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铭爽 王启东

乡土文学与蹇先艾的短篇小说创作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鲁迅先生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将蹇先艾纳入乡土作家范畴。自此，人们便多沿着乡土小说的路线对蹇先艾的作品进行观照和解读。而鲁迅先生对蹇先艾作品的划分与归纳，成了理解蹇先艾小说创作的一个关键性事件，为后续读者、研究者阅读和解读蹇先艾的作品，尤其是蹇先艾前期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经验。

　　在蹇先艾的很多作品中，人物和故事都被放置于贵州乡村的背景下进行表现。他用满蘸感情的笔触描写了生活在贵州乡土的普通人。这里有受兵士侵扰的盐巴客，他们在别人的误解中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苦难；有生活贫困的赶驮马的老人，在乐观与隐忍中苦苦寻求生的出路；有为了五块大洋将自己的女儿卖给苏家公馆的安癞壳，直到被枪打死之前一直在后悔与自责中生活……蹇先艾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生活的呈现，将近代乡土贵州黑暗的画面展示在读者眼前，而这些乡土叙事也造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乡土作家这一身份。

蹇先艾小说的乡土流派特征

如蹇先艾本人所说：“我的短篇小说取材于贵州的较多，因为我对故乡的人民生活、语言、风土人情一般比较熟悉。”他的短篇小说生动细致地表现了贵州地区的人民生活、语言和风土人情。

　　在蹇先艾的小说中，他对故乡人民生活的境况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在他的笔下，既写出了盐巴客、挑夫、轿夫、草药贩子等多种贵州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也触及了乡村妇女的艰难处境和悲惨命运。作者是怀着同情与热爱来写这些遭受苦难的人民的。对生活在贵州这片土地的乡民生活境况的展现，使蹇先艾的短篇小说在内容和题材上呈现出乡土小说的特征。

　　对乡间习俗的描写是蹇先艾小说的乡土特征之一，他的代表作品《水葬》展示了贵州的一个乡土习俗。水葬的残忍，与被这种习俗戕害的乡民的可怜和悲哀构成了作品哀冷、悲戚的底色。而骆毛和母亲之间那种真挚朴素的情感流淌于文字之间，为这种冷酷增添了一丝温暖，成了这灰色的乡村图中难得的一抹亮色。蹇先艾用饱含同情的笔调写出了骆毛这个遭受压迫的穷苦人的不幸经历。他似乎不忍心将乡土写得过于黑暗与绝望，于是母爱的出现便对习俗的冷酷、残忍及乡民的麻木、冷漠进行了中和，从而使作品中因展示黑暗而引起的惊异与不适得到了暂时的放松与缓和。

　　蹇先艾小说中的乡土特征还体现在他对乡土贵州的环境书写上。他的很多作品都有对贵州地形地势、自然风貌等地域特征的描述。《水葬》中“层层叠叠的山岭”，《谜》中“习习的谷风”“饿狼的嗥叫”“峻秀的山峰”，《在贵州道上》中“奇异的高峰”“连绵蜿蜒的山岭”和两山间“几百丈宽的深壑”，等等，都是贵州山区的鲜明特征。蹇先艾对这些贵州自然文化的书写，展示出一幅幅生动的贵州风景图，使他的小说流露出浓厚的乡土气息。

　　“看客”是蹇先艾小说中一个明显的乡土意象。蹇先艾的很多作品都对“看客”这一形象进行了表现，揭示了人们的精神状态，由此彰显出其乡土小说深远的文化视角。在《水葬》中，他细致地描绘了这样一群看客形象：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挤进挤出”，争先恐后地看骆毛被押去水葬。在这里，周围人与骆毛之间构成了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在文本中形成了一种“看—被看”的二元对立模式。人们将残忍的乡间民俗当作一场好戏来观赏，在这种无意识的行为中暴露出来的是乡民的麻木与冷酷。而骆毛作为被乡民观赏的对象，却也在“看”这群乡民，看着他们对“看”这一行为的表演，从而使那些“看”水葬的乡民在不自觉中沦为被别人看的对象。这样一种“看”与“被看”关系的呈现构成了一种嘲讽，最终指向的是对乡民精神状态的揭示和批判。

　　无意识杀人团带来的精神上的戕害。《倔强的女人》中的主人公祁大嫂遭遇了乡民对其丈夫的“打听”。这些乡民通过“打听”的行为来揭示他人痛苦，这似乎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然而显示的却是乡民那种无意识且不自知的麻木与冷漠。就算是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迁居》，也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一种看客意识，表现出作者对看客心理的关注与思考，这也使他的都市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一种与乡土小说相同的气息与痕迹。在这篇小说中，看客的出现主要表现在人们对鹤群先生屡次搬家的调侃与讥讽上。他们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冷漠地看鹤群先生搬家，用讥讽的语言获取生活的笑料和短暂的心理满足。这些人对鹤群先生一家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丝毫同情，那群不会思考的、冷漠的人是看不到鹤群先生屡屡搬家的背后隐藏的外来者对北京“在而不属于”的悲哀的。

　　另外，蹇先艾短篇小说的乡土特征还体现在作品中对“乡愁”的呈现，他在作品中通过对故乡衰败的慨叹，流露出感伤的情调，由此构成其短篇小说乡土特征的又一种表现。《盐灾》中的臧岚初原本对乡村有着理想化的想象，他带着希望回到农村，却发现乡村也沉浸在黑暗中了。其中透出的是希望破灭后的那种沉重的悲哀。在这里，作者以“归乡者”的身份来看待故土，想象中乡村的美好和现实中乡土的黑暗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冲突，现实将美好的记忆打碎，在归乡者和故乡之间撕出一道裂痕，而对故乡衰败的痛心和感伤也顺着这条裂痕流露出来。臧岚初作为一个满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改变乡土的黑暗现状的，这种知识分子的无奈感也加深了作品中的感伤情绪。

在乡土流派之外

除了描写乡土贵州，蹇先艾还以都市为背景，对生活在都市的人与发生在都市中的事进行了表现，从而创作了《迁居》《两个老朋友》《仆人之书》等多篇都市小说。在这类小说中，作者主要以北京为背景，对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给予关照。而对北京市民生活的呈现，也使蹇先艾的创作在乡土文学领域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审美范畴。在《仆人之书》中，他通过对在都市里谋求一个职位的困难的描述，揭示出都市的黑暗，指出了城市中青年的生活困境。而《迁居》则通过对寄居在北京的夫妇屡次搬家的经历的描写，反映外来知识分子在北京这座城市的艰难生活。

　　蹇先艾的很多小说在书写乡土之外，还实现了对主题的扩大与深入开掘。这主要体现在其作品中抗战背景的介入、爱国基调的贯穿以及爱国情绪和民族情怀的融入与表现，这在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作的一些小说中有明显的痕迹。蹇先艾的作品，如《两兄妹》《乡村一妇人》《牧牛人》，都有抗战这样一种环境背景介入，在小说中熔铸了浓浓的爱国情绪，发出了朴素的爱国声音。抗战精神的融入，扩大了蹇先艾乡土小说的审美范畴，使作品超越了对乡土命运的关注，上升为对国家、民族处境的思考。在这些小说中，作者着力塑造了一批朴素的爱国者形象，如《两兄妹》中的洪生、华芷和贵州乡下的一群孩子，《乡村一妇人》中的王老奶和她的去前线的儿子王长顺，以及到后方医院工作的女儿幺妹，《牧牛人》中“常常关心着战事的消息”的牧牛人王全德。他们或来自北平，或生长于贵州，有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和生活经验，但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国家的热爱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特征。对爱国精神的表现和颂扬成为蹇先艾20世纪30年代乡土叙事和故都叙事的主要基调，对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的揭露成了蹇先艾这一时期创作的一个主要内容。

　　对小说审美意蕴的开掘是蹇先艾的创作在乡土流派特征之外的一种开拓，这首先表现在其小说体现的诗性特征。诗的情绪的融入使蹇先艾的小说跳出了乡土叙事的范畴，增加了一种抒情性的气息。正如李健吾为蹇先艾的短篇小说集《朝雾》写的书讯中提到的那样：“他是诗人，在小说中充满了诗意。”蹇先艾的小说弥漫着情绪，饱含感情，这为他的小说叙事增添了一种情感上的真实，使他的小说充满了感人的力量。除了诗意的流露，蹇先艾的小说还表现出一种散文化的倾向。《映姊》中回忆型散文的叙述语调，将映姊的人生娓娓道来，在小说的叙事中流露出叙述主人公对映姊真切朴素的情感。而《在贵州道上》仿佛也消弭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将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融入叙述者的归乡经历，读起来仿佛更像是作者对自己归乡途中所见所闻的一种记述。散文化的笔调，使蹇先艾的小说优美而真挚、朴实而感人，由此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