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明

　　我退休后，喜欢读媒体上刊载的格律诗词。读着读着，也发觉一种令人不满意的现象：有的作者，一味模仿古人的遣词用字和表达方式，采用古代的名词术语及称谓，用字措辞，不仅生冷怪僻，晦涩难懂，而且，用典过多，出现注释反比诗文还长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读者的欣赏和理解。尤其是在当今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人们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查阅资料，反复揣摩，读者望文生疑、却步，使得格律诗词更加“小众”化。

　　我认为，格律诗词本是抒发人们情感、脍炙人口的一种口语化的文学表达形式。所以，才为人们所喜爱，并千古传诵。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如，“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等千古绝唱，哪一首不是口语入诗？哪一首不是意境深远、韵味无穷？短短几言，道出了众人想说却找不到最合适且浅显明白的词句。让人读一遍，就明明白白，多读几遍，就会让人记住并口口相传。毛泽东主席的诗词，之所以令人们交口称赞，应该说，描写生动细腻、口语化，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他1965年写的《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些口语化的描写，就像诗人在面对读者娓娓道来，既好懂，又易记。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读媒体上的格律诗词时，发现有些诗家词人，专挑一些生僻字词，故弄玄虚，以显自己高深、高雅。比如，蝴蝶就是蝴蝶，为何非要写成“蛱蝶”；荷花就是荷花，为何非要写成“菡萏”呢？又如，蒲草或芦苇，人们一看便知，为何非要与古人一样称“蒹葭”？现在，读者对象不同了，总是引用古人的词句，不一定就能表达好自己的情感。我料想，古人的诗词，也可能是用当时人的“口头语”。至于用典，更是各取所需，信手拈来，难怪有的人诗词后的注释相当于一篇文章。

　　格律诗词，是一种用高度凝结的语言，形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她是国粹。有人把她形象地比喻为戴镣铐跳舞，好看不好跳。我觉得，好的东西一定要传承，但不能生搬硬套。格律诗词，跟讲话同出一理，最主要的是，要让别人听得懂、看得明、意境好，人民大众读了说好，不能雅得让人看不懂，更不能俗得满纸口水。要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贴近大众，抒发情怀。

　　我说口语化，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忽略了格律诗词的文学性、形象性，说那叫顺口溜、打油诗，而不是格律诗词。其实，赋诗填词，不仅需要作者有为民情怀，迈开双腿，深入民间，深入实际，倾听和熟悉民间口语，更需要去发现、搜索和提炼，关注百姓内在的发现与感觉，捕捉生活的闪光点，并将其浓缩成诗词，记录时代变迁的点点滴滴，为社会传递正能量。但话说回来，并不是所有的口语，都能进入诗词。近些年来，我在《东坡赤壁诗词》杂志上，就常常读到了很多口语化的诗词，不仅音韵朗朗上口，而且意境深远。比如，星汉的《回乡偶书》：“春风吹拂满书包，如饼朝阳挂柳条。布谷催春声太晚，麦苗已到小儿腰。”又如，陈维林的《女鸭倌》：“汗融湖水注辛勤，一杆长篙领鸭群。挑起朝阳撑落日，拨开风雨戳穿云。”再如，孙宇璋的《冯二嫂取经》：“取经今日到刘村，自愧当年错退婚。一片草房成广厦，三山果树变金盆。李伢娶进湖南女，张妹携回大学生。欲见支书诚道歉，谁知开会去京城。”这些口语入诗，既有强烈的生活现场感，又有乡土风情；既讲平仄，又合韵律；既有民歌风韵，又流畅淋漓。读后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喉头一热、心中一颤”。我认为，用这种口语赋诗，其实，也是一种传承格律诗词的好途径。诗圣杜甫（字子美）便是我们的好榜样。金元易代诗人房暤，有名句可证：“欲知子美高明处，只把寻常话作诗。”（房皞《读杜诗》）“寻常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白话。换言之，是经过诗人提炼的口语。可见，创作格律诗词，让那些生动鲜活的、经过提炼的口语入诗，是应该值得我们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