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与无奈——读班宇的小说《肃杀》_鸭绿江_美文_网络文摘

张英

　　辽宁青年作家班宇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时代风貌，体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收录在班宇的小说集《冬泳》中的《肃杀》一文，以20世纪90年代沈阳工人的“下岗潮”为背景，描写了普通人的生存图景和精神追求，反映了小人物奋斗、挣扎的生存状态，表现了作家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特的审美追求。

　　近年来，辽宁“80后”作家班宇的文学创作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班宇的文学创作既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0世纪90年代沈阳的企业改制、工人“下岗”是班宇小说中人物活动的普遍背景。其中的代表作《肃杀》，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艺术特色方面，都很有独特性。

一、以“下岗”为背景的现实生活书写

20世纪9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受到市场冲击，曾经的辉煌受“下岗潮”影响发生了巨变。“表现东北工人及其子弟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里的命运浮沉和心灵变动，理所应当成为文学书写中不容回避的课题之一。”班宇的《肃杀》开门见山：“我爸下岗之后，拿着买断工龄的钱，买了台二手摩托车拉脚儿。”用简洁的话语交代了人物的身份、职业和时代背景。“我”的父亲中年下岗，本想顺应时代潮流，但是却四处碰壁。“我”父亲所在的变压器厂和肖树斌所在的面粉厂效益不好，厂子都黄了。没有一技之长，拉脚儿成为当时很多下岗工人一时找不到出路的无奈选择。作为下岗潮中的一员，小说中“我”父亲的人生经历虽然是个案，但是却包含着深广的思想内涵，具有普遍的时代意义。虽然下岗，但生活总要继续。小说真实地描写了父亲即使下岗，也要送孩子去补课，依然努力地培养孩子，一个下岗的中年男人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小说中“我”的母亲生病，要做开颅手术，这对“我”的家庭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我”父亲措手不及，东跑西走，四处借钱，生活的困难猝不及防地侵袭着这样一个家庭。“我”父亲拉脚儿的摩托车被肖树斌骗去，日子变得雪上加霜。后来“我”父亲换了几份工作，几次失业，一切都要从头学习，饱经沧桑。

　　“下岗”对人生道路和现实生活的冲击是必然的。小说中的肖树斌，离婚之后每个月要给孩子抚养费，还要供孩子踢足球，买断工龄的钱花得所剩无几。肖树斌有做饭的手艺，却不爱遭那份罪。喝酒、抽烟、看球，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孩子的抚养费给不起，肖树斌四处借钱。窘迫的生活是残忍的，但人们不得不面对它。

　　小说在现实生活的书写上，一方面写了“我”父亲下岗后的拉脚儿生活，一方面聚焦描写了“足球”。肖树斌下岗以后喜欢看足球比赛，父亲骑摩托车带肖树斌看足球比赛。下岗工人持下岗证看球，买票只需要一块钱。小说的背景一方面是“下岗潮”，一方面是“足球潮”。很有意思的是，尽管企业倒闭、工人下岗，但各行各业重新燃起了对足球的热情。一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一种是缥缈不定的精神生活。班宇的小说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工厂倒闭后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没有刻意渲染下岗后的艰难生活，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反而呈现出一种真实可感的状态。

二、小人物的生存图景和精神追求

小说中“我”的父亲虽然下岗之后生活艰辛，但他始终坚忍不拔地奋斗，不放弃向上生活的精气神儿。“我”父亲每天早上六点出门，要用温水仔细擦一遍车，然后把头盔扣在后座上，站在轻工街的路口等活儿。即使是这样一份靠体力谋生的活计，“我”父亲也在认认真真并且非常有仪式感地对待。摩托车对父亲来说不是一般的交通工具，而是经济收入的来源，寄托了生活的希望。人性的善恶就在那一瞬间交替转换。生活困窘的肖树斌到医院看望做手术的“我”母亲，并掏出了皱皱巴巴的五十块钱。而“我”父亲虽然把摩托车视作珍宝，却也答应借给肖树斌骑几天。善良和温暖就这样流淌在这对同是下岗工人的朋友身上。可是，小说并没有按常理往下展开，肖树斌没有归还摩托车。“我”父亲心怀善意对待朋友，无法接受被骗的事实，他唯一的营生无法继续，他后悔、自责、气愤、不知所措，变得更为消瘦，精神也日益萎靡。摩托车对小说中“我”父亲的意义，好似老舍《骆驼祥子》中祥子的人力车。车不只是营生的工具，还是一种生活和精神的执念。

　　同样是希望，肖树斌把希望寄托在足球上。“我”父亲和肖树斌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追求，父亲的希望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物质追求上，而肖树斌的希望则是更多体现在精神追求上。四十多岁的肖树斌原来是面粉厂厨师，离了婚，整个人非常颓废。小说中多次出现对肖树斌外貌和神态的描写，一次比一次落魄。但是，一说起足球，整个人就变了，就精神了。他从面粉厂下岗后，还去过沈阳海狮队的食堂上班。肖树斌痴迷足球，即使下岗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球也是必须看。肖树斌看球挥舞的大旗是他灵魂深处精神大旗的象征。旗帜是他的信仰，请客吃饭的时候，他都要把旗杆贴着墙根儿放好。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曾经做饭的手艺以及各种“辉煌”事迹，评点球员球队，起劲儿地发表着自己的“高见”。肖树斌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搭建理想的彼岸，但他并不知道在现实中接下来的一步要迈向何处。

　　肖树斌将自己的精神支柱传递给他的儿子，这与“我”父亲是不同的。“我”的父亲在困窘的情况下培养孩子，走好好学习之路。而肖树斌把儿子送到了体校，培养孩子踢足球，司职主力前锋。当然，这只是肖树斌一厢情愿。他供孩子踢足球，咬牙坚持把金镏子送礼，换来儿子上场踢十几分钟。肖树斌把自己的梦想和精神追求强加在下一代孩子身上。他的儿子既没有踢足球的身体条件，也没有热爱之情，对父亲的旨意是抵触的，甚至是反抗的，父子二人的关系也异常冷漠。在一次交谈中，肖树斌的腿被儿子踢得打了个弯，但他仍然对儿子“栽着肩膀不停地说着话”，可以说，肖树斌抛弃所有的尊严，将自己的精神理想寄托给孩子，让儿子代替自己完成所谓的精神追求，突显出无奈和讽刺之意。

三、冷热兼具的先锋艺术表现形式

《肃杀》的题目很有意味。“肃杀”二字应该说会给人寒冷、萧瑟、贫寒之意。可是作者开篇就营造出一股热烈和暖意，描绘了几位拉脚儿的伙伴等活儿时烤火取暖的场景：“他们在道边摆一只油漆桶，里面堆着废旧木头窗框，倒油点燃，火苗一下子便蹿开去，有半人多高，大家围着火焰聊天，炸裂声从中不时传出，像一场贫寒的晚会。”寒冷和火热有对照之意。“火焰周围的空气并不均衡，光在其中历经几度折射，人与事物均呈现出波动的轮廓，仿佛要被融化，十分梦幻，看得时间久了，视线也恍惚起来，眼里总有热浪。”这样一种贫寒而又梦幻般的烤火取暖的场景描写，虚实结合，冷热交替，开场十分惊艳。小说在叙述中再一次提到了火焰。“我”走出医院，看到马路对面的电车起火。“蓝绿色的火焰缭绕，如同闪电一般迅疾易逝，铁的骨架在其中若隐若现。半空里火花闪现。”环路电车的辫子脱落，碰到高压线，牵引绳瞬间燃烧，吞噬了六个人的生命。如果是小说开始的火焰描写给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那么此处火焰的描写则象征着无常和毁灭。

　　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有很多值得玩味之处。下岗生活的萧条惨淡与球迷看球的热情高涨在无形中构成了一种冷热对照。沈阳海狮对阵深圳平安的比赛，四面看台全部坐满观众，全场气氛高涨，高唱助威歌，敲锣打鼓，气势浩荡。无独有偶，小说描写父亲拉脚儿的艰辛，运用了夏天和冬天两个季节的对比。夏天活儿多，摩托车开起来满目生机，几分凉爽。冬天生意差，风像刀子刮在脸上。整体而言，热烈更衬托出肃杀之意，点出了小说的主旨，呼应了小说题目的含义。小说在人物命运的铺陈上无疑是充满苍凉无奈的悲剧感的。虽然《肃杀》这篇小说篇幅不长，但在细节的处理上埋下了很多伏笔，时而压抑憋闷，时而热烈高涨，时而惊心动魄。比如小说中先写“我”听到新闻里报道的“刨锛帮”砍人抢钱落网的消息，后面就提到了肖树斌的父亲，夹着孩子补课用的公文包，里面鼓鼓囊囊的，并小心地收到衣柜深处。“我”趁其不注意，“伸手摸到那个公文包，其质地坚实，轮廓突出而危险，甚至能感受到皮革下面隐藏的冷硬与锋利，这让我想起在医院时听到的那则新闻。”作者在平静的叙述中隐藏着惊心动魄，细节的有效设置，增加了情节的推进，吊足了读者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