎王等不少神鬼偶像。城内的“城隍庙”里也塑有城隍、白衣财神、判官、小鬼、牛头马面等，常年香火燎绕。李士厚认为，这些神鬼麻醉人民，毒害群众，有碍社会进步，必须彻底摧毁。在许多人都信奉鬼神、封建迷信思想较为浓厚的情况下，他毅然把县常备中队、政警队和警察局的全部武装力量集中起来，作了周密策划部暑。在他的统一指挥下，于194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趁人不备，兵分两路，把东狱庙、城隍庙里的神鬼塑像全部捣毁。人们得知后，十分惊讶，都说他有魄力，敢作敢为。在捣毁神鬼塑像，破除封建迷信的同时，他还利用所创办的石印简报等大力宣传和传播科学、民主思想，培树社会新风。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李士厚在姚安三年多的时间里所采取的一系列施政措施，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期望，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民国三十三年（1946年）九月李士厚先生离任，姚安民众自发夹道相送，地方士绅以“革故鼎新”匾额相赠颂之。

　　三、李士厚在安宁、宣威等县的任职情况

　　除在姚安任职期间政绩较为卓著外，李士厚先生在安宁、宣威等县任职时也同样刚正不阿、坚持为民做主。积极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文化、兴办教育、大力开发民智等，都取得了不菲的实绩。他的作风和事迹广泛流传于各地民间，记载于当今各地文史资料、地方志及史籍。如他在安宁任县长时，驻滇中央军医院的伤兵屡次抢夺百姓蔬菜、木炭，殴打商贩等;李士厚先生将肇事者抓捕，引发了众多伤兵包围县政府的事件。但他不畏强暴，镇定自若，组织县警卫队自卫，迫使驻军长官来县署谈判，返还所抢百姓物资，并赔礼道歉。据《安宁史话》载：1942年2月蒋介石来昆明慰问美国自愿援华空军时，在安宁温泉召见了时任县长的李士厚先生及县参议会会长等人，当听蒋说道“这几年国难当头，你们和安宁的百姓受苦了，大家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直接对我讲讲”时，李士厚先生当即向蒋反映：“安宁作为滇缅公路门户，过往及驻扎军队太多，百姓都能理解;但学校驻军使学生学业荒废，长此下去不行;伤兵四处横行糟蹋百姓，老百姓也受不了”。最终使蒋介石下了“严禁学校驻军”的手令和整饬了驻滇部队的纪律。

　　四、李士厚先生学术成就及对郑和研究的探索

　　李士厚先生的一生，除在各地从政都颇有政声外，最主要的成就还在于创作和学术。他的创作和学术生涯活动起步较早，并且一生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公余之暇，潜心史学、雅好诗词。对文史、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及中国文字学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在青年时期就是昭通地区诗歌创作上比较出名者;后期重点从事史学研究，特别是对郑和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云南通志族姓考》、《滇考》、《庄蹻开滇考》、《老子道德经释义》、《中国文字概说》、《说文部首浅释》、《云南大事记提要》、《郑和家谱考释》、《郑和家世资料》、《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郑和新传》、《载庵诗文选》、《江南游草》等。

　　还在云南东陆大学读書时，由于他积极上进，聪颖好学，品学兼优，就深受清末状元、时任东陆大学教授的袁嘉谷先生赏识。袁先生后来在为他1937年著的《郑和家谱考释》一书所做的序言中寄予厚望：“授学生数十辈，数十年，而李生士厚之《郑和家谱考释》最确而精，盖所谓温故而知新者矣……今得见李生作，不胫而走，将有盛于无穷者，虽老矣，盖犹跂予望之”。早期，在袁嘉谷，周钟岳、秦光玉等诸先生指导下，他完成了《云南通志族姓考》、《滇考》、《庄蹻开滇考》、《郑和家谱考释》、《老子道德经释义》、《中国文字概说》、《说文部首浅释》等著作。中年以后虽历经坎坷，但仍卷不离手，学习始终。积极参与了《清实录（云南部分）》、《护国运动史资料》、《滇军志》等书籍的编撰工作。晚年，李士厚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主要从事郑和生平、家世、事迹的考证研究，并且著述颇丰，成就斐然。为明代航海家郑和及其航海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了中外著名的郑和研究专家。这方面的著作有《原本郑和家谱校注》、《郑和家谱首序》、《赛典赤家谱新证》、《郑和的伟大贡献及其家世渊源和后嗣近况》、《郑和新传》等十数种之多。

　　郑和（1371-1433），明朝太监。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不仅是我国明代著名的航海家，也是世界最伟大的航海家，没有之一。他于1405年至 1433年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领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两万七千四百多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七次出使西洋，行程直抵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最远时到达了红海沿岸。遍访了沿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和外交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郑和的航海早于葡萄牙的达伽马、意大利的哥伦布、英国的詹姆士库克和葡萄牙的麦哲伦四大世界著名航海家，是世界进入地理大发现的开拓者和第一人。但在我国的古代史籍中，有关郑和其人及他航海事迹的记载比较少。直到1894年在云南昆阳发现郑和为其父立的墓碑《故马公墓志铭》，经袁嘉谷先生考证后发表了《昆阳马哈只碑跋》后，世人方始知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回族。其曾祖父伯颜、祖父察尔米纳及父亲米里金均朝觐过圣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圣城和麦地那），故人们尊称为“哈只”，郑和是马哈只的第二个儿子。1936年在云南玉溪郑和第十七代孙郑绍明家中发现了郑和家谱，成为了郑和研究中的又一重大发现。当时、李的业师袁嘉谷先生指派李士厚前往玉溪实地核实考证，李士厚根据家谱中记载郑和的出使、随使官兵、下西洋的船舶、所到国家及永乐、宣德两帝给郑和的敕书，在对照大量史籍及苏、浙、闽等地有关郑和出洋的碑记等，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郑和家谱考释》一书出版。该书是国内研究郑和较早的专著，对后来的郑和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他成为了全国较早研究郑和及郑和下西洋的学者之一。

　　在后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尽管身处宦海，政务繁忙，而且世事沧桑。但李士厚先生对郑和的研究一直未曾中断。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3年，全国纪念郑和出洋五百八十周年筹备委员会邀请他参加筹备工作，并撰写有关资料，他欣然接受任务。这时，已是古稀老人的他不顾年迈体弱，数次奔赴京、宁、沪、闽、浙等地，寻找有关史料、碑记，考察出洋遗迹，寻访散居各地的郑和后裔等，对郑和及其出洋作更深入的寻访调查和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南京等地找到了南京郑和家谱首叙、赛典赤家谱以及一些新发现的史料。这是继上世纪初对昆阳马哈只碑的研究、1936年对云南玉溪郑和家谱的研究后取得的又一郑和研究新成果。随后，他又携带云南郑和十八世孙郑云良到南京与他多年寻找才找到的南京郑和十九世孙郑自强、郑自海相会，实现了滇、宁两地郑和后裔五百余年后的首聚。接着，李士厚先生与两地郑氏后裔共同赴北京，寻访数十年前北京民族文化宫从南京郑氏后裔手中借走的南京郑和家谱（成阳世家宗谱），虽寻访未果。但意外在民族文化宫找到了一份“郑和家谱首叙”抄件的复印件，这篇首叙是经太平天国动荡后，南京郑氏后裔书写的。其中，叙述了郑和是元代云南行省中书成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赛典赤先后做过中央与地方的众多显赫官职，死后被忽必烈追封为“成阳王”。而赛典赤·瞻思丁的五世祖则是宋代西域普化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带）的国王所非尔。所非尔本来是西域小国的国王，后来国家被敌人所灭，他便带领家人随从流亡到宋朝，向宋朝皇帝纳贡称臣，还被宋神宗接见过，被封为宁彝候，死后更是被宋朝皇帝追赠为“朝奉王”。关于这一史实，在《宋史》、《元史》中都有清晰的记录，国外的书籍中也多有记载。李士厚先生把“郑和家谱首叙”中所载内容与自已之前曾多次亲往云南通海纳家营，即赛典赤长子纳速剌丁后裔居住地考察时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清乾隆年间所立《皇明敕封世袭锦衣卫纳永阶之墓碑》中称：“粤稽我纳氏宗族，远祖肇自西域，自所非尔入贡中华，受爵命……”等结合起来，并与《宋史》、《元史》中的相关记录和国外书籍记载等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所非尔的事迹在元代纳氏家谱早有记载并流传于后辈之中，这篇首叙叙述的郑和家世与这些史料是相符的。同时，首叙还叙述了郑和被赐姓的原由，以及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国去世，归国后赐葬于南京牛首山等问题。关于郑和被赐“郑”姓一事，正史上并没有明确记载。《明史》只说：“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马哈只墓志铭》上说的是：“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在“靖难之役”中，郑和随燕王朱棣征战，立下大功。朱棣一高兴，便用战场发生地之名作为姓氏赐给了郑和。《明通鉴》说：“明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与李景隆战于郑村坝……景隆大败。”《明史·恭闵帝纪》也说：“建文元年（1399年），李景隆及燕兵战于郑村坝，败绩”。据考，明代的郑村坝就是今天北京市东北二十里的东坝，现属北京市东城区。在郑村坝发生的战役是燕王朱棣夺取皇位最关键的一战，朱棣率郑和等部属以8万的兵力打败了其侄儿、当朝皇帝朱允炆部将李景隆所率领的50万大军，史称“郑村坝战役”。首叙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郑和的姓“郑”源自于郑村坝的“郑”，解决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迷题。于是，著文发表了肯定这篇首叙在郑和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价值。

　　随着研究和资料寻找的不断深入，全国各地有关郑和研究的资料和新发现的信息也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自已手里。接着，李士厚先生又再次在赛氏后裔沙儒诚等的家中找到了两本收藏的《赛典赤家谱》和一本赛氏一支系的《赛氏总谱牒》。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郑和的家世提供了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赛氏的三本家谱汇聚在一起，并辅以之前自已掌握的大量各方面文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和探寻后，李士厚先生清晰地发现，家谱中记录的赛氏自鼻祖、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以下五十六代，即自公元六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民国初年跨越一千多年的世系、碑记、封敕、官爵等是真实可信的。从家谱修撰人的提名可知，家谱是从西域移居中原内地的二十六世孙所非尔携带而来，然后接辈流传续修。李士厚先生认为：所非尔身为国王，又是圣裔，具有较高的阿拉伯文化，自然是很重视族谱的。自所非尔始，家谱上都有每隔几代修撰的记录。特别是清康熙年间四十五世孙马注主持对家谱做了重大的增修。马注是云南永昌人，曾任永历帝中书，锦衣侍御，后在北京任教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赛氏后裔。三本家谱的保存者均是有大学问的人，如其中的沙儒诚老先生是云南行省右丞沙氏的后裔，曾游学埃及，是精通中、英、阿文的大学者，这充分体現了家谱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李士厚先生是一位治学认真而严谨的学者，由于他自幼博览群书，通晓中国古籍，凡事他必须一查到底，使其水落石出。有了这些珍贵资料后，他对照了大量的史籍和多年来收集到的多种新资料，包括法国著名伊斯兰教史专家、巴黎大学教授里昂·马塞所著的《伊斯兰教简史》和英、美、西班牙等国专家撰写的伊斯兰教史，以及日本、印度等有关郑和航海研究的书籍，深入考证了郑和的家世。得出了所非尔是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二十六世孙，由此推断出赛典赤·赡思丁是穆罕默德的第三十一世孙。郑和就是穆罕默德的三十七世孙，所非尔的十一世孙，赛典赤的六世孙。赛典赤之后的世系是：赛典赤——纳速剌丁——伯颜——察尔米纳——米里金——郑和的结论。由于郑和非凡的家世以及祖父、父亲都曾前往阿拉伯朝觐过，影响和铸就了他特有的气质，所以历史选择了他统率明代中国庞大的船队，七次出使西洋，使中国走向了世界。为此，李士厚先生凭借自已长期深入调查寻访得到的大量第一手原始资料和博览群书所掌握的丰富历史及各方面知识，撰写并发表了《三保太监郑和对我国的贡献以及他的家世渊源和后嗣近况》、《从新发现的赛典赤家谱中进一步探讨郑和的家世源流》、《郑氏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郑和的家世、宗教信仰及赐姓》等多篇论文及出版了《郑和家世资料》等专著。完成了《郑和新传》和《影印原本郑和家谱》的撰写工作。揭开了有关郑和的诸多迷团，在郑和家世及“郑和七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壮举的研究上趟出了一条自已的路。

　　在200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前夕，也就是李士厚先生去世20年周年之际，同时出版发行了他生前完稿的《郑和新传》和《影印原本郑和家谱》两书，这也许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郑和新传》是他生前集数十年研究郑和及其出洋的成果，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写成的。书中对郑和家世渊源，对照多种资料和史籍、碑记做了深究;对少年郑和离滇和入宫受职做了考据;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动机、出洋功绩及其影响，结合明初政治经济形势作出客观分析;对郑和出洋所到国家和地区、当时的航海交通、造船技术、航海技术予以详细介绍，全书内容涉及明初政治经济史、中西交通史、造船航海史、中外贸易史，是一部较为全面的郑和及其出洋传记。《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一书完整的再现了1936年在云南玉溪发现的郑和家谱。家谱原件后来在郑氏后裔家中遗失，《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用的影印件是李士厚先生当年的复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十年浩劫和动荡中用心保存下来的。书中除家谱影印件外，是李士厚先生亲笔用小楷抄写的郑和家谱和他的校注，可以说是一本兼有藏品、考据和书法的珍品。

　　1985年3月15日，著名回族学者、郑和研究专家、一代宗师李士厚先生在昆明病逝，学界用他名字中的两字开头撰联哀挽：“士为郑和死，厚缘文章生。”对其一生在学术上的贡献作了高度概括和评价。

　　参考文献：

　　1、姚安县志编纂委员会.姚安县志，云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7.

　　2、鲁甸县志编纂委员会.鲁甸县志，云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3.

　　3、李士厚.郑和新传，云南昆明：晨光出版社，2005.7.

　　4、刘熹.李士厚治姚二、三事，姚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姚安县委员会编，2002.12.

　　5、徐木安.李士厚任姚安县长时做的几件事，姚安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姚安县委员会编，2002.12.

　　6、楚雄人物.李士厚在姚安，楚雄州地方志办公室编，1989.12.

　　7、杭建荣.安宁史话，云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