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创世记3:19
金沙江边,有个小镇叫蒙姑。多年以前,我爷爷差点在这里打死了人。六十年以后,风烛残年的他提及当时的情景,仍然两眼放光。
“老子飞起一脚,踢中他的脑门,他刚一倒地,我又一脚踩到了他的肋巴骨上。”
这件事我们太熟悉啦。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兄妹,对爷爷早年的经历都已经滚瓜烂熟。似乎人老了,就真的只剩下回忆。那些往事像旧棉被,总需要在有阳光的日子翻晒。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爷爷坐在路边,逮住过路人就要讲上半天。若遇上那些要去远方、走村串巷的货郎,他更是惺惺相惜,请回家吃饭。
“出门人啊,不容易。”他说。
其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谁容易呢?如果要给他的讲述归纳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字:逃。逃荒、逃难、逃兵,逃进深山。逃,就是出山,出门,出故乡。
我们从哪里来?
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夜晚坐在大凉山的火塘边,不经意间提起的话题。那时炭火正旺,吐着蓝色的舌头,烈酒在大碗里悄然挥发,当然更多的酒被倒进喉咙,化作巨浪滔天的酒话。
“东川瓦泥寨,我们从那里来。”我爷爷说。
于是,瓦泥寨便成了一个遥远的想象。我十九岁时,踏上云南的土地,途经蒙姑和东川,自然想起了瓦泥寨。可有人告诉我,当时的东川并没有一个叫瓦泥寨的地方。
和我的祖辈一样,我也在逃。贫穷像疯狗追咬着,不逃就会被石头和泥土同化。我在云南想象故乡大凉山,中间隔着金沙江。如果传说中的迁徙是真,那我的祖先也要从云南跨江进入凉山界。他们也许会选择枯水期,江平如镜,没有船只。我的祖上坐着羊皮筏,从一座山跨江进了另一座山。彼岸,在祖先们的想象中,类似于梵语的“波罗”。可事实上,河流只是大地的血管,深山是逃不掉的宿命。
大山威武矗立,我的祖先们顺着山沟,寻找栖身之所。他们落脚于一个叫拖卓的地方。那是什么时候?祖坟里,能看到的最早的碑立于清朝末年。一个家族的来源,没有了十足的依据,只能靠想象和加工,口口相传。而这种想象,当然不可靠。
我爷爷说,祖上出过一个大力士,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我爷爷还说,祖上曾经占山为王,号令八方,而如此强势皆缘于祖坟风水。群山如龙,巨石如冠。有仇家夜里请石匠凿石龙冠,太阳出来便又恢复原样。石匠无奈,深夜俯身贴耳于地,听地脉龙神发话,遂用铁钉钉断龙脉,并以黑狗血拭染之。祖上大败。
我十岁时回过拖卓,那个比故乡还老的家。群山巍峨,悬崖峭壁,山间小路只是大地的爪痕。我和父亲经过一个小村庄,那里正在办丧事。有人上山砍柴,坠崖而亡。
那个地方像一口锅,人住在锅底;又或者像一口大井,人人都是井底之蛙。
我爷爷离开那里时,大概二十岁。他娶了我奶奶,跟她一起生活在了另一个还算平坦的地方。一九五七年,我父亲出生;一九六七年,我奶奶过世。我甚至不知道她在这个世界活了多少年,我只见过她那长满山竹的坟茔,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带着兄弟们将一车爆竹卸下来,在村庄上空炸响。陌生人投来淡淡的目光:哦,这座坟是有后人的。
这里的人们不认识我,但他们一定记得我爷爷。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这个村庄出了一个凶恶的懒汉——我爷爷。他对大炼钢铁和集体劳动都毫无兴趣,每天睡到日上三竿,在开饭的哨声响起之前自然醒。生产队长大怒,前来喊门。我爷爷提了生锈的杀猪刀,从门缝里杀出,险些正中对方胸膛。这还不算,晚上他怀揣手榴弹上门,揭开金属盖,冷静地跟生产队长一家讲述手榴弹的爆炸原理。
讲完,叼着旱烟回家了。
第二天,生产队开会,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鉴于我爷爷有生意头脑,让他去管理生产队的牛马。那是生产队最大的一笔财产,春耕秋收全靠它们。所谓管理,并不是饲养,而是决定这些牛马的去向。
他由此开始了贩卖牛马的生涯,成了一个做“大生意”的人。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候。他吆牛赶马,足迹遍布云贵川。他像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吉普赛人,巧舌如簧。只要是他的东西,经由他的嘴说出来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珍宝。
发生在蒙姑的那场打斗,起因是我爷爷口若悬河夸赞了自己的三頭黄牛后,换走了这个村里的三头水牛。待生产队长反应过来吃了亏,便带了一村的人将他围住。
这件事情的真假,无考。但在我记忆中,经常有因为跟他做牛马交易而吃亏的人找上门来扯皮,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愿反悔。我亲眼见过他夸一匹马,他能够将马的五官、四肢、马鬃、马尾全夸一遍。他声音宏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
晚年,他乐意跟人讲起贩卖牲口的经历,但很少提一九六七年的事。
那一年,我奶奶死于哮喘病。这个小个子女人,据说才是家里真正的大梁。没有了她,我爷爷只不过是个浪荡汉而已。她死了,家里所有的好运都和她一起埋进了土里。
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没有一寸安乐土。即使是那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也已在一个桃花疯患者的指认下批斗死了两个人。我的爷爷,又岂能幸免?他被人揪上了台,昂起头,便看见台下我的父亲背着年仅一岁的叔叔。他低下了头。
此后很多年,我父亲反复跟我提起那个场景,最后总结道:造孽。其实我想说,个人的苦,并不算苦,而众生之苦,才是大悲。我无法向父亲列举那十年的惨绝人寰,心里反而庆幸他们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
那个叫沟口的小山村,是我的出生地。逃离故土,似乎是我家无法逃脱的命运。一九八一年,我们又举家搬迁了。搬向了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那里同样是深山。同村人大多来自更为苦寒的云南巧家。
时代像一片荒山,等着人们去开拓。我的爷爷他日益苍老,一遍遍重复回忆,想将它们复活。当然,他失败了,故事就是过去的事。那些事已经死了,朽了,即使未朽,也只存在于一个老朽的脑海里。
我们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长出兄弟姐妹。在被世人遗忘的山乡,与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一同活着。连它的名字也是就地取材,叫木树脚。这里地处交界,一条山沟的对面就是另一个县。站在门口,我便能在冬天看见白雪皑皑的云南巧家大药山。
我曾经以为,是山撑住了天,天才没有塌下来。当有一天我明白山的外面不只有山,还有江河湖海、平原沙漠,我產生了强烈的想去看看的冲动。我走出村寨上小学,走出乡镇上中学。我以为那个只有3万人口的小县是城市,殊不知世界正在酝酿着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迁徙。我成了时代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它让我在外面的世界里晕头转向。
我的祖辈从瓦泥寨到拖卓,从拖卓到沟口,从沟口到木树脚。而我从木树脚走到了外面。有一天我在云南想起故乡大凉山,像一只长镜头从村口慢慢探进去。一个青年在异乡热泪盈眶。
一千八百多年前,彝族先民从云南进入凉山。多年以后,我逆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到了云南。没有携家带口,最贵重的东西是一把破木吉他。命运系在蒲公英上,在城市的石缝里长出了梦想的苗。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时光如水,洗刷着村庄和亲人。离乡像一场梦,当我某天重回故乡,眼前的村庄和亲人似曾相识。仿佛他们的所有变化都发生在我离乡时。
离乡,是地理位置上距离的拉长,更是心理距离上的缩短。
我们从哪里来?
我开始搜寻那个叫瓦泥寨的地方。现在的云南东川没有一个村寨叫瓦泥寨,但这个以铜矿闻名的地方,过去的地盘更广。某次我在毗邻东川的云南会泽县采访,偶然得知那里有一个叫瓦泥寨的村寨。
我开始在凉山彝族的姓氏中查找包姓的根源,并曾一度怀疑自己有蒙古族血统。
我在县志上顺藤摸瓜,知道我的故乡凉山会东县原属会理州。我在清顺治年间的《会理州志》上寻找故乡的踪影,看到了“木树脚”,清朝时属者堡土司禄恩锡管。那时候的凉山,土司割据。家支与家支,彝族与汉族之间大小规模的战争不时发生,那深山密林无疑是最好的避难所。
如此,我似乎可以解释那些荒草中无人过问的坟茔了。那些被风化的墓碑下,或许葬着某个为了部落而战死的英雄。这草木与鸟兽一起生长的地方,是我的故乡,也是很多人曾经的故乡。
在故乡面前,人多渺小。一颗树便能熬死一代人,更别说那些静默的石头。当然,也有人看起来像石头般硬朗。比如我的爷爷。他目送一个个老人归去,耳聪目明。八十岁那年,他听说我在昆明有了自己的家,非得要跟我来看看。无奈路途遥远,不敢让他冒这个险。
我和所有人一样,固执地相信自己的亲人会长命百岁。而我的爷爷,也在用身体向我们证实这一点。二零一五年,我父亲打电话来说爷爷摔倒了。他的拐杖绊倒了他,在家门前。头和大地的撞击中,他的头颅裂了。他八十五岁了,颅内出血。我的医生朋友开出的建议是:接回家去,准备后事。
我和弟弟连夜赶回。在车上,将他这一生回顾了一遍。我见到他的第一面,他说:我还不会死。他真的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又拄着拐杖四处活动。
二零一六年春节刚过,他又摔倒了。这次不怪拐杖,应该是他的双腿在作祟——它们违背了他的意志。没有太多的疼痛,就是站不起来了。年轻时他久跑江湖,如今将活动范围缩小到了一张床上。生命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我再回故乡时,看到他缩在床上,像一件随意扔在床上的衣服。我凑近耳朵高声喊他,他终于认出了我,伸出那双枯枝般的手,使劲拍打我发福的肚皮。
还能怎样呢?衰老无坚不摧。我们将他背出卧室,放在光线明亮的地方。跟他合影时我想到了年代久远的古董。有一瞬间,我按下快门,他嘴边快燃尽的香烟升腾起一团烟雾。照片上爷爷,腾云驾雾。我也明白,某天他会变成一片云。
这一天并不远,就在几个月后。我们仿佛都已做好了准备,衰老让人坦然接受了死亡。我在下楼取钱的路上写下一条微信:人间苦已尽,天堂门已开。那是农历六月,万物葱茏,而我的爷爷像一片树叶凋零,落向了尘土。
八十六岁,他完成了自己的一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我和父亲在群山间奔走,为他寻安身之所。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安葬他的地方,群山奔涌,大地突然张开怀抱,接纳了他。这个一生都在为活着奔命的人,终于安静了下来。但是群山继续往前奔涌,延绵到更远的地方,跨出四川界,到了云南和贵州。
连群山都在奔袭,何况是人。如果离乡是命,不管是逃离还是飞翔,我都只能扇动我泥土做的翅膀,飞一段,停下来,朝着故乡的方向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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