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年前后，我还是一个找不到明确方向的写作者。这一年的夏天，我背着行囊敲开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上盐井村一座乡村教堂的大门。教堂里年轻美丽的藏族修女玛利亚大约很诧异我这个状如流浪汉的汉人，但耶稣的教诲让她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前来敲门求助的人。于是，我从此进入一个神秘陌生的世界。

这个村庄艰险万状地矗立在澜沧江峡谷一条山梁的坡地上，下面就是奔腾咆哮的澜沧江，许多房屋直接站在悬崖上，看上去与岩石浑然天成。简陋古旧的教堂在穿越峡谷的大风中迎风挺立，显得安宁而孤单。那时， 我只是好奇，在一个遍地都是寺庙、玛尼堆、经幡招展的地方，为什么会有十字架？是谁建的教堂？刚好那期间教堂的神父去拉萨开会去了，年轻的修女对教堂历史知之甚少。只告诉我说教堂后面的圣地（墓地）里有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坟，还说他是很久很久以前被当地喇嘛杀死的。我一下就想起了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学到的一个词——教案。

我在一个暮色黄昏中来到教堂的墓地，找到了那座传教士的墓。墓是新修葺的，墓碑也很简陋。根据碑文上简单的介绍，墓主是一位中文名叫杜仲贤的瑞士神父，1936 年以修士身份来华传教，1946 年晋铎为上盐井教堂的神父，1949 年 8 月因和当地喇嘛起纷争，被杀于一座雪山垭口。

我在墓地里伫立良久，心灵有被照亮、被召喚的冲动。我想知道墓碑背后的故事， 我想从简单的碑文中读出一个人的荣耀、责任、苦难和悲剧。尽管那时我对民族、宗教、历史、以及有信仰的人们，犹如站在澜沧江此岸远眺彼岸， 但有一种力量， 有一道光， 或者说，有一双眼睛，仿佛在推动着我走向彼岸。自此至今。

我相信无论是冲锋陷阵的士兵，还是一个敲打键盘的写作者，以及从事其它职业的人们，他的责任和勇气一定来自于他背后一双无处不在的眼睛。小时候看老电影，总会有一句台词很激动人心：“祖国在看着你们！”这句台词很宏大，只有成人以后，才知道看着你一路前行的是你的父母亲人，你的师长朋友，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你的关注者和提携者，甚至也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再经历一些岁月的磨砺以后，那双有形的眼睛趋于无形，慢慢等同于神的眼——悲悯，温暖，仁慈，宽容，你所做的一切它都尽收眼底。你犯下的过错，你冒犯的神祇，你获得的小小成功，你为他人、为社会付出的种种努力和奉献，都被时间所原谅、接纳，被神的眼所明察、储存。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 他以自己的作品示人，书写的背后自然会有千万双眼睛在审视，在期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写作者并不孤独，身前有引领者，身后有激励者。更不用说那些甘愿与他同行的人，或者那些他愿意加盟其间的志同道合者。

多年来我喜欢在大地上行走。登山靴、防水裤、冲锋衣、睡袋和双肩背囊，是我出门前的标配。大学毕业后我曾经在地质队工作过，属于很早的暴走一族。不过我们可不是在城里待腻了跑到野外去感受小资情调的驴友，我们是在为国家找矿，煤矿、金矿、锡矿、铅锌矿等等，这些矿区我都跟随那些地质队员去跑过，他们教给我找矿的基本方法，从普查到详勘，从槽探到洞探再到钻探。一座隐藏在大地深处的矿山的模样和储量， 可以经过这些技术手段精确地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在我成为一名作家后，我很自然地就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我要面对的题材上。它们也是一座座隐匿的“矿山”，它们蕴含的 “储量”，也必须用双脚去丈量，用汗水去详勘，用心去钻探。正如当我面对上盐井教堂那段隐秘的历史，面对那个传教士作为一个殉道者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说：“面对历史，范稳有一种罕见的谦敬和诚恳。后来者必须知道自己的小和无知，由此出发，他以清苦的田野劳作努力重建历史的现场，重现人的精神。他的历史小说常常是‘笨的，这是一种饱含历史重量的‘ 笨， 是‘ 大地之笨。”我想，“历史重量的笨”和“大地之笨”，首先是因为我习惯用一种“笨拙”的写作方式，这是一种创作姿态，或许也是一种风格。面对大地的厚重和历史文化的丰厚绵长，我无法轻盈。

当我面对博大精深的藏民族文化和藏传佛教时，当我面对古老悠久的各民族创世史诗时，当我行走在瑰丽多姿的雪山峡谷面对大自然的神奇旖旎时，我也无法不谦卑，无法不时常显得笨拙不堪。十年藏区漫游的经历，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朝圣者，一个发现者。在一片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多种信仰并存的土地上，文化的发现殊为重要。藏区的生活总是在我们的想象力以外，更不用说它的历史与文化，民间传奇和神界故事，与我们通常所熟知的文化体系相去甚远。神的世界， 有信仰的生活，不是我们呆在书房里就可以揣摩的。一个普通藏族老人的一句话，可能会让你有胜读十年书之慨;一个藏族老阿妈煨桑的青烟，也许就让你在一瞬间就明白了有信仰的生活就是如此简单、纯洁、高贵;而转经路上那些筚路蓝缕的朝圣者，或许正可以解答我们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以及信仰何为、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样一些深奥的哲学问题。只不过， 这样的发现是沉重而缓慢的， 重到令人敬畏，慢到时间仿佛倒流。

我用十年的时间为藏民族文化写了三部书。写《水乳大地》时我发现的是多元文化的丰富和灿烂，我写了民族、文化、信仰的砥砺与碰撞，交融与坚守;在《悲悯大地》中我描述了一个藏族人的成佛史，以诠释藏民族文化的底蕴“; 藏地三部曲”的收卷之作

《大地雅歌》中，我写了信仰对一场旷世爱情的拯救，以及信仰对人生命运的改变。我深知，尽管我的“藏地三部曲”有百万字之巨， 但它也只是展现了藏民族文化与历史的冰山一角。西藏，仍有待于人们再去发现。

　　

2011 年以后我转向了抗战历史方面的书写，到今天我已经完成了两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在进入这个题材的采访和史料阅读时，我确定自己的写作方向应该是文化抗战。我所生活的昆明在抗战爆发时虽然是大后方，但当时中国三所有名的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后南迁到滇，组建成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在战争的烽火硝烟中让中华文化的基因薪火传承、弦歌不绝。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几乎难以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国主义抗衡。但我们的国土可以沦丧，战场可以失利，民众可以牺牲，可是我们的文化没有因为战争而丧失哪怕一分的尊严。相反， 正是我们悠久灿烂、坚韧不屈的文化，让无数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把家与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国情怀，在那个时代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或高调。

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当我们重新钩沉和梳理我们的抗战历史时，我们会发现许多被忽略甚至遗忘的历史。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无论是国内战场还是境外战场（比如中国远征军的缅甸战场），无论是一个地域、一个族群的抗争， 还是一个家族、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民众的报国热血， 我们的文学发现和书写都还远远不够。

仍然有一双眼睛在注视我，它的目光来自历史的纵深处。我个人认为，对抗战历史的重新发现，有助于一个作家再次认识并学习到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在历史中再發现，既是抗战文学书写的唯一途径，又是对遗忘的拒绝和抗争。遗忘有自然性遗忘和选择性遗忘之分，前者是被时间打败的遗忘，后者是受主客观因素左

右的遗忘。我在采访一些抗战老兵的过程中， 面对他们满脸被时间刻下的深刻皱纹，面对他们努力想看清往昔峥嵘岁月的浑浊目光， 常常感到深刻地无奈和悔痛，还感到这两种遗忘模式对我们历史真实的戕害。在他们能够清晰地回忆自己战火中的青春岁月和战场上的呐喊时，要么是他们不能说，要么是没有人愿意听;而今天当我们急于想再现一个民族的宏大史诗，急于想知道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是如何抛家别子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 又是如何穿着草鞋布衣、拿着过时的武器与侵略者搏杀时，我们却只能从他们零碎而不确定的回忆中得到一些“断简残章”。它让我们这一段宏阔的历史破碎化了，像雾中的景象，模糊不清了。

因此，对抗战历史题材的书写实际上就是一项还原历史的宏大工程，也是任何一个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永志不忘的义务和责任。它不是一种应急性的任务，也不是某种一时的热门和热点。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必须补偿的一项“债务”，也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应当承担的历史情怀。因为历史的真相经常借助于文学的真实来表述，文学也有义务成为历史的鲜活注脚。

在我对抗战历史的重新学习和研读中， 我常常感到自己原来如此无知，如此肤浅。过去我所理解和认知的抗战，和那段真实的岁月相差甚远。比如一说到抗战，我们大多会想到和日本鬼子在战场上金戈铁马的浴血奋战，而在阅读了大量史料和采访了许多抗战老人后，我才逐渐明白中华文化的坚守是我们得以赢得抗战最终胜利的第一块基石。这种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光荣传统，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有着宁死不当亡国奴的骨气，有着家即是国、国即是家的家国情怀。在西南联大，那些学富五车的教授们抛家别子，流亡大半个中国，在云南高原让中华文脉不断，弦歌不辍，联大的学子们在他们的先生们的感召教诲下，要么以读书救国为己任，要么奔赴疆场。自有联大以来共有 8000 多学子毕业，从军抗日的就有 1100 多人，即每 100?人中有 14?人投笔从戎。正是这些热血青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山城重庆，这个战时首府在经受日寇长达五年半的无差别轰炸中依然屹立不倒。一个老人告诉我说，重庆是个雾都，在有雾的季节，形成了有名的“雾季话剧艺术节”，陪都的话剧场场爆满，抗日剧、街头剧、爱情剧，既鼓舞了人们的士气，也舒缓了抗战岁月的艰难。老舍先生领导的全国抗敌文艺协会，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文艺团体，让文艺从来没有像那个时代那样，起着鼓舞人心、激励士气、延续文化、团结抗战的作用。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唱的那样，“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死而国生，我们的国家正是在他们的鲜血与怒吼声中得以拯救，得以重生。

这样一段宏阔的历史，我相信每个有志于抗战题材书写的写作者终其一生，也只能是涉及到它的某一个方面。我们只有不断挖掘、不断发现，才有可能不愧对我们的先辈为抵抗外侮而洒下的鲜血，不愧对这段历史的悲壮与辉煌。

白发飘散的乡音2014 年一个寒风肃杀的冬天，我在成都宽窄巷子一个小书店里，觅得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 年再版的《四川方言词典》，随手一翻，一些曾很熟悉而现在已经疏远的词汇扑面而来。如“翻精倒怪”“翻脚板”“清醒白醒 ”“抵拢倒拐 ”“歪嘴菩萨 ”“弯?酸”“渣渣瓦瓦”“贴心豆瓣”等等。它们就像远去的故人或者儿时的发小，一直隐匿在岁月的深处，不是似曾相似，而是既别梦依稀，没齿难忘，又乡音在耳，余音绕梁。当然，还有那会心的一笑，来自心底的一点温情。我想，只要是川人，都能深谙这方言的密码，无需多做解释。对我这个漂泊在外多年的四川人来说，这些四川方言还渗透出一股淡淡的乡愁，在“清醒白醒”中氤氲弥漫， 在“贴心豆瓣”中寻找知音。就像我在异域他乡，碰到一个操一口川话的四川老乡，乡情也会悄然而生。我不一定和他套近乎，但我至少会多看他一眼。人都有自己的柔软处， 除了爱情和亲情，大约就是乡情了。某个和你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因为和你操同一个地方的口音，一声老乡便脱口而出了。

　　

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自己的语言，这让人区别于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动物。语言学是一门大学问，方言学又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方言让语言有了差异， 有了文化特质， 有了地域色彩，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长相、性格爱好、服饰特征、行事方式等等。因此语言学家把方言又分为方言地理学和社会方言学，不同地区的人说不同的方言，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操不同的话语体系。我们这个世界便由此丰富多彩、多元共存，却又各自葆有独特的文化辨识度。

俗话说，到哪个山头唱哪首歌。字面上看，说的是要入乡随俗，但这“歌”要唱得像那么回事，却不是那么简单。仅仅是学会人家的话，也即方言，也非一日之寒。我到云南几十年了，一张口，身边的人还是可辨出我是四川人。当我回到四川，亲朋故友便会稍有诧异地问，你娃咋会有云南口音了呢？好吧，我就成了一个乡音模糊的人，就像故乡在我的生活中早已模糊了一样。既不容易回去，又念念不忘;既是梦里的乡愁，又是现实的疏离;既是乡音的听客，亦非故园的归人。我想，四海为家的人，大约都有我这样的际遇吧。

生活在自己的故土上，以自己的方言为母语的人们，是有福的。他们在同一个语境里畅谈自如，在同一种方言中如鱼得水地表达，丝丝入扣地领会，微言大义，心照不宣， 毫无障碍。一个来自异乡的人，面对语言的客场，听着当地人行云流水地使用自己的方言母语，就像运用与生俱来的语言密码，对于他们而言，方言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存在而无感。而他却会无时不在感受着方言带来的压力，他甚至会从这些当地人的话语中误读出其实并不存在的地域优越感。比如你看到两个上海人说上海话，或者广东人说粤语、福建人说闽南话。可是，不论他们说得莺声燕语， 还是讲得咬牙切齿， 对你来说， 都是“外语”啊。

我感到庆幸的是，我工作生活的云南，还属于北方方言区，西南官话是主流，人们的语言交流大体没有障碍，只有语音语义的部分差异。北方人听我们西南人说话，无论贵州话还是云南话，大约都会认为是四川话， 就像我们把东三省人说的话都当成东北话一样，分不清哪是辽宁话、哪又是吉林话或黑龙江话。你在一个地方呆得越久，你才愈发深刻地领悟到方言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每一种方言的话语体系里，都是一个精彩的世界，很多语境只可意会无法翻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生只生活在一个方言区的人，人生也是有缺憾的。

我刚到云南工作时，对云南话既充满了好奇，也不太适应。那时在云南的四川人还不太多，相对于云南，四川更得改革开放之先，来云南的四川人以做生意的和打工者居多。从盖房子到擦皮鞋，这些活计几乎都被四川人包了。甚至菜市场卖菜的都会有四川老乡。那个时代的云南人普遍温和，性子慢，小富即安，日子过得安逸舒适就好。以昆明郊区的菜农为例，他们种的菜本来是要运到城里来卖的，但四川民工一大清早跑到郊外将他们的菜买下，让云南的农民兄弟回去喝茶晒太阳，他们则将别人种的菜贩运到菜市场上，以辛勤追求一把白菜的最大价值化。他们的文化素养又普遍偏低，但特别能吃苦，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敢干。做事风风火火，说话渣渣瓦瓦，走到哪里都吵闹得乌喧喧的，有时连我对这些四川老乡都感到颇烦，在菜市场买菜也总会被自己的老乡“背后打一枪”。云南的本地人一方面佩服四川人的勤劳聪明，一方面则多少会认为这些四川人“吃相难看”，对操四川口音的人，常有提防之心。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人迎面相撞时， 总会有个相互砥砺磨合、相互交融交流，最后才能共生共存的过程。

从行事方式和说话风格方面看，两个省的人自然会有一些文化习俗的差异。常见的口头语中， 四川人说“做啥子”， 云南話说 “ 整哪样”， 四川人说“ 切（?去）?哪儿”， 云南话说“客（去）哪点儿”，四川话说“哈儿”“哈巴儿”，云南话说“日脓包”。啥子来 哪样去的，还无伤大雅，基本上都能弄明白。不过有些意思用不同的方言表达出来，就会闹笑话。我在地质队工作时， 一次跑野外， 碰到车抛锚了，不得不露宿野外，我们在扎帐篷时，偏又下起了雨，到处泥泞不堪，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脱口而出，“ 锤子哦。”带我的师傅是个湖南人，转身就递给我一把地质锤。干地质的人，每人都有一把这玩意儿。他怎么知道我说的“锤子”非他手里的锤子。还有一次，我跟地质队的兄弟们邻里见面，问候语不是简单的一句“吃了吗？”而是“你家格请饭了？”“你家”是个很尊敬的称谓，不是指“你们家”，有点相似于北京话中“您”，“格”是普遍用于问句中的语气助词。“请饭”自然比“吃饭”听起来更文雅， 哪怕是你自己“ 请”自己吃饭呢。

讲大学时的趣事儿，说记忆深刻的是打架， ?“你家的花园好漂亮”，并不仅仅是说你们家对阵双方都在喊“锤子，打！打！说个锤子， 打！”一个弟兄伸了伸舌头说，你们胆子大嘛，敢带锤子打架，那玩意儿敲在脑袋上还不开瓢了？把我笑得直不起腰，说瓜娃子才带锤子去打架，找死啊！

当然，我也经常有因方言不通而难堪的时候。记得我第一次去女朋友家，自然要想表现一下，自告奋勇下厨房做川菜。炒完菜洗锅，问女友的母亲，洗锅水倒哪里。回答说喝掉。我一愣，喝洗锅水？这是什么习俗啊？要考验我吗？于是再问了一遍，得到更为明确的指令：喝掉喝掉。我那时肯定是满脸懵逼了，问：怎么喝啊？我那未来的老岳母过 来，说你出去吧，我来喝。那神情好像我没有“考核”过关一样。我心有疙瘩，出了厨房问女朋友，你妈刚才让我把洗锅水喝掉， 是什么意思呢？女朋友问明了缘由，哈哈大笑说，哪个叫你喝洗锅水呀？我妈刚才说的是攉，不是喝。“攉掉”是“倒掉”的意思啊。我后来查了《新华字典》，“攉”是指将堆积的东西倒出来，特指把采的煤、矿石等铲起来倒到另一个地方。嗨，倒一点洗锅水， 至于用那么大的词吗？不过云南话里，还真有不少小词大用的，比如要你把一碗饭端过来时， 你会听到说“ 把饭碗抬过来”。一个“抬”字，让你想那得要有多大的饭量！

　　云南虽然是个多民族省份，但其方言里还保留了许多古老汉语言的用语习俗。比如的花园修剪得好，而是对你的溢美之词。“你家莫仿这种客气。”“莫仿”是不要像这样的意思，你想客气都不能了。在云南的汉语中， 你总能体会到汉文化遗留下来的古风。

其实，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识别和他所代表的地域文化。你说何种方言，首先代表了你从哪里来。云南地处边疆，云南的汉人大多为明朝以降的移民后裔。论及自己的祖先和遥远的故乡， 他们都会说自己的老家在南京柳树湾。明洪武十四 （ 公元 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为主帅，蓝玉、沐英为副帅征云南，仅用百余日就平定了云贵两省。据说沐英征战到曲靖的陆良坝子时，看到这里千里沃野，水草丰美，就上疏朱元璋，请求在云南推行戍边屯田。于是大量内地的人携家带口来到祖国的西南边陲。现今，在比较偏僻地方的汉族人居住区，那里的人们对自己久远故园的记忆尤其信誓旦旦，一口咬定自己的祖籍在江苏南京的柳树湾，这几乎成为大部分土生土长的云南汉族人的共识。我到南京出差时， 曾多次询问过本地人知不知道柳树湾这个地名，但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它的具体所在。据有关学者推论，柳树湾可能是一个屯兵地， 或者长江边的某个码头村落。当年，戍边的将士从那里集结出发，八千里路云和月，到了国家的边陲之地，便驻扎下来。背井离乡， 家国万里，柳树湾便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化记忆，它是戎马倥偬的起点，也是乡愁绵绵的源头，更是家族血脉的凝聚处。六百多年的光阴过去，柳树湾在戍边将士的后裔口中， 便成了他们共同的老家。

2000?年的初夏，我有一次徒步翻越位于滇西边境的高黎贡山，从怒江峡谷的东坡翻过海拔 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垭口来到西坡， 那里离中缅边境也就咫尺之遥。有一天，行到腾冲县界头乡辛家寨，我去一户农家讨口水喝。主人很热情地为我的茶壶里灌满了开水，就像我是一个重逢的老朋友。他是一个铸犁匠，用很古老的方式铸犁，小火炉、鼓风机、犁模、焦煤、溶化的铁水，再加上力气和勤劳，半个小时就可在这小作坊里铸成一张犁。这个寨子大部分人都姓辛，主人叫辛成聪，是个壮实的山野汉子，成天和铁器打交道，让你感觉到他的肌肉都是铁铸的。我们互相敬着烟，聊了起来。我随口问，辛师傅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啊？回答说汉族。我又问祖上是从哪里来的？他用颇有大地方人的那种口气说：南京应天府柳树湾。我不经意地说，很多云南人都说自己是从南京柳树湾来的，天知道呀。辛师傅不高兴我的轻慢， 说我家有族谱的，上面记得清清楚楚。他的话让我吃惊不小，这样一个偏远蛮荒之地的人家，还能有族谱？我从没有见过我们家的族谱，小时候听父亲说早就烧了。大约因为我家成分不好，族谱这东西容易招祸。辛师傅转身进屋，拿出一本看上去是新修的族谱来，说看你戴个眼镜，想来也识字断文，你看看嘛。于是，我这个“识字断文”的人受了一次难得的教益。现引几段《辛氏家谱》中的记载，以飨读者——“太古之时，人民居无定所，或居树上，或居山洞岩穴;饮食无定，采果渔猎，茹毛饮血;衣无常服，无非树皮草叶，动物毛皮。其时尚处懵懂，言语简略，尚无文字，亦无姓氏之说。

“上古之时，聚居日众，部落纷繁。至炎黄二帝出，东征西讨，部落合并，天下归一， 言语发达，文明大进，姓氏由此出现。炎黄之后，或以部落为姓，以职业为姓。然此时之姓，犹为贵胄所有，总计不过二十有余而已。

“中古以至夏商周历朝，始为中华姓氏之大发展繁荣时代。当此之时，国君诸侯，皇亲国戚，公卿大夫，或以一国一郡，或以图腾，或以封地，或以官职，纷纷为其姓氏。考我辛氏，则始于夏朝。夏之前，大禹王受禅让而得天下，禹死，天下归其子启，自此以父传子，废禅让而为家传。禹子启，是为夏朝第一君也。启即定夏朝，乃大封族人子弟，公卿大夫，功臣良將，俱有封赏。启封支子于莘，莘辛声近，后人遂以辛为氏，此即辛氏之发端也。

“昔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我族祖先居陇西郡（今甘肃省临洮县），故凡我辛氏，堂上皆书‘望出陇西，即本此也。”

文学的发现之旅

如果说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文化就是写作的资源。作为一个小说家，他该怎么去发掘自己拥有的文化资源呢 ？ 我认为，文化记忆型的写作和文化发现型的写作这两种写作方式几乎可以涵盖当今所有的写作模式。文化记忆型的写作，简单地说，就是作家依靠自身经历和回忆的写作方式 ; 文化发现型的写作则是作家在人类文化遗产或现实生活中去

寻找文学富矿。

在我 35 岁以前，我属于文化回忆型的写作方式，我写过自己的童年，写过自己的青春校园生活，写过都市里的无聊和空虚。许多写作风格和写作路径我都尝试过，但我不无悲哀地发现，随着自身写作技术的日趋成熟，写作资源却愈发枯竭 ; 年岁在增长，作品在增多，经验的重复却像一个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与其说这是一个创作瓶颈，不如说是发现的瓶颈。经验的重复和发现的匮乏有关，题材的单薄和资源的枯竭相连。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我没有走出书斋，看到并有所发现。

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多民族

的省份云南，这里有 25 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生态体系， 都有自己的创世史诗、宗教文明、英雄人物、生存智慧和爱情故事。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 各民族文化是我们的写作优势和取之不尽的资源。尽管我不是少数民族，和他们流着不同的血脉，说着不同的语言，有文化隔阂感和陌生感，要走进这些少数民族，有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克服。而要尝试着书写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则就像要翻越一座大雪山一样，需要从山脚下一步一步地往上攀越。俯身下去，手足并用，洒下汗水，付出真诚， 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一样。大地上生长的万物和它养育的人们，从来都是一个作家不可替代的老师。

　　

从 2000?年前后开始，我在藏区流连忘返

十来年时间，还一度到藏区挂职体验生活。自从我爱上这个民族以及它博大精深的文化， 我就开始了某种“零距离”的接触和全方位的体验。我总是在行走，在行走中寻找灵感， 在行走中获得知识，在行走中探寻与发现民

族文化的原始基因。行走在大地上，让我找到一个作家的真正乐趣和浪漫。无论是走村串寨还是跟随朝圣的队伍行走在崎岖陡峭的雪山之路，无论是搜寻民间传说故事还是与康巴兄弟在火塘边饮酒高歌，我都将之视为学习的机会。每一个藏族人也都是我的老师， 从牧场上的牧童到寺庙里的喇嘛，从藏民族文化学者到村庄里的老妪。我认为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可以被认识、被感悟、被发现的， 我和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们有一颗共同的中国心。异域的文化背景并不是一种障碍，相反还可能产生某种审美的距离效应。进入民族地区，发现他们的文化其实只需要两样东西，这就是真诚和爱心。你是否真的喜欢这种创作姿态，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个民族，或许从一个恬静的微笑，一把辛苦的汗水，一个善意的认同，一个真心的拥抱里就体现出来了。一旦进入到里面你就发现那是一片新天地，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作家想象力以外的世界。我需要寻找这感觉，寻找到不同的生活、信仰、习俗和文化。

我认为，一个作家的文化眼光实际上就是肉眼之上的慧眼。作为凡夫俗子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拥有佛教中所说佛眼、法眼和天眼，但一双文化慧眼足以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写下去。

在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我的“藏地三部曲”后，我曾经也数次回到藏区，期图发现新的创作素材。但我发现已难以实现自我的超越或者突破。这就像一座矿山，你把最好的资源开掘尽了，尽管它肯定还有你没有发现的宝藏，但你的技术和拥有的知识条件暂时还不具备发现它的能力。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局限，但你又不能停滞不前，你唯有转移阵地再作发现。

文化发现型的写作既有对现实生活的发现，也有对历史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发现。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有历史情怀的作家。从古代史到近现代史，历史为小说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关键是他在那些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如何去发现，发现可以观照当下现实的历史，即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当一个小说家回望历史时，他会发现很多的空白有待澄清和重新书写，这种发现的意义一点也不亚于对一片新大陆的发现。尤其是我们的近现代史，由于种种客观原因，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疑窦丛生之处。所幸的是随着当今社会日益开明和公正，正视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愈发成为某种潮流和共识。这为作家的历史书写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比如对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重新认识，借助于 2015 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大潮，历史学家、人文学者、作家艺术家们都在重新回顾和解读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史。我则是在 2011 年開始就介入了对抗战史的再度学习和研读。这是因为我所生活的云南滇西地区一度是滇缅战场的主要部分。那场战争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战争的硝烟即便在崇山峻岭之下的怒江河谷不再飘荡， 但当年的那些堑壕和日军的碉堡依然历历在目。如果你有幸，甚至都可以在昔日的战场上翻拣到那场战争的遗物——一枚弹片、一顶残破的钢盔，或一只用过的弹药箱 ; 你也可以轻易在山道上或村庄里碰见一个老兵、某个年迈的慰安妇或那场战争的见证者、被伤害者。正是这些发现的经历让我痛感历史原来离我如此之近，而我却一无所知。

在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当重新钩沉和梳理我们的抗战历史时，会发现许多被忽略甚至遗忘的历史。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无论是国内战场还是境外战场 （ 比如中国远征军的缅甸战场 ），无论是一个地域、一个族群的抗争，还是一个家族、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民众的报国热忱，我们的文学发现和书写都还远远不够。应该承认在抗战历史题材的表现上，影视作品热衷于纪实文学等非虚构类作品，非虚构类的纪实文学又多于小说、诗歌、散文等虚构类文学作品。是我们的作家对这段宏大的历史疏于发现， 还是已经遗忘 ？ 这是需要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对抗战历史的重新发现，有助于一个作家再次认识并学习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在历史中再发现，既是抗战文学书写的唯一途径，又是对遗忘的拒绝和抗争。遗忘有自然性遗忘和选择性遗忘之分，前者是被时间打败的遗忘，后者是受主客观因素左右的遗忘。我在采访一些抗战老兵的过程中，面对他们被时间刻下的满脸皱纹，面对他们努力想看清往昔峥嵘岁月的浑浊目光，常常深感无奈和悔痛，还深感“遗忘”对我们历史真实的戕害。在他们能够清晰地回忆自己战火中的青春岁月和战场上的呐喊时，要么是他们不能说， 要么是没有人愿意听 ; 而今天当我们急于想再现一个民族的宏大史诗，急于想知道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是如何抛家别子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又是如何穿着草鞋布衣、拿着过时的武器与侵略者搏杀时，我们却只能从他们零碎而不确定的回忆中得到一些“断简残章”。它让我们这一段宏阔的历史破碎了、扭曲了，像雾中的景象，模糊不清了。

　　因此，对抗战历史题材的书写实际上就是一项还原历史的宏大工程，也是任何一个有历史感的中国人永志不忘的义务和责任。它不是一个应急性的任务，也不是某种一时的热门和热点。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必须补偿的一项“债务”，也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当有的历史情怀。因为历史的真相经常需要借助于文学的真实来表述，文学也有义务成为历史的鲜活注脚。正如评论家谢有顺先生说的那样 ：“小说保存了历史的肉身状态， 还原出一种日常生活 ; 有了小说，粗疏的历史记述就多了有质感、有温度的细节。”我希望自己在向历史文化的学习与发现中，找到那些“有质感、有温度的细节”。尽管他们可能只是一些“碎片”，但作家的工作就是将这些 “碎片”连缀起来，丰满起来，形象化起来， 以还原出它的真相。

在不断的文化发现过程中我们将领会到生活的源泉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活总是丰沛的，它对热爱生活的人的回馈也是丰沛的。在生活和文学艺术之间，有许多条道路相通，有的人走捷径，有的人走上了盘山小路。无论走哪条路径， 都是为了去发现、去探寻、去膜拜一种灿烂的文化与文明。发现之旅通常是一个作家全新的起点，它既宽敞、浪漫、刺激，又新奇、陌生、艰险，对许多作家来说，它还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如果作家没有去发现那未曾被眼睛看到的大美，去寻找那未曾让心灵抵达的大善，去诠释某种文化的厚重、历史的丰沛、文明的灿烂，以及生活的多元和火热，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就会举步维艰，我们的作品就永远没有分量，我们的写作也就只是在兜圈子，或者重复前人的经验。但我们还有自我救赎之路， 因为在大地上的文化发现足以培养一个作家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反过来又催生了作家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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