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 军

　　2021年10月21日至22日，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大连大学、辽宁文学院主办，大连大学科研处、人文学部、文学院承办的津子围小说创作研讨会在大连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辽宁省作家协会、辽宁文学院、大连大学、《当代作家评论》、《长篇小说选刊》、《文艺报》、《鸭绿江》、《芒种》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作家津子围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由大连大学人文学部张祖立教授主持，他先向参会者介绍了津子围的创作情况，并强调本次会议旨在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秉承新时代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整体方针，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基本原则，推动辽宁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滕贞甫致辞说：“津子围是一个一直在高原跋涉的实力派作家，也是一个创作风格基本定型的成熟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跨界的多面能手，其创作经验值得总结。”辽宁文学院院长韩春燕在致辞中讲到：“津子围这些年在繁重的行政事务之余还坚持创作，令人十分钦佩。一个人的成功与才华是其意志品质的重要体现。”

　　本次研讨会主要围绕“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反思”“家族叙事的延续与超越”“探索边地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三个主要议题展开讨论。

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反思

津子围《十月的土地》叙写了从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上的章氏农民家族的生活与命运，即三代人如何开荒垦殖建立家园，又如何勤劳耕耘发家致富，最后又如何在民族危难时守护土地、保卫家国。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重要转折点，因此，章家三代人与土地、家国的关系也呈现出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小说体现了津子围对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反思。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认为津子围抓住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因此，他以土地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为路径，思考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人性等重要问题。他说：“小说的核心内容是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比如，小说中的章兆仁、章文德这对父子，对他们来说，没了土地就跟没了娘一样，土地是天大的事。经过章兆仁一家人，尤其是儿子章文德的艰苦努力，蛤蟆塘终于被开拓成丰产的良田，而日本人却试图永久地侵占东北，并以征地的名义强行占有中国人的土地，此时，章文德在蛤蟆塘开垦的土地也在被征之列，这对章文德一家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对此，章兆德说，他就是命没了也不能没有地。命没了是一个人的事，土地没了一个家族就没了。小说以‘土地与人’之间关系为核心内容，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具有大作品的品格。”孟繁华还认为，即使改革开放，也是从小岗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因此，津子围抓住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关系，从土地入手书写农民、书写农耕文明。

　　当下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正在疏离。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谈论农民与土地，追问二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意义重大。在韩春燕（辽宁文学院）看来：“农民离开土地，与土地发生疏离之后，他们的生命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革命。当下的乡土题材创作理应将农民在这种蜕变过程中的痛苦、迷茫、失落写出来，感同身受于他们的命运。”并且，她还发现：“在《十月的土地》中，土地和人的关系意味深长。人与土地关系密切，但人物身上的一些局限性也是土地带来的。也就是说，土地其实限制了人，让人飞不起来，只能匍匐于大地，但人的精神世界需要飞扬、上升。可是，由于土地的限制，人是沉重的，这是土地带来的局限性。”由此可见，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十月的土地》在缅怀农耕文明的同时，也清晰地反思了这种文明形式，为它奏响了一曲乡愁式的挽歌。

　　陈晓明（北京大学）也关注到《十月的土地》中关于人与土地关系的书写，他认为：“小说讲述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的人在土地上的命运。在传统的社会里，土地是宽阔的、沉静的、厚实的，人们在土地上耕种，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生活方式。比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章文德，他本来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种地。他之所以同意去守矿，那是为了得到四十亩的土地；去日伪政府任职，是为了学习科学种地的知识；走上抗日战场，也是因为土地被日本人征收了，他要夺回土地。”陈晓明说，章文德这一人物形象，最令他触动的是他对土地的爱。但是，这种爱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却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部小说实际上讲述的是古老的中华民族进入现代的故事。最后，他还指出，关于土地，关于20世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及其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还存有诸多可供深刻挖掘的资源。

　　《十月的土地》的叙事时间正是中国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转折期，而津子围在这部小说中呈现出了这两种不同文明形式之间的碰撞。翟永明（辽宁师范大学）认为：“章兆仁和章文德父子俩，延续的是中国传统的农耕生活，他们十分看重土地。甚至，章文德还把土地完全内化为自己的生命。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活观念形成了他憨厚、老实、本分的性格。而章兆龙和章文礼这对父子则不愿意被束缚在土地上，甚至不屑于农耕生活，而追求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利益，比如开矿、经商，这正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表征。他们行事理性冷静，甚至还残酷无情；他们追求生活的享受，兴奋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两个人体现的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初的特征。”翟永明还注意到了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即章文智喜欢摆弄一个西式座钟，“这个座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象征物，而他对它充满好奇，将其拆开细致研究，尔后再也无法组装回去，这一细节表达的正是对于现代文明的迷茫”。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章文德无法守住土地，这意味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理想最终会破灭，这种情感倾向实际上是作家为传统农耕文明谱写的一曲挽歌。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认为《十月的土地》是一部与现代价值拉开距离的小说。“作者有意拒绝现代，无论这个现代是革命的还是改良的，他都拒绝。所以，他把小说从科学退回到迷信，我们会在小说中发现封建迷信、奇门遁甲、地方文化等民间经验；他又从革命退回到保守，比如章文德这一人物形象，他不像梁生宝却有点像梁山好汉。作者从革命退回到保守，从一种人文主义所痴迷的那种超越的人性，退回到一种非常朴素的土地本位主义。”徐刚还从当下城市化视角指出，今天，农民在城市化的推进下疏离了土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所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该如何思考中国最后一代农民的生存与命运，《十月的土地》中章文德这一人物形象给了我们诸多启发。

　　乍看之下，《十月的土地》很容易让人想起《咆哮了的土地》《八月的乡村》等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中的乡土题材作品，其中也确实存在阶级斗争与抵抗侵略的内容。但陈广通（大连大学）认为，《十月的土地》给人印象最深刻之处还要算作者对于人与土地的关系的思考，这一关系会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甚至决定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现实走向。并且，他也注意到小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章文德，以及在他身上所显现的人与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部家族小说，《十月的土地》的显在结构是旧式大家庭的固有矛盾以及在时代潮流冲击下分崩离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安排了一个自始至终都存在的见证者、亲历者，即小说人物章文德。但这个人物的作用显然不止于此，他身上所承载的人与土地之关系的意旨，使作品的内容变得丰富、厚重，耐人寻味。”

家族叙事的延续与超越

无论是对中国现代史的呈现还是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十月的土地》都是以家族叙事的方式展开的。中国宗法社会模式决定了家庭乃是个体生存的基本空间。基于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与文明形式，中国文学从来不乏家族叙事，而《十月的土地》既是对传统家族小说的延续，同时又构成了一种超越与丰富。

　　王彬彬（南京大学）从中国文学与中国人生存方式的独特性这一视角指出：“有两样东西是中国文学所特有的，一个是家族，另一个是土地。西方游牧民族关于家族的观点与我们不同，在日本文学中也很难找到经典的家族小说。而写家族，写人对土地的感情、人与土地的关系，这种书写方式其实源自中国人几千年来传统的生存方式，即只有农耕文明才会对土地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所以，家族和土地始终为中国文学所青睐。比如《红楼梦》《金瓶梅》，甚至即便是《西游记》，其中的神仙与妖怪也都具有家族性，《儒林外史》也写了很多家族。新文学一百年，比如，巴金的《家》《春》《秋》，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古船》，所观照的都是家族关系与家族伦理。事实上，只要思考中国人的人性问题，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必然碰到家族问题，碰到土地问题。”关于《十月的土地》，王彬彬认为，这部小说是整个大的文学谱系中的一环，为家族小说谱系增加了新的人物形象，增加了新的价值观念，增加了新的反思角度。

　　《十月的土地》叙写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东北故事，时间上的疏离能否使小说观照到当下人的生存，这是梁海（大连理工大学）所追问的。在她看来：“到了90年代之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生存呈现出一种身份焦虑，因此，90年代之后家族叙事表现出一种对于家庭或乡土的守望，即对于家族的一种回归。”从这个角度来说，梁海指出，《十月的土地》表现出一种向现代的回归，其中提到很多传统，以及对这种传统的道德预设。比如，章文德这一人物形象是整个家族的象征。抗战时，章文海为国捐躯，但章文德却脱离了抗联，又回归家庭。“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是一种递接式观念，但在小说中却平行化了，即家国不分，有了家才有国，有国还要重视家，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观点。”接着，梁海又说：“这部小说的当代意义是，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身份焦虑时，我们可能只有回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从我们的土地中汲取一种精神的力量，这才是我们今后的生存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十月的土地》作为一部家族小说，具有非常大的突破性。”

　　张启智（《芒种》杂志社）从家族情感表现的角度谈道：“《十月的土地》在表现家族情感时是矛盾的、冲突的。一方面，在传统的‘家国同构’观念下，小说对传统家族中的温情、团结是肯定和怀念的，比如，章秉麟收留了章兆仁，并帮他娶妻生子；又如，章家人得知俄国人到来后，立刻组织老幼妇孺去莲花泡避难，其他人则留守寒葱河抗敌，这样合理有序的人员调配显现了中国式家族的优良传统。但另一方面，作者对封建家族又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主要表现在家族内部的明争暗斗上。比如，为了不让属于自己的家产被抢走，章兆龙用尽手段甚至显露出极尽虚伪的一面，最终导致章家分裂。”在张启智看来，小说对于封建家族中自私自利的财产观念是批判的，但更为巧妙的是，作者不仅揭示了这种自私虚伪，还安排了自我反思。因此，在呈现家族情感方面，这部小说是极具意味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代家族小说创作。

　　《十月的土地》一开篇就显现出史诗性家族叙事的特征。小说面对的是几代人的生存与命运，视野宏阔。行超（《文艺报》）从南北方作家的写作特质方面谈道：“在这部小说中，津子围处理的是一个具有整体性与历史纵深感，在空间和时间上都非常阔大的题材。北方作家的写作总是表现出对宏大历史、宏大话题十分感兴趣，也愿意去驾驭这种题材，在我看来这是东北作家的写作特色。而南方作家更喜欢从自己出发，从自我的细碎感受出发。”作为一部家族小说，行超认为，《十月的土地》不仅题材宏大，而且还展示了很多有意味的细节，比如具有东北特色的语言、仪式等，这些细节都极具神秘感。总体而言，《十月的土地》一方面叙事视野宏大，另一方面在细节处理上又富有特色，整部小说可谓打通了轻与重、虚与实的关系。

　　吴金梅（大连大学）认为，《十月的土地》在家族叙事的框架内探讨了关于现代文明、农耕文明、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等问题。比如，对于小说人物章兆仁来说，其身份究竟是大份还是二份，这样一个潜意识造成了他生活观念上的诸多冲突。另一个人物章兆龙，他自私、耳根子软，妻子在他耳边说什么，他就会有一系列的行动。而章兆仁则展示出谦卑隐忍的中国人的性格，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热爱土地，心怀感恩。另外，她还注意到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郑四娘、莲花和桂兰这三个女性的婚姻也十分引人注意。除了郑四娘，其他两个都有心上人，但最后她们的命运是悲剧的，这种悲剧性命运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共同写照。”另外，吴金梅还指出这部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特殊性，她说：“章家第一代主人公章秉麟，他的经历十分丰富，做过官，经过商，最后选择隐匿，在这个轨迹中可以见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形象，比如，我想到了陶渊明。”

　　在宋娟（大连大学）看来，《十月的土地》是津子围创作的一部真实性与虚构性紧密交织的长篇小说。作者以全知视角俯瞰大地，叙述了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以章家三代人为缩影的东北土地上纷繁复杂的爱恨情仇。小说中不乏夫妻兄弟之间的深挚之爱，以及可贵的友情和恩情。当然还有恨和仇，比如，“大份”“二份”之间细细碎碎的攀比与恨意，但这些恨与仇都在日军入侵后退到幕后甚至淡化、消失，对外族侵占土地、家国的深刻之仇则上升为主要情感。接下来，宋娟说：“‘尧舜净，汤武生，桓文丑旦，古今来几多角色；日月灯，云霞彩，风雷鼓板，宇宙间一大戏台。’纷繁的情感和各式的体验，穿越时空，穿越历史，构成了近五十年以东北章家为代表的爱恨情仇交杂的大地传奇。”

探索边地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近年来，东北再次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表现对象，而东北文学也相应地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之一，本次研讨会也关注到《十月的土地》中的东北书写及其独特价值。

　　张福贵（吉林大学）将《十月的土地》概括为“最具真实性的魔幻现实主义”，认为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与陈忠实《白鹿原》的双重影响，同时又刻印上作者的个人风格与地域风格。“这部作品通过人性的展示来描摹历史和东北。在整个作品中章氏家族的命运变迁，以及它所展示的宗法伦理与复杂人性，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并且这种历史感还带有非常强烈的真实性。”同时，张富贵还指出，《十月的土地》非常难得地避开了以往熟悉的文学表达，也避开了当下流行的抗日题材剧的模式，在展示历史、展示人性、展示民族的过程中，这部作品是独具一格的。“他突破了一个原有的民族关系的描写，比如，在这部作品中，章文智、章文德的抗日行为都具有一种偶然性，同时又具有一种真实性。”他以章文智这一人物形象为例，指出：“这个人物由被绑架的肉票成为一个胡子队伍的智囊、军师，最后成为一个抗日队伍的领导人，其实他是被动地加入抗日，但是，在队伍里他是真心实意的，离开队伍时他也是真心实意的。”在张福贵看来，这些描写与以往的一些展示民族关系与民族斗争的人物形象、人物命运是有所不同的，非常具有真实性与独特性。

　　宋嵩（《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从东北历史与东北文化的角度指出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他说：“东北这片土地非常神奇，梁晓声当年写《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我觉得这个题目用来概括东北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特别是东北的近代史，在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上可谓最富有戏剧冲突、最能孕育出优秀的故事资源。诸多国家、诸多民族的人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会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多少故事？再加上东北满族有萨满文化，萨满文化对于整个东北亚的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宋嵩还指出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东北谚语、口头语的使用。“谚语和民谣构成《十月的土地》的重要成分，这也是东北文学的一大特色。比如，小说中多处写到主人公兄弟俩用背诵谚语的方式吵架，这种写作方式非常独特。”最后，他认为，民间谚语是一个可以深挖的资源，它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当代小说创作。

　　津子围是从20世纪80年代启程的作家，其创作题材十分广泛，艺术手法也非常多样。他在都市与乡村、历史与情感、商战与侦探方面都有所表现，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陈昌平（《鸭绿江》杂志社）从文学史的角度谈道：“津子围在创作手法上承续了80年代的鲜明特征：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多变的艺术手法，这是他相当一段时间小说创作的基本的美学特征。尤其是《十月的土地》，作为东北文学的重要收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东北作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黑土地的眷恋与反思。在《十月的土地》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反思小说、寻根文学与家族叙事的某些特质，也能触摸到西方现代派小说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某些意蕴，这些都艺术地融汇在他对历史与未来的思索和展望里。”

　　张红翠（大连大学）指出了《十月的土地》所具有的哲学品质，认为这部小说不仅写出了东北大地上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写出了深刻的哲思与悲悯。比如，“小说一开始便讲到12岁的章文德处于濒死之际，叙事者说：‘他不会把自己的感受与另一个世界联系起来。当然，也不明白自己事实上处于濒死状态。’这不经意的一句拓展出对生与死、有形与无形世界的思考，叙事的时间和空间顿然洞开，奠定了小说叙事的哲学性品质，也决定了小说后来的展开在向下细摹东北日常生活之时，又始终有另一维度的超越性视角在盘旋。”同时，张红翠还认为，像“关帝庙”“成精”“阴曹地府”以及“附体”等民间传说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使小说呈现出传奇性特征。这种特征与其类比于马尔克斯的魔幻之影，不如说是中国文学悠久的传奇性基因的现代作用。在她看来，这种多样化、民族本土的审美质性突破了标准化、统一化的现代文化的规范边界，形成对现代生命经验的镜照。

　　津子围以十年磨一剑的深厚积淀，在《十月的土地》中集中勾勒了东北“地之子”的精神形象。胡哲（辽宁大学）将这部作品视为一部苦难史诗与伦理寓言之作，他认为：“作者将‘故事’的目光聚焦在历史烟尘中的东北‘土地’与‘人’的血肉联系当中，但并未刻意去描写‘在地’的东北风物、语言，甚至思维特色，而是沉潜到了‘土地的道德’的历史纵深中，以‘人’（地之子）的视野贴近传统与现代、外来侵略与民族抗争等历史语境中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土地’伦理形而上与形而下、家族‘土地’伦理与国家‘土地’伦理等驳杂命题的切肤感受与大义抉择。”胡哲感叹津子围将一腔文学热情投射到东北“土地”与“人”的历史故事中，既生动地展现了属于东北“地之子”的人性光辉，也充分显示了津子围由“文学高原”向“文学高峰”攀缘的可贵足迹。基于此，他认为，《十月的土地》自然成为当下东北历史叙事不可多得的佳作。

　　近年来，东北叙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还提出要建立一门东北学。而东北也成为文学叙事的焦点。前些年，赵本山的小品、影视剧塑造了一些东北人形象，这几年，“铁西三剑客”也塑造了一些东北人形象。邹军（大连大学）认为：“与这些作品不同的是，《十月的土地》对东北这片土地的描摹追溯到了现代东北的原点上。他写的是近现代的东北与近现代的东北人。”在她看来，“铁西三剑客”小说中的东北，是一个彷徨、诗意、迷茫，但又不甘于彷徨、诗意、迷茫的形象，而在《十月的土地》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对20世纪中国历史走向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些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东北。“这部小说让我看到一个历经沧桑却不失荣光的东北，这对于当下复兴东北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她还指出，这部小说在呈现东北历史时，并没有忽视作品的艺术性，是对东北文学的又一个丰富。

　　津子围的《十月的土地》由农村家族视角切入，展现了普通农民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英勇选择，给读者创造了别样的接受体验。陈镜如（大连大学）认为：“国家临危之际，章家内部矛盾迅速退隐，小说成功地刻画了一批形象丰满的东北农村人物形象，如章氏一门，虽然他们只是民族国家中的普通一员，却能做出最有力的抗争，由此再现了东北的刚性力量，呈现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决心与贡献。”在陈镜如看来，津子围用“家国情怀”做文章，执笔将历史洪流中东北农村人的命运与大时代勾连，可谓成就了一个铁性的中国故事。尤其是小说结尾章文海那句“大部队随后就到……天马上就亮了”，更是道出了彼时中国人民最真切的希冀与呐喊。“我认为，《十月的土地》上不仅洒满了东北人民的血性，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写照。”

　　研讨会最后，作家津子围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他说：“由于疫情的原因，研讨会的筹办几经周折，它的顺利举办十分不易。因此，今天，这么多文学界同道汇聚于此，我十分感动。可以说这次研讨会是我所有的研讨会中最难忘的，也是需要我在人生的记忆中永远铭记与镌刻的。”他向所有的专家与主办单位致谢，并将此次研讨会视为写作生涯的又一个加油站，又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