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是从何时开始的？想来想去，应该归因于那棵绿萝。
真的只有一棵。我停下来看它。它挓挲开两枚纤弱的幼叶，让我一时不知所措。那位失去了信心的前主人，遗弃的动作做得多少有些于心不忍，所以它的身份还只是垃圾桶的近邻。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再次经过步梯口，发现这个小孤儿还待在原地。
我给它做了一下简单清洁，浇了次透水，放到水房的柜子上。过了一阵子，水房要打药，它被转移到我们办公室的窗台上。大约因为经历过惨烈的灭门之祸，意识到自己能活下来纯属侥幸，它活得格外努力，仅仅一年多，这棵小独苗竟然长到了两米长。我请擅长种花的朋友推荐一个靠谱的网店，购买了营养土和生根粉。
这是人世间惊心动魄的一年，一棵绿萝向我演示：奇迹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扦插下的每一段枝条都生根发芽，新生的叶片是一根根浅绿色的小针，而那根隐形的生命之线，绵绵不绝，穿梭其间。
生平第一次，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名园艺师。早些年，那位擅长种花的朋友，曾经寄赠我一棵月季。那时是东北的二月下旬，空气里的小冰凌还没有化尽，我拆开快递盒，第一眼，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它种活;到了第二眼，我明白了一个行家与普通花迷的重要区别——就像一个真正的作家与寻常写作者的区别一样明确。即使它光秃秃的枝条还没有爆出芽蕾，仿佛随手写就的潦草章节，你仍可以透过这貌似天成的假象，看到它背后斟酌剪裁的苦心孤诣，看到那强健根系间蕴藏的惊人力量。
一天夜里，我无意间闯入了一个花卉拍卖直播间。当真是乱花迷人眼，自此连续几夜，我在两个直播间转来转去，拍下了几盆不同品种的月季。两个卖家的在售品都来自昆明的花卉基地，邮路漫漫，每天我打开软件追踪物流，草绿色的公路线上趴着一辆厢式货车，好像始终不肯移动分毫。从来没有一个快递件让我如此翘首以盼牵肠挂肚——这鲜活的、热爱阳光的物种，我忧心它们在黑暗的纸箱里挨过的每一秒钟。在此期间，我买下了它们所需要的一切附属物：加仑盆、营养土、陶粒、园艺铲、园艺剪、松土耙、长嘴喷壶、种植操作垫、多种农药和花肥、植物伤口愈合剂，以及光照和土壤监测仪。
最早的四盆花——蓝色风暴、金凤凰、卡罗拉和二乔——于周二上午到达。金凤凰这个名字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但它的故土其实远在荷兰。浇完定根水，我忍痛将所有的花苞逐一剪下——这四小只都是当年培育的牙签苗，一群尚未及笄的少女，哪个当娘的会让自己的女儿在这样的年纪早婚早育？在商品评论区，那一个个奋力顶着大花的幼苗让我心生怜悯。养花如投资，多少有些反人性的意味——古老的基因鼓励我们及时抓住眼前的糖果，而非克制欲望，等待未来更多的收获。
卡罗拉看上去病恹恹的。过了两天，它就只剩下寥寥几枚叶片。紧接着，我发现蓝色风暴似乎有点僵苗，再细看，叶脉的周围几近透明，好像有微光诡异地发自叶片的正中。这些可怕的红蜘蛛大约属于花卉基地的隐形赠品，所幸其他几盆暂且无恙。给这个小病号用完药，我安排它住进隔离病房。
接下来抵达的是一盆混色大苗，当时主播说是“苹果绿混了个二乔”。但直到第一朵花微微开败，我剪下它再三端详，才想到它很可能是一朵奶油龙沙——如今地球村的月季已经超过了一万种，即使是由中国园艺师自己培育的，品种也已逾千。谁能得识天下所有的月季，逐一牢记下它们的芳名？
橙黄色系的月季是我的最爱，它们同时是一条小径，通往我的乡村和童年。有一次，我向父亲求证，在我们郑屯老家的院子里，是不是有一棵高及屋檐的树蔷薇，春天里满树黄花，香气袭人？我摩羯座的父亲一向罕有情感流露，但在那一刻，他的眼睛里涌起了罕见的波澜——当祖父母相继故去，那一树黄花的影像，摇曳在我们父女二人的内心。再过上三四十年，关于它的全部声影，都将与我一起，随风而逝。
我忽然明白，这人世间的一切努力，表面上朝向未来，实质起始于对往昔的反复重建。我没有办法将一棵树蔷薇移植进天津的蜗居，但是我可以拥有它们：一盆金凤凰，一棵朱丽叶，还有一棵果汁阳台。橙黄与橙黄并不一样，果汁阳台的橙是光线穿过装满橙汁的水晶杯均匀散射，逗引起味蕾上的酸甜回想;而朱丽叶的橘黄色花心温柔盘卷，外层花瓣乳白，生来自带大天使的优雅光环。它们的美让人类难以招架，当年英法鏖战正酣，为了让一批中国月季运往欧洲，两国竟然达成暂时停战协议。早年的欧洲没有黄色的月季和蔷薇品种，所有的黄色系玫瑰，都源自中国月季贡献的明媚基因。真正的欧洲古典玫瑰实际上是蔷薇——就是那些代替爱情出场的“Rose”。当这些新诗丽句被译介往中国，翻译家们为它找到了两个专有汉字：玫瑰。翻译家们并没有搞错，古老中国的玫瑰确实也是蔷薇。而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的蔷薇，一年只能盛开一季，直到它们与中国月季结合，繁育子孙无数，才让四个季节里都弥漫着醉人的清芬——这就是被花迷们追捧的欧洲月季，但我们更乐于这样呼唤它们：玫瑰，玫瑰，玫瑰。
想到这种神奇的生物是怎样一步步放弃了有性繁殖，反向突破进化铁律，让整个物种的丰富性接近极致，这期间的意味让我深感迷惑——它们仿佛深谙人类的欲望，在彼此的交接间达成了默契与妥协：让雄蕊异化成花瓣，向美而生;而作为条件，人类甘愿化身臣民与使者，跻身于月季们的演化链接。
养花为什么会让人上瘾？是满溢的成就感制造了充足的内啡肽，还是花朵和叶片释放的气味复制了人类的某种信息素，通过犁鼻器直接进入了潜意识？如今我的脚已经不再属于我，它只想盘根在阳台，让我的眼睛凝视这座刚刚草创的微型花园。每一只新生的芽蕾都被我端详过无数遍：它到底将成长为一根新枝、一枚叶片，还是一粒花蕾？
这是三月下旬，华北平原上的草树刚刚自冬眠中苏醒，桑树鼓出了绿豆大的芽苞，柳树和梧桐晕染出浅淡的绿意，白蜡树鼓胀的叶蕾攒聚枝头，一种偏紫的褐色，像一串串晦涩的浆果。夜间的最低气温可能降到十度以下。我坚持着一份不必要的勤勉，将我的月季们不断地搬进搬出。卡罗拉爆出了许多嫩芽，而蓝色风暴的未来还是一个悬念。红蜘蛛的生命力远比人类顽强，并且配备有整个银河系最优等的耐心。还有埋伏在空气中的蚜虫和蚧壳虫，还有夏季的高温和不期而至的大风……我所要面对的，是未来的无數场战争。
水流花开
梦驱动我前往某处，于是我和我的车出现在一条街路上。在出发的巷口，我与一个黑衣妇人擦肩而过，她的短发老气过时，身形微胖，胯骨略宽。
夜色无声降临，不远处街灯亮起，映出路面上湿漉漉的水光，而更远处的路遁入暗夜。我向右拐弯，然后向左，驶上与第一条路平行的小街。它的右侧有一座大湖，我要沿着湖畔开上大半圈，才能抵达我想去的那个所在——我已经看见了那一片零星闪烁的灯火。
但这条路上没有街灯，没有行人，也没有过往的车辆。恐惧突然来临，我意识到了危险：大雨初歇，暴涨的湖水可能已经淹没了路面，甚至，某段被泡软的路基正悄然塌陷……如果那正是我最初想要的结局，那么此刻，我已经改变了主意。
在逃离大湖之前，我看见湖岸一棵大柳树旁边立着那位半老的妇人。她背对着我，凝神眺望黑黢黢的湖水，一身黑衣，缄默无言。
我返回我出发的地方。不，并不是什么小巷。眼前的山路参差错落，风干后的辙印七扭八歪。但是我看见了我的祖父，他高高兴兴地快步走来，指挥我倒车，好让被我堵在山坡上的一辆农用小卡车开下来。在那辆车的驾驶座上，坐着我的大爷爷。他把头探出车窗，笑容满面，以他一贯的洪亮嗓门与我打着招呼。
我醒过来。是早春的子夜，卧房如同一只断线的纸鸢，卡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间。伸出手，我摸到睡在枕边的猫咪，小小的温软的一团，是这人间属于我的最真切的恋栈。我的心里，忽而涌满了劫后余生的窃喜。我还活着，这本身就像一个奇迹。在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之后，命运居然还肯展露笑颜，留给我反悔的点滴余裕。
而我的祖父和大爷爷，他们已故去多年。在离世之前的几年间，大爷爷成了祖父最放心不下的人。他忧虑兄长的肠胃和关节，挂心他晚上有没有热炕睡。直到过世之后，他们才重新团聚，在故乡那座叫鹤阳山的山坡上。通往墓地的山路蜿蜒曲折，每逢雨后，摩托车和农用三轮会在路面上碾出一道道深凹的车辙。
时节又近清明，鹤阳山上和山下的杏花又该粲然绽放了吧。果园的空地上，小头蒜会乔装成一群绿发女妖，等待着归乡的人。而村边的那条小溪，什么时候才会潺湲起清冽的流水？每次回乡扫墓，我都会留神看一看那道干涸的溪谷——它还在，既没有被垃圾填满，也没有被杂草和灌木掩埋。或许当夏日雨水丰足，这波光间也会映出往昔明丽的倒影？我已经无法确定，在我离乡之前，它是否也曾有过断流的时间——如果秋冬两季溪中水涸，那么我记忆中那片欢天喜地划冰车的景象从何而来？连同我对一辆冰车的渴望，连同我成年之后，仍旧孜孜于冰车制作的每一个细节——难道，这一切都来自潜意识的虚构与想象？
离乡经年，我才意识到，这条我儿时嬉游其间的小溪，在流过我们的村庄后，就奇怪地不知去向。我既不知它源自何地，也不知它归于哪里。在我仅知的狭小范围间，它的流向是自南往北;而以此推断，它理应在村北与那条通往镇上和县城的土路相交。那条路穿越村东的大片田畴，曲曲弯弯，像一枝倾斜向上的曲柳枝条，每一枚在风中飘摇的叶片，都是一茬茬乡人们的家园。这些大大小小的村落，住着大爷爷出嫁的二女儿——我的堂姑;住着我祖父的两位战友，他们一个瘦高，一个矮胖，活像一对漫画里的相声搭档。还有那些我不知来历和去向的人，仅仅是想一想他们的生活，也让我不知所措——他们距离我如此之近，但是为什么，却好像隔着浩渺模糊的星云？
只是在梦里，我见到我暌违多年的小溪，它波涛汹涌，俨然一条真正的大河，切断了通往村东的道路。在持续多年的梦中，它一次比一次宽阔、浩大，直至今夜，漫漶成一个大湖。
而梦中那半老的妇人，我知道她是我。虽然我从未看到过她的脸。但是，承认吧，作为凡人，我们并不知晓自己老去的容颜——即使它早已在镜中真切呈现。
小确幸
临近12点，我正准备回家吃午饭，陶发来微信，问我近况如何。嘘寒问暖只是一记虚招，家人们已然入睡，陶只能向地球对面的人类倾倒他的怒火。
陶说他刚刚开完视频会议，气得睡不着——这个时辰，多伦多正值午夜。
陶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的同窗时间仅有三个月，之后上的又是不同的学校，自此再未见过。身为插班生，加上适值中考临近的非常时期，我与班里的多数男生甚至连话也不曾说过半句。但我记得陶，因为他是珊珊暗中倾慕的对象，每当她提起陶的名字，那张并不出众的鹅蛋脸霎时光芒闪耀。在她日复一日的碎碎念里，我知道了陶的故事——他与班里一位姓卢的女生从初二开始恋爱，成为同学间公开的秘密。卢相貌平平，和我一样略显矮胖;陶则戴着一副黑框近视镜，瓦刀脸看上去严肃又紧张。除了成绩总是名列班级前三，我看不出他身上到底埋伏着什么样的小磁铁，将珊珊的指北针牢牢吸引。
大约是在三年前的岁末，我被拉进了同学群。很快有几个当年相熟的同窗发来验证申请，真是意外，陶竟然也在其中。聊了没几句，陶提出要看看我的照片，这让我更加吃惊。但随即我明白了：陶的记忆里翻找不出那个名叫沙爽的同学，而这样的盲点，对一位学霸的自信心构成了严重威胁。
我入群的当儿，在营口老家的一家酒店里，我们班毕业30周年同学会正进行到高潮时分。留在老家的20多名同学悉数到场，群里喧哗着各个角度的现场照片和短视頻，我们这些身在外地的，则负责点赞兼插科打诨。陶在美国，卢在丹麦，这对青梅竹马的小情人竟然不约而同地跑向了天边。自此之后，卢偶尔会在群里晒一晒她帅气的混血儿子，陶也时常发表一下他在美国的工作和旅行见闻。珊珊则很少发言，营口的同学们组织的各种郊游和打球活动，她也只是偶尔报名参与。我忍不住猜想，看到彼此中年的照片，他们是否会心有微澜？
然而陶说，当年他和卢并不曾恋爱。上高中后两人没有分到一个班，接触就此中断。至于珊珊，直到很多年以后，经别的同学点拨，他才意识到她对自己怀有好感。
陶说他从小就晕车，无论是乘汽车、火车、飞机还是地铁，一切移动的物体都让他晕眩。于是他刻意地多坐车，到大学毕业时，竟然克服了这个天生的弱点。他热爱远足、爬山、游泳、滑雪，有一阵子还特意跑到常州，花了一个多星期，向专业教练学习桨板。有一次他晒出几张越野照片，有同学问他身后的那辆车是什么牌子，陶说他不懂美国车的牌子，况且车是租来的。一位女生问：为什么不买车，反倒要租？
陶在美国的工作只是短期借调。几个月后，他回到日本东京分公司，此后数次回国，还参加了一场特地为他举行的同学聚会。新冠疫情刚暴发的那段时间，陶问我有没有口罩用，那时国内已是一罩难求。陶认识的一位在东京做医疗采购的同胞，买到了一万余只平价口罩，准备寄往国内，陶拜托她从中匀出一点儿。这30只口罩从东京到大连，之后再转寄天津，邮路上走了整整一个月。
也因为疫情，陶移居加拿大的计划推迟了两个月才得以成行。陶供职的那家咨询公司，位列世界五百强。我问他是不是打算调到多伦多的分公司，陶说不太可能——如果公司同意这种申请，势必有其他同事效仿。在度过了最初一段晨昏颠倒的日子后，陶正式辞职，成为一名自由项目顾问。
陶说，做了自由人，才知道以前拿的薪水实在太少。但收入增加的代价是，除了依旧经常要晨昏颠倒，还有些以往未曾接触过的人际考量——眼下接的这个项目，甲方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国企，乙方是中国某大型企业的子公司。陶受雇于乙方，同时需要不断与甲方沟通协商。很快陶就发现，甲乙双方互不信任，都指责对方没有履约。一连数月，项目毫无进展。以往接手项目，签的合同都是“人天”，顾问团每工作一天，雇主方就必须支付一天的费用，同时负责交通及住宿支出;然而这次的项目，签的却是任务完成后付款。如今进程胶着，最焦急的竟然是顾问团队，这让陶时而火冒三丈，时而啼笑皆非。
我妹妹沙琳一家也曾考虑移居加拿大——妹夫的大姐20年前移居多伦多，如今已安居乐业。但是夫妻俩犹豫再三，终是无法放弃眼前既有的一切：在香港，他们过的是典型中产的舒适生活，无法想象如何将自己连根拔起，移植到全然陌生的异国他乡。而陶似乎并无这样的顾虑，即使女儿尚未成年，太太多年来只负责照顾家庭，作为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陶仍不惜从零开始，只为“想要尝试一下另一种生活”。
当年珊珊是否预想到，陶会拥有与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吸引她的，是一个人从年少时起就展露的追梦天分吗？
隔了几天，陶告诉我，多伦多阳光煦暖，春风醉人。他正坐在草坪边，一边晒太阳，一边喝啤酒，就着一根香肠，整个人感觉满足极了。
我这样是不是太容易满足了？他问我。
我想起一位朋友曾经说，这是一个提起小确幸会让人心生鄙视的时代。但是奇怪，此刻我的大脑屏幕上跳出的，偏偏就是这个词。
时间乌托邦
时间就是金钱——没有比这更滥俗的比喻了。但如果这是真的，我是说，如果时间真的替代了货币，它可以用于购物、乘车、支付房租，也可以赠予、抵押和借贷……使用起来如同手机支付一样便捷;而相应的，时间也将作为劳动报酬和商品销售所得，被及时充入我们的个人账户——那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显然，比之现世流通的所有货币，时间更具备无可挑剔的恒定性质。它没有国别，也不需要汇率。换言之，它拥有某种肉眼可见的公平。而且，纵使黄金，也不可能比时间更深入地切合进我们的生命——当时间清零，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真正终结。
时间本来就存在于生命之中，只不过，在有生之年，我们并不能明确地知晓它的余额。但是，假如这余额以数字的形式镶嵌入我们的血肉，就像一块电子表那样清晰展现，只要握住彼此的手，或者用仪器扫上一扫，就可以完成时间的交换与传输——这数额不再只代表着财富，它直接关乎我们的寿命。亿万富翁将享有无尽之寿，而穷人们随时可能倒毙街头。然而问题随之而来：即使坐拥时间无数，但肉体衰老病痛缠身，又有何愉悦可言？而且，这样的世界对孩子们显然过于不利，如果不幸出生在贫民窟，他们可能无法活到成年;而如果没有穷人们的正常迭代与辛勤劳作，富人们能享受到的利益和服务也将不复存在。
那么我们不妨假设，至此时，人类青春永驻的终极美梦业已实现——婴儿们长大到25岁便不再老去，所有人都有可能以年轻的容颜和体魄获得永生。25岁，它构成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时间财富，完全与生俱来;而从年满25岁的那一秒钟开始，生命的秒表在手臂内侧出现，余额仅有一年。仿佛可以听得见它嘀嗒作响，其数字每一秒钟都在递减。成年后的世界瞬间逼迫到眼前，每一项生存必要的支出，面包、蔬菜、水电、服务……都要扣除数额不等的时间。穷人的余生是一场与时间的真正竞争——当“手表”上的数字只剩下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几十秒钟，时刻被死亡所鞭策，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狂奔——穷人怎样才能摆脱他们疲于奔命的生活？
而离开了衰老这一自然天成的淘汰机制，人类将以什么作为砝码，让生命的天平保持必要的平衡？时间守护者扮演了执法者的角色，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以维持时间的秩序，对发生在时间乌托邦的抢劫和谋杀予以裁夺。
在这个建立于时间之上的乌托邦中，表面上的公允背后，隐藏着残酷的规则：城市被划分为若干个时区，时区之间设有关卡，从贫民区到富人区，中间所通过的每一道关卡，都需要缴纳高昂的时间费用。这意味着，对多数人而言，逃离出身的阶层绝非易事。一旦判定某人的时间财富并非他应该拥有，时间守护者可以对其执行没收。尽管守护者本人可能恰恰出身于贫民区，但他要做的，是让每一个时区都如同一座水庫，在各自的堤坝中保持固有的安宁。而富人们——无论是拥有海量时间还是海量的金钱——都将比穷人拥有更多流动的自由。
时区划定了不同的经济规则，随着物价上涨和工作业绩标准的一再提升，穷困的人将越发穷困，最终耗尽生命的最后一秒钟。通过操纵各时区的通胀系数，顶层设计者可以人为控制每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向银行借贷来的时间要支付高额利息，使原本负重的生命在不幸的渊薮中越陷越深。其结果必然是，尽管年轻貌美、身强体健，有的人仍然可能无法活过30岁。
作为现实社会的真切隐喻，时间乌托邦展现了现代社会的种种难题。关于通货膨胀、财政危机、贫富分化、阶层壁垒、社会偏见以及种种不公，在电影《时间规划局》中，安德鲁·尼科尔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因而不得不依赖于一连串的狗血剧情：银行家的独生女爱上了贫民窟长大的男主角，二人合作将从银行里抢夺来的一百万年分给穷人们，让他们得以离开贫民区，去尝试另一种生活——类似于金融系统的小范围崩盘。
或许，尼科尔试图戳破时间公正与恒定的假象——正如同各个时区的时间贬值的速度可以人为操控一样。这与卡洛·罗韦利在《时间的秩序》中所提示的案例异曲同工：“不仅不同的地点没有一个单一的时间——甚至对同一个地点而言，单一的时间都不存在。时间长短只与拥有既定轨迹的物体的运动有关。”
显然，相比于少年时代在公园的甬路上跑步度过的半个小时，一个中年人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对着苍茫暮色所奔跑过的同样时段，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质地和刻度。
离婚季
萱表妹离婚了。
我可能是家族中最后一个得知这个消息的人。如果这事件本身具有类似于甲烷或乙炔爆炸的冲击力，承受震动最大的，除了两个年轻的当事人，想必就是大舅和舅妈。当初萱表妹结婚，受限于男方家庭的经济能力，大舅和舅妈承担了婚房的大部分首付款。为了就近帮女儿女婿照顾孩子，萱表妹刚怀孕，老两口即倾尽积蓄，在婚房附近的小区全款买下一套两居室，随即兵分两路，一个到大连负责装修，一个留在鞍山教书。等大舅也办完了退休手续，他的微信头像就变成了外孙女手举棒棒糖的照片。如此计划精密倾力付出，仿佛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一路小心翼翼，巨石卻忽而在山腰裂为两半，一半不知所终，一半滚落山崖——这样的失重感，我没法想象两个老人将如何消化。
萱表妹是我们姊妹中最另类的一个，不是说别的，而是多年以来她与我们几个表姐堂妹几近陌路。我们没有她的电话和微信，也不清楚她从事的行当和职业，有关她的所有消息，均来自亲人们的转述——由大舅电话或当面告知我们的父母，而当我们的父母提起大舅，偶尔也会提及杨萱。每当这时，我们仿佛恍然大悟：在大连，有一位至亲我们已多年未见。
作为消息链条的末梢，萱表妹离婚事件所制造的冲击波理应趋于最小，然而它的波纹仿佛产生了某种共振，最终汇聚成绕梁不绝的袅袅余音。由于我父亲是独子，我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堂兄堂妹;天然欠缺父系家族提供对比，这加深了我关于宿命的种种疑问——我的三个舅舅，各育有一个女儿：最小的薇表妹八年前离婚，独力抚养幼子;然后是比萱表妹小两岁的茜表妹，我二舅的爱女，于四年前离异，独身至今。
据说，家庭和婚姻的幸与不幸，具有某种延续性质——三个舅舅的婚姻，似乎都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部分。他们以及各自伴侣性格中的种种弱点，要么无意隐藏，要么疏于修缮——无论在建造之初，婚姻的小小殿堂被寄托了多少遐想，几十年的日夜消磨，它已屋顶漏雨，四壁百孔千疮。
或许舅舅们也曾心怀疑惑，何以他们无法延续双亲的美满婚姻——我的外祖父母，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恩爱的夫妻。外祖母个性强，外祖父脾气急，这样的两个人朝夕生活，在所有儿孙的记忆里，他们竟然从未曾争吵过。到了中年，他们变成了彼此的影子，作息和喜好高度一致：无论冬夏，他们清晨五点即起，一个洒扫庭院，一个拭灰抹尘;一个淘米洗菜，一个烧火添柴。无论是自捻的喇叭烟还是市售的卷烟，一个人永远只吸一半，如果另一个人外出未归或暂无空闲，这半支烟会被架在烟灰缸上，等待另一双手将它点燃。削一只苹果或者梨子，哪怕是小小的一只，也会如是分而食之。60年的相濡以沫，融化于这日复一日的细节。
除了我的外祖父母，我未曾发现还有哪一对夫妻保持着类似的习惯。作为完美的婚姻样本，他们提供的线索过于简洁，这直接导致了我对婚姻的错误判断。尤其是从年少时开始，目睹父母之间频繁爆发的激烈争战，再听我母亲追忆起他们的从前——从小学到初中，我的父母始终是同班同学，真正是青梅竹马，情深意厚。当时这场恋情遭到我外祖父母的坚决反对，为了同我父亲成婚，我母亲不惜与双亲反目。如此非你不娶非君不嫁，何以未到中途，就远远跑输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式姻缘？
直到成年以后我才明白，年少时，我忽略了二者各自的概率数字，终致得出的解答方程离题万里。
外祖父去世的时候，他的侄儿和侄媳妇——我称呼他们钢舅和舅妈——从鞍山赶来奔丧。钢舅遗传了他们父辈的相貌基因，长得浓眉大眼，身高超过一米八，看上去比他的几个堂兄弟英俊潇洒。钢舅妈也高挑苗条，容貌姣好。老县城的丧仪极是烦琐，又正值天寒地冻的深冬腊月，对孝子们近于一场体力考验。到了出殡之前的一夜，家人们松弛下来，除了留在外屋守灵的，大家在炕上或倚或卧，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钢舅枕在舅妈的腿上，让她给他按摩头皮和太阳穴。丧事未毕，众目睽睽之下如此秀恩爱，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然而他们的神态平和坦然，似乎一切本应如此。直到如今，我仍记得那样的画面，记得掠过我心头的那一缕温暖——无论身在怎样寒凉的人间，终是有这样相依相携的爱侣。
10年后，我外祖母离世。这一次，钢舅没有前来——他因中风导致半身不遂;钢舅妈也没有来——他们离婚了。
我难以置信。相形之下，似乎后一个消息更让我震惊。就像目睹一件精美的瓷器在眼前无由碎裂，而你完全无处追问打碎它的到底是谁。
情况简直糟透了——多年以前，三姥爷因工伤右眼失明，不得不提前退休。受损的右眼持续发炎，逐渐影响到左眼的视力，十几年后，左眼的视力也彻底丧失。而三姥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加上年岁渐高，自理已是艰难，如何照顾半瘫的儿子和双目失明的老伴？
按恩格斯的说法，一夫一妻制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非起源于个人性爱。直到今天，准备结婚的双方仍会多多少少地将经济纳入考量——毕竟，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独居是成本最高的一种。而当今的世界，已经为离婚者提供了最宽泛的包容——社会分工业已细化到这样的程度，人类的生活从未如此便捷。那位我未曾谋面的萱妹夫，据说年薪30万;之前的几年，夫妻俩又按揭买下了一套住房。所以到离婚时，两个人各自拥有一套房子，就这样完成了财产分割。
最近几年，我越来越频繁地梦见外祖母。在醒来之后的怅惘中，我想起她永远煮得恰到好处的溏心蛋，想起她那件穿了多年仍整洁体面的黑呢子大衣，想起她在我外祖父去世时那份超乎寻常的镇静，想起她自确诊出食道癌，直到去世前几日仍坚持完全自理的那份坚强和坦然——自始至终，她强硬的个性从来不曾改变。于此间，我隐约窥见了所谓琴瑟和鸣的幕后真相——未必是出于单纯的爱意，或者相处中的隐忍和退让，而是源于艰辛年代里两个人共同生成的、对于体面生活的强烈预期。
荡漾
我不知该怎样向你讲述这座小镇。它这样小，并且注定很快就要消失。
它就在我上班必经的路上。但是如你所知，城市里所有的東西都具有某种隐藏性质——它们时而现身，时而隐匿，而其间的规律完全无章可循。
最初我大脑的印象里可以翻找出来一圈天蓝色的彩钢板，这意味着它圈起来的区域将演化成一片工地。有一天，这些彩钢板拆开了十几米长的一段，一辆挖掘机正在作业，旁边的降尘雾炮车轰轰隆隆，在我路过时洒下一片蒙蒙细雨。再后来，彩钢板彻底拆除了，立起来一幢二层小楼，浑身上下透出四海为家的仓促气质。但是楼前的空地随即铺上了水泥，并且砌起了红砖围墙，墙头覆上了苍灰色的仿古瓦，墙面则抹上了浅米色涂料。隔天早上，我看见一位工人正在墙面上绘线，他的工友手持布巾，对这份初稿作品进行细部处理。即使站在近处看，这些勾画出来的砖缝也几近乱真，让我不由得生出疑心：莫非受它庇护的小楼寿数有限，而这道古典风的围墙却打算长治久安？
如此直到这天早上，我发现它的大门上方不知何时焊接了弧形的铁艺门楣，四个金色的大字镶嵌其上：幸福小镇。
这小镇小到只有一幢二层楼房。预制板搭就的楼体呈L形，L的一竖上串了五个房间，一横上则减半。白色的预制板上方，红色铁皮屋顶缓慢地倾斜下来，为建于楼体外侧的走廊遮挡雨水和日光。走廊的围栏则由蓝色的广告牌充任，白漆喷涂的宣传语被搭在上面的床单挡住了一部分，“科学施工……诚信创新，打造品牌”，而在“科学施工”与“诚信创新”之间，前方意外凸现出三个略小的汉字：逃生杆。
在幸福小镇诞生之前，这一小片区域是个神奇的存在。我刚搬到这一带的时候，一位住在附近的同事领着我，拐进一条与大街垂直的短巷。巷子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菜市场。那时我还从未见过这样小的菜市——它的整个面积不会超过50平方米。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肉铺，兼售猪肉和牛羊肉;一个卖大饼和馒头的摊床，虽也极小，却有一扇狭窄的小窗连通外面的巷道;一家卖廉价锅碗瓢盆的杂货店;一个卖酱菜、豆制品和调料的摊点，因各种货物太多，只能一摞摞地垒起来;另外，还有两个半摊床主营青菜，并兼售水果。那半个菜摊所占的面积最大，又紧挨着入口，几只装南瓜和土豆的纸箱总会从入口延伸到市场门外。老板是一对住在郊区镇上的中年夫妇，每周只到这个市场出摊两三次，他们的菜都是从农家直接收上来的，没有经过批发商转手，虽然卖相稍差，但胜在新鲜和低价。除了青菜和水果，他们有时还会捎带着卖些水产品。老板娘长着一张鹅蛋脸，瞳仁黑亮，眼梢上挑，与我认识的一位女诗人颇有些相像。如果人的命运可以互换，女诗人未必比女商贩修饰得当、举止优雅。这对夫妻在附近居民中拥有稳定的顾客，每次总能早早售罄，半下午就收摊走人。没多久，另外两个菜摊走了一家，另一家也不再每天出现。偶尔我过来买菜，却不见有蔬菜摊——这种感觉怪异，像一脚踏进蚀空了地基的房子。
在此之前，同事有几次提及，这里将要建一座地铁站。这一带的房价，即便是二三十年前修建的老楼房，每平方米也在五万元以上。新的线路，新的站点，将带动周遭房价迎来又一波升值。
小菜市的东侧紧挨着一个大型居民小区，而南邻则是一幢老旧阴郁的三层砖楼。这栋神秘的建筑物，不知建成于何时，也不知曾经所为何用。整栋楼体围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囗”字，只在左下角处留出一道狭小的缺口供人进出。它看上去坚固异常，像一座深山大壑间的土司城堡，被周遭的世界日渐遗忘。
那天午后，我拎着一捆青菜和一块豆腐，在寂静的城堡门口站了一会儿。一个心虚的偷窥者，猜测着这幢老建筑里可能发生过的一切。它一定是有故事的，只不过经历过这故事的人，可能已经很少记起它了。它如此苍老、暗淡，仿佛经历过一场烈火浩劫，每一处细节都熏染成了污黑色;但它又分明是活的，是岁月层层揉搓过的一张人脸，密布褶皱与不甘。各种杂物堆放在楼体外侧的走廊上，间或悬挂着一两张半旧的床单。楼下的天井里停着七八辆运送小区垃圾用的三轮机动车——莫非，这里是环卫工人的集体宿舍？
在此之前，我对所谓的城中村一直缺乏明晰的概念。但是在这儿，这个烟熏火燎的老城堡与它对面的小菜市，以及附生其间的烧烤屋、小吃部、锁具铺和理发店——在那家理发店的门口，一直养着一只公鸡，一个超现实主义宠物;而在巷道与大街拐角处的文具店里，我竟然看见了用于租赁的武侠书。还有街边那个属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公用水龙头……或许，对于这个城市里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们来说，至少有一半的身体、一半的记忆，仍在这里徘徊不去。
夏日过后，这一带的居民开始迁离，店铺的铝合金百叶门也全部拉了下来，终日紧闭。再之后，天蓝色的彩钢板正式现身……那些住在城堡中的人，那些开面食店和烧烤屋的人，他们去了哪里？
入夜，幸福小镇围墙立柱上的灯光亮起来了。七枚莹白的、圆圆的月亮，低悬在寂寥的长街上。小镇的大门只留下一道窄窄的入口，一位老者立于门前，无所事事地四下张望。他头顶上方的铁艺门楣，也亮起两串橘黄色的装饰小灯，在它们扇形的空洞间，那隐没进夜色中的四个字，幽光荡漾。
差别
照片被打上了马赛克。隐约看得出她身穿白衬衫，以及地面上触目惊心的大片鲜血。
有人在网络上呼吁，请公众出于对死者的尊重，不要转发原始照片，尤其，她死得如此冤屈、如此惨烈。
这是在事件发生20分钟之后。
20分钟，恰好是从出事地点——营口道与贵州路交叉口——步行到我们这座写字楼所需要的时间。如果骑车沿营口道从东往西过来，准备在这个路口向南拐入贵州路，明明亮着绿灯，却总是会被两道车流夹在路口中间——营口道是天津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这个路口又是三条街的交会点，人与车就像三江汇流一样扭成一团。交通部门索性在路口正中用红色斑马线画出了一个三角形安全岛，让骑车和步行的人们可以在此间暂停等候。而在现场视频中，行凶的刘姓老年男子正是在这个安全岛内逡巡，寻找袭击对象。他上身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竖条半袖衬衫，下着米白色长裤，手提一只用白色塑料打包带编织的简陋菜篮。
那位白衣女子骑着共享单车，经过行凶者身旁，后者突然自菜篮中抽出菜刀，径直砍向她的脖颈。惊骇之下，女子本能地向前疾冲，而刀刃恰恰就横在她的前方。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没有人明白發生了什么，她冲出了40米远，血如泉涌，倒地身亡。一位学医的年轻女孩目睹这一切，当即飞奔到白衣女子身旁，俯身查看伤势，试图伸手救援。其他的路人也聚拢过来，开始拨打报警电话。而行凶者则在原地徘徊，并再次举刀挥向另一位过路的女子，但该女子与他扭打了几下，随即脱身跑开，除了手臂被刀刃割伤，并无大碍。
报道中称，行凶者属于无差别杀人。所谓无差别，即行凶者随机选取袭击对象，发泄内心的不满。早在2004年，行凶者曾因报复他人被判刑入狱;不久前，又因琐事与人产生争执。具体是什么样的琐事，报道中并未提及。
谁不曾有过怒发如狂的失智时刻？谁没有在一闪念间想要杀死某人，或者突然忧惧于自己会被某人杀死？如果仇恨如同喷泉，它必定有一个明确的、肇始的泉眼;所恨之人要么是一二个体，要么扩大到边界明晰的一群。然而——“无差别”？在隐秘的大脑沟回之间，从对某人某事的怨怒转化成对任意陌生人的仇恨，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
随后的跟踪报道里说，行凶者并没有精神疾患，他将为自己的行凶负法律责任。
城市是健忘的。但是这件事在我的脑中盘绕不去——关于那受害的白衣女子，关于行凶者，以及作为术语出现的“无差别”。
事发当天下午，在健身群里，那个网名“晶晶”的健身房前台服务生说，平时一定要多多健身，练就敏锐的临时反应能力，一个连走路都颤颤巍巍的老人，避开他的突然袭击，应该并非难事。
然而问题在于，动手之前，行凶者必定对可能出现的每个细节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利用了人性的共同弱点，以衰朽之力，完成了致命一击。
但我并不相信真正意义上的“无差别”——他前后袭击的两个人都是年轻女子，在一个行人流量如此大的十字路口，这两次选择的概率未免过于巧合。我的理解是，出于内心平衡的需要，他拟定的攻击对象是年轻人——但是从他的个人体能出发，袭击一个青年男子的成功概率难免偏低;而且受袭之后，年轻男性的反应程度也最为激烈。这个年老的行凶者并非没有恐惧，也不缺乏必要的狡黠。与任何一个打定主意要欺辱他者的人一样，他首先动用的是一种动物性本能，一面甄选施害对象，一面划分安全区域。
人性是如此黑暗，以至于我们无法用正常的语言来描述它们。
曾经看过一篇关于性骚扰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公共场合，最容易遭到性骚扰的女性，往往是那些看起来性格内向、走路拖沓缓慢的类型，与穿着是否性感、容貌是否娇美反倒没有直接关系。那些身形矫健、动作机敏的女子，往往会让骚扰者心生忌惮。所以，尽管客观上人性都具有相似的弱点，未必能够在危急之间避开致命攻击，但如果将实施犯罪者的主观选择代入整个事件的方程式，得出的结果必然是：不同的人群，承担了不同的受害概率。
差别是存在的。然而人之为人，无非是，有力量收束起自我的兽性——永远不要向着比自己弱小的人亮出獠牙或刀锋。
人物
春节假期，突然想重看1987年版《红楼梦》。这一看便又是昏天暗地，直看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宝玉衣衫褴褛的背影在雪地上踽踽走远。无论这镜头此前看过多少遍，再看时仍刻骨蚀心。如果宝玉留在蒋家，与宝钗搭伙过起柴米油盐的寻常日子，纵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人心造成的击打却远不会这么强悍。
看评论区有观众感叹：如果宝玉肯留下来有多好，如果历经劫难四处星散的家人们仍能聚在一起生活有多好。他们想到的是，只要活着，亲人们彼此之间就可以相互温暖。然而他们大约不曾想过，聚，是需要力量的——包括金钱的力量和内心的力量;而散，是一群人抱了各自的床板和浮木，顺着命运的河水漂流而下，渐行渐远。到了这种时候，仅仅是活下去本身，已经耗尽了人的气力，再也难以匀出其他。宁荣二府先前的聚，是金钱结成的向心力——没有偌大的两座家宅，如何聚而居之？而且，各人对人生抱持的努力和期待不同，聚，必然会促成某些个体的寄生，而相应的，是其他亲人的额外付出。所以，聚并不一定只会带来欢喜，尤其是，在共享过烈火烹油的富贵之后，贫家小舍式的聚，只会勾起加倍的哀愁，需要更强大的内心力量彼此面对。所以宝钗知道，宝玉不会回来了，他有他不能回头的理由。说到底，在家破人亡之后，生活和内心的重建，需要彼此灵魂紧密联结的力量，而这力量，她无法给予宝玉。
说起来，曹高二翁偏爱的终究是黛玉，让黛玉赶在被抄家之前及时死去，以免面对后来的种种不堪。他们也偏爱探春，让她提前脱身远嫁，免受株连。活下来并非就是幸运，所以当宝玉听闻母亲的死讯，只说了一句“早去了也免得遭罪”。
贾妃被赐死，剧中只是暗示。大祸降临之前，往往都有这样的暗示。一个人如果能读懂这些暗示，就有了从厄运中及时抽身的可能。贾琏预感到贾妃之死隐藏着的秘密灾祸，所以一再试图打探到内情。凤姐送巧姐投奔舅舅，本是先人一步，却不料所托非人。然而不经大起大落，谁又知道谁是可以托付的呢？
之后的数日间，情绪起起伏伏，还沉陷在剧情里。如果真的身在其中，是不是只有像惜春那样冷心冷面，才能真正得以解脱？但是无情人纵然也有幸福感，那也是一减再减，打了无数道折扣的。
早年责编过一篇小说，出自哪位作家的手笔已记不清了，但小说中那位叫白老太太的主角，却极是让人印象深刻。这白老太太原是地主的女儿，丈夫早逝，带着独生子过活。儿子高中毕业后，白老太太让他到港口做了一名装卸工，又为他物色了一个做纺织女工的媳妇。每隔一段时间，白老太太会带上一只随身小包，到离家很远的银行，把金首饰兑换成现金。靠着这些，即便是在物质最匮乏的年代，一家人仍过着丰足的日子。白老太太爱看报纸，每天儿子媳妇出门上班，她自己侍弄完小院里的蔬菜和花草，便戴上老花镜，把当天的报纸细细看上一遍。随着时局变化，白老太太意识到风雨欲来，她带着儿子去了一趟兑换首饰的那家银行，将柜子的钥匙交给儿子媳妇保管。有一天，儿子媳妇下班回来，见老太太穿得整整齐齐，头扎在院中浇菜的水缸里，早已气绝多时。不久“文革”来临，红卫兵小将翻出白老太太出身地主家庭的旧账，来到白家门口，却被街坊的老人们骂了回去——什么地主婆？人家两口子都是下苦力的工人阶级！到了20世纪80年代，儿子媳妇已经退休，孙子留学海外，只是儿子时常会想起母亲，若有所思。
我也时常想起这位白老太太。这样的一个女人，我相信她真的曾经活在人间。
如果能做一个像特德·姜小说里的智商超人就好了。在《领悟》中，特德·姜假设了人类可能抵达的智力极限——不费吹灰之力看穿众生百相;精确控制自我身体的所有机能与感官;透过任何一门学科的表象，迅速切入其内在逻辑;精通所有人类的艺术与文字，并尝试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和表达……我想，这样的一个人，业已穷尽了特德·姜的全部想象，以至于他不得不在小说的末尾部分安排了超人的死亡。
而活下来的那人，并没有在我们的想象中正式登场。
【责任编辑】陈昌平
作者简介：
沙爽，作品散见《诗刊》《散文》《钟山》《天涯》《大家》等刊。出版散文集《手语》《春天的自行车》《逆时光》《拈花》，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桃花庵主——唐寅传》，历史随笔集《味道东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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