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宏

　　小山是盲童，先天失明，是近亲结婚所致。当小山的姐姐——他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出落得明眸皓齿、粉妆玉琢的时候，谢天谢地，小山父母的隐忧，如一阵大风吹散空中盘踞已久的乌云。所以，当一个白白胖胖的漂亮男孩四肢康健、哭声嘹亮地降临人间，儿女双全，成就了怎样的一个“好”字啊，小夫妻俩几近喜极而泣。

　　孩子满月，一位远来的亲戚发现孩子的眼睛似乎不大会追人。压制住慌乱和疑惑，她尽量不动声色，悄悄调整不同角度试探，果然，面对站在不同方向的人和声音，襁褓中的宝宝更多地调动听觉去感受和追寻。

　　那个最终经医生确诊先天失明的宝宝是小山的哥哥。然而年轻的父母不愿相信上天对他们如此不公，于是，小山成为他们向命运发起挑战的“试验品”。

　　小山九岁时成了盲班的学生，班主任毕业于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盲教专业，男性，我们称他为严老师吧。

　　那年，学校的管弦乐队整合成铜管乐队，分配我打大钹，因我手无缚鸡之力，总是慢半拍，便改吹单簧管。后来又成立了民乐队，分配给我一把柳琴。严老师在铜管乐队中吹小号，在民乐队中打扬琴。小山的身份虽然是学生，但因有二胡演奏方面的特长，也能在民乐队中担任二胡独奏。盲班成立不久，学校安排我给盲班上常识课和手工课，因这些渊源，我跟盲班、跟小山和小山的母亲以及陆续而来的孩子有了更多交集。

　　小山的母亲是个爽快人，行事利落、坦诚，对当年跟表兄结合的任性决定深感后悔。她说，一年中最痛苦的日子莫过于过年，过去穷人把过年叫年关，在她家里，过年也是年关。乡下的年过的是仪式感，讲究供家谱、生火盆、接财神、放鞭炮、点烟花，当邻家的孩子们换好新衣欢天喜地四处乱窜无事忙时，她的两个孩子躺在炕上无所事事，夫妻二人相对无言，只有暗地里叹息。

　　有一年，学生激增，我们的教师宿舍也被腾出来做教室。几位寄宿老师暂时跟盲班的孩子挤着，住在一个由小教室改成的宿舍里，晚上有值班老师负责孩子们的起居。学校没有专职生活教师，我们每人每月负责三四个夜班。那些晚上，我会抽时间给小山和几个盲童读睡前书，像评书联播一样。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工作的小城还没有盲人听书之类的软件。孩子们早早洗漱完毕，静候开场，就在那样虔诚的期待中，我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安徒生童话》等书籍。在对文字、文学以及更广阔的世界的渴望中，孩子们对我产生了深深的依赖。

　　一个特别晴朗的五月，某日常识课的延伸讲解中，我向孩子们描述了校园的风貌。教室窗外一垄一垄整齐有序的月季花，隐身在墙角边的紫丁香，繁花似锦的芙蓉树……孩子们对芙蓉树情有独钟，十分向往。我自作主张地把孩子们带到室外，在芙蓉树下站好，自己攀上石头矮墙，压下芙蓉树的一个枝条，让孩子们的十指触摸芙蓉花朵。有的孩子还把芙蓉花贴到脸上，把感受讲给我听，我再具体描述芙蓉花的形状和色彩。那天晚上，我根据当天的经历写了一篇散文，寄给地区的文学广播栏目。作品播出那天，我借了收音机，跟孩子们一起倾听主持人深情的配乐朗诵，那篇散文的题目就叫《芙蓉花开的时候》。教室的窗子开着，清风微拂，花香弥漫，我们每个人都是“剧中人”。

　　乐队有一套成型的节目，其中有一个特别环节——一段倾诉我曾经作为教师代表担任那个倾诉者，大致介绍学校的情况、教职员工的年轻化和学生的情况，等等。后来，盲班来了一个十一二岁叫小青的女孩，口齿伶俐，聪敏好学，校长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她让颇有文采的副校长以小青的口吻和经历创作一篇发言稿，对小青进行培训，配上电子琴伴奏，如泣如诉，颇能打动人。很多来校参观学习的兄弟单位和各部门的人都被小青的倾诉感动了。

　　小青最出彩的一次是面对一个三四十人的团队，据说都是中青年领导干部。那天，我和乐队的同事一起坐在舞台上候场。此前，小青的演讲虽已听过多遍，但那天，在琴声的感染下，小青和小伙伴们的遭遇令我无法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就是那样一刻，一个清脆的声音让我从情绪中抽离，我惊愕地确信那是鼻涕甩到水泥地面的声音，一位被深深的同情和怜爱所感动的中年男士正涕泪交流，不巧的是没带手帕和纸巾。他用手背抹着脸上的泪水，另一只手从衣兜里掏出一把百元钞票，当场捐赠给学校。他的行为产生了连锁反应，那天，几乎所有的来宾都慷慨解囊。时隔多年，即便是今天，我仍然能够感受到那位先生当时无处安放的悲悯。

　　因为在演出中的突出贡献，学校免了小青的学费、餐费等一应费用，校领导还经常给她添置新衣，时常也给一些现金奖励。然而，小青的家长渐渐有了别的心思，他们觉得各级来访嘉宾是冲着小青捐赠的，这些现场捐赠应该属于小青。但校方和其他一些知情的家长认为小青代表的是全校所有的残疾孩子，捐赠善举面对的是一个群体，而且所有的捐赠所得都被用在孩子们身上，比如购置教学设备、改善食堂伙食，等等。

　　小青的父亲提出退学，说要为孩子的长远着想，给孩子找一个出路，将来不愁一碗饭吃。孩子这么小，还有什么比接受教育更好的出路呢？开始我们都以为小青爸爸就是想“拿”学校一把，但尽管如此，校领导和班主任仍然进行了多次电话沟通和实地家访，做了大量工作，然而，小青爸爸去意已决。后来，听说小青被安排跟一位算命先生学算命。

　　小星是盲班招收的第一个学生。小星家和秋老师是邻居，但此前她从未见过小星。一直到小星七岁，只有极少的亲戚和近邻知道小星的存在，秋老师的婆婆就是其中一个。

　　为了成功招到第一个学生，严老师在秋老师的陪同下一次次登门拜访。小星的入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开启了这座城市盲教事业的新纪元。

　　小星细弱得像一棵没有生好的豆芽菜、一个和软了的细长面团。但小星是一个十分好看的男孩，两只青白的小手总是掌心向内交叠在一起，坐在椅子上，身体百无聊赖地前后晃悠。他那无辜小羔羊的模样，令人不忍大声对他说话。小星的自理能力几乎为零，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我们经常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看严老师在操场上不厌其烦地培训小星的定向行走能力。尽管时日已久，小星似乎依然没有学会左右脚交替行走，他那不停向后使劲的屁股传达出对前路的无限怀疑。

　　一天下午，秋老师带着孩子们练习大合唱，小星站在队列中，表情凝重，身体扭来扭去。秋老师发现异常，关切地询问：“小星你怎么了？”小星弱弱地回答：“老师，我有一个歌儿。”说罢，身体持续地扭动不停。当迷惑不解的老师们终于搞清楚状况，知道小星所谓的“那个歌儿”就是“上厕所”后，忍不住集体捧腹，连忙抓了两名语训班的大孩子陪小星“唱歌”去了。我调转工作离开那里时，盲班的孩子最多时达七人，但小星的自理能力基本上处于垫底位置。

　　跟小星的境遇类似的还有小武，但小武要比小星高大强壮，按同事们的说法“可以破小星三个”。小武跟其他几个孩子不同，那些孩子都有看似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注意观察，从外观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异样，而小武从出生起眼睛就没有睁开过。据小武妈妈说，她怀孕六个月左右时发现出血，去医院检查也没看出什么，孩子出生后，回想前尘，心中恍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入学后，小武几乎不会正常行走，无论身处何地，他走路的时候总是同一只脚在前，探索完之后，另一只脚微微跟进，无论老师们怎样拉着他的胳膊与他同行，他都使足全身力气向后坐，不肯轻易向前，并恐惧地大呼小叫“井——井——”

　　严老师不明所以，猜测小武是不是怕井啊。她跟家长沟通后，小武妈妈道出了实情，因生了一个盲孩子深感自卑，她常年把小武圈在家里，吓唬他说院里有一口井，如果自己跑出去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井里淹死，所以小武就不敢走动了。小武很容易烦躁，他把左右手交叠在胸前，像一只钟摆那样晃来晃去。与小星不同，小武坐在自己的课椅上，把那可怜课椅用屁股颠起来，向后仰去，课椅的两条前腿腾空，仰到一定程度归位，借惯性再向前使劲，让课椅的后腿翘起来。就这样周而复始，前前后后晃出同一频率的“嗒嗒”声，常常扰得人心烦意乱。

　　2008年北京残奥会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中国残联理事长的汤小泉女士向与会记者深入介绍了残奥会筹备工作的相关情况，以及中外不同的残疾人观。时至今日，我还依稀记得大致的意思：中国不在少数的残疾人家庭，常常为家有残疾孩子感到自卑、苦恼。有的观念认为，残疾是上辈子做了坏事对今世的报应。因此，一般情况下，家长不肯让自家的残疾孩子在外抛头露面。所以，现代社会中，残疾人更需要关爱和尊重，让他们有平等、健康的成长机会。

　　小双和小强是兄弟俩。他们是大地和河流的孩子，来自乡野，几乎跑遍了家乡的每一个角落，百无禁忌。入学后，老师带着哥儿俩熟悉校园、宿舍、食堂、厕所，只一遍，他们就如同已经在此地生活过一生一世一样，些许的一点儿光感和放养生活让他们如入无人之境，自由无碍地在校园里穿行。

　　春天来了，当尘封一冬的老式窗子打开的第一天，在小强身上发生了一次流血事件。那天，小强一如往常，出教室往北走，西拐，经过北趟一溜教室去厕所。已习惯于横冲直撞的小强没有注意到窗子的变化，就是带着那股横冲直撞的劲儿，他的右额头撞到了敞开的半扇窗上，顿时磕出了血，着实让老师们心疼许久。尽管如此，事后小强还是那副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老样子。

　　我对孩子们学习的盲文颇感兴趣，作为一种触觉语言，现行国际通用盲文由法国视力障碍者路易斯·布莱尔（有的译为布莱叶）发明。布莱尔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马具工匠之家，三岁那年在玩缝纫锥时不慎刺伤了左眼，不久又感染到右眼，最终双目失明。他的灵感来源于海军军官查尔斯·巴比埃军事课上夜间通信演习的“夜间书写”符号。1925年，年仅16岁的布莱尔将巴比埃的12点制改成6点制，创造出一套用6个凸点组成的盲文，通过一个个不同的组成方式，组成了许许多多个字母或符号。

　　我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人，是盲文为他们找回了眼睛，开拓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孩子们使用盲文，自然离不开盲文板、盲文笔、盲文纸。盲文纸和牛皮纸类似，如果纸张较薄，其上的盲文极易磨损，不利于长久保存。盲文板的型号有很多类型。孩子们用的是四行板，盲文笔是类似锥子样的东西，只不过比真正的锥子要钝很多。盲文点字书写是从右向左钉写，读盲文则需要翻面，从左往右读取。

　　孩子们拿着盲文笔努力钉写盲文点字的样子令人心疼，尤其是小鱼。她入学时年仅六岁，小小的她用细嫩的小手在盲文板上一笔一笔地钉下去，仿佛每一次都耗尽了全身的力气。一天，我正在上课，小鱼突然从眼里抠出一只眼球放在手心上。我的心几乎漏跳了，“小鱼你干什么？”几乎声嘶力竭，我从不曾那样焦急惶恐。“老师怎么了？”几个大孩子异口同声地紧张起来。“老师，没事儿。”小鱼无比淡定地拿出一个小瓶子，小瓶子里有液体，她似乎给那只眼球做了“消毒处理”，然后又自然地把它装了回去。那天我才知道小鱼一只眼睛是义眼，我扶着桌角，安抚着凌乱的心绪，我听见回落到原位的那颗心对自己说话的声音，“天哪，原来如此。”

　　我从来没有见过小鱼的爸爸，小鱼也从不提与爸爸相关的一切。小鱼的妈妈十分好看，长长的中分直发，在颈后用一条素色手帕松松地裹着，那一头青丝发质非常好，在高挑的身后摇曳出一片旖旎。小鱼的衣服、被褥打理得异常整洁。小鱼来了以后填补了小青的空缺，小鱼的稿子重新按她的身世量身定制过，那么小小的一个人儿，我见犹怜的样子，那童稚清亮的声音不知让多少人喜爱同情，让他们潸然泪下。

　　我想，小鱼那么小，但那么快就跟上了进度，我也能够学会盲文吧？孩子们知道我的想法都很兴奋，一致推荐小强当我的盲文老师，小强也欣然接受了我这个特殊的学生。小强十分负责，我用了三天的课余时间学会了盲文点字，只不过我不会摸读，只能看，而严老师不仅看得懂，也是会摸读的。据严老师说，当年求学时为了建立盲感，体验黑暗中的世界，学会摸读要把眼睛蒙住，至少坚持一周，甚至更久。无论昼夜，都不得摘下眼睛上的罩子。

　　我对自己的要求没那么高，只要能更近地感受孩子们的世界、拥有更多共同语言就可以了，不必补上严老师当年那一课。我兴致盎然地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用新学的语言深情地给每一个盲童钉写一封信。我把写好的信一一交给孩子们，坐在教室前认真观察每个人的表情。孩子们摸读着我的期望和寄语，笑靥如花。阳光从南窗洒进来，在光束的微尘中，孩子们那样欣喜，那样毫不矫饰、毫不保留地展示对一位老师的崇拜。回到教室的严老师半开玩笑：“王老师，孩子们对你如此，会令我嫉妒的哦！”孩子们笑得更欢了。

　　作为对我勤奋好学、进展神速的奖励，小强送给我一副崭新的绿色盲文板和一支黑色盲文笔。时光流转，步履匆匆，在异乡和故乡间往复奔波，当年的许多东西都散失了，小强送我的盲文板和盲文笔却一直在。曾经习得的全部盲文点字只剩下几个声母，它们所对应的点位只剩下一二点b，一二三四点p和一三四点m，我忘记了所有的韵母，再也钉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点字了。

　　上帝无情地关闭了小山视觉的那扇门，却给他打开了听觉那扇窗。小山拥有良好的音乐天赋，很小就学了二胡。他的嗓音纯正、清朗，当年，我们最喜欢听他唱《花好月圆》，只不过那时，他的歌声还带着一点儿少年的羞涩。

　　小山的父母不止一次向校长发出邀请，希望全体教师去家里做客，说无以回报，乡下没有什么好的，就想请大家吃一顿家常豆腐脑，希望校长能够接受，但一次次都被校长婉拒了。

　　具体忘记了哪一年的四月末，小山父母来校接孩子，又一次向校长发出邀请。适逢学校标本室要采集昆虫和植物标本，据说小山家所在的小镇植被覆盖良好，植物和昆虫种类繁多，校长决定做一次集体家访，同时完成标本的采集补充。但与小山家约法三章：一是不铺张，说好豆腐脑就是豆腐脑；二是大米我们自己带；三是上山采集标本的工具老师们自己制作。

　　时间安排在“五一”假期，全校教职员工倾巢出动，分头乘坐当时一种叫作“一五甩”的三轮车，向城东南十几里外的小山家进发。每辆“一五甩”都满满的，同事们各自携带着采集标本的工具，也带着面包、火腿肠、矿泉水等补给和辎重，校长乘坐的“一五甩”上还载着二百斤大米。

　　当我们抵达小山家的时候，还是被震撼到了。小山家宽敞的院子一片喧腾，几乎集结了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少。他们有的在洗碗，有的在剥葱，有的在扒蒜，有的在洗菜，还有几位中年女子绕着青色的石磨在拉磨，往磨眼儿里填泡鼓涨涨的豆子，用水瓢接住流溢出来的豆腐泼子。一浪一浪的欢声笑语在山间欢愉地回荡……乡村娶媳妇的场面也不过如此。天空纯净朗丽，小山爸妈出来迎客，笑容比那个明媚的节日还要明媚，小山几乎合不拢嘴，循着声音和脚步热情洋溢地跟每一位老师打招呼。

　　那天的石磨豆腐清香无比，虽然那时乡下早已有了磨豆腐的机器，省时省力，但小山的爸妈还是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表达一家人的心意。

　　那天同事们顺利地完成了标本采集任务，也进一步了解了小山家的情况和小山家人的愿望，他们愿尽其所能为孩子们寻找一条出路，让孩子们能够从黑暗中突围。临别时，校长自掏腰包拿出五百元给小山家，费了好大力气才让小山一家接受。

　　我和小山在他家附近山脚下的溪水旁聊天，撩拨着清亮的溪水，让水滴溅到小山的脸上，小山笑得像一只可爱的小公鸡。小山说他要唱歌，要学好乐器，将来还要开一家推拿按摩的店，还要帮我的腿做康复……就在那天，那一刻，我知道，那个小村庄装不下小山了，因为他的心装着远方。

　　小山家的后园和后园的桃花还定格在我的影集里，我坐在凳子上，一位学姐站在左边的桃树下，笑得恣意开阔；另一位同事手捧桃花向我撒落，照片中，她保持着抛洒花瓣的姿势，笑容可掬。还有我们扛着捕蝶网，全体行进在去采集标本的山路上……每当重温那些照片，就宛若重温与小山们共度的时光。

　　若干年后，当小山辗转联系上我的时候，他已经定居厦门，开了按摩店，成了家立了业。小山的妻子是一位低视力患者，从事着基层残疾人工作。小山给我传来一些他录的歌曲，还有微电影，那是媒体的杰作，记录了小山和妻子的爱情故事。微电影中，女孩满脸崇拜和爱慕，说小山“不是在唱歌，就是走在去唱歌的路上”。

　　2018年国庆，小山带着妻子和几位好友回乡，约我相聚。小山说他的妻子非常想认识我，因为他的嘴边总是挂着一个王老师。小山给我讲了许多我离开后发生的事，充分发挥了他的好口才，努力还原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仿佛要一下子填满那些时光。在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中，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因为与一位值班老师发生了一些龃龉，盲班话最少、看似脾气最好的小良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他竟然把一盆水泼洒到那位老师的床铺上。还有一件是关于女教师宿舍失窃的事，那件事曾经是我最关注的，在刚发了薪水的当天下午，同宿舍一位同事的全部薪水不翼而飞，当时我们同住的六七人都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多年后真相大白，真凶原来是当年弱智教育班的一个孩子，由其他的偷窃案件牵扯出当年的失窃案，还了大家的清白。还有，小山心心念念引以为憾的是没能履行当年的承诺，隔着数千公里没能帮到我。

　　微信聊天中，小山有时依然叫我“王老师”：“哇！声音还那么甜啊，永远都是二十五岁的王老师！”有时叫我“小老太婆”，学着配音的样子：“你这个小老太婆原来还是这样年轻啊！”有时叫我“傻姐”，说我感冒了不会照顾自己，有时还学着我叫他的样子唤我作“傻孩子”。他长大了，我往往忽视了那些孩子们的成长，记忆中永驻着他们以前的样子。

　　小山热心公益，经常去电台录节目，录他喜欢唱的歌。他常常把他做的公益节目发给我，跟我分享他的快乐。去年，小山还荣获了一个朗诵比赛的“十佳”。

　　前些日子与严老师长谈过一次，提及当年盲班的几个孩子，严老师说小双兄弟目前在湖北工作，起步早，推拿技术好，发展得不错。严老师特别强调说，小双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儿女双全。远在电话的另一端我无法看见严老师的表情，但他把“儿女双全”四个字咬得很重，字与字的间隔拖得很长。我很挂念小青，严老师说不久前还真邂逅了小青的父亲。小青父亲对当初的选择懊悔不迭，小青离婚了，生活无依，全靠家人接济，现在也开始学按摩。最小的小鱼在邻市从事盲人按摩工作。说到这里，严老师突然加重语气：“最完蛋的就是小星和小武，都在家闲着。”

　　我告诉严老师，他班里还有一个孩子随父母定居在我所在的小城，我在窗口工作那年曾和他偶遇。那天大厅里人很多，我正在解决一些问题，人丛中突然传来一个急切的声音：“王老师，是你吗？你是王老师吗？”那个孩子就是小章。我感到非常意外，时隔多年小章还记得我的声音。在那之后不久，征得小章父母同意，我把小章介绍到本地的盲人按摩培训基地去学习。次年，在全国助残日期间，我陪同领导去按摩培训基地走访调研，小章还在那里。后来，我离开了那个部门，再没听说过关于小章的消息。不知小章学到了什么程度，能否独立操作。

　　当年，他们还是孩子，在家有父母和其他亲人照顾，在学校有老师们的悉心呵护。匆匆20年过后，当年的孩子们已至而立之年，立得住的要撑起自己，撑起一个家。

　　不久前，看由作家毕飞宇先生的长篇小说《推拿》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作为一名残疾人，同时也是一位残疾人工作者，我对残疾人群体并不陌生，但整个观剧过程中，我依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得不说，无论生活、工作，还是爱情、家庭，盲人或者说整个残疾人群体所面对的困境，比常人要多得多。

　　多年以前，在《种子的旅行》那节常识课上，我从乡下寻到苍耳、鬼针草以及课本中提及的能够找到的其他种子，给小山和小双、小强他们讲课，让他们亲手触抚那些种子的形状、特征。我们儿时的课本上也有《植物妈妈有办法》，那是一篇优美、朗朗上口、拟人化的科普作品。不知当年听课的孩子们是否想到，终有一天，他们也要离开父母的温暖怀抱，在未知的前路中独自打拼。而直到为人父母之后，我才意识到，作为人类，尽管为了孩子的成长和未来煞费苦心，然而许多时候，我们未必比得上那些勇敢果决的植物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