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冯太

　　必须声明，小地方是一个任性的概念，并不严谨。如果严格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城市的大小是以人口的多少为标准的，如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在100万至500万之间的为大城市，500万以上的为特大城市。显然，我说的小地方不能以此为标准。在云南有个镇雄县，登记在册的人口就有160多万，这还不包括“黑人”，可镇雄就是一个小县城，只有一条主街和几条小街。我说的小地方，泛指一切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文化（尤其是文化）欠发达的地方，我想，这个任性的概念应该涵盖了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县份。

　　做编辑多年，时常会听到一些小地方写作者抱怨文学资源的分配明显偏向大城市，这种情况对他们的写作极为不利。起初，我以为这是一种自谦，后来听多了，又误认为是他们为自己的不成功找客观上的说辞。直到近年，我有时间到一些小地方走了一趟，才发现他们所反映的不无道理，小地方的写作者确实面临着许多在大城市不存在的困境。

　　首先是圈子小。很多人可能会很反感圈子这个词，认为是在搞小集体，是立山头，从而排除异己。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正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个人都倾向于跟自己在人生阅历、知识结构、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面较为相似的人相处，写作者，或者说作家，也不能免俗。在写作的群体中，圈子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我们承不承认，它都在那里。就写作而言，圈子是有好处的，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只要你不排斥不一样的观点，或多或少都会给自己的写作带来好处。而我所说的圈子，泛指一切写作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今天的语境下，文学已经丧失了轰动效应，今天的文学环境跟上世纪80年代已经截然不同了。表面上看，人人都会写作，人人都是作家都是诗人，但真正写严肃文学作品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不仅写作者，就连读者的数量也在急剧缩水。这一点，从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就可以看出。别的例子我不好举，就说我们《边疆文学》吧。《边疆文学》最辉煌的时候，每期的发行量是12万份，可如今，只有几千份。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因为跟主题关系不大，我就不具体分析了。总之，文学的圈子在不断缩小。这一现象对小地方的写作者尤为不利。本来写作者就不多，找个人交流文学就不容易，每找到一個，就高山流水，视为知音。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思想上的碰撞，也就很难得到有效的交流。大城市不一样，圈子大，什么样的写作者都有。有句骂人的话：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但这话是有道理的，什么样的鸟都有，好鸟的数量自然也就相应多一些。打个比方，我在昆明写作，常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可选择性很大。假如我跟于坚合不来，我大可以不跟他玩儿，不参加他搞的文学活动。除了于坚，我还可以跟雷平阳玩儿，跟海男玩儿。就算我跟这三个获鲁奖的作家都搞不拢，昆明还有好几个获骏马奖的作家，我大可以跟他们玩儿，总有一个我搞得拢吧？可小地方的写作者就没这条件了。总共就那么几个人，你不跟他们玩儿就没得人玩儿。这样，即便自己有不同的看法，碍于情面，也不好意思说出来，怕说出来了会得罪人，从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独。长此以往，同质性就越来越大，自己的个性就越来越少，出好作品的几率也就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些人因为说出了不同的看法而遭受孤立，最后耐不住寂寞，干脆不写了，改打麻将去了，麻将桌上虽有输赢，却很少触及到思想领域。

　　圈子小也就罢了，还特别脆弱。在小地方写作，不太容易得到别人的理解，别人斗地主、打麻将的时候，你在读书在写作，要是写出了名气，别人虽然不理解，倒也尊重你，如果没搞出点名堂来，就成了他们在麻将桌上的谈资了，语气中不无讥讽。这一点，正当红的诗人刘年的感受比我深得多。他曾跟我说，他在永顺老家的时候，别人约他打牌他不去，自己关起门来写诗，到最后都没有朋友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亲戚朋友都视他为怪物，写诗既不能赚钱又不能娱乐，这人不是疯了就是傻了。谁愿意天天求着一个疯子或傻子一起玩儿呢？言下之意就是，在世俗生活与写作之间，必须做出取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小地方的每一位写作者都会面临这样的取舍，那么，这圈子还能不能稳固地搭建起来就很难说了。本来人就少，要是有那么两三个人顶不住压力，突然离去，尤其是写得相对较好的那几位，这圈子的圈恐怕就成了花圈的圈了。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圈子小，圈子大了，选择性就大，总会遇到懂行的，总会有同路人。

　　圈子小还会带来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容易自满。人都有一种奇怪的心理，都喜欢跟自己身边的人比较。圈子小了，就那么几号人，而且同质化的倾向越来越重，比来比去大家都差不多，于是乎，每个人都自以为自己是大师，殊不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宋家宏教授曾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小镇名人”。很多小地方的写作者都很容易满足于做一个小镇名人，在那个既定的小小的区域内名气很大，可一旦走出那个小地方，就会发现，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是。有些写作者不愿意看见或不愿意承认这种惨不忍睹的差距，干脆关起门来自己乐，变得越来越封闭。圈子大就不同了，总会发现比自己写得好的人，也会发现与自己不一样的写作风格。还是以我自己为例吧，我在昆明写小说，按照经典现实主义的路子写，我写不赢《滇池》的编辑包倬;写历史题材吧，我的同事雷杰龙肯定比我强;摆弄形式，捣鼓先锋，《大家》前主编陈鹏可以甩我几条街;论综合实力，省作协的徐兴正早就走在了我的前面。至于那些功成名就的，就更别提了。这几位都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平时没事儿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聊小说。我这么比较不是想要打败他们，而是时刻提醒自己，要加油，不能掉队太远，不然人家就不跟我玩儿了。我们常说，有压力才有动力。说句良心话，压力往往都来自于自身以外，而不是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没有比较，谁都会自我感觉良好。

　　其次，写作群体的人员结构单一。在小地方，文学写作者基本集中在公务员和事业人员。而在大城市，各行各业都可能有人在写作，不同职业的人在一起交流，会带来不同的人生体验，会提供不同的文学素材，也会带来不同的文学观念。同一职业的人在一起交流，其话题就那么些，眼界如何打开？每个写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公务员和事业人员也不例外，不跟其他人群交流，永远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生活的。比如我要写一座工厂，可我不知道工厂的机器是怎么工作的，这时我可以问那些打工诗人，比如郑小琼，她就会很详细地告诉我，那机器是怎么开启的，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多久需要维修保养一次，等等。小地方的公务员和事业人员，未必就会有这样的便利。

　　有很多公务员在写作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向意识形态话语倾斜，用公文写作的标准来写文学作品。这当然是写不好的，公文和文学作品是不同的话语体系，就像打猎和捕鱼，都是为了获取肉类食物，方法却是不同的，用猎枪捕鱼，或者用渔网打猎都是行不通的。很多事业单位是参公管理的，其写作者也面临这个问题。

　　事业人员中，从事文学创作最多的，当属教师，从幼儿教师到高校教师都有，尤其是中小学语文老师，但凡教过我的，每一位都有过文学创作史。两年前我曾说过一句话：绝大多数中小学语文老师写不好文学作品，教书教得越好的，就越写不好。很多老师听了不高兴，但我依然固执己见。要知道，文学创作跟教学生语文，其思维方式是截然相反的。老师在教书的时候，巴不得每个学生的答题都跟标准答案一样，至少是接近标准答案，追求的是同质性;但作为文学编辑，我在审稿的时候，希望读到的作品跟谁都不一样，向往的是异质性。

　　还有一个问题，很多老师教书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文学的标准就是教材中课文的标准。这就等于是在给自己降低难度，降低标准啊。当然，中小学课本中也不乏好作品，我印象中，對我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课文都出自中学课本，如《老人与海》《项链》《孔乙己》《祝福》《铸剑》《受戒》《哦，香雪》《背影》等，都是好作品。这种作品的好不会因人而异，经得住时间的检验，是经典，自然也适合中学生阅读。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编教材的人都是专家，他们比我们更清楚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他们绝不会把中小学生接受不了的作品编入教材，哪怕它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所以，用中小学生的接受标准作为文学的写作标准是很滑稽的，至少是很狭隘的。更多的好作品在课本之外，尤其是诗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教材的编写，包括大学语文教材，已经远远滞后于诗歌的发展。很多中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语文，可他们对诗歌的理解仍然是唐诗宋词，完全没有新诗的概念，至于今天的诗歌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更是一无所知，因为编入教材的新诗实在少得可怜。我记得我读书那会儿，教材中最新的新诗是韩东的《山民》，那诗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大，说不定还比我大几个月。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说唐诗宋词不好。事实上，唐诗宋词很棒，是高峰，难以企及。说句题外话，我真不希望大家写旧体诗，原因就在于它不可能被超越。你就是一辈子什么都不做，就连吃喝拉撒都省了，一辈子就专注于写旧体诗，你也不可能超越前人，顶多写得像谁谁谁，可以以假乱真。而新诗就不一样了，超越北岛、舒婷、顾城，超越于坚、韩东、伊沙，超越雷平阳、陈先发，超越刘年、王单单、余秀华，都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可能性很大。新诗给了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现在言归正传。小地方写作的第三个困境，我认为是知识更新慢，甚至慢到超乎想象的程度。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个人到编辑部给我投稿，是一个美女，投的是一篇散文，我一看开头就知道写法过于陈旧。我问她平时都读哪些人的散文，她说，读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周作人。我再一追问，她的回答差点把我吓尿了。她竟然连余秋雨都只读过一两篇，至于祝勇、周晓枫、刘亮程、格致、黑陶是谁都不知道，更离谱的是，作为云南人，她甚至不知道于坚和雷平阳写散文，而且写得非常好。后来，我问过很多小地方写散文的人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竟然惊人地相似。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散文作者，读到的最新的散文竟然是民国时期的，这怎能不让人吃惊？不独是散文，小说和诗歌领域的情况也差不太多。我不是说读民国时期的散文不好，而是说不能只读那时候的作品，我们应该关注当下，至少应该了解当下文学发展的情况，不能落后于时代太多。

　　文学到底有没有进化论我们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跟社会一样，文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就说余秋雨吧，我特讨厌这人的散文，尤其是他在文中传达出的那种价值理念，有些说是反人性都不过分，比如《道士塔》，他凭什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居高临下地谴责一个生在乱世、“太卑微”、“太渺小”的王道士？凭什么“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如果角色对调，我估计他还不如人家王道士。王道士在发现一洞文物的时候，还知道首先向县长汇报呢。清政府腐败无能不去谴责，竟然骂“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典型的奴才嘴脸，欺软怕硬，拣软柿子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讨厌至少说明我读过，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嘛——但讨厌归讨厌，客观地说，我不得不承认，余秋雨对散文这种文体是有贡献的，他拓宽了散文的格局。余秋雨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散文关注的领域不再是个人的那点小温暖、小清新、小感伤或者那一点点小小的正能量了，而是整个人类的文化。文化散文的大幕已经被拉开了。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我举《道士塔》这个例子，显然不是要声讨余秋雨，我跟他无冤无仇，没这个必要。王道士在他的年代，自然意识不到那些文物的珍贵，只知道它们能换点小钱花花，甚至认为那些花钱买破烂玩意儿的外国人吃错药了，同样，林语堂、梁实秋等人在他们的时代也不知道什么叫科学发展观，什么叫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不知道什么“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城镇化和空巢老人。时代发展了，我们的情感也随之改变了，而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民国时代，如何能写出好作品？知识的陈旧，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的眼界打不开，格局自然就小了。

　　此外，语言的的表达方式也发生变化了。我们的汉语，较之民国时期，已经规范多了，至少“的、地、得”的使用明确了，不再用到底的“底”来代替了。那种半文半白的东西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了。你的语言习惯不更新，作为编辑，我会觉得讨厌，对于那些非专业的读者来说，那简直是一种阅读障碍。在文本中莫名其妙地加入一些古汉语词汇，不仅不能说明你学问高，反而让人觉得不接地气。当然，你通篇都用古汉语或半文半白来写另当别论，只是我个人不主张这样写。你能超过古人留下的经典著作吗？一部《红楼梦》能甩你十万八千里。

　　第四个困境：生活节奏慢，容易对身边的事物熟视无睹，写作者容易变得麻木。《民族文学》前主编叶梅老师曾讲过一个故事。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茅盾文学奖后，当地一名作者愤愤不平地对叶梅老师说：“我就是在额尔古纳河边长大的啊，这种题材应该我来写才对，怎么迟子建写了呢？”叶老师笑笑，说：“谁让你不写的？”我觉得，这是小地方写作者的一个通病。在大城市，每一条街道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而在小地方，没个十年八年也难感受到时间的变换。生活节奏一慢，人就容易慵懒，反正今天跟昨天差不多，今年跟去年也差不多，却意识不到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王单单有一首诗，叫《卖毛豆的女人》：

　　她解开第一层衣服的纽扣

　　她解开第二层衣服的纽扣

　　她解开第三层衣服的纽扣

　　她解开第四层衣服的纽扣

　　在最里层贴近腹部的地方

　　掏出一个塑料袋，慢慢打开

　　几张零钞，脏污但匀整

　　这个卖毛豆的乡下女人

　　在找零钱给我的时候

　　一层一层地剥开自己

　　就像是做一次剖腹产

　　抠出体内的命根子

　　我有理由相信，在我们小县城，类似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可我们却视而不见。这首诗，就语言来说，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也没什么写作技巧可言，但恰恰就是这种最真实、最质朴的生活场景成就它，那种痛感像锥子一样扎进我们的心里。

　　王单单跟我很熟，他诗中的场景发生在镇雄县城，按说也是小地方，当时他在一个很偏远的小乡村教书。但不管怎么说，王单单的成功至少说明了，小地方的写作者也是有出路的。这种成功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康德一辈子也没离开过他所生活的那个小镇。

　　事实上，小地方的写作者具备很多大城市写作者所不具备的优势。把这些优势利用起来就是出路。

　　中国古代哲学讲求阴阳相生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困境本身就是优势，比如刚才说的生活节奏慢，它固然能消磨人的意志，但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節奏慢，恰好说明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多啊。我在昆明上班，每天耗在路上的时间平均为3小时左右，遇上堵车还不止。工作的压力且不说，单就这3小时也是弥足珍贵的，够读1/4本小说了。这些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不愁阅读量不够，也不愁知识结构不能更新。当然，也可以用于写作。3小时，写一千字应该问题不大，日积月累，那可不是个小数目。读得多写得多了，语言的感觉自然会有所提升，出好作品的几率自然也就大一些。

　　刚才我说，圈子小，不利于交流与碰撞。现在我要说，交流的方式有多种，阅读好作品也是一种交流，跟前辈大师们跨时空交流同样能受到启发，甚至更大。可能有人会问：“我们接触的写作者的层次普遍偏低，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谁给我们推荐好书读呢？”如果放在二十年前，这可能真是个问题，然而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这就不是问题了。只要有心，一打开手机，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少不了好书信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时代，阅读资源的分布已经没有大城市与小地方之分了。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大城市的写作者能第一时间知道，小地方的写作者也能。找来读不就完了？更何况，各大门户网站都有自己的读书频道，里面都有好书的评介，古今中外的都有。买书也是一样，当当、亚马逊，人家送货上门，大城市写作者能享受的待遇我们同样能享受，更何况我们还有时间优势，我们可用于读书的时间明显比他们多。

　　必须承认，每个人的阅读口味不一样，我认为的好书，你不一定认可。这很正常。那么，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好书就成了一个问题。这里，我想分享一点经验。这经验的第一步也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广泛阅读，然后找到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对他（她）的写作特别服气的作家重点读，最好能读全集，包括出版过的书信。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总会在一些散文、杂文、创作谈或访谈中提到他喜欢的作家作品，我们把这些作品也找来读，遇上服气的，依然读全集，这样下来，雪球就会越滚越大。这个问题，我之前跟在座的一位朋友交换过意见，她告诉我说，这世上就没有令她服气的作家。我觉得这一点十分可疑。无非两种情况，要么狂妄要么无知。我个人认为第二种的可能性大一些。无知者无畏嘛，读得少，就不知道几个作家，自然就没有服气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真正成系统的阅读是从读王小波开始的。因为喜欢王小波，就找来他的全集。他在其杂文中提到过很多人的作品，文史哲相关的都有，比如罗愫、杜拉斯、卡夫卡、卡尔维诺、赛维德、米兰·昆德拉、格拉斯、许倬云、王朔、李银河，等等，我都找来读。读到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时，我就傻眼了。在这本薄薄的册子里，卡尔维诺提到了文艺复兴以来大部分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有经典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派的，够我读小半辈子的。

　　读经典很重要，与此同时，办得好的文学期刊也要读，但不必每一期都精读。比如写小说的，没时间读所有的原创刊物，读读选刊也好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以及我们身边的《长江文艺·好小说》等等，都是订得到的。这些选刊也不必全都读，读头两条就够了，把握住时代的风向。散文和诗歌也一样，虽然选刊少了点，但出版社有各种选本出版，尤其是诗歌，简直汗牛充栋。我再推荐一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文学杂志——《世界文学》，它指引的是世界文学的风向。

　　再聊聊互联网吧，这真是个好东西，对于小地方的写作者来说，是福音。没事儿的关注几家好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也能使我们的阅读变得很有效。自从有了博客之后，跟全国大部分优秀作家建立起往来都不是什么难事儿，看看他们最近写出了什么好东西，最近在读什么好东西，自己依葫芦画瓢多少也能有所提升。有了微信之后，这种沟通变得更便捷了，向大多数作家和编辑请教、询问都不是难事儿。换作二十年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圈子小的不足，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此外，如果我们对生活的观察足够细致，小地方的写作者还具备题材优势。很多大城市的写作者都面临一个苦于无素材或题材不够用的问题，城市，让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类似，甚至雷同，越来越了无生趣。同样的生活素材，大家都来写，要想有与众不同的发现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到一些相对偏远的地方寻找写作的素材，迟子建跑去额尔古纳河流域、范稳跑去藏区，都是为了搜集跟别人不一样的写作素材。这虽然有投机取巧的嫌疑，却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这方法实施起来时需要相当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精力，并不是每个写作者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小地方就不一样，我们生活中亲身经历的很多事情，是那些在大城市写作的人想都不敢想的，我们信手拈来用就是了，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那种异文化对心灵的冲击是很有力量的。无论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是范稳的“藏地三部曲”，在当地人眼里，文中的内容都略显粗糙，当地人的生活远比小说中的精彩——这一点我说得很有把握，因为我跟着两处的当地人都有过接触，问过他们的看法，至于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因为没采访过当地居民，不能乱说，我推想情况也差不多，神农架本土作家写神农架的小说，还真没有让我印象深刻的。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却很残酷，当地人最熟悉的生活，他们自己没抓住，竟让外来的作家在写。这问题的根源，说白了，就是没抓住自己得天独厚的题材优势。之所以没抓住这一优势，除了因为眼光不够敏锐，对身边的事物熟视无睹外，还因为功课做得不足。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但凡外地作家写本地又写得好的，地方志是他们必读的资料，是最基本的工具书。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文化，最便捷的方式莫过于读地方志。有了地方志的指引，其它资料查找起来就方便多了，地方志后面的参考资料就是现成的啊。

　　当然，行走也很重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行万里路可不是走马观花地耍一趟，还要敏锐地捕捉到对自己有用的场景与细节。总之，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是做功课。功课没做足，再大的题材优势也只能白白地从指间溜走，无可奈何抓不住，更有甚者，压根儿就没意识到自己具备这样的优势。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孤独。萨特说，他人是自己的地狱。这话用于文学写作者再合适不过了。每个写作者内心深处都是孤独的，要学会适应并享受它，不必苦苦寻求别人的理解。理解你的人不用找，自会理解你，不理解你的人，就是解释再多，也是徒劳。这种孤独感，不会因为你在哪里写作而有所不同。要追求热闹，趁早改行干别的，我们写作者一旦跟着热闹了，自我也就迷失了。这方面，我觉得我自己的脸皮够厚，我孤独我骄傲，我孤独说明我在独立思考，而不是拾人牙慧。你打你的麻将我想我的问题，三缺一你也不会想到我，大家相安无事，挺好的。如果小地方的写作者学会了适应并享受这种孤独，再把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我想，那些所谓的困境都是浮云，出路就在眼前，就看你愿不愿走，毕竟，这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