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成

　　那时候，凶姐姐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穿上高跟鞋。她的梦想如此简单，心愿又如此朴素。

　　回想起小时候的生活，有几分甜蜜，也特别寒酸。哥哥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一年光学杂费就将近一百块，可全家人靠种地一年的收入也没几文钱。

　　父亲常说：“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也要让两个儿子读完小学，将来咱家也算有两个识字的。”

　　母亲也总是不无骄傲的说：“大不了晚上不睡觉，我靠织草席，一个月也能卖得个四十来块钱，不但供得起我儿子读书，过年还能穿上新衣裳。”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母亲总是露出幸福的笑容，那颗银牙齿在煤油灯下显得格外漂亮，被岁月熏黑的皮肤显出道道皱纹，彷佛是草席在她脸上印下了串串足迹。

　　事实上，除了要照顾九十岁的奶奶，还要养活我们姐弟8人，这是一件多么匪夷所思的事。别说买新衣服，就连吃饭，有时都揭不开锅。

　　想想年过五十却仍然为全家人生计忧心忡忡的父亲，摸摸母亲那双比草席还粗糙的手，凶姐姐咬了咬牙，“狠心”地离开了家。

　　凶姐姐十三岁，临别时，母亲把自己那件厚厚的天蓝色毛衣给她穿上，这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只有做客或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时才从箱子里拿出来。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帮凶姐姐收拾一些简单的行李，然后拉着我的手送她到村子背后坐车。

　　在蒙蒙细雨中，车开了，她连忙探出头来看，显得格外不安，恨不得从车上跳下来，却是第一次坐车不敢轻举妄动。她顿时哭了，凌乱的头发被泪水浸湿，本来就脏兮兮的脸此时看上去简直是个小乞丐。

　　那时，凶姐姐总是打我，我嫌她太凶，心里怨恨她，看到这一幕暗自窃喜，心想，她走了倒是好事一桩。不过看在她平时没少给我东西吃的份上，车子绕过小山坡的那一刻，只在心里默默诅咒她永远也别回来。

　　半月后，家里收到凶姐姐捎来的信，字迹很工整，是托人写的。她告诉我们她在文山城一家了不起的饭店洗碗，说一个月150块的工钱，拼命干上几个月，全家的生活费，两个弟弟的学费就基本不成问题了。这时，全家人很高兴，父亲还为此使出了绝活，做了个草帽大的饼子，让我们姐弟几个饱饱的吃了一顿。凶姐姐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我倒是过了些安闲的日子，不过也没人给我零食吃了，在外面被欺负也没人替我出头了，突然特别想念她，天天跑去问母亲姐姐什么时候回家。

　　村里开始杀年猪了。这个寒冬腊月，凶姐姐得了风寒，拿到钱的凶姐姐又背上行李辗转回到家里，这时她已经咳得不行了。可能是水土不服，脸色苍白了许多，不过脸蛋比过去洗得干净了，大酒窝也更深了。她把拿到的四百多块钱数了又数，假装把它装在口袋里，又欢喜地拿出来在小辫子上裹一下，最后递给父亲。我看到她露出满足的笑容，而我又明显看到她的手长了很多冻疮，长期被冷水浸泡的手此时变得像多年没人管的破麻袋。

　　对于她的病，自己一再说没什么大不了，一直坚持不治疗。后来，病情恶化，成了严重肺炎。在乡卫生院治疗花光了三个月的辛苦钱，还欠账几百块。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她到外婆家找草药去了。我开始焦急、不安，每天跑去问父亲：“我姐姐她们什么时候回家，她会不会好起来？”

　　母亲绝望地带着姐姐回来了。说一家人应该在一起过几天好日子，该团圆了。此时的她嘴唇发黑，呼吸困难，在县中医院检查时，确诊她得了肺结核。这使我们一家人很害怕。可是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父亲无奈的低下了头，母亲织草席的速度比以前快了一倍。

　　姐姐开始消瘦。我开始后悔对她的诅咒。开始可怜她、关心她，整天陪着她。

　　她不能淋雨。走几分钟路就得歇一下，否则，就是撕心裂肺的咳嗽。每逢晴天外出，遇到平日里最好玩的小姐妹，就吓得赶紧躲开。

　　她在家和奶奶一起忙家务。空闲时，她跟我讲述自己打工的情景：“那天我背着行李站在饭店门口，老板娘的高跟鞋真漂亮，还是皮的呢。”她的眼里充满了渴望，仿佛是自己的心被欲望桎梏得太久，如冰封水面，感受不到阳光的温暖。

　　“那天，饭店不要我，说是怕我影响了饭店生意，姐姐我一把抢了她们手中的拖把拖起地板来，比她们利索多了，老板娘看我能干，才要我在那里洗碗。”她骄傲地说。

　　那天，我一直陪着她。她拉着我的手，一刻也没有松开，仿佛一松开就永远抓不到了。她一边咳嗽一边吐血，黒沫从嘴角流下来。她说了很多幸福的故事，说在饭店打工时每天晚上都梦到自己在家里和爹妈、兄弟姐妹一起吃大饼，一起下地干活，她在梦中拉着我在开满狗尾巴花的山上放牛，自己还买了高跟鞋，也给我买了一双更漂亮的鞋。

　　姐姐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橄榄果，递给我，说是回家的路上晕车，一位大妈给了她一颗，自己没舍得吃。她告诉我：“以后想姐姐了就舔一下这颗橄榄果。”

　　到了晚上，月光照在她安详的脸上，她没来得及等待还在地头干活的父母。她终于松开了手，再也感觉不到痛苦了。

　　有一天，母亲用草给她织了一双高跟鞋，母亲告诉我，姐姐是去了天堂，每年七月初七回来看望家人一次。于是每年的这一天，月光皎洁的时候，我都会在嘴里含一颗橄榄果，坐在门口等姐姐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