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虹

　　姚安人所能记起的李太守，就是那位“通身是胆通州逝，难锁自由求索心”的思想家李贽。走在姚安城的街头，随便驻足，便可寻觅到四百多年前李贽的踪迹。

　　姚安的霸陵橋公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县内唯一的公园。李贽到姚安任知府的时候，姚安府的府署就在公园里两潭池水的南面。时光是最无情的，曾经的那座府署，早已经湮没在逝去的光阴里。但府门前的两潭池水，至今仍在阳光下波光闪烁，池边仍有杨柳在每一个春天里发芽、扬花。池上的两座圆孔拱桥，一为“伏龙”，一为“霸陵”。站在今天的霸陵桥上，看着曾经姚安军民府府衙所在的地方，我想着李贽携老妻黄氏风尘仆仆进入府衙的情景，也想象他离开时“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行”的潇洒与悲壮。

　　府署，是地方权力的代表。姚安府的府署衙门，每一个细节都在展示着统治者的威严。从官员迎送的起点和终点，以及进出的路径，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些物化的东西后面的一整套礼仪也都深入人心。李贽是从哪一个城门进入到这座府署的呢？从东边的“朝阳门”，还是从南边的“威远门”，也或者是从北边的“镇安门”？小小的姚州城，无论从哪一个门进来，走到府衙，也只需一小会儿的功夫。李贽不远万里，历时大半年的时间，跨了两个年分，才从南京走到姚安。李贽到姚安的时候，许是柳枝发芽的时节，也或许是阳光明媚、柳絮飘飞的傍晚。走进府署的那一刻，他的心中肯定是五味杂陈，那座陈旧的府署与他一路带来的风尘定然是无比的沧桑。要不然也不会写下“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这一幅对联。

　　我不知道李贽是不是走过伏龙桥走进姚安府府署的，但想必他离去时定是踏着石阶走过霸陵桥离开的。霸陵桥是一座离别的桥，人们折柳于桥上送走友人与亲人，这里，留下了太多的孤寂与不舍。李贽在姚安知府的任上挂印而去，留给世人太多的疑惑。有人说他张狂，有人说他无能，也有人说他无奈……行事端严，立身刚毅，当时的知名学者、云南布政司分守洱海道的骆问礼，因驻姚安，曾经与他最能相知。但后来变得势不两立，原因是骆问礼敬李贽是因为他为官清廉，后却认为他无能因为他只会做些修庙建桥的事。历史的原貌在时光的洪流中已经被消磨得只剩下些残碎的影子，如今的我们，只能在发黄的书页中艰难地辨识曾经的真相。

　　在李贽两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的心学大师王阳明，给世人留下了宝贵财富——心学。他在李贽的心中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李贽曾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来研习心学，领悟心学的真谛。所以在姚安知府的任上，李贽像王阳明一样重教化，好讲学。他奉行“无为而治”，简化政事，不劳民伤财，“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为”并不是真的不做事，而是不人为地引发问题，增加做事的困难。他的“无事而事事，无为而不为”，大概就是四百多年后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折腾的意思吧。当官，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要有所成就的唯一出路。然而，在那个时代，当官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在那个体制之内，无论你有惊天之才，还是有托天之力，都必须牺牲个人的思想与尊严，听命于权力的安排。目光深远，追求自由思想的李贽，自然无法在权力面前弯下腰身，所以他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选择了离开。只留下那幅对联：“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在以前的多年时间里，我也无法理解李贽的辞官而去。在那个时代，当官是谋生的职业。李贽因为仕途坎坷，在他二十九岁到三十九岁的十年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等着补缺或者守制丁忧，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养活一家老小。收入没了，又没有积蓄，他的大儿、二儿、二女、三女相继因贫病交加在小小年纪就离开了人世。除此之外，人的一生总是要做一些事情的，有了大的平台就能做大的事。当官不仅能让自己及家人过得好一些，还能用身后的这一平台为百姓做一些事情。张居正、王阳明，不可谓不杰出，他们为官，用他们的平台为百姓做了很多事。为什么到了李贽，他就要辞官而去呢？姚安军民府知府，人们俗称姚安太守，是一个正四品的官，相比于他考取举人后等了四年才得到的那个没有品级的共城教谕已经高出了很多级。他在北京、南京的任职也就是一个从八品的官，好容易到了正四品，任职期满还可上升，但他却这么放弃了。当时的人不理解，他的家人也不理解，今天的人难理解，我自然也不理解。

　　直到后来读王国维先生的书，读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写的纪念碑碑文，才猝然醒悟。王国维先生“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精神，不正是当年李贽所追求的吗！读书做学问，必须要摆脱原有思想和世俗的桎梏，才能悟得真谛、学得精髓。李贽到二十五岁才考取了举人，相当于完成了今天研究生的学业，属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自有知识分子的骨气，有这种骨气所构筑的人格标准和价值选择。他辞官、漂泊、落发、自杀，不就是为了追求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吗！我理解了那个一袭素衣，站在时代思想的山尖眺望远方的思想家那深邃的目光和他离去的背影。

　　弹指一挥间，四百三十年转瞬而过。当时的姚安府府署早已没有了踪迹，曾经的那些过往也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烟尘之中，只有姚安府署前的霸陵桥还在。李贽离开姚安时，带着历尽沧桑、心中满含悲痛和他一起漂泊半生的妻子和数卷图书走出府署。路漫漫再无遇见，宦海的尽头仍是茫茫前路、颠沛流离。春天的晨风吹过，门前的两潭池水荡着清波，池边长出新叶的柳树微风轻拂，似想挽留即将远去的离人。同事们于霸陵桥上送别，姚安府的土官高金宸在其中，修建光明宫的督工蔡椿或许也在其中，知州罗棋自是万分的不舍。人生之中，有一知己何其难得，更何况这一知己还是自己的上级领导。如今人要去了，不知走向何处，这份愁绪，怎一个“悲”字能解。走过桥去，是那些不舍的姚州民众，有他在三台书院和光明宫讲学的听众，有来自四方山中的夷人，还有那些免受渡水之苦的商旅之人……不太宽阔的道路上站得满满的，李贽一一告别，缓缓离去。人们虽然已经看不到那张桀骜不驯的脸，但他留给人们的背影，同样显着刚毅，让人们记到了今天。

　　几年前，县农戏协会的一位老前辈给我送来了两张云南省滇剧团排演的大型滇剧《光明宫》录像光碟。那是讲述李贽到姚安修建光明宫、促进当地民族团结的一部戏剧。在当时，我对李贽并不甚了解，加之世纪之初受制于录制技术，图像不很清晰，看了一段，就收到了柜子里。

　　很多生活中的过往，在我们的心中都留不下什么痕迹。在琐碎的工作与生活事务中，我并没有想过这位前辈为什么要送这一部戏来给我。后来的这几年，每每打开柜子，都会想起这一部戏，想起修建光明宫的那个太守——李贽。修建于古姚州城东门外的光明宫几经焚毁已经难觅遗迹，如今我只能在书页里来寻觅。翻开《焚书》，里面有李贽在姚安写的《卓吾论略·滇中作》、《心经提纲》等七篇文章，《光明宫记》并不在其中。我想找出《光明宫记》来细读，从他的文字里寻觅其精神。李贽是无神论者，他为什么会修建一座火神庙来避火患，我百思不得其解。细细读来，才知是顺应民心之举。姚州城内的楼房都是木制，不用砖石来包砌，且十几家相连，各相连的房屋间只有一个火道相隔。一旦失火，损失巨大。当时城内没有火神庙，各街坊内又经常遭受火灾，城中百姓认就认为是没有安置好火神爷而遭受了惩罚。李贽到姚安时，城内百姓和地方官員就竭力要求修建火神庙。李贽一拖再拖，眼看任期即到，地方官员和百姓多有诽议。为了安抚民众的内心，让大家知道火神并不能帮助人们免受灾难，李贽多方筹集资金在东门外买地修建了壮丽的光明宫，用来安置火神，后堂也作讲学教育之用。李贽离开时，光明宫可能刚修起来不久，还没来得及对建筑工程作说明和对修建之人进行表扬。所以在他离开姚安在鸡足山闲游期间，特意写下了《光明宫记》。

　　光明宫是李贽在姚安任上“律设大法，礼顺人情”施政思想的一个实践。光明宫就是火神庙，它所在的那条街被称为了火神街。遗憾的是，火神所在的地方也没能避免大火带来的灾难，光明宫仍遭焚毁。当时的火神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成了今天的平安街。因为房屋建筑材料的改进和防火设施的完善，很多年都不曾听说再有火灾，“平安街”已经真正平安、祥和。曾经的“光明宫八景”，到现在已经杳无踪迹，留下的只有老人们记忆里的传说和这篇《光明宫记》以及李贽那种“智不智今皆不足论，予喜其成也”的包容与大度。光明宫没有了，但李贽“至道无声，至治无为，至教无言”的嘱咐还在，简政事，顺民意的施政思想还在。

　　姚安梅葛广场的东边，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德丰寺。这座建于永乐年间的佛寺，红墙青瓦，到李贽来姚安，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晴朗的日子里，这座古老的佛寺与蓝天、白云、绿树相互映衬，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是绝美的风景。在这一个不大的院落里，古木成林，阳光下斑驳的光影与其间的花草、房舍一起构成一幅江南园林画。院中大殿的西厢，今天看起来较为狭小，也相对昏暗。这是李贽创办三台书院的地方，他曾在这里讲学。我曾不止一次地走入这个院落，徘徊在这个清幽的院子和他曾经讲学的那个房间，看落叶飘飞，听小虫嘤嘤，在和风中闭目，试图感受四百多年前那个为了生活不得不做官的思想家在这里的声音。

　　在那个教育不成体系的时代，讲学，是一种学术方式，是一种思想的宣传，也是一种想要形成某种共识的努力。和李贽同时代的王阳明、李材宣扬自己的主张，走的都是这条路。李贽在三台书院里讲什么呢？讲《老子》，或是讲心学，也或是讲他自己的主张吧。我没办法听到他的声音，只能翻开他的文章，从文字里试图聆听那一场场讲学所透出的思想。曾经反复听说李贽是反对孔子的。我想，如果反对，也该有反对的理由吧。反对隔着一千多年的古人，不可能是针对那个人，只能是针对他的思想或是他的影响。在李贽的文章里面，我并没有看到他反对孔子的思想，只看到他对那个时代唯书唯上的愤怒。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变化的，昨天的问题在今天可能不是问题，孔子那个时代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得不合时宜。四百年后，同为一代思想家的胡适一语道破：“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上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李贽与胡适，对孔子的态度，是何其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所处的时代。

　　现在我们眼里的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他的那个时代，并没有让人眩目的光环。直到现在，李贽也没有象一些杰出人物那样有着神奇的传说。在人们的眼里，他并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他“复愦愦”，是一个糊涂的人，因为他读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都读不明白。为什么读不明白呢，因为他对经书的理解总是和朱子的不同。因为有些糊涂，十四岁时，李贽从原来学《易》、《礼》改为学《尚书》，二十六岁考取了举人，四十岁时开始研究《老子》和王阳明的心学。

　　作为一个思想家，李贽的思想都在他的文章里。他的书虽然几经禁毁，但禁者自禁，传者自传，到如今留下的仍然不少。《焚书》、《藏书》、《说书》各有其义。他不愧是站在山巅看风景的人，书还没刊刻，就知道其命运。《焚书》后来果遭禁毁，“但可自怡，不可示人”的《藏书》也因为友人藏之才得以保留下，连“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的《说书》也难逃厄运。书可以禁毁，但真理却不会消失。他的施政思想、求真思想、童心说等，至今仍在流传。都说“古来材大皆难用”，“鉴古观今见识深”的李贽，在那个“王朝不许异端音”的时代，他能做的，只能治学，寻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今天的姚安，仍在流传着“桥倒碑修，碑倒无人修”的传说。在姚安西部的千岩万壑之间，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有一条弥溪，当地人称之为涟水。虽然叫“溪”，其实是一条十余丈宽的河，每当夏秋之际，洪水暴涨，舟楫难行，过河的人常被洪水吞没。然面，这是官道、商道的必经之路，人们的日常交通，商旅的往来都必须从这里经过，多少生命在这里变为了冤魂，民间怨声载道。多少年来，人们都盼望着在涟水上能修建一座桥，让行路的人们不再有涉水之苦。秋去冬来，踏着严霜，李贽在商旅马队的骆铃声中站在了弥溪的岸边。水势已经渐小，但依然湍急，行人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淌水而过，李贽再一次痛彻心扉。之后，弥溪上建起了一座石桥，名为连厂桥，后人称之为李贽桥。据说桥修完后，李贽在桥头立了碑，碑文就只“桥倒碑修，碑倒无人修”几个字。当时人们不知何意，问李贽，李贽笑而不答。多年以后，石桥损毁倒塌，人们在石碑的下面发现了埋藏的银子，才知道李贽当初立碑的用意，于是用碑下的银子重修了连厂桥，而碑就没有再修了。

　　在一个雪花飘飞的上午，我和泉州李贽研究会的客人们在寒风中站在弥溪岸边，近距离地观看这座古老的石桥，努力走进修桥的那个太守思想的田园。用糯米做粘合剂的工艺显示着石桥所见证的历史沧桑。曾经的洪流已经流向远方，桥下只有浅浅的河水缓缓流淌，一路寻觅着历史的过往在我们目光的注视下消失在看不见的地方。客人们寻着李贽的脚步从福建来到姚安，站在姚安难得一遇的风雪里，听“桥倒碑修，碑倒无人修”传说。风吹着，雪花杂乱飘落，犹如我们杂乱的内心。触景生情，四百多年前的场景似乎就在眼前。桥并不因气势让我们惊叹，我们此时仰望的是四百多年前那位姚安太守的为民情怀。

　　李贽是出生于贫苦人家的孩子，出生不久母亲徐氏夫人就离开了人世。这个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长大的孩子，七岁时开始跟着父亲读书念诗，学习礼仪。二十六岁考取举人时，因为家里贫寒，父亲年老，弟妹又到了婚嫁年龄，考取举人后，他放弃了进士的考试。二十多岁的年纪，是一个人心气正高的时候，而他，只想能有一份工作，使他得到的收入能把父亲接到身边一起生活，也能操办弟弟妹妹的婚事。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有志向的人。李贽的举人学历虽然比不上进士，却已经相当于今天的硕士研究生学历。可就是这样的学历，要想进入到国家公职人员的序列当中，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之后，他在等待、做官、守制之间往返，贫寒度日。他做过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等职，官都很小，收入也很微薄。这期间，他经历了父亲、祖父亡故，四个孩子夭亡。

　　大哀欲哭无泪，大痛欲语无言，伟大的思想家终将与伟大的痛苦为伴，因为只有这种痛苦，才能够平复无数世人的无数伤痛。从痛苦中走出来的李贽，最能体会民间的痛苦，知道什么才是对百姓好。所以他修连厂桥、建光明宫、开书院以教民，让女子也能入学学习知识。要求下属做事要顺民意，从人的角度来实施社会管理，要用“有方之治”来管理“无方之人”。所以，他在姚安知府的任上，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让姚安府“自僚属、士民、胥隶、夷酋，元不化先生者”。

　　“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青冥道独高”，这位姚安太守的铜制塑像，在他离开姚安四百二十七年后，立在了姚安中心广场上。这是建国以来姚安民间筹资塑造起来立于广场上的唯一一尊人物塑像。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高台上的塑像一袭黑衣，步履从容，手握书卷，眼望远方，目光深邃。他在看什么呢？看他到姚安路上的贫困磨难？看他在姚安任上简政安民、讲学化人的结果？亦或是看他离开姚安后的颠沛流离、身陷囹圄？李贽离开姚安后，二十余年间，他辗转流落于湖北的黄安、麻城、武昌，后又到了大同、南京、北京，七十六岁时因为思想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接受而在气息奄奄中被抓进了通州的监狱。也就在那个柳絮飘飞的春天，李贽用一把小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贽倒下的地方和倒下的方式，似乎无法让后来的人们用悲壮来形容。然而，历史上许多石破天惊的事常常以一种简单纯朴的面目出现，李贽结束生命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追求自由思想所需付出的代价，看到了一个传统文化人所坚守的那份独立精神。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悲壮的情怀。曾经的赞誉与抵毁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失去了当时的意义，李贽，用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官场，离开人世。他就像在一潭死水中投下的一大塊石头，激起的浪花，荡起的波纹，持续到了今天。

　　今天姚安的梅葛广场，周围的各类树木已长得郁郁葱葱，旁边德丰寺里的各色的花在阳光下盛开。李贽像的周围，每天都有人在唱歌、跳舞。我在离着铜像的不远处，读着李贽的文章以及后人写李贽的文章，它们引领我透过冰冷的文字，靠近曾经在这片土地上体悟民生多艰，顺民意解民难的姚安太守思想的深处。那个想要“归老名山，坐听鸟语，手持禅杖，以冷眼观众僧之睡梦，以闭身入炼魔之道场”的太守虽然早已离去，但他却在后人的心中立起了一座永久的纪念碑，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敬仰他独立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