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色”这个词的适用范围相当狭窄，读起来并不具有轻佻感，相反，它显得生硬又横断。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域差异化的冷峻感，倘若在纸张的褶皱上凭空地划分一下，应该是单一的线条圈住这两个字，令人触摸到一隅之地的狭窄和逼仄。格色，读时音节在后一个字上要有下弯的一个挑音，但又有千钧力，仿佛这个词稍微一晃动，就像刀尖划开浓重的冬夜，撕开漆黑的天幕，迸裂出凛冽的寒光。
这个词土气，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了。
我知道这个词，是因为铜先生。
很多方言土语就在记忆里潜移默化，堆积成了人全部的语言能力。后来，我醒悟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格色这个词，俨然随着铜先生的出现才在我的记忆里呈现出来。
铜先生这个“铜”，不大像一个人的姓氏。
我说的我们这个地方，其实还真的不是我自己家住的地方，那是我爷爷奶奶当年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被叫作一隅之地。
一隅之地，是我爷爷奶奶生活工作的地方，不知道是谁最先给起的名字，大约是因为这里是城边子。“一隅之地”距离我们的城市核心地带相当遥远。这段距离间一度填充的是大片的庄稼地。
我爷爷的单位其实在北京，我的童年里他却常出现在“一隅之地”。我隐隐地知道，他到这个地方，其实是为了我奶奶，我奶奶才是在这里生活的坐地户，当然，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故事的主角铜先生，和那个词，跟这些附加因素都没有关系。
我见过铜先生很多次，小孩子总是会把人的长相特点放大，比如说有的人嘴巴比正常人偏大，他开口大笑时便觉得张开一张血淋淋的巨口;像耳朵又大又圆，就觉得眼前的人像是幻化自一只大耳猕猴。铜先生的面目毫无特点，喜怒哀乐从无表情显露，好像一个人套上了一张固定面目的皮套。所以，这在那个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年代，在那些无限憧憬未来的人眼里，大概是有些古怪的。倘若能留下一些影像，这差别会显得更诡异明显。
只是，有些事到现在我也想不大明白。因为我的脑子里，几乎对过去的事情都有一个轮廓，包括爷爷奶奶邻居家那些没有打过多少交道的人的样子，不一定是长相，而是气味、声音、语气感觉这种难以捕捉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奇怪的是，我脑子里没有对铜先生相貌的印象。我只是记得他的个子很高，这可能太显眼了，我才忽略了其他。
铜先生看上去高高大大的，用最爱在楼下抱团儿说闲话的老崔太太的话说，这个头子太猛了，有一米九还多。和别的高个子相比，铜先生身体各部分均勻，像一本方方正正的词典。不像有的人，个头很高，身子骨细条，上面顶着个大脑袋，摇摇晃晃的，像医院里的老式痰盂。也不像有的人，身宽体胖，偏偏顶了个小脑袋和两条短腿，好像这最顶上和最底下的两部分，拖着中间厚重的躯干走。
铜先生究竟姓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我后来问过父亲不止一次，父亲的回答永远是“他就是姓铜呀，还能姓什么”。
父亲的眉头皱得像蚯蚓，他的眉毛黑且浓，有点像虫子，准确地说像江南吃桑叶的那种肉肉的蚕。“你没事鼓捣他做什么，他又没啥来头，学你的习去，省得你妈又打你。”他说。
我没吭声，一个人的探寻是隐秘又伟大的，时常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侦探、一个洞察者。科学家求的是真理，而我求的是真相。在这种时候，我不会反驳他。我爸知道我喜欢编故事，不过，他喜欢的是传奇，身边的人没几个让他觉得传奇的，他向来不屑于这些故事。而我却觉得，波浪滔天的海里，漂流的一片叶子也值得载入册里。
不过说到这儿，这个还真的别怪我爸，我爸年轻的时候世面是没少见的，包括千奇百怪的人和乱七八糟的事儿。
铜先生和我父亲是老同事。
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向前推算据说已经超过二十年了。不过，我还是记得，铜先生年长我爸二十多岁，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老爷爷。
不过，我对铜先生的称呼一直是“大爷”。
这是厂子里的规矩。
比自己父亲大的叫大爷，比自己父亲小的叫叔，一直这么叫过来，也就默认了。
同事之间都是兄弟相称，我这个叫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可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是，铜先生是管我的爷爷叫老哥的，这可能也是因为那个习惯才留下来的称呼。
铜先生肚子里的馋虫多，这事儿全厂子的人都知道。因为大家在吃的食物都比较朴素的年代，很多人上班都拿着个铁饭盒带饭，铜先生就不，他偏偏要一年到头下小馆子。在吃这件事上，他可是威风得很。厂子里有爱说闲话的，总偷摸算他的工资够不够下馆子，这个月还剩下几分。不过也不怪别人经常议论，说白了，他的馋虫都是被他的抠门反衬出来的。人一旦抠门，就容易被拎出来当故事典型，茶余饭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议。
那阵子，铜先生已经有了房子。那时候的房子是单位分配的，和现在的商品房不大一样，是单位自建的。后来，房改的时候，已经分配到单位房子的职工也可以买下来，产权就归属个人了。
铜先生年轻时住在职工宿舍，他算是厂子里的老人，一拨一拨地熬走了不少茬结婚的大男大女，除了两个身体有残疾的，几乎没剩下谁。铜先生就成了元老。
吃小馆是铜先生的嗜好。
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的年纪应该是五十岁上下。因为人高大健硕，不显老，走起路来有股子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势。
铜先生早餐吃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猜他肯定是随意对付一口的，或者是去青年食堂吃咸菜喝粥。在北方，早餐种类并不怎么丰盛，况且像他这种老饕，偏爱的都是午晚饭时候的“硬菜”。
青年食堂是“一隅之地”的标签之一，有点像当年的工人村，娱乐、医疗、饮食设施一应俱全，分配来的青年人都在那里吃饭，我爸和我妈的婚礼就是在那儿举办的。
铜先生这个年纪，是不是有那个食堂的饭票，还真说不好。
我记得我爸住过青年宿舍，实质上，那个时候是叫青年公寓的，不是大通铺。两个人一个房间，条件不错，还有点洋气，都是单身的人住的。
铜先生刚住到那儿的时候是啥样子，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其实，最开始知道铜先生，是我知道铜先生是馋虫的时候。这个时期，爷爷总是带着我去吃小馆。
我之所以喜欢“吃小馆”这个叫法，是因为我爸和我爷爷都见过汪曾祺老先生，我家也有老人家签名的一套文集。那里面说美食的地方有不少，我比较喜欢的是吃小馆一类的文字。不过，我们“一隅之地”的这些饭店和餐馆，倒真的符合这个叫法。馆子都很小很老，也很久没有装修和改造了。无论国营还是大集体，包括那些个体饭店、招牌和店面，都飘着老照片暗淡中泛着黄色的光晕。做菜的厨子、上菜端碗的服务员，都像是你远方的亲戚，虽然像旧历年墙上画的那些画一样，但氛围还算喜庆。他们一张嘴，都是脾气火暴得不得了。
“你知道老蔡家小菊被杀的事吗？”两个上了岁数的大娘坐着唠。店里客人还没怎么下桌，也没有多余的碗筷需要收拾。
“这都是八百年前的事儿了，你才听说呀，这话头都快扔后面去了。”
“我是听说她和人家老婆传闲话，人家爷们儿才连她一起送走的。听说刀丢了，她脚上穿着的是趿拉板子。”
“那算啥，她自己个儿惹乎的祸，都是自己背，不知道周背头吗，比她那个邪乎多了。”
“你说的是储蓄所那个小子啊？唉，人这玩意儿是真的没法说，他是不是活腻了？为了个娘们儿，贪了公家的钱，把自己送进去了。中了邪了也不能他那么整啊！他老婆是厂子文工团的，腿长，腰条也带劲儿，那么好看，不是便宜了别人吗？”
“呸，男人没啥好东西，家花没有野花香，就算外面的屎也想尝一尝，都是色迷心窍。”路过的服务员小妹啐了一口，转身端着盘子走了。我注意到，她说到“色”的时候，声调使劲往下压，似乎声音里带着憋了很久的愤恨。
“小妹，你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是有一个好人，那就是铜先生了。”有个中年男人，手指了指坐在角落的铜先生。
有人隔着脏兮兮的桌子跟这两个唠嗑儿的大娘搭话，有意无意间，让四周人的眼睛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坐在小馆子犄角旮旯里的铜先生。
“铜先生，你咋坐这儿，‘jī jiǎo gā lá’，这几个字怎么写的？”
一旁，有人冲着铜先生打招呼，那意思像是请教，其实都是惯常用的招数。“犄角旮旯”，铜先生随手在桌子上倒出来一点白酒，用手指蘸着，比画几下，似乎是那么个意思。
“好了，您就是有学问。”
我想，如果我是铜先生，一定会置之不理，没准还会烦得要死。毕竟这些闲聊产出的随机问题，几乎每天都有人問，铜先生从来没有拒绝过，有问有答，脸上从来没有不耐烦，语气也是平铺直叙的，甚至音调的升降也不怎么明显。我不知道这些人每一次都这么干究竟是为了什么，是拿铜先生打趣吗？像酒馆里的孔乙己，还是纯粹，拉着铜先生“变成”他们，一次次乐此不疲。我抬头看着爷爷，想从他眼睛里找寻到答案，但就像每一次探寻的结果一样，爷爷只是说：“不要东张西望，好好吃饭。”
铜先生吃饭的小馆子和我爷爷带我去的地方经常重合。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都很规律，几点起床，几点早饭，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几点骑车回家，饭后看《新闻联播》几乎是固定的。所以我常常碰见铜先生，他总是一如既往地坐在角落里，例行地“你问我答”。看着一些人重复这些话，我觉得是嘲讽戏弄铜先生，爷爷不说话，旁边我爸也不说话，我只好憋住。
铜先生的日常工作具体是什么，我问过我爸。得到的回答是“他在印刷厂铸字”。铸字工，这是一个什么工种呢？我想象不出来。我爸说，铜先生工作的时候，一个人待在小屋子里，从来不露面。中午出来取自己早上带的铁饭盒，那个时候，饭盒都是铝制的，带饭的人，一般是一半菜一半饭。北方天冷，所以早上一到单位，就把饭盒放在蒸汽锅炉边上，腾腾热气，好让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凉。
终于，我还是忍受不了这日复一日的场景，直接开口询问：“铜先生怎么这个样子？”
我问我爸，我爸不说话，他这个人内向，不喜欢背地里叨咕人家的闲话。不过，他还是在沉默之后说出一个我都至今都无法断定是褒义还是贬义的词——格色。
“格色？啥意思？”
我充满了疑问。
我爸低着头，不肯多说。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起了铜先生以前在厂子里的事儿。
“铜先生家乡是南边的，刚来的时候，是招工，按照技术工种来的，到这儿一直没有娶到老婆，慢慢就变成这样了。”
“他精神不正常？”
我不知怎么竟然脱口而出这样一句话。
爷爷看着我没说话，反倒是我爸蛮横地说：“看你敢出去说的。”
那脸色显然不是善茬儿，我反叛起来，不屑一顾地说：“哦，反正我只在家里说。”
不过，我还真不止一次遇到铜先生，最直接的那次是在厂运动会上看我爸他们打篮球。
比赛输了，我问我爸：“铜先生那么高个儿，怎么不让他上场？”厂子里两个队争高下，输了的话，队员都有些抬不起头。
我爸说：“铜先生从来不在篮球场出现，他不会参加的。”
“他那个人格色。”球场边上，我爸的同事说。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个词。
这以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铜先生为啥不打篮球。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为啥别人都说他格色。
有一天，我爸到厂里值班，我也跟着去了。我看见从澡堂子里出来的铜先生，鼓足勇气说出了我心底的疑问。
我拦住铜先生，抬头看着他问：“大爷，你怎么不喜欢打篮球？你不上场，我爸他们都输了。”
铜先生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半天没说话，我的脚好像被黏在了地上，动弹不得。那眼神空洞中凝聚着两个红点，幽幽地闪烁，在黑色的眼眶里跳动。那个瞬间，我甚至想到了精神病、疯子杀人的事。这之前，我在筒子楼那片住宅里见过杀人，现场血淋淋的，空气中飘浮着铁锈味儿和腥味儿，好像泛上了红色的雾气。
好在，铜先生两个红点又幽幽地灭了，他只是默默地看了一眼地上放着的篮球，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
“格色。”
我对着铜先生的背影说。这次我第一次这样说人，尾音跟他们一样，狠狠地，带着气愤。
十多年后，我长大了，偶然的机会回到了“一隅之地”，谈起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才知道，铜先生早就退休回了南方。
他有不少癖好，尤其吝啬出名，除了下小館子，他几乎不花钱，一年到头，两件工作服轮换着穿。铜先生早上起来，铁定是到单位上厕所，因为他要给家里省水。
他刻了一个领工资的手戳，手戳上面刻的是他自己的名字，平时很少拿出来。他说，以后儿子孙子都用这个名字，手戳就可以传给他们，省下刻戳的钱。
我才知道，铜真的是他的姓氏。他是一个孤儿，据说是从江西流浪到上海的。流浪的时候，他一直在人民广场的国际饭店后面打转转，讨吃食。新中国成立后，他这个人才到了我们这座城市的一隅之地，他很感念组织上对他的照顾。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人还是蛮正常的。后来，厂子里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爆炸事故。据说他的女朋友就死于那次爆炸。从那以后，铜先生就活成了后来我一开始见到时的样子。
铜先生喜欢吃小馆子，那是因为他当年的女朋友喜欢吃小馆子。吃小馆子的时候，铜先生总是教她认识一些新字，那个时候有职工夜校，是新中国成立后免费教工人识字的地方，铜先生是从识字班开始认字的，他脑子灵光，很快就从学员变成了教员。
而他原先的名字只是一个外号，据说不是很雅，类似狗子、铁牛、铁柱一类的，他就起了一个新的姓氏姓铜，因为他当时是在铸造铜的车间。后来有人叫他先生，也是因为他做过教员的缘故。
听说，铜先生那位在爆炸中死去的女朋友也是孤儿。那场事故发生后，组织上征求铜先生的意见。当时有人见过那场面，简直永生难忘。铜先生像是被抽干了浑身上下的气脉，僵在真空里浑然不觉，大气不出。他只是用眼睛，用那个我记忆中幽幽跳跃的两个红点，一眼不眨地瞪着谈话人的脸，久久不说一句话。一切都沉没在他黑色的眼眶里。
从那时起，他就变成了后来那个样子。铜先生不打不闹，重复着跟以前一样的工作。组织上觉得，再让他干铸造铜的工作比较危险，才把他调到了印刷厂，铸造字模，也算是对口。
从那时起，铜先生除了依旧下小馆子，变得越来越抠门。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他并不开源也不节流，要省钱还顿顿下小馆子，难怪别人说起闲话，都算他这个月除开吃饭还剩下几分。我问我爸：“为啥铜先生那么抠门还去下小馆子？”
我爸摇摇头说：“他好像是活在幻觉里，每年要过年时都会念叨几句‘人没找到，就是有希望的’。他应该是不相信女朋友已经死了。他每天上班都是一个状态，拼命地干活儿、省钱，说是退休后要回到南方看老婆，也就是那个女朋友。在他心里，他已经和她办了喜事。每次去下小馆子，他都觉得会和女朋友碰见，他们俩就是在那里定情的，女朋友最喜欢听他讲一些生僻的字，包括‘犄角旮旯’。”
这一下子，我全明白了。
铜先生确实很“格色”。
铜先生下小馆子，其实是想回到当初的爱情里。他不是馋，是想她了。
那些问他字怎么写的人，其实是在帮他寻找当年的记忆。我爸又补充说：“在爆炸事故发生前，铜先生的女友知道铜先生入选了厂子的篮球队，花了半个月的工资，特地托人从上海给他买了一个篮球，还没等交到铜先生手里，爆炸就发生了。人炸没了，半个崩坏的篮球瘪得像一只蝙蝠，挂在他们车间厂房旁的电线杆子上。从那以后，铜先生再也不打篮球了。”
“人没找到，都炸没了。只有废墟，一地废墟。”
我爸说这话时，声音有些弱。
“为什么要攒钱回南方呢？难道，铜先生觉得他女朋友回了南方？长时间难以接受事实，大概就会无端生出一种幻觉，好像眼前的都是虚假的，而真实存在于其他地方。”我的怀疑没有说出口。
本来，铜先生的名字早已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一隅之地也从我的生活中逐渐抽离出去。只是，有些事情和人永远存在于记忆之河的暗流中，到了某个节点，会突然闪现出来。
今年，我爸过五十岁生日时，他和一群老同事聚会，不知道谁先提起铜先生。铜先生比我爸大三十多岁，推算起来，要是健在，恐怕已经是耄耋老人了。一想到这，不知怎么，我的眼睛就有些湿润了。
【责任编辑】安 勇
作者简介：
述怀，1996年生，诗人，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合集相继出版，有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作品发表，散见于国内报刊。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