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福生

　　家对我的意义，不只是家人，更是土地，所以我才会在我的迁徙中感受到痛苦的流浪感。也许这是一种和谐化辩证。我的暂时忘记和搁置，曾经对我有帮助，但我却不能只有忘记和暂时的搁置。

　　无论生活，还是书写，浩浩荡荡的历史，都是我无法逃避的故乡。我终究要回到那黄河沿岸，回到鲁西南小村庄，回到父辈的历史，回到土地。这所有的历史，就是我要回去的“土地”，我终究要入“土”为安。这是我的“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

　　我长大的地方是山东菏泽，这里是黄河屡次决口冲积形成的扇形平原的中心地带。每当黄河决堤，滚滚黄河水漫延开来，农田被淹没，房屋被摧毁，当地人们受灾严重。黄河屡次决堤改道，这里便一遍遍被淹。发黄水后，人们举家外逃的景象，是先祖们留给我们的集体记忆。虽然饱受其害，但黄河始终是母亲河。

　　人们常说“闯关东”，意思是成年人为了生计，需要离开家乡，到东北去挣钱。在战乱和贫穷的年代，对村里人来说，东北是一个富饶之地，一个充满着馒头的地方，一个寄托着让一家人活下去的希望的地方。有些人举家迁往东北，也有人年轻时去东北，然后在东北安家。更多的人像候鸟一样，去东北讨生计，然后寄钱回家，过年时回来过年。

　　到城市里去讨生活，成为成年男女的主要选择。他们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像候鸟一样，春节后离家，春节前回家。有些人家是爸爸和妈妈双双外出打工，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照顾；也有些人家是爸爸外出打工，妈妈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我们家是爸爸一个人外出打工，妈妈留在家里照顾我们三个小孩。爸爸像候鸟一样，从城市向家乡搬运着财富，也从家乡向城市搬运着我们的命运。

　　“如果不好好学习，你们以后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村里所有的家长都会对孩子讲的话。我的爸爸妈妈也不例外。似乎，离开土地是最好的命运。土地给了我们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只能给我们基本的生存条件。离开土地，是村里年轻人注定的命运。

　　父亲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往返，搬运着我的生命。终于轮到我要离开家乡去城市，先是去读书，然后争取在城市里留下来。但填写大学报考志愿时，我感觉到的是家乡对我的召唤，我决心读一个对家乡有用的专业。我一心要读农业大学，专业选的是机械自动化一类的。但老天爷没有遂我的愿，我被录取到一所师范大学，学的是心理学专业。

　　1999年9月，我离开家乡，来到烟台，直到2000年1月才回来，那是我远离家乡后第一次回家。我卷了全部的行囊回来，坐20个小时的火车，再坐4个小时的汽车。回到村口时，雪还在下，白茫茫一片，银装素裹，甚是好看。我终于回来了，熟悉又陌生。想象即将看到的家人，我已开始泪崩。还要再走十几分钟才能到家，我努力让自己注意周围的东西，调整情绪，让这十几分钟的步行不要显得太漫长。很快，我家的房子已在眼前，似乎很平静，远没有刚进村口时的激动，我心想，也许激动一下就过了。到大门口，我就开始叫妈妈，这是我以往每次回家时必做的仪式。叫声妈妈，我的声音是颤抖的，我整个人也开始颤抖，不知怎的竟伴随着哭声。我连哭带喊，妈妈在屋里回应我，爸爸和弟弟从堂屋里出来迎接我。三叔和三婶也在，他们知道我今天回来，所以特意过来玩。“哭什么呢，回来就好。”大家都这么劝着，妈妈也这么劝着。我把行李放好后，跟妈妈简单对话了几句之后，才渐渐平静下来。这里是我永远的家，回家的感觉真好。

　　经过一个寒假的休整和思想拉锯之后，我决定回去继续未竟的学业。家乡虽好，但时过境迁，我已不适合久留在家乡，留在妈妈身边。就像一只小狼长大了，必须离开妈妈，不然它将来无法生存。我也必须离开家乡，成为一个游子，到遥远而冰冷的城市里继续打拼。

　　大年三十下午，村里的男人都会到自己家的祖坟扫墓。扫墓的程序很简单，就是去烧纸、添土、磕头和放鞭炮。扫墓的活动只有男人参加，我是从高一那年开始参加扫墓活动的，那相当于我的成人礼，之后便年年都去。

　　扫墓是家族的集体活动，所以男人们会约齐之后集体前往。爷爷辈不需前往，家族中的晚辈有我爸、二叔、三叔、启柱叔、波叔、良叔、我、我弟、堂弟。我家在最南边，一般是下午3点多，我们家的三个男人准备好之后便出发，从南往北，一路叫上良叔、二叔、三叔、堂弟和良叔，最后在启柱叔家门口等候大家。集结完毕，我们便浩浩荡荡一路向东，向田野走去。在村子里大概走500米，出村口后走100米，便到了我们家族的墓地。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小麦还趴在地面上，完全不成气候。墓地就在麦田中，没有墓碑，只有弧形排开的几个坟头，像扣在地上的馒头。哪个坟头是哪个祖先的，没有任何标记，但叔叔们记得，应该也是爷爷们告诉他们的。每个人都带了一些烧纸，我们会把烧纸汇合在一起，然后再分到各个祖先的坟前。在点燃烧纸前，我们会先把那些烧纸折叠一下，弄出一些棱角，可以帮助烧纸燃烧。我们通常是从最长辈的祖先开始点燃烧纸，然后用一小捋烧纸做火种，依次点燃其他坟前的烧纸。为了帮助燃烧，需要用一根小木棍时不时挑一下那烧纸。大家会各自散开，自觉负责各自的事情。有几个人用小木棍挑烧纸，让火更旺，以让烧纸燃烧完全；有人拿铁锹给各个坟头添些新土；也有人开始在旁边放鞭炮。鞭炮有冲到天上才响的闪光雷，也有很大颗的“地雷”，也有编成串的小鞭炮。在烧纸和添土时，叔叔们常念念有词，叫祖先们收钱，祝他们在那边过得高兴，提醒他们过年了，人们放鞭炮，他们不要乱跑，就乖乖地待在那边，也请求他们保佑后辈们有好的人生。最后是磕头环节，我们会排成两排，爸爸和叔叔们在第一排，我、弟弟和堂弟在第二排。通常是年龄最大的在最中间，其他人依次向两边排开。磕头一般磕三次，双手抱拳举过头顶，然后放下，左膝盖着地，再右膝盖着地，弯腰，低头，双手着地，匍匐在地面上大概三秒钟，然后直起身来，右膝离地，左膝离地，再把双手抱拳举过头顶，放下，算是完成了一个磕头。重复两次，就完成扫墓仪式。

　　我一直都觉得扫墓仪式是重要的，觉得那是对我身份的认同和强化，也是和祖先们的近距离接触，觉得庄严，也有美感。好像觉得，每年做一次这种仪式，以后即使出门在外，也会受到祖先们的保护。

　　去年夏天，四爷爷去世，我回家乡奔丧，这才回到阔别两年多的家乡。因为女儿出生需要照顾，家乡在我心中的位置继续下降。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有义务降低家乡在我心中的权重，好好地活在当下，以下一代为重。

　　出殡那天中午我才赶到家，一样是弟弟开车接我，我们直接奔赴葬礼。很多亲朋好友来参加葬礼。中午时分，天气炎热，气氛也热烈。我和弟弟先到四爷爷的棺材前跪拜，亲人们都在，巨大的温热感袭来，不需要调动情绪，我已哭得不能自已。嘴上念叨的是四爷爷，心里头激动的是家族带给我的归属感和感动。亲戚们都在，他们似乎永远在，何时见到他们，我都还是那个生妮，都是那个小孩。之后，我便领了白衣服和贴有烧纸的小木棍，到棺材旁守着。家族里的男人都在，我一一跟他们打招呼，复归平静。当有人进来祭拜时，我们附和着发出哭声；当祭拜结束，我们便招呼他们到树荫下找地方坐下休息。

　　天气预报说，下午可能有大雨。大家都惴惴不安。午饭后便马上举行送葬仪式。主持人一声“发丧啦”，大家便开始大声哭喊，念叨“我的四爷爷”或“我的四叔”，同时哀乐奏起，大家有序地往外走。男人走在队伍的前面，和四爷爷关系最远的晚辈走在最前面，之后是他的侄子，最后是他的儿子，然后是棺材。棺材由八个壮实的村民负责抬着。后面跟着是女宾，女宾们坐车子，三个人一辆，她们负责很大声地哭。四爷爷家在村子的正中间，从他家往东到村口大约有500米，从村口到他的墓地还有500米。走在村子里时，队伍井井有条，看起来是很严肃的送葬队伍。等出了村子，便有人提议，村外没人了，大家不用那么辛苦，天气热，又怕下雨，干脆走快点。

　　夏天的午后异常炎热，可能有暴雨，因为当时是闷热。墓地在一片玉米地里，那时的玉米已经快要成熟，植株都比人高，从地头到墓地之间的玉米已经全部被清掉。队伍很顺利地到达墓地，一切准备妥当后，便下葬，然后盖土，培出个馒头样的小山包。主持人感谢大家的利索，并说：“天气预报说要下雨，没什么比入土为安更好的了。现在入土为安，大家辛苦啦！”

　　是的，入土为安，我们都希望看到去世的人能入土为安，老人们也希望自己能入土为安。以前是土葬，人死后直接放在棺材里，然后葬在田地中。现在是火葬，人死后要去火葬场烧掉，然后把骨灰放在棺材里，仍然葬在田地中。村庄与村庄之间是大片的农田，农田里零星分布着各个家族的墓地。土地是公有制，大家都是承包，墓地选在哪里，通常由风水先生决定，并不一定是自己的田地。以前，我看着田地，只觉得那是生产粮食的地方，是供养人们生活的宝地。而此刻，我清楚地看到，这田地也是村里人所有人的墓地，是死去以后的归宿。我们靠着土地的供养生活，也要在死后复归土地。所以，土地是活着的人的故乡，是死后要回归的地方。

　　老丁问我：“你之前的自我叙说多写和家人的关系，从关系存有的角度来切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努力向内去寻找答案以回应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土地。我的生命在不断挪移，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大学教师。这种挪移像极了先祖们的迁徙，也像极了老一辈不断外出讨生活的命运。但我身上有浓厚的土地文化，那是由林林总总的各种因素决定的。家对我的意义，不只是家人，更是土地。所以我才会在我的迁徙中感受到痛苦的流浪感。土地是固定的，是带不走的，所以我注定了要享受分离与乡愁。

　　我本来也可能像家乡的其他青年一样留在土地上，或者像候鸟一样往返城市与农村。但因缘际会，我成为比较特别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发展，也吹来了农村青年的上升通道。高考恢复正常，就业实行双向自由选择，我被改革开放的洪流夹裹着离开土地，走向城市。但我身上的土地文化并未消失，我承受着不同文化和价值的冲击。我努力让自己不跌倒、不发疯，让自己在现实的环境里活下来。暂时地忘记和搁置，是适应环境中的权宜之计。也许这是一种和谐化辩证。我的暂时忘记和搁置，曾经对我有帮助，但我却不能只有忘记和暂时的搁置。在逐渐适应和慢慢站稳脚跟之后，我需要开始做些相反的工作，那是认回和连接。我要认回我身上的土地文化，连接我的家乡人情，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真实活泼的人，成为一个上衔历史、下接现实的羽翼丰满的人。

　　土地对我如此重要，黄河冲积的平原是我脚下的土地，我的先祖从山西老鸹窝迁到这片土地，在这土地上繁衍生息。快乐、悲伤，都在这土地上。我记忆中和所有家人的故事，也都伴随着土地。我们在田里劳作，在田间奔跑，在路上拉车，在葡萄园里种植花草。等人到老了，就埋到土里，土地里埋了多少先祖。我始终眷恋着那一方黄土，始终眷恋着形塑我的鲁西南风土人情。对我来说，土地是浓浓的情怀，是我的先祖，是我的历史。

　　我要入土为安，那是我的历史。

　　无论生活，还是书写，抑或浩浩荡荡的历史，都是我无法逃避的故乡。我终究要回到那黄河沿岸，回到鲁西南小村庄，回到父辈的历史，回到土地。这所有的历史，就是我要回去的土地，我终究要入土为安。这是我的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