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 斗

　　

　　某年，张赟写了本我的评传，这位武汉大学的在读博士，以《来自边缘的坚持》命名了它。它当然主要评说小说，但因为也“传”，就还兼及了其他话题，比如友谊。于是，作为我最早的文学朋友，更作为比多数圈中人都适合出任“边缘”或“坚持”这种悲壮故事主角的人，柳沄在书中，很跑了几步“友谊”的龙套，其诗《瓷器》，还作为他的代表作被全文引用。

　　先插一句，柳沄和我，其实活得都不“悲壮”，某种意义上还挺跌宕自喜：一辈子，能让饭碗为爱好服务，或者说，能一并消遣爱好和饭碗，求仁得仁，夫复何求？

　　当时，我买几本评传留作纪念，其中一册送了柳沄。没想到，他还真花时间浏览了几页，下一回见到我，这个一向随和的人，竟少有地表现出某种愤慨。是为没人付他引诗的稿费闹情绪吗？当然不是，他们写诗的，远比我们写小说的更没版权意识，更缺少争取个人利益的技巧与韧劲，况且，为了朋友，他也不会计较适度的牺牲。“人人都拿《瓷器》说事，好像我只写过这一首诗；如果征求我的意见，它就不会出现在书里。”他愤慨的理由一说出口，让我差点笑岔了气。这种事也值得如此认真？

　　是的，认真于“这种事”，这正是柳沄。在其他事上，他表面上那种圆润平滑的马虎随意与忍让退缩，有着一半的瓷器特征；但在“这种事”上，固执乃至偏激的他，则完全有着瓷器破碎时所显现出来的另一半特征：碴口敏感，棱角尖锐，质地鲜明。可都有啥算“这种事”呢？嘿嘿——你懂的！

　　编辑本卷时，针对柳沄的认真，为释放我的顽劣，我很想在“作品选读”部分割爱《瓷器》。我没那么干。因为我忽然觉得，此时的《瓷器》，已与柳沄无关而变成我的“这种事”了，虽然，我既不“精美”更不“高贵”，只如烟缸饭碗类俗常的器皿粗糙鄙陋，但是，不可否认，我恰好也籍贯瓷器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