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社

　　树基沟镇有两个商店，并排坐落于镇中心的公路北侧，一为综合商店，一为副食商店。两店之间有一个铁大门，门边各立一个水泥柱，柱上刻了两行凸起字，字是红色，体是行楷：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这两行字是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常见的吧？对了，那时商店还不叫商店，而叫合社，合作社的简称。

　　“上哪儿去了，老王？”

　　“去合社打了一桶酱油。”

　　就这样。

　　应该说，合社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特别是春节前夕，不仅大人背着兜子、提着篮子来这里采购，就是我们这些穷孩子，也要把一年中积攒的零钱悉数花掉。鞭炮、糖块、小人书，恨不得一网打尽。那时很多东西是凭票供应，香烟、白糖、鸡蛋、棉花、布料，尤其是猪肉——合社的后院就是屠宰场，每逢节日，那里就会传出瘆人的杀猪声，人们在老远就能听到。这时，家里有肉票的会拿出来盘算一下，是否去割一块解解馋。这个差事通常不交给小孩子，而是大人亲自出马。人群中，他们一边用力地往前挤，一边满脸堆笑央求手握砍刀的售货员：“要肥的，要肥的。”为什么是肥的？因为肥肉不仅香，还能炼出油来。

　　小孩子去副食商店，一般是给家里买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酱油、咸盐，抑或给大人打酒。说来这也是一个美差，因为剩余的零钱就可以自己留着或直接买糖块吃了。当然，如果有剩余的话。

　　我最愿意去的是综合商店。

　　现在，我仍然能记起综合商店里的商品布置。进门左侧是卖生产工具和厨具的，锹、镐、锯、钳子、镰刀、菜刀、螺丝刀、扫帚、斫板、铁锅、瓷缸等等，应有尽有。右侧是文化用品、洗漱用品、布匹、鞋帽及服装。如你所知，我们的小学校在沟里的南山坡上，我们每次上学一般走铁道，待快到学校时再转入苞米地里的小道，这样就会近些。但放学一定是走大道，也就是镇上唯一的一条公路。大道经过合社，无论中午还是下午放学，我们都愿意钻进综合商店转一圈，尤其是文化用品柜台，即使兜里没有钱，也会趴在那里看一会儿，发现有新到的小人书暂时买不起，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请售货员给留着，等攒够了钱再来买。小镇不大，售货员一般都认识。卖文化用品的那个青年妇女还是我家邻居，我叫作金姐。那时，我喜欢写毛笔字和画画，所以只要我买，一般抢手货金姐都能給我留着，包括图画纸、水彩、钢笔、毛笔、墨汁，甚至看中的年画。

　　有时去合社，也不一定就是要买什么紧要的东西，而是为了看墙上的广告画。这些画都与相应柜台卖的商品有关，比如卖鱼的柜台后面自然是鱼，卖糖果的就是糖果，卖锅碗瓢盆的就是锅碗瓢盆，卖服装鞋帽的就是服装鞋帽，都是水粉画。据说这些画是镇上几位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其中包括学校的美术老师和两名高年级的学生，让人好生羡慕。

　　我不仅熟悉卖文化用品的金姐、卖烟酒糖茶的杨哥，就是卖布匹的老郑头我也认识——当然，当面我并不会这样称呼人家，而是叫郑大爷。据说老郑头不是本地人，甚至可能都不是东北人。印象中他经常戴一顶帽子，一双眼睛深且大，用语文课本上的形容词就是炯炯有神。我之所以对老郑头印象深刻，是因为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班主任介绍说叫郑金星。然后下课时，几个男生就给郑金星围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这问那。

　　“哪儿来的新同学啊，让我见见大石面呗？”我调皮地说。

　　郑金星没吱声，低着头。

　　这时还在和我们班主任聊天的老郑头就过来说：“我告诉你什么叫作大石面，就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前有块大石头，拢共有四个面……臭小子，你要是胆敢欺负俺家郑金星，看我告诉你爸揍你不？”

　　我当然不会欺负郑金星，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

　　相反，我和郑金星很快成了好朋友，放学经常一起走。记得他家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上片，他的姐姐和姐夫在家开了一个服装店，活儿做得好，颇受镇上的人欢迎。记忆中我是去过他家几次的，他也来过我家，比如晚上看电影，我总是去他家会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中午放学，我俩在大道上玩啪叽，一直玩到下午两三点钟，难分胜负。其实，前一天下过一场大雨，道上的坑凹处还汪着一摊摊黄水，我们只能挑干燥的几小块地儿玩。时有汽车跑过，溅我们一身泥水，未及捡起的啪叽亦被碾在车轮底下。

　　郑金星说，等太阳再热些，就会把路面烤干了。

　　现在想来，那是我所有少年游戏中至今最为难忘的下午，没有之一。

　　后来上初中的时候，郑金星转学去了外地——也许是回老家了吧，我们失去了联系。

　　20世纪80年代初，我也离开了故乡，到一个更大的矿山上学、工作，有时也会回到树基沟看望父母。当时的树基沟已经撤镇，变成了一个街道一个村落，也就是说繁华落尽，回到它的初始状态。公路北侧的合社虽然还在，副食商店、综合商店的牌匾甚至换成了镂空的铁板字，但已然大门紧锁，窗板关闭。只有副食商店把头一角尚留一个窗口，原来卖烟酒糖茶的杨哥在那里经营一些日常商品。人们去买东西，已不再称合社，也不叫商店卖店，而直接说小杨家——小杨家新进了冻梨，花盖儿的。

　　小馆

　　小馆就是饭馆，位于合社侧身。两间草房，泥墙，几扇木格窗子镶嵌着小块玻璃，高高的门槛，一只白炽灯泡从屋顶吊下来，昏黄的灯光照在屋地面的三张圆木桌上。

　　小馆老板姓单，是一个清瘦干净的老头，我们都叫他单大爷。

　　这是小镇上唯一的一家饭馆。20世纪50年代建矿初期，单大爷就在此开办了饭馆，这很难得，因为那时全县也没有几家，即使有也多是国营或公私联营的。单大爷一家来自南方，相对于我们东北人，自然有着活络的商业头脑。

　　小馆除了做家常饭菜外，还兼做豆腐，且比很多专业豆腐坊做得都好，这不仅得益于我们这一方水土（做豆腐用的大豆都是当地农民自家种植的，没有化肥等工业肥料，水更是毫无污染的地下水——小馆门前就有一口矿上打的深水井），更是靠单大爷精湛的手艺，无论做出来的是大豆腐、干豆腐还是豆腐脑，十里八村无可比拟。当然做豆腐也是很辛苦的活计，通常都要在头一天或更早的日子泡豆子，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开始用石磨碾磨，将豆浆和豆渣分离出来，豆浆还要加热熬到滚开，再用豆包过滤一遍，如此这般才能使豆浆如牛奶一样白嫩鲜香。做好的豆浆一部分卖，一部分点上卤水不停地搅拌，保证豆浆不会凝结成脑。再有就是泼豆腐，泼得是否均匀决定着干豆腐的薄厚，好的干豆腐，铺在报纸上能看清下面的文字。如此繁复的工序，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而为了次日继续如上流程，单大爷和家人还要及时将所有用具清洗干净、晾干，保证不馊，没有异味。

　　小馆的豆腐总是供不应求，如果谁家用量大，还要提前预订。人们去买豆腐往往也不说买，而是说捡，捡块豆腐。

　　小馆除了单大爷外，还有一个厨师好像姓修。他炒的菜十分好吃，尤其四喜丸子、红烧排骨、醋溜肥肠、爆炒腰花，被镇上的人称为四绝菜，只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少吃到，除非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母亲才会打发我们去买两样，然后用饭盒装回家来，谓之待客（音qiě）。再有就是小馆同合社一样，都是处在镇中心广场的边缘，是人们闲时扎堆的地方，尤其是傍晚，与矿上结为友好单位的莫日红山上的部队经常下来放映电影，我们这些孩子早早地去广场占位置，如果兜里有钱，电影开演前就去小馆买瓶汽水或一袋瓜子，大些的已经开始偷着抽烟，他们合伙买一盒过滤嘴香烟。那时好像正流行“大生产”“银象”和“船牌”香烟，很多人虽不抽烟，却愿意收藏烟盒，一张张夹在书本里。

　　小馆虽然对外开放，但大多数是公家来了客人才在此招待，比如矿上、镇里、工厂、学校、医院、派出所接待上级部门检查工作什么的。再就是矿上一些住独身的工人，包括外地分配来的大学生，星期天休班或者是刚从矿井里上来，三五结伴到小馆改善一下伙食。这时，自然要喝上几杯酒的。如此，小馆也就成了一个欢乐的场所，有时从中午一直喝到下午两三点钟也不肯散去。如果是集日，一些远近的村民把带来的山货、农具，或是自家产的蔬菜、瓜果梨桃卖出去，换了钱之后，也会踅进小馆饱食一顿。单大爷和善，无论你是吃一碗米饭还是两个馒头、几个包子，都会免费给你上一碗高汤，撒上葱花和香菜。

　　树基沟镇最繁华时期有着上万人口，各色人等形成一个小小的社会，且分若干帮派。其中矿山子弟一派，当地原住民也就是村民一派，再有就是一些外地来的下乡知识青年，十分抱团。应该说，大多数日子，上述几股势力都能够和平相处，其间也不乏沾亲带故，比如矿上男青年娶了村里女青年，等等。几股势力都有自己的头头，我们矿上的青年就以李长友、杨柏树最为知名，而不远的清原县城则有杨光和小付。

　　那时流行一句顺口溜：“（社会上打架谁最厉害？）清原杨光小付，树基沟长友柏树。”

　　不用说，这四位在当地好使。

　　杨光、小付我不认识，柏树就是我家邻居，我平时叫他三哥。长友是我一位要好同学的二哥，我自然也跟着叫二哥，其实他还有一个外号：二驴子。此人仗义，也很血性。我之所以这样饶舌，其实我要说的是下面这个事情。

　　一次，二驴子从外地办事乘坐矿山的小火车回来，因为是下午三点多钟，过了午饭点儿，他就和同行的一个伙伴来到小馆。这时，正有一帮附近的知青聚在小馆吃喝，显然已是酒酣耳热。也许他们不认识二驴子，也许认识，仗着酒劲没当回事，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他们彼此发生了口角，继而动起武来。据说二驴子的同伴胆小，没敢伸手，只有二驴子一人对打六七个小子，在被人用随身携带的刮刀刺破胳膊后，仍然去院子里操起一把铁锹，将对方劈倒三四个……当时我正在同学家玩，得知他们打架的消息后，一溜跑到小馆，见二驴子倚靠墙上，满身泥血。

　　人们将二驴子和受伤的知青送进了矿上的医院。

　　若干年后，听同学说二驴子死了，但不是因为打架，而是自己用雷管崩死了自己。这让我很难过。二驴子对我挺好，他曾經鼓励我说：“喜欢画画，就应该坚持下去。”

　　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20世纪80年代初，单大爷不再经营饭馆，举家迁回了南方。饭馆由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家接了下来。那时我已初中毕业，去一个更大的矿山上学和工作，虽然经常回到故乡小镇，但也很少去小馆。记忆中有那么两三次，带外地朋友回老家玩，然后去小馆吃喝一顿，无论给多少钱，女同学不仅不在意，还会给加几道菜。再后来，随着小镇人口的逐渐减少，女同学也关闭了小馆。

　　想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粮站

　　同合社一样，粮站也是国营单位，且整个镇上只有一个。因为位于我家房后，靠近公路边，我家通常也被叫作粮站前白房。白房，就是白灰抹面的房子。

　　如果不走铁道，走公路，我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粮站，都要侧头目睹那些涂着黄油漆的窗板和门板。上学时间，它们还没有开启，那些窗板上就异常醒目地写着几个红色大字：“以粮为纲，纲举目张”，不知何意。中午放学，这些窗板已经拉开，门板亦是竖立两旁，人们进进出出，或提油，或扛米，或背面。米是高粱米，面是苞米面和荞麦面，至于大米白面都是稀罕的东西，不到过年不会轻易领取。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也是一个票证无所不在的时代，很多商品是凭票定量供应，面额不等，品类繁多。最常见的就是粮票、油票、肉票和布票。粮票又分粗粮票和细粮票，前者多，后者少，平均下来，每人每月也就30斤左右——这当然不够吃，于是就有很多工人偷着去矿区的边边角角开垦荒地，谓之种小股地。这在当时是违法犯纪的行为，弄不好就会给你戴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

　　我见过的小面额粮票有半两的，也有五钱的，还有一钱的。一钱，也就是五克，能买到什么呢？恐怕只能是不满一口的小糕点吧！

　　那时，人们将这些票证小心翼翼地夹在毛主席语录或存粮折里，生怕弄丢和损坏。后来存粮折又演变为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封面或扉页上印着如下字句：

　　备战、备荒、为人民。

　　厉行节约，严禁浪费粮食。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记得那时还流行这样一首打油诗，写在粮站里的一面墙上：

　　家家户户节约粮，勤俭持家好风尚。

　　顿饭节约一把米，手里有粮心不慌。

　　节约储粮为革命，无荒无战不动用。

　　平时存好战备粮，消灭帝修狗豺狼。

　　显然，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有一年粮站扩建，要筑一道长方形的大大的院墙，学校号召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两人一组，用土篮子运送矿山小火车从铁道上翻倒下来的石头。虽然有些累，但兴致却高，尤其我们几个住在粮站前白房的孩子，因为这道墙砌好后，也成了我们几家后院的围墙，这就如同给自己家干活儿一样，无形之中似乎与粮站的关系也进了一层。尤其是大人，有时就会隔墙招呼粮站的工作人员，问什么什么粮食来没，多少钱一斤，甚至委托他们进粮的时候给带上一些，毕竟他们有渠道，只要不是细粮，一般都成。

　　粮站的负责人姓范，人很温和，父辈们都管他叫小范，粮站小范。我们叫范叔。

　　记忆中，在我居住生活了十五六年的树基沟镇，并未发生多少严重的自然灾害。1976年海城大地震曾波及这里，除人心惶惶外，也没造成什么后果。水灾倒是发生过。那时候，总觉得夏天多雨，连绵十几天，甚至数十天。无疑，这给农民的收成造成严重影响，即使我们工人户也心生厌烦。雨不停，出不了门，母亲就从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向门前的栅栏下使劲掷去，据说这样老天爷才会眨动眼皮，驱云止雨。如果凑巧，雨停了，或是漸渐地小了，我们就会冲出房门，看从我家菜园边流下来的山水如何涌进粮站围墙的排水沟，又如何将之灌满，溢到公路上。这时，粮站职工和范叔就要用铁锹、筢子疏通水沟，打捞那些顺水而下的柴火、家什和各种垃圾。

　　如果不涨水，平时这条水沟是可以放纸船的。母亲也常来洗衣服。

　　粮站不同于合社和小馆，不买粮的时候我们很少去玩，即便围墙里面是一个空阔的场地，可以踢球，但不进粮时，那个对开的大铁门总是关闭，只留一个小门出入。那时整个镇上只有几部电话，分别安在坑口办公室、商店、学校、医院和粮站，总机就是矿上的交换台，无论从哪里来的电话都要通过交换台转接，但是交换台是要地，不是谁都可以去的。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居住在粮站下片的居民，粮站这部电话就显得尤为珍贵。

　　那时，哥哥们都已参加工作，在树基沟坑口的上级单位，也就是一个叫作红透山的更大的矿山，如果有什么急事，哥哥们给家里打电话，就要通过总机转到粮站。这时，范叔就会在后院喊：“老程家来电话啦！”我们再沿着粮站围墙边上的胡同跑去接听。有时接到，有时却接不到，因为时间长了，总机那边就会把电话挂了——毕竟是矿山专线，不能总占。

　　除了电话，镇上的几个主要单位还各有一台电视机，就是现在经常用来怀旧的那种12英寸黑白电视机。这可是个新鲜事物。那个年代，我们除了看过电影外（大多是露天电影），一个能够从塑料盒子中冒出声音和画面的东西，怎么说都是一件令人惊讶和兴奋的事情。

　　所以每当晚饭后，粮站附近的居民如果没事，就都爱去看电视。

　　粮站的电视放在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打更的老孙头有钥匙。此人脾气很倔，因其满头白发，人们私下里就叫他孙白毛子。一般情况下，大人们去看，老孙头会给面子，毕竟一个镇上的老人儿，低头不见抬头见。但如果只是我们这些孩子想看，次数多了，老孙头就会很不耐烦，甚至干脆天一擦黑就将铁门锁死，无论我们在外面怎样热烈地喊孙大爷，怎样使出吃奶力气摇晃大门，就是不开，急了，还会丢出一两块砖头——我们当中不知哪一个喊了老孙头的外号，而让他十分气愤。至于砖头是否砸破头皮还是在铁门的栏杆上擦出火星，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晚的电视甭想看了，尽管门缝里飘出《上海滩》的主题歌：“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看不成电视，仍不想回家，我们就围拢在粮站前的路灯下，仰头看那绕着路灯胡乱飞舞的蛾子，或是在灯下下棋、玩扑克、讲故事。偶尔也会有谁家的姑娘和谁家小伙子走过，手拉手，向暗处去。

　　【责任编辑】铁菁妤

　　作者简介：

　　程远，自由写作者，鞍与笔文旅工作室创办人。现居沈阳。文学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福建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小说林》《草原》《西湖》《芒种》《满族文学》《散文百家》《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文化报》《解放日报》等全国数十种报刊，部分作品在报纸连载、开设专栏、收入年选或获奖。主要作品有《底层的珍珠》《向着灾区走——5·12汶川大地震日记》。执编散文随笔集《活着，走着想着》并获辽宁省首届最美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