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萍

　　“我从何处来”应该是个人类学问题，至少属于那个范畴。若以血缘来界定，这个问题不是问题，谁个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爹娘养的，家族根脉繁衍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诘问，我却回答不上来，原因很简单，我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越理血脉我越犯糊涂，一大堆无解没法求证，有时眼看着就要找着些蛛丝马迹，又全是孤证当不得真的。且，就是這么一星儿道听途说，还常常被子虚乌有搅得无地自容，又不知道怎么让人家相信我的自圆其说，背负着深深的自卑，心里在骂着自己是个不该出生的人，是个讨债鬼。

　　人们常说童年的记忆最单纯真切，童话般美丽，是影响人一生的底色，是这人一生的注解。如果换个角度人们可别忘了，儿童的眼中揉不得杂质，见不得龌龊，一旦被感染上不洁净的物事，那幼小的儿童排解不开的世俗之恶，也是终身的。这种心事纠缠不清的漫游，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十之八九这孩子会长成一颗畸形树，徒有生命又做不得栋梁，多半会挨砍柴刀。

　　我曾经是个三姓孩子，三对夫妻都有理由是我的爹娘，我叫过他们“爸爸”“妈妈”。我叫得鸟鸣般入耳，声声悠扬如雏鸟的呼唤，却没有撒娇和任性的权利。我全心全意叫着的爸爸妈妈很少应答，他们有时含糊有时不屑有时恨恨然，一声“滚远些”弄得我叫谁都不理直气壮，只好随时准备接受着他们的恶眼睥睨，甚至是讥讽和厌恶。这是早年间的事，锁定了我的一生，对亲情的透视怪怪的，造成性格上的弱点也是多多的。

　　我的原初那一对父母将我随意一抛，让我在宕荡中野草一样一岁一枯。我没有资格对父母说长道短，他们是谁我都拿不准，也不敢多问。他们不说总有他们不想说的道理，造出我这个全须全腿的人来这个世上走一遭，我应该感谢他们。曾经读过重庆女作家九丹写的成名作《饥饿的女儿》，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故事发生的地名和时代背景我都经历过。就遭际而言我可比九丹饿得更惨，时间也更长，伤害更重，太委屈了。

　　早年，我始终不敢亮家丑，总怕伤着我应该感恩的父母。而今，三对父母走了两对半，高寿的那一位眼耳都不灵便，何况他是他们中最拿我当人看待的，不会在意我的剥皮抽筋话当年。

　　我到楚雄半个世纪有余，来探望过我的父母只有一位，带来亲情的温暖也带来许多尴尬，父女间都有羞愧感。

　　那是我住在文联街文化大院的1984年。

　　父亲是坐飞机来的，48元一张机票把父亲从重庆送到昆明。现在，48元买不来楚雄到昆明的一张单程大客车票。父亲用48元机票在他那群工匠中攒够了面子，受用了很长时间，逢人便两臂平伸来一招飞行状，说平稳快当划得着。

　　那时文学很有气场，我们一群文学爱好者白天谈不够晚上接着聊，聊到不知更鼓。父亲是个大厨，在重庆一家三星级酒店当首席厨师。当时的三星级很上档次，楚雄当年还无“星”。父亲烧得一手好菜，见人来就摆“家宴”，教人家怎样烹炸卤蒸，还讲些红白案等经验之谈，是个美食家。父亲来楚雄带了大包卤药，搞得一个家终日不灭烧腊味。遇着谈得来的，父亲会送人家一包卤药，让人家带走一身中药味，还有炒卤药用的冰糖。

　　我们晚上谈文学父亲当然不懂，才上过一年私塾，记个流水账和菜谱还开天窗哩！父亲很看重女儿的职业，1979年排队买了一册周克芹的长篇小说《徐茂和他的女儿们》当年货寄给我，很让我感动过一阵子。父亲的参与意识极浓。一次来了几位昆明的编者和作者，他烧茶送水很及时，还拿出重庆茶馆幺师抛远程茶壶嘴嘴的架式，很得了些称赞。父亲是经不得表扬的，给几句好听的话让他更来劲，要玩茶艺“苏秦背剑”。我怕沸水伤着人，阻止了他的兴头。后，父亲还是玩了一把“韩信点兵”。写小说的魏孝纯说这细节他要借用，父亲相当满意，笑得一脸的阿弥陀佛，很慈祥。

　　父亲那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很舒心。上午买菜煮饭，下午去西山公园搓点小麻将，晚上听我们海聊胡吹，有个咬文嚼字的女儿他很光彩。唯有一件事让他难堪，凡认识我的人都尊称他“黄伯伯”，叫的人越多，他心事越重，去西山搓麻将也了无兴致。背了人，我为他排解，说我姓黄，你是我爹，人家叫你黄伯伯没错，千万别解释，越解释闲话越多，外孙女面前也紧口，她们还小。父亲听后不以为然，冲口说出一句他不该说的话，父亲说其实你也不姓……

　　客居楚雄，父亲没有一个熟人，总想找点事来打发日子。趁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他把锅底都擦得雪亮，屋子拖得一尘不染，饭菜花样翻新，见天不同。那时家窄，备课的读书的都要争地盘，我就在家对面的柴房写作和睡觉，人陷在一堆杂乱中概无章法。父亲大动干戈，穿个大裤衩汗背心汗流浃背干得极有专业性。他将柴房做了个暗楼归备杂物，暗楼下仅留我的一床一桌，还买来个鞋架当书架用，一下子柴房多了书卷气，鲜亮。父亲说柴房紧靠老棺材（文管所掘来的战国时期文物，没搁置处就放在我的柴房隔壁），阴气太重，怕我压不住，请来道太极图贴在门头当门神。上初中的长女梅影看着新鲜，随手在板门上涂鸦，写了娃娃体三个大字名“仙人洞”。我藏身其间，真有闭关修为的禅意，与我写作不顺时的傻痴痴样子很般配。

　　这位父亲，我十岁上就叫过他“爸爸”，真正朝夕相处，这还是第一次。日子一久，父亲觉得有些事要给我交待，几次想说又忍。最后他还是说出来了，而且说得言简意赅透辟。父亲说：“你妈若是走在我之前，一点麻烦都不会有;如果你妈走在我之后，你妈的晚年恐怕你得多操心些。”

　　这话其实用不着父亲提醒，明摆着的。

　　叫我母亲“妈妈”的还有一儿一女，余下的话我不想多说。

　　父亲有时也谈谈他和母亲的往事，故事性都很强，符合重庆底层人的叙事手段听来却像掌故。父亲说出来的他的妻子和我知道的我的母亲判若两人，他们俩总有一个是在编织美丽善意的谎言。这种重组的家庭总有些难言之隐，它相当脆弱易破，一不小心带来谁的心里不痛快，轻而易举就失去平衡，将不好收拾残局，那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们注重和维护当下的安稳，人人小心，哪怕有些虚假也是用心良苦的。其间，对我的折磨最重，随着经历的事多，见识的事深，总有一种冲动的逆反。我是个杂种我也认了，总想讨个明白，杂种也是人。不明不白的杂种白白披了一张人皮，明白的杂种反而有种解脱的轻松，杂种是敢于纵横的：我是杂种我怕谁？

　　这对半路夫妻相当合拍。母亲爱美会美善交际，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大大满足了父亲的虚荣心;父亲生活能力极强，无论是卖酱油还是当大厨，在最困难的1961年前后，都让全家人有米有面有油水;工资一律上交，父亲吃饭是不花钱的。据说，因出身好单位信任，让他当厨房总管住保管室，每夜“取食”一听无骨鸡肉罐头和一瓶啤酒，吃得紅光满面白净滑溜，实实在在填满了母亲的好胜心。夫妻俩还很会精神享受和保养，看电影跳交际舞吃高档餐厅一概不带子女，口气相当一致：你们还小，有的是享受的时候。弄得我一生无口福。小时候敬老，成家后顾小，到两头责任都尽到之后，接受惯了清汤寡水的胃排斥高档，消受不了高等食材，失缺了的口福享受再也无法弥补，痛哉！惜哉！

　　他们两人教子的方式也与众不同，没有说教开导人之初，一律用竹片片，口气也相当一致：不打不成人，黄荆棍儿出好人。打出寒门三个子女中两个大学生，在我们那条街绝无仅有。特点出在打法上，各打各的子女，不搞“混合双打”，一碗水端得平，我们都无怨尤。特别是弟弟刘朝真，一见父亲回家休假，头一件想到的事，就是这次挨打的由头。父亲其实不需要由头，想抽你一顿就是由头，或者说他想摆弄一个父亲的威慑力，也算由头。

　　写作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专业是编辑，白天得坐班。见我熬夜写作父亲也心疼，他轻轻走来风都不带一丝，夜里常来柴房窗口看我煮字疗饥，见我一副愁苦状他看不下去。父亲问我一篇文章得多少钱，我说按字数算，一千字4元钱（当时的稿费标准）。父亲说那就别写了，熬夜伤人，写来写去你头发稀疏面色寡白，会写出病来的;写来写去那几块几毛不值得，钱不够用我为你找出路。

　　父亲做过市场调查，当时楚雄还没有专门卖卤菜的摊。父亲的卤菜水平，在重庆的美食大赛中拿过奖，相当老到。父亲是在打我那污水通道的主意，那通道口临街，在我家墙下今日的姐妹小吃店处。父亲说在那儿摆个摊卖卤菜，只要一天卖得出去两个卤猪头，我这一家子的开销全有，还能落下自家的荤菜。

　　我当然不会答应。

　　父亲冒出来的脱贫打算让我落泪。亲生的又怎样？继女又怎样？能这样为我安排日子，亲生的也不过如此。父亲对我的好，我领受多了。他没打过我骂过我，还在1960年给我买过一把龙头二胡;用猪油渣为我炒一罐豆豉够我半学期小菜;横拉顺扯为我讲读《孟子见梁惠王》;经常让我陪他喝酒摆龙门阵;对待我来家的同学比对我都亲，好吃好在好打发，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我的同学多是小集镇来的半个乡下人，寒暑假一住下就不走我都有点绷不住，父亲却乐哈哈认下几个“干女”。我的弟妹刘朝真和刘朝玉，见着父亲就躲，从不敢把同学往家里带。相比之下，我应该感谢他。最令我终身难忘是一张“床”。16平方米的一间屋子，要为我置一“闺阁”，太难了。父亲用肥皂箱在窗下搭个凉板，窗靠长江一边，如是的江景房太有动感。江上船只呈飘举之势妙趣无穷，一时不知是水拖着舟走还是舟拖着水走，纤浓简古都美在眼前，意在方外，很培养我些审美意识。父亲的亲生女儿和亲生儿子是没有“专宠”的。小妹跟母亲睡，父亲一月才回来休假一天，那一天小妹与我合铺同被。父亲在他们的大床前扯块帘子，两个大人，睡觉就睡觉不敢弄出声响，隔帘还有一双未成年的女儿，放不得手脚的。弟弟朝真被赶去一站路之外的外婆家一住三年，很吃了些苦头。

　　按理，我应该由衷叫父亲几声“爸爸”。

　　敏感的逆反，来自于我始终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来自于关于父亲的一件事一句话。那件事在我们当年住的河街影响极坏，是关于父亲与他的前妻的。弟弟刘朝真小时候，夜里偷偷看过多次他的父亲揪住他的母亲的头往床头上砸，仿佛怪她干嘛不死。弟弟的生母死在水站自来水龙头上，那时，父亲正与我的母亲在王家茶馆喝茶听评书，是弟弟去把父亲叫回来收尸的。丢下妻儿不顾自己去快活，道德底线都不顾，这人的品格令我生疑。那句话错不在父亲，莫来由他说我姓“陈”，让我无地自容，似乎我姓黄也不应该，至少不理直气壮，还是有些让人生疑。

　　母亲的谎言多了，此仅其中之一，我姓陈又不知出自何故。曾经有人叫我陈小平，曾经有位叫陈克平的国民党军官劳改释放后，来认前妻和女儿，闹得满街的闲言碎语，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别人怎么说我都可以无所谓，已经在一家子处了几十年的父亲这样讲，是羞辱我还是可怜我？

　　母亲的谎言，让我的身世越来越复杂，要解开我的心结，只有我母亲自己，但愿母亲能给我一句真话。人的悲哀多种多样，只要淡然处之那悲哀可转换为动力，超然成一种姿态，唯有身世的真伪，超然不了。我多年来都想在母亲口中问个来由，次次话到口边又都没勇气启齿，我也心疼母亲的，撕开旧伤疤总会流血的，那时候我能做到真心实意为母亲疗伤吗？直到长女上大学那一年，我带女儿回重庆探亲，决定再难为情，我也要了结这桩心事。这位母亲，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生母，至于父亲是谁，只有母亲能确定。

　　母亲从来与我有些生分，开始接纳我处于无奈，我的突然出现让她措手不及。我来云南经年，母亲没来看过我，托辞是“晕车”。我次次探亲，母亲都把我当客人对待，好吃好喝客客气气;我也极尽孝道，从参加工作那天起，直到母亲去世，每月三分之一的工资按时寄到母亲手上。我们之间有意无意都以责任为纽带而不是以亲情为纽带，少了一根脐带就少了母女连心。

　　那一天我买了两张川剧票，邀母亲去灯泡厂看折子戏，戏码是《三祭江》《清风亭》《遊庵》，都是母亲百看不厌还会哼几句的。选择走杀牛弯这条小路过街，我的内心有点儿不地道，甚至可以说龌龊，杀牛弯是个血腥气十足的凶煞地，显然会给人压力。一路上母亲都在跟人打招呼：这是我女儿。得来的回应极热情：你们两娘母好亲热的哟！眼看母亲又要回避我，我怕失去最后的机会。母亲已过六望七，又有高血压心脏病，一旦舍我而去我问谁去？我们都是成熟女性，不会再发生没理性的乱吼乱叫，我想她会对我讲真话了，推心置腹地对母亲说：“妈妈你该告诉我，谁是我的亲生爹，即便我是私生子，我也做好接受事实的准备。乱哄哄的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懂;一个大活人不知自己的身世，诸多痛苦与不堪，我想妈妈你也懂。想知道自己是谁，这是我的权利，望妈妈成全。”

　　我问这句话不光源于父亲说我姓陈，常有母亲当年的姐妹来家，见到我时，一把拉住我说我像谁谁谁，他们分别姓陈、曹、赵、李、并没一人说我姓黄。

　　重庆的夏天哪怕是傍晚，仍是火炉一统，我见母亲打了个冷战泪如泉涌。母亲是戴眼镜的，老花还是近视我从来没弄清楚过。母亲一向注重仪表，见她的眼镜被泪水模糊，我用丝质兰花手绢替她揩干净再戴上。母亲说了一声“谢谢”，又一下子把我打进死胡同，这像妈妈对女儿应有的姿态吗？我多么希望她打我两耳光而不是“谢谢”。这时，我们像两个演对手戏的蹩脚演员，分寸火候都没掌握好，一下子穿了帮。

　　母亲说她用文字答复我。

　　母亲是有文化的，读到初中二年级，还是教会学校，在她那个年代算小知识女性。

　　川剧是看不成了，默默无言往回走，母亲突然又冒出一句：“我的痛苦谁知道？”这也是她留给我的文字答复，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遗言。那次探亲不久，母亲谢世时并没留下一言半语。

　　母亲谢世，我没能为她接气，为母亲张罗后事的人却很多。

　　母亲死得太干净了。那一天我清清楚楚记得是农历七月十七，我在大姚铜矿公干，夜晚冷汗淋淋寒毛倒竖中，我听到一声如是母亲平时的喘息，还有轻轻的脚步声，我的床前有个人影像是母亲。仅一瞬间，那影子不见了，吓得我倒抽了几口冷气。这预兆极为明显，我想到一年前难堪的分别，是不是我把母亲逼得太紧，让她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连夜赶回楚雄，加急电报在手，我拔腿就走。我赶到家，母亲已经停灵三天，等的就是我。

　　母亲死得无牵无挂，人们都说这是人生最好的了结。当晚打麻将，母亲还赢了几个小钱。晚十点发觉心闷，说回家去躺一会，还嘱父亲这一圈打完了回来热点鸭子汤给她喝。更鼓交替那个时辰，母亲走了，要了母亲命的恶手是脑溢血。停灵的梧桐树下，摆满花圈祭幛，规格不低：街道办事处、街道派出所、重庆市皮鞋厂、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工会……来送母亲远行的人中，五行八作，最难得的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几位知识分子。人们把母亲的丧事当喜丧来办，没让我们家人操心。母亲的继子刘朝真弟弟不断地在灵前添香烧纸，弟媳唐联秀哭丧得很动情，看来母亲在他们身上花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之间是有真情实感的。弟弟的孩子刘序不大瞧得起我这远道归来的大姑妈，说我像个农民，叫我一声也勉强。父亲的徒弟们办的流水席上有海参，四张麻将桌和川剧围鼓通宵达旦，一幢饮食公司宿舍楼家家洞开，准备着送行的人们困倦了去躺下打个盹，看来母亲人缘不错。

　　我叫了一声“妈”，倒下去，昏过去……

　　母親不是重庆人，重庆人统称他们那一群体叫“下江人”，抗日战争时期，从长江逆流而来陪都重庆避难的，三峡以下的人。这个群集庞大而繁杂，官人商人难民的瞬间身份转换，没有规律可循，提示性的折影，是炮火在折腾和流离失所在摆布和捉弄生灵，任何一个场景都让人触目惊心。对那场侵略战争，控诉的鞭笞有史有文有艺术，一律血肉横飞没有一种不让人怒发冲冠。我的外婆（也不是亲的）告诉我，母亲一家遭了炮弹，只剩下母亲外婆和后来的外公。他们三个人的身份相当不合理，也经不起推究。外婆是母亲的奶娘，我就从来没听到她谈起过自己的亲生子女，没生育哪来的奶去养别人家的孩子？外公是母亲家的看门人，直到这位外公去世，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外婆大外公八岁，外公当时还是个大龄伙子，将就了一个大胖媳妇（外婆是个大胖子，身子有两个外公粗），又捡得个闺女我的母亲。外婆说我的母亲是她东家的七小姐，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家境殷实称得上大户人家。我后来从一鳞半爪中得到的关于母亲的种种由头，都与外婆说的相佐。

　　不到十岁那年，我偶然得到张黑白照片，是在重庆上补习学校的一位相识的大姐姐转交给我的。那事大姐姐做得像地下工作一般有些接头性的暗探性，话不分明，只说此人是她们补习学校的一位勤杂工，托她打听一家熟人。照片的背后有地址和姓名，都是那位勤杂女工的，勤杂女工要找的熟人是不是我家，大姐姐也拿不准，只有我们一家是这一带的外来户，交给了我她好回去交差。我将这张照片拿去找爷爷辨认，爷爷仔细看认真审，回答却含糊其辞，推脱说老眼昏花认不出此人是谁。

　　这张黑白照片上的女人跟我有没有瓜葛，我的智商达不到判断年龄，莫名其妙揣在身上，让这位陌生女人与我相处了些日子。

　　母亲的形象在我头脑中形不成整体，残缺的部分我不能虚构，有一点却是不变的基调。她小巧玲珑旗袍四季常新，高跟鞋锃亮，短发飒爽，身份百变中带出些民国女子范。言谈举止有时也高贵，却也总掩不住一丝丝风尘感，话语和生活习性带点海派味，从上海来的许是不假。至于身份的可疑，我很长时间分不出真假，连她是不是我的娘都存疑，弄懂了我不叫她妈妈又去叫谁是娘？在我心目中母亲不像是个良家妇女，我与母亲间的嫌隙由此而生，很像一场心理持久战，我损人不利己，对母亲的伤害很大。瞒和骗中常用谎言去填补和修复谎言，双方都很累。

　　母亲的遗容很安详，略带微笑的闭口闭眼，留给我的全是解脱感。

　　母亲曾经是舞女、太太、外室，她到死都不愿向我说明我的出处，可能与几种都不太光彩的身份有关。如果再往深处想，连她自己都拿不准我的出处，这种难堪不用谎言去麻痹搪塞，当时那种时代，她活不成或者活不耐烦，我也活不了。

　　如果说母亲不爱我，也有悖良心。她没养过我却收留了我，还给我一个城市青年身份，让我的人生有了工作的可能，在我远走云南这件事上，大大张罗了一番。我的行李，在同批218人中最齐备，一般生活用品之外，有皮箱毛毯毛衣毛裤呢大衣，母亲倾其所有在做弥补，可惜晚了。打发我离家三千里，母亲似乎松了口气，面有喜色，逢人就夸我思想进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自愿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炼红心。在抬高我的同时，也抬高了她自己。

　　那时母亲已在居委会管点小事，虽属于“编外”，还是算头面人物。有自家女儿响应号召，不在城里赖着不走，动员起其他人家子女上山下乡，有了现身说法，口气会硬一点，大一些。要知道，我们那批人，很让国家头疼，留在城里尽惹是生非，民间叫我们“孽障”或者别的什么，有些贬义，都不怎么顺耳。

　　母亲的持家态度可圈可点，有些担当。往前我说不明白，捡1958年往后说。

　　那时，我家住在菜元坝河街，临长江水码头、火车站、汽车站和各种物资转运站。一个煤栈公司很有规模，天天有大货车拉煤不歇，掉下许多煤渣。母亲和所有河街的妇女一样，车一过就去扫煤渣自制煤团，圆个圆个的黑煤球汤圆似的，很有火力，省下一笔燃料钱。我们家那时穷途潦倒，母亲卖过酱油;维持艰难的生计，母亲一次又一次去卖血，曾经使我感动。母亲衣裳的鲜丽和高跟鞋的光泽，并不因家境降低标准，这又让我不好理解和接受。

　　大跃进如火如荼之际，几个打裱布卖的老妇女和小妇女，追赶跃进潮流兴办工业，办起了布板厂，销路极好效益不错，吸引了大批家庭妇女，母亲就是他们中一员得力人。酸浆糊味破布味很刺鼻孔，厂址也只是几间竹片夹的篾笆房，背负厂牌的那一面衬了块木板板，这厂的牌子就有了硬度。母亲干得极欢，自己大干快上不算，鼓劲加油如是部队拉歌鼓舞士气，不值钱的奖状出自居委会，级别不高母亲也看重，全部拿来高高挂起。母亲鲜亮的衣著，外套件长甩甩的毛蓝布罩衫，爬高上低往墙上贴打好的裱布，手脚比别人快，出活也比别人好，怪不好理解的是，高跟鞋并不影响她踩高跷，了得。这种放下身价的行当，母亲干得有板有眼有乐趣和奔头，终于从车间主任走上民办干部行列。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一步，母亲看得很重，几乎没有固定工资的居委会主任，她从菜元坝干到沙坪坝，一干30余年。母亲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是不厌琐细碎微，保持永远的古道热肠，克己无贪公正。

　　重庆的居委会主任，人稱是校场坝的“土地爷”管得宽，从菜元坝的平民区搬来沙坪坝之后，又续任居委会主任，荣誉感和责任心直线上升，担子也重。她“执政”的范围不光是街道居民，凡辖区内的机关、学校、工厂、市场都得管，一个公文包把她送上街道干部行列，永不疲惫地解决家长里短，留在白鹤岭上的脚印，比马蹄印还深。万众人口的辖区，被母亲治理成重庆市的模范治安区，最后的那块光荣匾，是母亲去世后才送到的，崔永秋三个大字上了金粉，光彩照人。

　　居委会主任能管参军招工等事，权力很实在，敬重她的人很多。母亲是这一辖区三代人口中的“崔阿姨”，却不大像我们的娘亲。家中常有婴儿啼哭声，有困难的双职工都可以放心把孩子寄来我家喘喘气。母亲把自家的钥匙挂在身上，邻居的钥匙挂满一墙，地下还有一排暖水瓶，谁来取都可以，像个做公益事业的善人。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按理她是有力量调我们回重庆的，她总用大道理阻止弟妹们渴望的眼神，这道缝被她关死了。反之，建工学院有位学位极高的知识分子膝下荒凉，求在母亲门下想想办法，意思是让农村的晚辈进城一个来照顾他们夫妻。那时的城市户口卡得很严，城乡差别也大，母亲不讲政策又利用政策，调动多年来街道干部的全部智慧和人情，使尽浑身解数，弄来那位知识分子一个家住农村的远房亲戚落户我家，成了我的小表妹她的表侄女，还安排了一份不算太坏的工作。

　　知识分子感恩戴德，重孝在身是我母亲灵前的大孝子;母亲为其解决过实际困难的邻里，是母亲的送行人。

　　那几天气候反常，七月流火天一下子冷如初冬，人们披上了大衣。天渐放明，细细的冷雨扯也扯不断。一时悲声大放，旧风俗中的哭灵，新习俗中的悼念在打发母亲启程。重庆城坡坎多，楼高路不平，众人的手把母亲举得高高。母亲顺着走惯的长坡慢慢上到白鹤岭端，驾鹤而去。

　　母亲是我的娘，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是众人的居委会主任，这是她自己选择的人生，归宿的美丽我这一生求不来。为人母，她多有不周全处;为人谋，她用尽平生心力。她母性的天空包容性过于大，戾气、豪气、犟气、不服气塑造着我的娘，这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希望多年想求的解，已经绝望，糊涂一生看来是我的宿命，不甘！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