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

　　景祈福母亲过世若干年后，我才回姚安去“寻根”。

　　弟弟是早先就开车送父母来过的。而今我和妹妹终于回到母亲的衣胞之地。

　　首先看到的就是那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的铜像，立于县城广场中。

　　母亲曾经自豪地对我说过，李贽曾任姚安府知府。

　　在铜像的底座上镌刻着李贽的楹联：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別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陶侃运甓”是成语。李贽调侃，为官的无聊无为，倒运砖块为事。

　　“花栽潘县”亦为典，河阳令潘岳在县境遍植桃花。

　　李贽姚安知府，担当“改土归流”的使命。而他本人却抵触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在任上他开办“三台书院”，借德丰寺的场所。“收女弟子”就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姚安当官三年，他就辞职了。这是李贽最后的仕途。

　　姚安是山歌勃发之地。汉族有“坝子腔”、“莲花落”。彝族有“梅葛”，从创世纪造物造人，唱到婚丧之礼上，从日常生活的打趣斗嘴唱到男女爱情。还有“左脚”舞。人民的性情比起儒教化了的中原地区，要生动活泼，真情直率。男女的交往也自由得多。

　　李贽的“性灵论”，还很少有人联系地缘文化、民族文化去研究它的生态性特征。

　　姚安是李贽的思想成熟与酝酿之地。山野之歌一定滋养了他的“性灵论”。

　　姚安曾为滇中要冲，元朝时设有“姚安路”。

　　至今古镇上遗留下气势宏大的古迹。现在周边是荷塘，山坡种满玫瑰花。但人烟冷清。

　　县里安排我举办赠书仪式，为中学作了报告会。天真的孩子们问我：“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一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故，孩子不会明白，只能对他们一笑：长大自己看书吧。

　　在光?古镇旁的龙华寺门前，我为外公外婆上香。在这个寺的侧门，徐霞客留下踪迹。

　　母亲早就告诉过我，外公外婆的坟是一座“空坟”，所以她自己都不会去的。

　　在盂兰盆节的时候，我家的人会到昆明圆通寺为外公外婆“上名”做法事。

　　我外公姓杨名愈恭，号敬安。民国元年做过姚安县的议长。杨家的正屋悬有“书香世第”的匾。外公的名字就是出自《论语》的。

　　外公在“护国起义”中曾捐出自己的家产为蔡锷作军饷，因而有了军职。

　　外公这样的人，应该说他是一个先行者。

　　在北大时，有研究这份历史的同学问我：云南那么闭塞的地方，但在蔡锷起义保护共和的时候，却还有很多妇女捐赠了她们的首饰。他感到很奇怪。

　　外公曾经举家在昆明生活，我的母亲就是出生在昆明的。所以她排行“毓”而名“明”。

　　“护国”胜利后，外公遵循着“功成身退”的原则，不听同事们劝，执意回到乡下。

　　可是他这一回去，就导致了后来非常悲惨的结局。

　　母亲后来多次叹息：当外公辞别他的昆明同僚们，时任教育厅长的杨文清曾经登门挽留他。别人都看出了“退后”的不可行。

　　这也反映出，外公对于“共和”、“维新”，虽拥戴捐资，其实理解肤浅。

　　他以为“革命”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辫子一剪，大功告成。却不知风潮反复，席卷中国。一旦进入，中途而退，必挟祸而归。

　　他所谓的“功成身退“，其实是回到狭隘的乡野，守着宅院田产，依然压迫子女，还是在延续千年封建机制的那一套。做着“桃花源”的古梦，终于把自己与子女都拖入了复灭的深渊。

　　任何一个时代，所谓接受“新思想“，决不能只是认同一个理念，做出一个行动，就止步不前的。“新思想”是鲜活的，是时时在发展在变化的。

　　姚安四大户户主曾经换帖结义为“梅兰竹菊”，外公年长为“梅”。与他“拜把”兄弟中的赵鹤清，那位在大观楼留下字迹的名士，人家就没有回姚安，一直在政府里做事。

　　母亲从姚安跑来昆明读书，最初就在赵家落脚，留下了一张在赵家花园的倩影。

　　后来昆明“和平起义”了，所有的“留用人员”都受到保护。

　　按最初的协议，“土改”时乡下的祖屋都没有动。赵鹤清一家获得保全。我外公却走投无路。

　　如果外公继续追随新理念，刷新自己，保持新的生活方式，他完全可以继续作为一个有贡献的政客，一个医生，在昆明生活下去，参与社会的变革，与时俱进。

　　到“土改”时，他也不会沦为一个无助的“土豪劣绅”，连我的外婆一起死于非命。

　　哀哉外公，终于不能逃脱他命运的悲剧，乡人称“一步错”。

　　这也是“国情”吧，当时多数从旧营垒里出来的人，求新之路往往是走不远的。

　　陪同我的当地文史家饶先生告诉我：杨家在姚安是后起之秀，而土改到来时，正是外公家发展最红火的时候，四大家族之首，换帖的“梅兰竹菊”，在当地的文史资料和文物馆中可见蛛丝马迹。

　　现在的中国乡镇，都在发掘那些大家族、世家的历史了，这真是一个轮回啊。

　　母亲看我长大后懂事了，也曾向我诉诉苦了。于是，我脑子里存下了一幕幕的小电影：

　　我的外公家在姚安那个地方，是大家庭，就是像《家》《春》《秋》里面那種样子。一代一代人的名字都要按着族谱的排序。女孩和男孩们的住处是分开的。

　　女孩们只能进本县的小学，而男孩们则可以出外读书，求得新知识、新观念。

　　在哥哥的鼓励下，母亲和姨妈决意逃出家庭，到外面去读书。她们知道，“说”是说不通的，只能先跑出来。

　　于是在天不亮的黎明，一位与母亲相厚的女仆打开了后门，母亲毅然出走了。

　　那时她十五岁，到了昆明，考入昆明市女中，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按照学校规定，第一名毕业的学生可以留校作教员。母亲找了校长，表示要把这个名额让给班上的一位困难的孤女，因为自己还要继续求学。

　　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知道，原来我中学的班主任谭老师，他的夫人，就是那位顶替母亲名额留在市女中教书的女生。

　　母亲到晚年时来往最亲密的朋友都是市女中的，她们举办集会，还有小圈子的情意。

　　在母亲的日记里抄录着《昆明市立女子中学校歌》：

　　“滇山苍，滇水漾，昆明市，彩云乡。 我们今日聚一堂。同校舍，同操场，相亲相爱，砥砺与商量，他年学成，女界之光。

　　滇山丽，滇水清，昆明市，春常在。我辈欣然聚一堂，同抱负，同理想，一教一学，先生与学生，千秋万代，市教之光。”

　　从市女中毕业后，母亲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大。我看到过父亲保留的一张《昆明日报》，上面有这条消息和母亲的小照。然而此时外公给她订婚了，是一个军校的人。

　　母亲平素最讨厌那些旧军人，所以坚决不回去。这一次是完全与家中决裂了。断绝家中资助的母亲没有去成南京，就上了“英专”。

　　母亲对我说起巴金的那种感情，不是我们这些文人对一个文化名人的感觉。那是不能相比的。

　　她说，当时就是《家》三部曲促使了她们那一代人走入社会，不甘心与旧家庭共存亡。她至今能背出淑华走出家时的那段话：“春天是我们的……”巴金是她在那个时代的引路人。她由他的文章中找到生活的新路，跳出旧樊笼，将自己塑造成了新的人。

　　《家》、《春》、《秋》，年轻气盛的我是不太耐烦看那三本书的。那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带劲的，看着让人生气。而母亲的遭遇使我明白，它的社会意义高过它的文学意义。

　　文学，如果能救人出苦海，就是崇高的。巴金的伟大，应该定位于“非文学的意义”。文学展示出关注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力量。

　　巴金对社会的责任与使命感，在“文革”的问题上表露无遗，令人钦佩。

　　最早启蒙母亲的那个哥哥，却因为是“长子”，被外公叫回家去成亲。他不堪忍受包办的婚姻和闭塞的生活，染上鸦片，夭折了。

　　外公为延续门脉，安排姨妈“招亲”。

　　而我的母亲，自从那个出走之日后就没有收回她的脚步。

　　母亲的路，也使我明白，每一代人都应该尽量地往前走。走一步，就多一分光明，后代的路也就更宽广。

　　可是那位姨妈，却因为约定出走的那天生病，或是胆怯了，没有走出来。

　　母亲说，当时在姐妹中最聪明最能干也是最好看的姨妈，就这样留在了那个旧家庭里。从此，她的命运听从别人的摆布，一步比一步凄惨。

　　记得童年的那个早晨，我跑进厨房去找母亲。蓦然看见，阴暗的光线下面，坐着一个与母亲相像的人。脸庞，神气，个头，坐姿，回过脸来看我的那份亲切慈爱，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世间会有“克隆术”。否则我一定以为，母亲被“克隆”了。

　　我能够把“她”与正站着讲话的母亲分别开，是因为她们的装束完全不同。

　　见我突然闯入，母亲神色一时十分焦灼。

　　我端详这位“克隆”人，完全是一身农妇的打扮，脸色也是晒得红红的，整个都比母亲粗壮丰满。看她那亲切的笑容，也想与我搭话似的。但母亲严厉的神色立刻制止了我。“出去，这里有事。”她说，在那严厉下面有一种“怕”，就是怕我参加进来。

　　我在退出去的时候，听见那像母亲的女人说了一句：“就是小曼吗？长得很像你。”她用一种亲昵的眼光看看母亲。显然，她对我也怀着一种想亲近的感情。

　　我当时还小，认为母亲这样对待她有点残酷。而她却毫无抱怨。

　　她是那样忍耐惯了的样子，似乎没有感到受什么委屈了。我却为她不平。在那次印象中，母亲太蛮横，不懂礼貌。我暗自揣测：是不是有一点势利啊？

　　等到“文革”到来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这时，我听到过许多次母亲被逼迫交代“与旧家庭划清界限”。那些谈话甚至就在我家里进行。

　　母亲说：“我十五岁就离开了家，早在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和那个家庭划清界限了。”

　　人家说：“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接济那个家呢？”

　　母亲说：“我不过是给她们一些旧衣服，一点粮票。我不给她们，她们会饿死，会给地方政府增加负担。现在家里面不过是一些老小，过去的事她们不清楚。再說，政府对她们也教育，劳改过。我不认为我就是和旧家庭划不清界限。”

　　我才知道了，那个偷偷地进到我家，只敢在厨房里坐着的人，就是我的姨妈，我母亲的亲姐姐，也是她在这世上惟一的骨血亲人。

　　就凭那一眼，那种辛劳朴实和善的样子，我怎么也不可能和“黄世仁的妈”那一类凶恶的地主婆联系在一起。

　　母亲自己受了“牵连”，害怕影响到我们孩子身上，所以她叫我“出去”。

　　为了资助姨妈一家，母亲头顶重压。父亲事后对我说过，在那段时间里，他日夜悬心的是深怕我们三个孩子因为母亲的资助“地主家庭”而被连带，逐出昆明。

　　但父亲却从来没有反对过这种危险的资助。

　　看到姨妈，才知道母亲人生的成功。

　　到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带着孩子坐牢十八年出来，回到乡下去种田生活，顶着一顶地主和“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她丈夫是旧军官，解放初被“镇压”。她听从“父母之命”嫁过去，其实没有享受过什么幸福。丈夫找了小老婆，让她伺候着。每天，她和长工一起起身，一起下田，吃、住都和长工佣人们在一起。这是看看她的手脚和脸色就知道的事。

　　而到“土地改革”，她又受到那位贫农出身的小老婆的“控诉”。一切按着那个模子来了，人家是“喜儿”一流的人物，她就是“黄世仁”之类。

　　所有复杂生动的人生和关系都被规范进去了。这世界上的关系就是“黄世仁”和“白毛女”。姨妈的一生，就这样做了牺牲品。

　　姨妈有个儿子跟她劳改十八年。他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了函授大学的学生。母亲为他交了考试费用，资助他投考的路费。

　　姨妈病逝。她一生没享过什么福。但她总算熬过来，看见了今天这个开放的时代，可以和她的妹妹诸亲戚来来往往，听到了我们喊她“姨妈”。

　　姨妈，这个旧时代的温顺女子，她被黑暗揽缠终生，带给我永久的遗憾。我真想梦回到过去，帮她走出当年那关键的一步。她也许会成为医生？教授？成为一个有自己道路的人。

　　有时父母口角，每到母亲说她“嫁错了人”，父亲就会反唇相讥道：“你当年可以嫁的那些人，早已进监狱了。”

　　母亲其实在暗中庆幸吧。她说过，嫁我父亲时，就图的是“穷书生，有才，刻苦”。

　　她不可预测出惊天动地的革命，但是一种纯洁的正义感使她离家出走，又选择了穷书生。

　　父母举办婚礼的时候，外公从姚安赶来了。他送给女儿一对翡翠镯和一床英国毛毡。看得出，他是满意这个女婿的。

　　在婚礼上的证婚人是父亲同乡好友汪理博士，他是省议员，后来到美国去了。

　　父亲身为银行高级职员，薪水颇丰，而英语专科毕业的母亲，却仍然在生下我们三个孩子之后，再度考入云南大学去深造。

　　在母亲毕业时，昆明医学院建院，杜芬院长亲自到云南大学把她挑来。曾经有人想“走后门”替换，但杜院长坚决地只要她和另一名也是学业优秀的毕业生。

　　当父亲遭到无名的流放时，母亲的学历和工作使她得以在城里独立撑持这个家，让我们继续在良好的环境里学习。

　　母亲在大学里教化学，她的手因此常常布满了各种化学药物烧伤的痕迹。教学中很多危险的实验都是母亲亲自做。尤其是当那一批批不合格的学员入学，母亲更是提心吊胆，怕他们无知出祸事。有一天母亲很晚才回来，说是做了一个实验，氢氧化合，搞不好会爆炸。

　　她具有大家闺秀那种韧性的心理素质，不断地承担着父母屈死，丈夫远行，儿女年幼的压力，又天天处于这些不能相差分毫的化学实验中，终于安然无恙走过。

　　“文革”后期，一位女干部忽然来到了我们家中。她就是母亲在学生时代掩护和资助过的“地下党”。那种在小说和电影中才见到的人物。

　　父母回忆道：在“一二一”运动的前后，每天夜里，都听见抓人的警车长鸣。第二天就有些同学和老师不在了。而当这位王孃孃告诉母亲，她要到“山那边”去的时候，母亲把自己的围巾围在她的脖子上，取出二十元钱给她做路费。

　　王孃孃一去不返，母亲也不知道她是否还在人世。原来，她随大军进了西昌，在那儿当干部。因为也出身大家庭，就再没回来过。在她的往事里，分明隐藏一部云南高原上的《青春之歌》。

　　留在城里的母亲和同学们唱着“渔光曲”，“山那边啊好地方”这些歌，做小旗子，迎接解放大军进城。

　　当王孃孃坐在我家时，我很想问问她：知不知道这些年来我母亲受到的磨难？为什么早不出现，来证明我母亲的勇敢行为？为什么要让一个帮助过革命的人，受到革命的打击？

　　但母亲没有问的意思。母亲知道，作为昆明城中的大户人家小姐，王孃孃自己在革命队伍中也很为难。她能在三十多年后，回昆明找到老同学，就算有情义的了。

　　等到我出外求学后，所知更广。我明白了，母亲的命运只能如此。

　　终于来到光?镇，这个地名对我们一家是再熟悉不过了。

　　从我记事，我家收到的最多的信件就来自这个地方。应着这些信中的请求，无数的包裹、衣物和药品又寄往这个地名。我们替母亲跑过邮局，都知道那里住着生活艰辛的大姨妈。

　　在光?镇的回型街，杨家大院位置很显著，有三个大门。

　　外公他们兄弟分家，三足鼎立，门匾上有清朝的题额。

　　现在院子里已经是多户人家杂居。原来豁朗的格局还看得出来。

　　母亲记得，杨家有家谱类文字，刻在厅中格子门上，后被拆毁。乡人拿去做了床板。

　　她于是交代堂弟杨士林抄出，因他从小背诵过，至今记得。

　　2003年夏，母亲将这份手抄稿交给了我手。终于留下一个家族来龙去脉的痕迹：

　　杨氏艰勤治家传

　　民国二十一年，岁在壬申，三小儿愈信，修建蜗庐将近落成，乃请命于余曰：“吾父为居室一事辛苦半生，请将营谋之状，刊之在户，俾小子一出一入，得以惕目警心，即使后世子孙，亦名创业者这所由始。“余闻之曰：嘻，小子其有心人哉！汝欲誌之居，吾语汝。吾家乃大理太和縣马九驿中登人氏。于清嘉庆间，先祖杨茂亭公，奉先太祖母氏那，始迁于姚安县右北乡光禄山下之光禄街卜居焉.传至先君春山公，生亡兄崇文，抚之读入文庠，后即不禄.得余也最晚，亦课以诗书，叨祖宗之德，父母之恩，复游泮而食（ ?）.后家母年渐衰，余即出而维持家务事.膝 下生齿渐臻，而蓬荜又狭隘势，不能不别寻地基，以避风雨焉.南关外有秧田数十丘，余或与乡邻相移易，或与亲友相购成.抱愚公移山之苦心，运土搬石，壘以七八尺之高，始克统归而划一.于是新建后面正房一院，接筑前方铺面五间，由始有而少有，虽非画栋雕樑，亦聊可以棲息也.马星五观察相赠一联云：僻家圑为子孙业，营坵壑地作安乐窝.不意人望我作安乐窝，倏而变作瓦砾场矣.乃因匪势猖獗，突由马油坪窜至吾乡，治于蹂躙，烧屋百十余间，即余分授长子愈恭正房，两廂耳室及花厅上下一并毀去，匪去则扫掠一空.此民国十八年春正月初八日也.幸汝志不中衰，辈加撙节，今复勉力建筑中层，以补前日所未逮，亦汝继续者之所应为也.而今而后，吾渐老矣，治理家政一任，汝好自为之.传曰：”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主家政者，身偶不正，则人皆效尤.吾願汝临渊履薄，以勤俭教子女，以友爱处弟兄，以仁让待乡里.在社会上则抱合群之义，凡公益事不妨先为提倡之，凡慈善事不妨量力捐助之，以体吾生病之志.昔吾宗伯啟公四知垂训一世，公平清白之家风，至今尤啧啧人口，汝当谨守之。前以识创业者之苦心，后以谋守成之善策，是即余之所厚望者也，小子勉乎哉。

　　若园七旬谈叟兰圃氏漫识。

　　看这篇《家传》，原来住宅的排场不小。而看当年建成的屋联，就有一种“安乐窝”延续子孙的梦想。所以外公受此熏陶，念念不忘地要“回来”。

　　自古以来，以房、地传世，终不牢靠。贪恋于此，终无出路。

　　我为晚年的母亲买了一架古色古香的脚踏风琴。

　　当母亲做少女时，我外公家中就有这么一架琴。

　　母亲重新开始弹琴，她说，当年，是姨妈弹得最好。

　　可是我想，“会弹琴”的，不如会“跑掉”的。人生要有自己的意志。

　　五四时期，有一篇小说是歌颂“新女性”的，叫《冲出云层的月亮》。

　　当母亲再一次弹起这脚踏风琴的时候，她已经完成了“冲出云层”的使命。

　　姚安史学家饶先生说：“杨家大院的人，不是枪毙，就是坐牢，只跑出了一个小姐。”

　　这位小姐就是我母亲。

　　母亲与另外一位也是大家闺秀的女生黄静媛“考进昆明市女中”的事迹，记载于“民国地方志”。可见她们是先行者。

　　这也算是不负李贽在姚安“首开女学”的创举吧。

　　附：母亲杨毓明年谱

　　1926年1月16日出生于昆明。

　　1933年随家庭回到云南姚安县回型街“杨家大院”。其父姓杨愈恭，号敬安。民国元年做过姚安县议长。杨家正屋悬有“书香世弟”一匾。时为当地“四大家族”之首。

　　1941年因读到兄长寄来的《家》、《春》，毅然走出家庭，到昆明考入“市女中”。此举载入《民国姚安县志》，与同窗黄静媛并为该县首批女性高中毕业生。

　　1944年由市女中以“第一名”毕业，按常规可以留校任教。但其向校方提出：将留校名额让给班上一位孤儿，自己拟进大学继续学习。

　　同年考取金陵女大，《昆明日报》曾以报道并附小照。因反抗家庭包办婚姻而被断绝经济来源，未前往。

　　1944年进入英语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为来华美军服务的“美术社”工作。

　　1947年与张进德自由恋爱结婚，育有一子二女。

　　婚后与婆婆同住，从无纠纷，至今仍言婆婆之慈爱，自叹未及孝敬。

　　1952年考入云南大学化学系。其时家乡土改，其父母在姚安为大户，首当其冲，俱亡命。

　　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被杜芬院长选中，10月参与组建昆明医学院。全家遂搬入昆医新校舍。

　　1958年当丈夫被派驻边地时，其已经在大学里“为人师”，独立抚育儿女，支撑家庭二十年。曾自述道：“只要我的三个孩子还在上学，家里的锅还能煮饭，我就什么都不怕。”

　　终其一生在昆明医科大学化学教研室任教，为副教授。

　　从事医学化学的教学及研究，多次参加全国校际学术交流和教学交流活动，参编《医学化学实验指导》等教材，与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协作对滇池水生生物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研究课题在1980年获得云南省科研成果三等奖。并在《滇池污染与水生生物》等书中发表论文。

　　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因为资助家乡姐姐家，在多次“运动”中屡被警告“划清界限”。压力之下坚持为之。

　　1987年10月退休。與老伴抚育孙儿，喜习诗词，安享天伦。

　　2014年4月21日因病逝世于昆明市人民医院，在儿女与孙辈的环绕中安然合目。

　　享年88岁。

　　2019年4月 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