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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泊，是晚近北岛的生命历程最为壮观的部分。《失败之书》《青灯》《蓝房子》等构成了佐证。我读着它们，感觉心中曾经消失的北岛又复活了。

　　阅读北岛，与北岛结缘，记得是从《五人诗选》肇始。

　　该书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收集了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的作品。朦胧诗运动其时已近尾声。这书就成了纪念碑式的镌刻和写照。

　　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中曾说，一个人的过去永远是他的家园。

　　最初我是带着震撼、惊奇甚至是猎艳的心理走进北岛的精神版图。他就像一道莫名来由的湍流和瀑布，夹带着诗性革命的泥沙与惊涛骇浪，滚过、洗礼和冲刷着一代人的阅读记忆。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此类诗歌引发的心灵地震，要等待许多年后才有所缓冲和缓解。《五人诗选》中的北岛，像是把黑墨汁直接涂写在个性的宣纸上，在那线条字体架构形成的文字律动里，宣泄着悲哀的美丽、唤醒的柔情，还有躁动的心声。

　　如果说舒婷恰似轻灵的小溪、顾城宛若黎明的星斗、江河像厚重的历史油画、杨炼仿佛远古的牛哞与图腾之舞，那么，北岛就是站立在民族觉醒意识脚手架上的呐喊者，那是时代灵魂声部最绚的高音。

　　“从十五岁起，有个作家的梦想，根本没想到多少代价。恍如隔世，却近在咫尺：迷失、黑暗、苦难、生者与死者，包括命运。穿越半个世纪的不测风云——我头发白了。”（北岛《三联版小序》）这发自诗人内心的自省，渗透着个体心性的磨砺和烙印，浇铸着他生命历程的步履回音——六年混凝土工，五年铁匠，“四十不惑，迎风在海外漂泊”，之前在国内创办《今天》杂志，成为一个时代的号手和先锋前卫文学的真正开拓者和领路人。北岛不是一座孤岛，即使是孤岛，他也用自己特殊的信号连接着自己和外部世界的音信和脉息。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他青春岁月中发生的往事，至少有两件会成为诗人的缘起和标志。在《朗诵记》中，他追忆了1970年春他和一凡、康成去颐和园后湖划船，听康成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诗歌的发生，离不开时代背景的诱因。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食指的诗就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充分觉醒和苏生。北岛说“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动了”。九年后，他见到据说疯了的食指（郭路生），食指愿意为朋友们读诗，“声音虽抑扬顿挫，但相当克制，和我们当年革命的读法不同”。

　　还有一件事，北岛在《游历，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的采访记里，提及了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妹妹在七六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为此诗人痛不欲生，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跟这件事有关，两年后北岛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海德格尔曾经提出过“死的不可让渡性”，就是死首先是自己的死，个体无法回避的“亲在”的深渊。但是，亲人的死，同样不可让渡。它同样是不能逾越的在场。

　　我想如果保羅·策兰的父母不是死在集中营，尤其母亲被子弹洞穿了脖颈，他的那些属于幸存者的创伤书写，恐怕就是个谜。同样，北岛妹妹死于二十三岁的芳华时节，那内在的撕裂感注定带给诗人终生的精神漂泊和流浪心结。后来诗人自己命运的行踪飘忽不定，某种程度恐怕也是与妹妹意外亡故的刺激、磨砺与觉醒有着扯不断的纠葛、盘绕与牵连。可以说，她的死，促成了哥哥生命的新生。

　　最关键的是，北岛的漂流更根源于改革开放时代本身的恩赐，是世界文化互相交流、碰撞、融汇的产物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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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来，“出走”构成了后半生北岛的命运、品质和格局。“漂泊”则伴随了他的精神之路、文学梦想的来去游踪。远在异国他乡，依旧深情地拥抱母语和汉字，在一个“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的时代，他偏偏动用了自己最丰富细腻的感觉储备，把话语的湍流编织成美妙而传神的心智图案。《青灯》《蓝房子》《时间的玫瑰》《在天涯》……是远行之后的回归，是沉默之余的召唤，是孤寂尽处的打点与梳理，是眺望人类精神故乡的凝眸、朝拜、祭奠和追忆。

　　当然，让我持久摩挲、赏阅和探究的却是《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2004年2月29日，北岛于美国戴维斯为该书写了一篇自序。开头这样写道：“写诗写久了总被人家斜眼，后来写散文才似乎得到宽恕。”他称自己为一个“下山的人”，需要调节呼吸，放慢脚步。“自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三年四年内，我住过七个国家，搬了十五次家。这就是一种散文语境。这些日子你都去哪儿了？干了什么？这是诗歌交代不清的。”于是北岛“书写流浪者故事的过程”，就促成了那一篇篇带着独特生活阅历和特殊情感印记的诸多散文作品问世。而《失败之书》得以用“北岛散文”的醒目标志见证了诗人别一种创作生涯的肇始和开启。

　　“到天涯海角，结识别的土地和居民，特别是和我一样从事写作的人”，这对北岛无疑构成了生命中的谜和至关重要的诱惑。在他笔下，身心的历练变成文字的佳酿，“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面对异国、异地、异乡、异域文化，诗人以局外人又是在场者的双重身份，介入了精神漂流和心灵撞击的罕见的汇合与交融。

　　读他的《艾伦·金斯堡》《诗人之死》《盖瑞·施耐德》《帕斯》《蓝房子》等诸多篇章里对人类诗歌灵性见证者们的凭吊、追记和怀想，就宛如走进一帧帧聚焦着历史隽永气息和人物动态神色的画面。

　　那里没有仰望，只有平常心的平视视角;没有趋附，只有会意的反观;没有盲目的推崇和任性的过度阐释，而留下了精神深处彼此内在的连接与融通。

　　在北岛的心中，诗歌是属于世界性的话语，足以超越民族界限的狭隘与逼仄，足以通达人类文明的整体格局和架构。谁能说“垮掉派”大师金斯堡的激情与梦想就不会与我们拷问灵魂自由和追念心魂飘荡的现代诗性精神相通？今天重温他的长诗《嚎叫》，劈头盖脸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就不禁油然升起感同身受的敬畏之心，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说，被精致的利己主义毁掉的一代精英的面孔也已然开始出现在我们过于功利主义的时代面前？

　　真正的诗人是这个沉闷而浮华、喧嚣而聒噪的尘俗世界的心灵警报器。艾伦是，施耐德也是。同为垮掉派，后者以环保主义的本色追求和清寂自守、高标逸韵的人生价值观称名于世。

　　北岛引用施耐德给自己的学生上写作课前的告诫：“别把写作当成职业，那最多只是张打猎许可证而已。”言外之意，真正的诗歌状态应该是野生的不羁，而非被日常性豢养的家禽样态。施耐德的作品是内敛的、自在的、醒觉的。他与中国古典的诗人寒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寒山的诗翻译成英语，从而让更广大的世界见证了东方式的沉静通达的智慧。

　　从某种程度上，北岛的出走和漫游，让他在诗歌之外获得了新的声部、新的源泉。

　　在国外他依旧写诗，但是平心而论，那些作品失去了原有的爆发力，尽管诗艺上更加饱满、开放与成熟，但是已经退去了从前那种激动人心的魔力。《在天涯》作为晚近北岛诗歌的结集，我从前读到后，有一种一个伟大的诗人睡着了的错觉和挫败感。

　　相比之下，读他的散文，还有关于诗歌翻译方面的随笔，却觉得另一个北岛重生了。代替从前锐利和锋芒的是他的更加豁达、包容，还有不失时机的沉浸和舒展。

　　爱看他笔下的《帕斯》，在写到有一年他们共同在斯德哥尔摩开会，两位诺奖得主竟然也展开了交锋，帕斯不满布罗茨基发言时的武断和傲慢，“也跟他呛了几句。帕斯的英文有限，时不时借助法文。让我记住的是他的姿态：像头老狮子昂起头。”

　　我觉得《蓝房子》很像诗人由衷弹奏的钢琴曲，两位诗人四手联弹，弹出了他们的灵动、敏锐和沧桑，弹出了岁月的无尽低回和惆怅，也弹出了良心与命运和历史的浑然对接与交碰。整个行文，抑扬顿挫，盘旋交织，跌宕起伏，有深情的聚焦扫描，也有理智的剖析梳理，亦有灵性透视的淬炼和打磨，写了托马斯中风的苦涩，写了北岛和他共同交往的难忘瞬间，间或融入了关于人生、人性以及诗歌精神的耐心而细腻的玩味和捕捉。篇末的记录充满了探寻和哲理的气息：“我跟托马斯去采蘑菇。我们穿上长筒胶靴，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员。走着走着，下起雨来，林中小路更加泥泞。托馬斯走在前头，用小刀剜起蘑菇，搁嘴里尝尝，好的塞进口袋，坏的连忙吐掉，说‘有毒’。”

　　北岛的表达词轻意重，言近旨远，托马斯说的“有毒”，如果结合诗歌本性来看，当然会令人浮想联翩。正如在《诗人之死》一文中，北岛借着金斯堡去世一周年写悼念文章之际，其实也反思了诗人的生和诗人的死。像金斯堡那种活法，由他引领的“垮掉派”诗人的活法，无疑是在用他们特立独行的个性风格来反抗整个时代和历史的掣肘与牵制，而当诗人辞别这个世界，多多少少还是会留下一点儿灵魂烙印的，即像北岛所言：“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砂砾暗中影响着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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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在北岛的出走和漂泊之间，他开始“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流浪和漂泊之所以能构成一种散文语境，在于散文和漂泊有一种互文性的关系，用诗人自己的表述就是，“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与社会意义上的书写”。

　　作为异乡人，北岛远离故国故土，将自我沉入异域文明的角落缝隙，感受着聆听着呼吸着西方主流文化和边缘生态的林林总总，从而以一个真正他者的视野和角度、立场和位置来旁观洞悉，进而介入渗透到多元精神的碰撞交流和融汇之中，形成了北岛式的体验、北岛式的“明察暗访”。

　　《失败之书》里收录的文字，有不少是写旅居国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的感遇、遭际和命运的，在如此双向漂泊的同构和并置的语境里，北岛发出了感同身受的心灵和鸣，发现了一个时代天涯漂流者共同的精神困境和诡谲复杂迷离的人生底色。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是《波兰来客》里最广为人知的书写，许许多多人引证和印证这段话，来为理想主义激情的抛锚，来为世俗社会中人的灵性的失落，报以悲歌挽曲式的祭奠和怅惘。

　　《波兰来客》里的老刘，应该说是在异国他乡为命运摆布挣扎而无所适从的天涯漂流客们的缩影与写照，甚至也是北岛本人恓恓惶惶落寞可叹的异域孤旅的存在写真。老刘和北岛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朋友和知己，共同去过白洋淀、五台山等地，到处游玩之余，两个人的盘缠用光了，最后他们还是经大同扒火车回的北京。多少年之后两人又在异国他乡相遇相逢，如果说老刘的美国梦破碎了，那么北岛置身文明异域多元文化冲突碰撞对峙的格局里也同样分身乏术，我觉得这才是他们身心漂泊的真相和真实意味的精神感召所在。《波兰来客》最后写的是，老刘把大到蒸锅小到姜蒜的物件都装进一个大纸箱，准备返回波兰，北岛写道：“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正当搬运工人倒腾那个大纸箱时，老刘缩在柱子后面，睡着了。”这个在国内入过狱、爱过文学，又想着在异国他乡发财并衣锦还乡，其实用老刘自己的话来说叫“赎身”的人，就这么将他告别的身影定格在诗人文字的雕塑般的光影深处。

　　关于漂泊，北岛的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另一种解读视角是奔赴回归的向度和维度：文化的回归和心灵的回归。漂泊既然是失去个体身份归属感的流浪与放逐，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的，那么对回归的渴望和努力，就构成了价值另一极的对撞的张力。

　　在《如果天空不死》里，北岛写了熊秉明先生——一个长期寄居法兰西的通才——“对历史人生的彻悟和关怀”，使得他心灵的脚步越走越远，踏出了国界，遨游八荒四野，俯仰宇宙终极，但是其根其魂却还在母国文明的脉息里驻足跳跃升腾。用北岛的话说：“他骨子里有一种骄傲，中国文化的骄傲，这骄傲陪他远行，也伴他回归。”其实，北岛也是这样，身体漂泊海外，心的故乡依旧在本土诗意精神的深处盘旋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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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乡的天空飘落的到底还是故园的云，从萍踪无定的跋涉里最后留下的脚印归结起来依旧是中国式审美的信念、品格与精神。这从《失败之书》一直承接延续到《青灯》《蓝房子》的理念和内涵，外在与形式，构成了链接北岛散文之锚的岸。当我读着他写给高尔泰、冯亦代、胡金铨、蔡其矫等故旧师友的文字，就仿佛走进了这位天涯游子回航母国文明腹地的港湾，去看取他的精神冲浪，去回眸他的心系华夏性灵之魂的狂歌与曼舞。

　　《证人高尔泰》写了这位历经苦难和折磨的美学巨匠，简单白描，不加修饰，“高尔泰和我所见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一样。他外表更像农民，眼睛眯缝着，脸色红润，总是带着敦厚的笑容，好像望到了一年的好收成。”北岛说“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在他眼里，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称得上是一本“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的书。

　　至于抒情诗人蔡其矫，则通过《远行——献给蔡其矫》，获得了某种勾魂摄魄般的写照。让我们对其有了新的认知、理解和发现。北岛与蔡先生是忘年交，他们都是精神的浪游者、不安分的灵魂漂泊者。彼此的相知相惜相契，诉诸北岛的文字，就有一种非此人不足以道出其生命幽隐的个中况味。

　　“只有爱与艺术，才会破解权力的因果链条……才会让人心变得柔软，复原万物的质感，使灵魂自由青春永驻。”蔡其矫爱着少女，爱着阳光和海浪，爱着大自然和自己诗里的江山岁月。在北岛笔下，他像个老顽童，活出了人生和人性的斑斓曲线。这个骑着自行车总是爱逆行的人，这个愿意和同样倔强耿直而又顽皮的老牛汉斗嘴的人，这个沉醉于和女孩子跳舞或者热情地忘我地为她们拍照的人，这个在极端撕裂年代不惜为了捍卫自己神圣的爱情而蹲大牢的人，这个在煤油灯下在宽阔的平原在情感的湍流中到处吟诵歌唱惠特曼《草叶集》的人……当我们读着北岛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叫南弯的小镇那漫天大雪里透露出来的充满浓厚深情的文字，才懂得以他乡客和见证人的双重身份和命运互相交织着的书写，让北岛对已经辞世的老朋友蔡其矫的追悼，其实也是对中国诗性精神的深切感召、祭奠和神往。一個真正的旅人在异国他乡对另一个真正的旅人的镌刻和印证，仿佛爬上了岁月的额角，爬上了诗意葱茏的历史的幽暗地段而发出微弱却绵延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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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旅人是游子，是过客，是文明的凭吊者，也是人生的歌哭者。无论是中国古典精神中寄寓的乡愁羁旅之思，还是异域文化中出现的天涯漂泊的行走文学，“在路上”沉思、领会和见证，都足以为历史和人性留存一份稀缺而难得的记忆。

　　漂流海外，孤身漫游，用母国语言记录了生命中最难忘、最珍贵的人类共同的情感和命运，当然这里也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隔阂、疏离与差异。不过，无论如何，如他在访谈录中表明的，“游历，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的的确确，他用自己的母语丰富了自己的创作，营造了中国文学的另一种气象。我沿用了林贤治的说法，将他的这类散发着个人个性魅力和内在肌理光亮的散文称为娓语体。当然北岛的娓语自然不同于林语堂、周作人还有张中行一类人出之于闲散平淡幽趣的口吻和笔墨，相形之下，他写得更为激烈、结实、沉郁、苍凉，在风格上近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辛稼轩，内在的理路又和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的写作遥遥相接。

　　他写巴黎，写纽约，写布拉格……那些城市里埋藏的诡谲、孟浪和黑色幽默，写落魄人的生计，写郁郁寡欢而又孤寂中互相寻找慰藉和理解的文人墨客，写生的无尽的希望，也写死的徒然的迷茫，更写爱欲欢欣悲苦困顿中人的心灵的漂泊与求索……北岛的记忆碾轧过生活的车辙，碾轧过命运的穷途，碾轧过历史和文化的故道与新痕，也碾轧过漂泊的诗情和凌乱而又凌厉的汉字的孤绝的美！

　　“写作往往是个借口，我坐在窗前发呆。松鼠从电线上走过，用大尾巴保持平衡。一棵柿子树在远处燃烧。前廊有个木摇椅，坐上，铁链吱嘎作响。”（《搬家记》）

　　“一九九七年对盖瑞是个坏年头。艾伦的死对他是个沉重打击;卡柔病情严重，夏天得到华盛顿做第二次手术。我们约好，待卡柔身体复原，我开车上山去他家做客。这是个很渺茫的承诺，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珍藏它。这承诺已存在了四万年。”（《盖瑞·施耐德》）

　　“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游历，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

　　北岛记录了他的漂流，回味着他的梦，在故地和异域他乡，这位差不多用半辈子流浪承载了岁月和文化重托的孤独的旅人，获得了双重精神意味的凭借、依托和确证。

　　“但愿呼我的名为旅人”，松尾芭蕉几个世纪前的诗意憧憬、幻想和践约，仿佛是昨天北岛梦境的回声，在他那踏踏实实张弛有度的脚印里，分明凝结着大地的风霜和远去起伏的海的波浪。

　　【责任编辑】刁长昊

　　作者简介：

　　刘恩波，评论家，供职于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著有文论随笔集《为了我们丰盈地生存》《捕捉》，长篇小说《十一月的雨》，诗歌作品集《一地霜月》等。曾获第七届辽宁文学奖、第三届辽宁文艺评论奖、《中国诗人》二十五周年优秀诗评家奖和《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度优秀论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