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虹

　　州里面举行重大建设项目开工仪式。仪式在这个叫“稗子田”的村子举行。仪式之后，一个文旅项目将在这里建设。

　　此刻，我站在村庄对面的山上，看这个曾经熟悉的小山村，在心里和它说再见，像跟一位即将逝去的朋友告别。

　　稗子是一种喜水的粮食作物，想必这小村曾经一度时期是大量有稗子生长的。而我自认识这个小村开始到如今，见过田里有水稻、玉米，有小麦、蚕豆，有蔬菜，但都没有在村子里看见过村民种植稗子。

　　小村属于我幼年的记忆。初识这小村，是因为一个堂姐的远嫁。堂姐从坝区嫁到山区。出嫁那天，父亲带着我去送亲。路程好远，那时没有车，连自行车也没有，即使有也没用。堂姐从娘家到婆家的路程，有一大半是山路，陡峭、崎岖，羊肠小道穿梭于林间。送亲的队伍走走停停，发出阵阵叹息：要是有好日子，谁家愿意把闺女送到这种地方！虽然一路辛苦，到小村后还是让我们小孩子很新奇。小村掩映在山坡上的松树林中，房前屋后种着一些果树，村口路边一口老井，村下一渠溪流，即便是在冬天也欢快地流淌。村下的箐里是农田，种着小麦、蚕豆。田边稍高一些的是村里的菜园，长着绿油油的青菜等。我们在那小村子里住了一个晚上，睡在一个小土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听着楼下老牛的呼吸，闻着牛粪的腥臭味道。大人们睡不着，谈论着日子的艰难。

　　回家后，我问母亲，为什么堂姐要嫁到那么远的地方。母亲叹息：为了让弟弟妹妹吃口饱饭。当时我并不懂，后来长大一些后我才知道，堂姐用两袋玉米作聘礼把自己嫁到了那个小山村。堂姐一家人口多，弟弟妹妹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家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尝过他们吃的麦糠，也见过比我稍大一点的另一个堂姐穿着打着结的破衣服。虽然父母也时常接济，但也力不从心。在那个生产队集体劳作的时代，谁家也不宽裕。山区比坝区要好，人少、田地宽、家里粮食相对充足，被饥饿折磨的堂姐可能就是奔着这去的。

　　之后的几年，生活稍好了一些。年节前，父母总要让我随着几位堂哥堂姐去看望那位远嫁了的姐姐。我心里老大的不愿意。一是路远，每次都走得精疲力尽; 二是住在那小土楼里实在难受。尽管不愿意，也还是去了几次。在小山村里也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东西：采花，摘各种果子，野生的、家种的。当时，水果对于我们坝区孩子来说是奢侈品，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买水果。所以每年堂姐来给我们送水果时都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对堂姐也就莫名地亲近起来，也更愿意在年节里去看望她一家，小山村和它周围的松树林也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高兴的日子没过几年，不久就听说堂姐病了，风湿病。而我也因为上学，年节里看望堂姐的事基本就没参与，小村也就没再去过。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堂姐每年一次给我们送水果的仪式也没有了，她的孩子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而堂姐的病似乎越来越重。我上高中时，听说堂姐已经走不了路。上大学后听说她吃饭都需要人喂。我工作时，到医院去看望过她，药源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已经在生死线上挣扎，是小村里的壮劳力用担架轮换着把她抬下山送到医院的。她告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搬到通路的地方，这样她看病就不需要那么多人辛苦送她到医院。她才四十多岁，已经被病痛折磨了近二十年。她心痛那个因她的病陷入极度贫困的家，心疼两个因家庭贫困没能好好上学的女儿，心疼为了多挣点钱让她看病而长期负重劳动的丈夫。之后没几年，堂姐便永远闭上了眼睛，被埋在了那个小山村的一堆黄土下。

　　堂姐的离去让我想起了《大堰河，我的保姆》。堂姐不是奴隶，但她生活在那段艰难的岁月。她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为人妻后为了生活往返奔波在那崎岖的山路上，同生活抗争，同病魔抗争。她的苦，是两个女儿早早辍学，是长期超负荷劳动的丈夫因营养不良晕倒在卖水果的集市上却无人照顾，是她拼尽全力却没有得到命运的眷顾，是直到她闭上眼睛都没能看到她的家搬出那个小山村……

　　再次走进小村是2011年的四月。按照干部包村联系群众的要求，那小村成了我的联系点。知道我要进村后，村干部安排村民小组长为我们准备中饭，我执意到堂姐的女儿家就餐，谢绝了村干部的安排，只请他们捎个口信上去。直到如今我都不能理解当时的想法，难道仅仅是为了看亲戚？

　　小村仍然没能通公路。因为路远，又是山路，几个男同事与我同行。我已经不能想象小村的面貌，不知道小村人的生活。我们买了菜和糖果，用背篓背着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踏上了进村的山路。上山、下山，山路比记忆中的宽了一些，感觉不那么陡峭了，但林子里的树感觉稀疏了一些。因为干旱，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查看村里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情况，进入小村后，我们需要逐户查问。小村很长，沿着山箐排列开去。记忆中的茅草屋、小土楼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土木结构的瓦房。以前堂姐家在村子中段，她女儿现在的家在村尾。房前屋后的果树稀疏地结着一些果子，田边的那渠溪水已经完全干涸，村子底下的农田和菜园一片荒芜。村里几棵大核桃树依然浓绿，原来紧靠箐底的松林边际线已经退到了山腰以上，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桉树林，没有叶子，只有树干。走到村尾已经是午饭时间，堂姐的女儿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鸡、鱼、火腿样样有，还有堂姐夫在地边挖来的野菜。我忽然感觉轻松了许多，心里也像落下了一块石头。

　　返回的路上，遇到村民骑摩托车在山路上行进，看得我们心惊胆颤。在这样的路上骑行，稍不留神就车毁人亡。但他们却不得不往返于这山路：生活要继续，种出的东西要拿到山外去卖了买生活用品，孩子们要到山下的学校上学，生病了需要到山下的医院去看……小村缺水严重，水源满足不了三十多户人生产生活的需求。我们协调给村里打井抗旱，但打井的机械设备运不进去，只好把机械拆开用马帮运进去再组装，打完井后又分拆，运出山后又组装，好一番折腾，前后耗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村干部告诉我们村里的群众要集资修路，我担心干旱之年集资会影响群众生活，但大家铁了心要修路，也只能帮着筹集一些资金，毕竟小村太小，人口也不多，路线又太长，地质条件复杂，修这路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二年，小村终于通车了，虽然只是一条稍宽一些的路基，但毕竟越野车、农用车能在上面缓慢行驶了。春节前我们开车到小村，村里没什么变化，溪水依然断流，田地依然没有生机，村里人依然为我们带去的慰问品分配而争执。而我，却在想着已经被埋在黄土下面十几年的堂姐。如果她没有嫁到这村子，如果村子通路，如果她不用跟牛一起住在那小土楼上，会怎么样呢？

　　之后，由于工作的调整，我的挂点村也调到了其它地方，小村再一次成为了记忆。2016年，小村终于搬迁了，全村搬迁到了坝区的一个中心村，新村统一规划，水、电、路一起配套，建成后的村子像城市里的居民小区。堂姐的丈夫和女儿一家也搬到了新村，孩子就近上学，终于结束了他们在山路上的奔波之苦。村民搬迁后，小村里有其它工程项目进入，原来的道路经过拓宽改造，大巴车已经能自如行驶。或许若干年后，这里会是一个大型养殖场，或者一個天文观测基地，小村的名字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包括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