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欢

　　从新中国儿童文学诞生之始，农村生活就是儿童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当前乡村社会的变化也为儿童文学乡土叙事带来了新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城务工者的规模不断增长，并在结构上呈现出家庭化趋势。与此同时，乡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传统乡村生活的状态、以往乡村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正在渐渐消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表达乡土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面临日渐萎缩的窘境，这种萎缩不是指创作数量上的减少，而是在精神质地上，乡土童年叙事正在失去原有的灵魂与活力，儿童文学对乡土空间的书写日趋流于模式化和符号化。面对乡村文明的失落，我们的儿童文学该如何书写乡土，如何挖掘乡土童年中所蕴蓄的宝贵的精神资源，这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乡土作为与城市相对应的空间场域，一直是儿童文学表达和言说的重要对象。对一些有着鲜明地域烙印的儿童文学作家来说，他们对乡土童年的书写似乎是在某种本能驱使下完成的。莫言曾经说过：“一个小说家的风格，他写什么，他怎样写，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写，基本上是由他开始写作之前的生活决定的。”（莫言：《用耳朵阅读》，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在童年经验中蕴蓄着一个人对世界独特的感受方式，这些在成长中得来的经验，远比后来阅读和学习得来的经验都要有效得多。这样的日常经验未必每个人都能在日后转化为文学审美体验，但是对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却尤为重要。故乡和童年为他们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的精神视野，乡土童年成为了他们创作中恒久的底色。于是便有了王勇英儿童文学创作中对广西客家山寨独特民风民俗及巫文化的文学呈现，也有了小河丁丁笔下融汇风雅之气与世俗之美的西峒叙事。作家们在记忆的寻回中建构他们各自的精神原乡，乡土不仅仅是他们创作的空间与底色，更是他们儿童文学创作的美学选择，体现着他们的美学立场与审美趣味。

　　这些独特而灵动的乡土书写正是作家凭借个人清晰的记忆与巨大的才华才得以呈现的。然而，随着乡村文明的崩溃，这些泛黄的乡土记忆似乎也在渐渐离我们远去。在告别乡土中国之后，我们的儿童文学该如何继续书写乡土，这是一个有待深思的问题。当下，儿童文学乡土叙事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随着乡土经验日渐匮乏与乡土记忆的模糊，乡土童年书写也日趋显现出与现实的疏离和固化。乡土童年的文学叙事虽然还在继续，却似乎常常浮于表面，或是游离于时代之外，甚少能够带给读者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种疏离与固化首先体现在人物的刻画上。在乡土人物的塑造中，无论男女老少，总是难以摆脱一种旧有的刻板印象。例如老人常是守旧而固执的，中年人总是坚毅而温厚的，少年儿童多是早熟、执拗而又不善言辞的，等等。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物形象的刻板，而是在刻板之余却缺少细腻的笔墨和生动的细节来点亮人物，也就无法凸显人物的个性特点与生命灵性，这就使人物形象失之于单薄和碎片化，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只是一个刻板而模糊的轮廓，这是导致大量乡土人物形象趋于雷同的原因。

　　此外，乡土特征的呈现也趋于表面化，故事情节流于俗套和庸常。一些作品只是表面上强化地域空间的乡土特征，实际上却缺乏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作为支撑，因此很多故事看起来大同小异，缺少文学质感。对于久居城市的孩子们来说，“乡土童年”本应为他们的阅读带来一种异质性的生命体验，这样的文学阅读应该是一场充满新奇和惊异之感的精神之旅。然而，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很多作品只是套上了一层乡土的外壳，一些作品讲述的还是几十年前的乡土故事，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用来描绘乡土的语言，这样的乡土叙事不仅与当下的生活现实距离遥远，在精神层面也很难引起当代儿童读者的共鸣。与此同时，一些作品在叙事技术层面也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的作品一看到开头就能猜到大致的情节发展方向和主题大意。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不禁会提出疑问：这些作家真的熟悉现在的乡村生活以及在那里生活的孩童吗？还是说，他们对乡土的认识永远停留在那些已经褪色的记忆中，抑或是在模仿那些曾经在文学作品中被塑造出来的乡土世界？如果作家缺少鲜活的乡土经验，仅仅凭借一些粗疏的了解和模糊的印象去书写乡土，那么他笔下的乡土终究只是一些雷同而模糊的轮廓，而非独特的、具有生命力和真实感的文学乡土。

　　与此同时，新的乡土叙事正在生成。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系列城乡社会问题日趋浮现，文学叙事开始表现出更多对底层社会的关注，而反映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生活的题材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儿童文学乡土叙事的创作视野。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涌现，是中国式童年的重要一种。尽管近十几年来，对这一群体的书写层见叠出，但是大部分作品只是浮于题材表面，真正能够抵达乡土现实与童年精神深处的佳作屈指可数。题材先行几乎成为此类作品的共性问题。诚如学者所言，对大部分作家来说，选择此类题材，“首先是出于一种文学道义的立场”（赵霞：《典型形象及其叙事——关于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思考》，《文艺报》2017年8月9日。），抑或是“为评奖而定制的作品”（姚苏平：《论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留守与流动儿童书写》）。我们并不否认创作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品可能抵达的水平与高度。但是，文学创作的立场和意图本身并不能作为评价作品优劣的标准，题材的选择亦不能成为作品在童书市场和评奖中屡屡通关的护身符。

　　此类题材目前存在的创作局限，一方面与作家缺乏乡土生活经验有关。一些作家久居于城市，对于乡土，无论在生活经验层面还是在情感上都是极度匮乏的。他们对当下乡土童年现状的了解主要源自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这就导致他们在创作中与当下真实的乡土童年生活严重疏离。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主题先行是当下流动与留守儿童题材创作的一大弊病。作家在面对此类题材时，常常会从揭示社会问题、观照儿童成长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创作，忽略了对文学技法的要求，同时也缺乏对童年本体性的理解和观照。不可否认，很多执着于此类题材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曾在搜集材料和体验生活上付出很多努力，与现实生活中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也多有接触。然而在创作实践中，在明确的问题意识导向下，作家往往很难将搜集到的创作素材转化为具有文学质地与艺术个性的叙事作品，也难以写出作为个体的童年生命的独特、灵动与鲜活之感。正如学者曾在文章中指出的：“在不少留守儿童角色身上，我们往往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群体的某些基本生存状况，如双亲缺位、监管缺乏、经济窘困、情感无依等，以及这些状况对儿童个体可能造成的基本影响，却很少能够看到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动个体的那种丰满、深切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赵霞：《典型形象及其叙事——关于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思考》，《文艺报》2017年8月9日。）“大部分作品完成的主要是图解生活的初步任务，它们以作家所观察或听闻的现实为摹本，致力于表现特定儿童群体生活的现实艰难乃至苦难。”（方卫平：《中国式童年的艺术表现及其超越——关于当代儿童文学写作“新写实”的思考》，《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透过这些作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作为社会问题存在的儿童群体和童年现状，而非作为生命个体的儿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如果一直站在道德的高位和精神世界的外围来打量儿童，而不是发自内心去感受童年生命里的欢欣与忧伤，那么他的创作打动的只能是和他们具有同样想法的成人，而非作为读者的儿童。

　　面对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化，如何书写乡土成为作家和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贺仲明曾经提出以“乡土精神”作为乡土文学的灵魂与未来发展导向，他认为：“乡土文学是一种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即使是在乡村生活越来越现代化、传统乡村逐渐消逝的背景下，它也应该有存在的一席之地。它并不随乡村面貌的改变、传统乡土文学某些特征的消失而消逝，而是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中拓展自己、转换自己。”“在乡土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今天特别是不久的将来，‘乡土精神’应该成为‘乡土文学’最基本的核心，构成这一概念的灵魂。”（贺仲明：《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的未来灵魂》，《时代文学》2011年第9期。）而对于乡土精神这一概念，贺仲明又做出了进一步阐释：所谓乡土精神，一是对乡土的热爱和关注，二是对乡土文明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向往与认同，三是对一些美好乡土文化价值观的揭示和展示。乡土精神虽然以乡土为基础，但它并不局限于传统乡土文化，它能够吸收现代精神的因素，对传统乡土文化有扬弃和现代的改造重生。比如说，乡土文化中包含多元因素，其中也不乏一些粗俗低级的内容，也有很多滞后于时代的因素，而文学应该弘扬其中美善的一面。（贺仲明：《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的未来灵魂》，《时代文学》2011年第9期。）

　　湖南作家小河丁丁和浙江作家汤汤的儿童文学创作正是在书写乡土经验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乡土精神的探求与坚守。小河丁丁通过对西峒风土人情的书写，肯定了乡土社会以德、善为核心的道德观，以及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表达了对乡土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汤汤则以原始朴素的自然观为内核，表现了对自然的爱与尊重，这同样也是美好乡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他们分别从不同侧面探入乡土文明的深处，试图在个人化的乡土经验和童年精神之间搭建起一座文学的桥梁，其中传达出对乡土精神的强烈认同,并进行了丰富的表现与执着的追求。无论是小河丁丁笔下淳朴、友善的风俗人情，抑或是汤汤笔下对自然的敬畏与渴慕，其核心都是对美好乡土精神的发掘与呈现。从他们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乡土作为重要精神资源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应用，与此同时，他们的创作也为当下的儿童文学乡土叙事提供了新经验与新方向。

　　首先，乡土精神的表达应以真实可感的乡土现实经验作为依托。“强调乡土精神的价值，并不排斥乡土现实在乡土文学中的位置，不排斥对乡土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再现。”（贺仲明：《乡土精神：乡土文学的未来灵魂》，《时代文学》2011年第9期。）如贺仲明所言，乡土精神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存在，对乡土精神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于乡土现实，而乡村风物、景观等在乡土精神的表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小河丁丁的西峒叙事中，作家正是通过大量的细节呈现，让那些逐渐远去的乡村生活风景再现于读者面前，从而拉近了现代读者与边远乡村之间的距离。如在《唢呐王》中，小河丁丁用一个孩子的口吻，不厌其烦地向读者介绍他的家乡西峒，从地方官话，到房屋的结构、食物的制作，再到民风民俗，西峒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地域空间，经由作者的文字变得格外鲜活、栩栩如生。随着风俗画卷的展开，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逐一登场，因为受到西峒这方水土的浸润，这片土地上的人也令人感到格外熟悉和亲切，人物的性格淳朴而不失鲜明。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先有了乡土，而后有了乡土上生活的人，乡土精神与乡土的自然地貌、人文景观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依托于真实的乡土经验，才可能将乡土精神表达得如此具体传神。因此，对作家而言，乡土经验的积淀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里所说的经验的积淀不仅仅是生活的积累，还有情绪的记忆，即以体验某种情感作为内容的记忆。情绪记忆常常是和形象记忆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过这样的记忆体验——当一件事过去很久以后，具体的事件已经记不清了，但是经历这个事件的情绪感受却一直残存在脑海里。对儿童文学作家来说，童年的情绪记忆尤为重要，它是作家展开联想的动力，也是作家创设童年场景、塑造儿童人物的基础。而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相似的情绪记忆也会唤起读者童年的记忆和感受，从而令读者产生情感共鸣。乡土生活的积累和情绪记忆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乡土经验，这也是乡土精神最主要的载体。

　　其次，乡土童年书写需要处理好乡土现实与文学表达之间的艺术转化。儿童文学创作从不回避儿童在社会生活与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现实问题，如何对这些现实问题进行文学的呈现，是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乡土文学创作来说，作家不仅要关注现实生活，积累大量的乡土生活经验，还要具有将生活经验转化为审美体验的能力，尤其要具有将社会现实问题转化为文学叙述的能力。从当下的一些反映乡土现实的儿童文学作品来看，作家们目前在某种程度上还缺乏将乡土现实游刃有余地转化为文学叙事的能力，很多作品只是从纪实层面上呈现了乡村社会中的童年现实问题和乡村儿童的实际处境，但是乡土童年中那些最独特、最具有精神力量和艺术表现力的内容却没能很好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在对现实问题进行揭示和解决的过程中，这些作品也常常是以一种相对简单、幼稚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既没有凸显出问题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也没能借助叙事技巧给读者带来跌宕起伏的情绪体验。当代乡土童年书写如果要在以上方面有所突破，还需要以文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它所面对的乡土现实。

　　如方卫平所言：“当代儿童文学缺乏的其实不是对童年生活现实的关注，而是关注这一现实的合适而成熟的艺术表达方式。”（方卫平：《中国式童年的艺术表现及其超越——关于当代儿童文学写作“新写实”的思考》，《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一方面，从叙事技巧层面来说，作家应当专注于提升文学叙事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把故事讲好、讲活，能够让孩子一口气读下去。对儿童读者而言，将故事叙述得起伏跌宕、富于情致，比用沉重呆板的文字去发出道德的呼喊更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从现实观照的层面来说，对现实的关注并不等于对现实的客观摹写。我们常说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个高出的层面就在于作家能够透过现实的表征看到世界更为真实的本质，从而在更深层次抵达现实、超越现实。从小河丁丁和汤汤的创作不难看出两位作家在叙事上的天赋和才华，而在对乡土现实的处理上，两位作家也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创作策略。小河丁丁的创作追求细处的真实，他以细腻的笔触为读者勾勒出一个鲜活而具体的西峒，但其所建构的乡土世界的内核从本质上来说却是浪漫而诗性的。而汤汤的作品虽然看起来天马行空、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实际上却常常渗透着对现实的关怀与思考。他们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在艺术表达上却从不为现实所束缚，这正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自由与真实。

　　最后，童年精神是乡土童年叙事不变的核心与灵魂。近年来，童年精神的概念在儿童文学领域内不断被阐释和强化。李利芳认为，童年精神是一种“意义丰厚的精神资源”，它“来源于童年生命内部”，是“成人社会之于童年对象的价值发现之后的思想建构”（李利芳，付玉琪：《中国童年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的理论构想》，《兰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它并非一种完全基于现实的客观存在，而是凝聚了成人对童年的诸多想象与渴盼。从本质上来说，童年精神的提出与强化体现了成人社会对童年价值的认识与肯定，它既是对童年生命的理解和尊重，同时也是对其生命力量与精神需求的一种观照。儿童文学创造了一个不灭的童真世界。童年是人生中的必经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童年终将逝去，但是关于童年的记忆和想象却可以长久地保留下来，并以艺术的形式留存。而童年精神正是其中联结成人与儿童、过去与今天、此岸与彼岸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存在。

　　在当代乡土童年叙事中，童年精神依然散放着绚烂夺目的光彩。在汤汤的《美人树》中，土豆受到桑桑的诱骗，与之交换身体变成了美人树，她从自然界的伙伴们那里得知，只有骗到下一个人来替换她才能恢复自由之身。但是，土豆却不想让这样的欺骗继续循环下去，最终，她凭借机智的头脑让四个错位的灵魂各归其位。在小河丁丁的《小照相师》中，12岁的男孩在父亲去世后，接替父亲成为小镇上的照相师。为了完成工作，小照相师挎着照相机，蹬着屁股还够不到座位的自行车，一个人从镇上到村子里去给乡亲们照相。一路上，小照相师就像当年父亲一样受到了村民们的热情接待，而他也努力学着父亲的样子，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服务。就在这次工作之旅中，父亲离去的伤痛被神奇地治愈，小照相师感觉自己长大了，“好像爸爸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小说的最后，小照相师沐着午后的骄阳继续骑车前行，“下一个村庄遥遥在望，明明知道声音传不了那么远，小照相师仍然叮当叮当按着车铃。他相信自己会像爸爸一样，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快乐。”在困境与逆境之下，童年焕发出巨大的生命能量，这正是儿童主体性的充分显现。如方卫平所言：“童年最‘真实’的精神内涵之一，在于儿童生命天性中拥有的一种永不被现实所束缚的自由精神。即便在最沉重的生活之下，童年的生命都想要突破它的囚笼，哪怕在想象中追寻这自由的梦想，除非童年自身被过早地结束。这是童年有别于成年的独特美学，也是儿童有别于成人的独特生命体验。”（方卫平：《中国式童年的艺术表现及其超越——关于当代儿童文学写作“新写实”的思考》，《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

　　童年精神源自童年生命内部，从某种意义来说，它的核心内容是基本稳定的，不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剧烈的改变，这可能正是安徒生、林格伦等作家笔下的童年画卷在百年之后仍在世界各地绽放巨大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童年精神的文学表达是永恒不变的，是无差异性的。因为承载童年精神的文化载体会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童年精神的艺术呈现也就具有了多样性。乡土叙事正是承载中国童年精神的最佳载体之一。一方面，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文明社会，乡土经验已经深深印刻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直到今天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族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乡土与童年之间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契合感，这不仅仅因为它们都与人们的怀旧情绪有关，还有乡土文化中对自然的热爱与尊重以及对质朴人性的认同，也与儿童纯真善感的天性不谋而合。其对于人情、伦理的提倡更是童年成长重要的精神资源。乡土叙事在顺应和滋养儿童天性的同时，也在引导着儿童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正是这些因素让乡土叙事成为承载中国童年精神的最美好的文学载体。

　　在城市化迅猛崛起的今天，乡土生活终将与我们渐行渐远，但是无论未来的中国乡村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只要乡土精神依然在滋养我们的童年、淘洗人们的灵魂，那么文学中的乡土童年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与此同时，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也需要进行更多的艺术尝试来补充新时代语境之下的叙事经验。方卫平指出，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美学突破与转型主要得益于19—20世纪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传统，它曾经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艺术营养。然而，这主要是一个属于相对富足的中产阶级童年的艺术表现传统，当“面对中国独特的童年生活现实，我们的儿童文学写作越来越发现缺乏可借鉴的艺术经验”（方卫平：《中国式童年的艺术表现及其超越——关于当代儿童文学写作“新写实”的思考》，《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小河丁丁与汤汤的儿童文学创作正是以本土资源为依托，为当下的乡土童年叙事提供了宝贵的叙事经验。他们在各自熟悉的创作领域找到了一条本土化、民族化的创作道路，为拓展中国儿童文学乡土叙事的当代版图、弘扬中国童年精神添上了一笔浓重而绚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