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海

　　中国当代诗坛的莽汉主义，是后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支流，它的特点及其意义，我们可以从其始作俑者李亚伟和他的诗中窥其全豹。

　　李亚伟，1963年出生，四川籍人，1984年与万夏、胡冬等人创立“莽汉主义”诗歌流派，写下《硬汉们》《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等篇什，以其独特的诙谐、幽默和反讽，解构着传统诗歌的秩序，让读者耳目一新。正像他自己在《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一文中所说的：“莽汉主义幸福地走在流浪的路上，大步走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感到路不够走，世界不够我们拿来生活，病不够我们生，伤口不够我们用来痛，当然伤口也不够我们用来笑。”李亚伟就是用这样的情绪和智慧染指诗歌的。在李亚伟的眼中，已经没有什么神圣和偶像值得讴歌了。他们自己就是大诗人、大圣人；就是一群文化二流子、硬汉和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

　　我们曾九死一生地

　　走出中文系，用头

　　用牙齿走进了生活的天井，用头

　　用气功撞开了爱情的大门

　　我们曾用屈原、用骈文、散文

　　用玫瑰、十四行诗向女人劈头盖脸打去

　　用不明飞行物向一两个校长教授

　　砸下威胁砸下山誓海盟

　　强迫她们掏出藏得死死的爱情

　　——《硬汉们》

　　李亚伟的《硬汉们》，道出了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行为动机和思想主旨：这就是用行动打碎神圣、偶像和权威，过平民化的真实生活。于是，李亚伟的诗歌首先从语言上开始革命。方言和口语，成为他诗歌特别明显的风景。他把自己青春期的躁动、热血和爱的冲动，提炼成这样的诗句：“我们仍在痛打白天袭击黑夜/我们这些不安的瓶装烧酒/这群狂奔的高脚杯/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瓶装烧酒、高脚杯、豪猪，方言和口语就如法炮制地进入了他诗歌的字里行间。不仅如此，他还要让“行为”进入诗歌。这是一帮硬汉干的事，他们得到爱情的方式，不是向女人甜言蜜语；不是向女人炫耀自己的刚勇伟大；也不是用诗歌的语言把女人迷醉，而是用强悍的行动：“我们曾用屈原、用骈文、散文/用玫瑰、十四行诗向女人劈头盖脸打去/用不明飞行物向一两个校长教授/砸下威胁砸下山誓海盟/强迫她们掏出藏得死死的爱情。”

　　李亚伟在《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一文中坦诚地告诉读者：“我也曾公开站出来在英雄们中间硬做不符合英雄标准的英雄，在美女面前硬挺挺地要做不符合爱人形状的爱人，并伸出手不问青红皂白要她掏出藏得死死的爱情。这一切，活生生地楔入了我的生活和生命中，也楔入了这个世界以及别人的生活和生命中，因为它们就是一个莽汉的行为。”在《硬汉们》一诗中，李亚伟的莽汉主义荷尔蒙表现得非常突出，他要把一切能砸向女人的美好东西，都砸向女人，就是毫不动摇地要强迫女人们掏出她们藏得死死的爱情。李亚伟的坦诚令人吃惊：他说“我行遍大江南北，去侦察和卧底，趁着酒劲和青春期，会见了最强硬无理的男人和最软弱无力的女人。我打入时间的内部，发现了莽汉主义没有时代背景也没有历史意义，他们只是一种极端的搞法”。这与美国“垮掉一代”的金斯伯格有什么区别？这是一群嚎叫的“莽汉”，他们的动机和成因就是李亚伟所说的：“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莽汉们早就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莽汉们本来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在李亚伟的诗中，硬汉们就是一帮莽汉！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他们要跟体制找茬，要跟诗歌找茬，有意跟自己找茬。李亚伟在《英雄与泼皮》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莽汉主义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精彩的封建主义糟粕、文盲的豪气和无产阶级不问青红皂白的热情以及中国百姓人情味十足的幽默和亲热。”这种幽默、豪气和热情，我们从他的成名作《中文系》就可一览无余：

　　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

　　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

　　网住的鱼儿

　　上岸就当助教，然后

　　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

　　当儿童们的故事大王，然后，再去撒网

　　有时，一个树桩般的老太婆

　　来到河埠头——鲁迅的洗手处

　　搅起些早已沉滞的肥皂泡

　　让孩子们吃下。一个老头

　　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

　　放些失效的味精

　　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

　　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们的利息

　　在河的上游，孔子仍在垂钓

　　一些教授用成缕的胡须当钓线

　　以孔子的名义放排钩钓无数的人

　　当钟声敲响教室的阶梯

　　阶梯和窗格荡起夕阳的水波

　　一尾戴眼镜的小鱼还在独自咬钩

　　——《中文系》

　　神圣的大学中文系，在李亚伟的笔下就是布满钓饵的大河，学生全是被钓的鱼儿；教授和讲师，一面布网一面垂钓。他们在“鲁迅的洗手处/搅起些早已沉滞的肥皂泡/让孩子们吃下。一个老头/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放些失效的味精/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们的利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四人帮”倒台后百废待兴，大学教育的青黄不接，使李亚伟们极其愤怒，他在回忆大学时代时这样说：“文学教材的枯燥无味和中青年教师的不学无术到了让求知欲强的学生避之不及的程度。”但他们已经不是现代主义的北岛、江河了，他们是后现代主义的“莽汉”！他们要解构和反讽，要用新式的武器——黑色幽默来表达他们眼中的“中文系”。

　　李亚伟的《中文系》，不仅是对大学教育体制的抗议和叛逆，也是诗歌少有的“将重就轻”的表达方式的一个范本。诗人没有用揭露和批判的武器，没有用抒情和议论，而是用叙述和描写解构了道貌岸然的崇高和权威，让生活真实地进行在我们的眼前。这种反讽和诙谐，其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和思想意义，远比声嘶力竭的抒情议论好得多。这首诗是当时莽汉主义投向诗坛的一枚重磅炸弹，炸得诗坛地震山摇。莽汉主义是一帮肇事者，在学校，他们要打破教学秩序，旷课、逃学、打架、斗殴；在诗坛，他们要用语言暴力和莽汉行为颠覆诗歌的传统和意义。在后现代主义的眼里，诗歌写作，完全是一种生存冒险，是对语言的一次挑衅和颠覆；而阅读则是一种智力的游戏和自虐。“如果说当初莽汉们对自身有一个设计和谋划，那就是集英雄和泼皮于一体，集好汉和暴徒于一身。”李亚伟在《英雄与泼皮》中说，这就是1984年1月，“莽汉”一词的思想来由。

　　因此，他们要一拳打碎伪价值、伪崇高，还原生命和生活的本来面目。在李亚伟的诗中，反抒情、反讽和诙谐，形成了他独特的黑色幽默的艺术风格：

　　古人宽大的衣袖里/藏着纸、笔和他们的手/他们咳嗽。和七律一样整齐//他们鞠躬有时著书立说，或者/在江上向后人推出排比句/他们随时都有打拱的可能

　　——《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

　　在李亚伟的笔下，中国的古代文人穿着长衫，拿着七律，从毛笔上滑下。他们的酸窘不止，他们的江山大义，他们的情爱心愁，全在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后现代主义的黑色幽默，在李亚伟的手上，已经用得炉火纯青。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命运、本质和忍俊不禁，被李亚伟在这首诗中深刻、诙谐、幽默和浅显地刻画了出来。他抓住古代文人的局部特点，经过解析和白描勾勒，使古人入木三分，惟妙惟肖。

　　古人老是回忆更古的人

　　常常动手写历史

　　因不能入木三分

　　他们就用衣袖捂着嘴笑自己

　　这些古人很少谈恋爱

　　娶个叫老婆的东西就行了

　　爱情从不发生三国鼎立的不幸事件

　　多数时候去看看山

　　看看遥远的天

　　坐一叶扁舟去看短暂的人生

　　——《苏东坡和他的朋友》

　　这是李亚伟的人生夙愿，还是他的人生境界？他把苏东坡们的人生描写得如此美丽闲适，像一幅清淡的人物山水画：情节，意境，还有美好的祝愿和渴望。他可能在得意自己的超脱和目空一切吧。在他看来，人生没有必要那样的重负在身；没有必要那样的自以为是；没有必要那样人模人样。我曾在《第三代诗人》一诗中这样说过他们：

　　第三代诗人/已看不起诗了/他们喝酒 跳舞/唱流行的音乐/并用金色的语言去打扮女人/他们不会像唐代的李贺/为几首不能糊口的短诗而累瘦了身子

　　李亚伟对诗歌的语言要求太高了。他们自己也深深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颗生活的流星，别把自己当回事。知识分子抑或大诗人又是什么？自己没有使命，也不背负使命。自己是生活中那最不起眼的芹菜、萝卜和豌豆。

　　我只有从种子中进入广阔天地

　　去请求节气和风水，请求胡豆和草药把我介绍到农村

　　我请求一年中最好的太阳把我晒成农民的老大

　　我请求电话、火车、拖拉机把我送到公社

　　让最小的豌豆和萝卜给我引路

　　让最瘦最黑的二贵、铁锁、小狗子或别的小兄弟

　　把我领到生产队长家里，接受他的再教育

　　——《怀旧的红旗之十》

　　只要无产阶级收留他们，只要生活不嫌弃他们，他们就会好好活着。当然他们也有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们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怀旧的红旗之十》一诗中这种思想感情和诗歌意绪，用低调的叙述，以含蓄、幽默的内敛和祈使口吻，让诗歌生动亲切起来。张小波在李亚伟的诗集《豪猪的诗篇·序》中说：“如果非要给当代汉语诗人一顶源头性的桂冠，李亚伟当是一时之选……几千年形成的汉语传统被他撕裂、蹂躏，又用小心翼翼的爱去梦见——这种才华与生俱来，毋须觉醒。”

　　然而李亚伟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路数。他自己说：“诗人撵不上诗歌，他看见脚下的路老是绊脚，低头发现那是现代汉语，上面垃圾太多，但他仍不停地走，自己也成了垃圾。”李亚伟算是“莽汉主义”团伙中坚持至今还在写诗的人。

　　李亚伟在写出《硬汉们》《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等篇什后，随着毕业时的铺盖卷一叠叠地远去经商了。可他的诗和莽汉主义的文字留了下来。有人说，“语言之于李亚伟，不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行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天赋的才能，是他健康天性的存在方式。”这言中了李亚伟的诗歌本质。2006年初，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豪猪的诗篇》，全面披露了这个腰挂诗篇的豪猪的所有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