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兰朵

小儿麻痹症

1907年7月6日，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在蓝房子出生。蓝房子是人们后来的叫法，弗里达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这里。现在蓝房子成了一座展示弗里达·卡罗物品的博物馆，位于墨西哥城的科约阿坎区。这个历史悠久、艺术气息浓郁的地区，还曾住过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不过两人并无交集，弗里达·卡罗在1954年就去世了，而马尔克斯是在1961年才搬来的。这里是墨西哥城最具魅力的地方，蓝房子几乎是所有旅行者的必访之地。

　　弗里达的父亲吉列尔莫·卡罗是德裔犹太人，一位优秀的摄影师。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业余画家，充满激情的钢琴手，热爱孩子和生活的父亲。弗里达在家中排行第三，漂亮、聪慧、活泼，并且像男孩子一样调皮、倔强，与父亲脾气相投，深得他的喜爱。吉列尔莫教卡罗摄影，也让做版画的朋友指导她画画。不过，弗里达最初的志向却不是艺术，而是想成为一名医生。这源于弗里达在六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她的右腿比左腿瘦小，还比左腿短一小截。身体的残缺过早地让她意识到了医学的重要，她希望有一天可以帮助别人避免自己的痛苦。

　　从童年时代起，弗里达就成了一个跛脚姑娘。但这没能令她变得消沉，她的天性中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与顽强。她像那些身体健康的女孩子一样，喜欢打扮自己。在蓝房子展出的物品中，有一双特制的红色靴子。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两个鞋跟不一般高，用来矫正主人不一样长的双腿。在有关弗里达的资料中，也记载着她经常为那只瘦小的腿套上三五条长筒袜，以使两条腿看起来一样。而传统的墨西哥长裙几乎成了弗里达一生的着装标配，用来掩饰她腿部的缺陷。这一切都被细心的父亲看在眼里。因为患有癫痫，吉列尔莫比其他人更能理解弗里达的内心。他把更多的爱给了弗里达，鼓励她进行拳击、摔跤等各种运动，让她变得更坚强。他还用自己的方式教会了弗里达如何表达和释放内心的情绪，以抵御他人的嘲笑和心里的寂寞。身为摄影师的吉列尔莫喜欢为家人拍摄肖像。弗里达一生中大部分照片出自父亲之手，影像里的弗里达或目光深邃，或充满哀愁与思索。这在上个世纪初的普通人像摄影中并不常见。吉列尔莫还常常以自己为模特进行拍摄——开心的、难过的、搞笑的，甚至裸体的。他以这种方式记录下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无疑开启了弗里达对艺术的理解。所以，在她经历了残酷的车祸之后，躺在床上，拿起画笔，首先想到的是对着镜子画自己。而且，她要画的不是自己的外表，而是自己的内心。可以说，在艺术的道路上，父亲是弗里达的启蒙老师。

　　弗里达一生留下了两百多幅作品，其中三分之二是自画像。在这些令人战栗的作品中，弗里达反复描摹自己的经典形象——浓密的一字眉、冷峻的神情、插着硕大花朵的盘发以及色彩艳丽的传统墨西哥长裙，她也以充满隐喻的超现实主义手法，鲜血淋漓地展示出了身心的巨大伤痛。这些自画像最终成了弗里达标志性的作品，也给弗里达·卡罗这个名字赋予了“承受生命的伤痛”这一特殊含义。

　　当然，在十八岁之前，这一切尚未来临。弗里达·卡罗在家人的爱护下长成了一个快乐的姑娘。她学习成绩优异，考入了两千人中只录取了三十五名女生的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信心勃勃地为成为一名医生准备着。而且，她也有了自己的初恋。她的男朋友是个身体正常的帅气小伙子，名叫亚历杭德罗·戈麦斯·阿里亚斯。

　　校园中的弗里达并不是个安静的女学生，顽皮自由的天性使她更喜欢和男孩子们在一起玩。她和他们一起学习、辩论，也和他们一起搞恶作剧。

　　这期间，享誉墨西哥的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 (Diego Rivera)正受邀在这所著名学校的礼堂创作壁画。弗里达和伙伴们总跑过去看他画画，或者秘密跟踪他的风流韵事。当然，也免不了要捉弄他。弗里达会设法从篮子里偷走迭戈的午饭，有一次还在台阶上洒下肥皂水，希望他滑倒……不过迭戈对这些调皮的孩子只是一笑置之。与阿里亚斯深陷热恋中的弗里达此时并不知道，这个年长自己二十一岁，画艺惊人、幽默风趣、风流成性的男人，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丈夫；也还没有在经历过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剧痛之后，说出那句足以概括她一生的话——“我一生中遭受过两次重大事故，一个是车祸，另一个是迭戈·里维拉。”

车祸

1925年，弗里达年满十八岁，崭新的人生画卷即将展开，然而命运却在此时送给了她一份沉重的成人礼。

　　9月17日这一天，弗里达和男友阿里亚斯上了一辆木质公交车。两人在车上兴致勃勃地聊着天。突然，一辆电车从路边横冲过来，公交车没来得及躲开，车祸就这样发生了。阿里亚斯事后是这样描述这场悲剧的：“那辆公共汽车突然就爆裂成了上千块，断裂的扶手直接撕扯开了卡罗的躯干。”确实如他所描绘的那样，扶手从弗里达上半身左侧插入，从她的阴道刺出。当时车上有一个画匠，带了一包金粉颜料，在两车冲撞时，金粉全都洒到了弗里达的身上。她当时就像一个化妆舞者，金灿灿地倒在血泊里，像一幅画一样凄美。

　　弗里达的脊椎、锁骨、肋骨、骨盆，都断了，左肩的关节永久性脱落，右腿骨折了十一处，脚也碎了一只。经过复杂的手术，弗里达死里逃生，但是却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后来，她总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没有病，我只是碎了。”这副破碎的躯体为弗里达此后的人生带来了绵绵无尽的疼痛，以至于她渐渐忘记了不疼是一种什么感觉。她说，“一到夜里，死亡就来到我的床边跳舞。”到四十七岁去世为止，弗里达一生共经历了三十二次手术。她最终以病人而非医生的身份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里达后来将她的医学知识运用到了绘画里。她在画中展示的心脏、血管等人体器官分外精细和生动。当这些滴着血的器官以独立的姿态夸张地和人物站在一起时，那种悲剧效果令人震颤。

　　弗里达躺在床上，除了双臂，全身几乎都不能动。为了打发寂寞，她想到了画画。父亲为她做了一个特制的画框，并在床头为她悬挂了一面镜子。车祸给她的人生带来的打击，弗里达是一点点才意识到的。最初她还试图挽回男友的心，并为此对着镜子画下了自己第一幅自画像。这幅画像中的弗里达穿着红色丝绒长裙，温婉柔美，和她以后的自画像风格截然不同。她想用这幅画表达对男友的爱慕，请求他不要离开她。但阿里亚斯最后还是与家人移民去了欧洲，逃离了破碎的弗里达。

　　为了给弗里达支付手术费，她的父母几乎卖光了全部家产，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此时的弗里达想到了生存问题。当她以顽强的毅力重新站立起来时，首先做的一件事，是抱着她在病床上画的那些画去找迭戈·里维拉。

　　此时的迭戈虽然还没有被盖棺定论为“墨西哥壁画之父”和“墨西哥国宝级画家”，但是已经与大卫·西盖罗斯和奥罗兹柯并称为“墨西哥壁画三杰”了。他从十岁开始就进入墨西哥的圣卡罗斯学院学习绘画，在这里经过了七年严格的学院式训练。1907年，他游学欧洲，先后到马德里和巴黎学习绘画。他受意大利古代湿壁画启发较大，同时也深受高更、塞尚及立体主义的影响。在政治上，迭戈·里维拉信奉共产主义。他于1922年从欧洲回国，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并积极开展壁画运动，用壁画宣传墨西哥民主革命。他的作品具有墨西哥民族传统和现代技法相结合的新风格，很受欢迎。回国后，他不断被邀请为教育部、国家宫殿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建筑绘制壁画。

　　弗里达没有受过绘画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她想请迭戈为她做一下评估，看看她能不能凭着绘画谋得一碗饭吃。她在壁画脚手架下见到了迭戈。她喊他下来，看看她的画。

　　弗里达作品中“非同寻常的表现力”以及对内心世界的表达给迭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率而美丽的弗里达也同样吸引了他。很自然地，迭戈成了弗里达的老师。

　　在相处的过程中，弗里达渐渐爱上了迭戈。她在给迭戈的一封情书中写道：“真实太伟大，让我口不能言，夜不能寐，耳不能闻，心不能爱。我感到自己已如困兽，却不再害怕鲜血、时间甚至魔法。你心脏跳动的节奏，泄露了你的痛苦和恐惧。所有我提出的无理要求，都在你的沉默里找到了回答。我以暴力相邀，胡搅蛮缠，而你回馈给我光明和温暖。啊，多么奇妙的恩典啊。我想要为你画像，可是对你的爱太多太丰富，我竟不知道该用什么色彩。

　　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你的双手和你绿金色的眼睛了啊。一天又一天，我的脑海里满满的都是你。你是深夜的明镜，是划破天际的闪电，是地球潮湿的天气。你空空的腋间是我的避难所。我用手指，轻触你的血液，在你喷涌出的鲜花中，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春天，将我的神经溢满。”

　　1929年8月21日，二十二岁的弗里达与四十三岁的迭戈结婚了。弗里达·卡罗成了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的第三任妻子。这位与吉列尔莫几乎同龄的女婿为岳父还完了房子的贷款，还帮他偿清了为弗里达治病所欠下的债务。

迭戈·里维拉

弗里达的母亲并不满意这门婚事，因为迭戈风流的名声人尽皆知，而且他还离了两次婚。但被激情灼烧的弗里达对她与迭戈之间的爱情充满信心。她坚信自己是不一样的，迭戈爱上了她的灵魂。她美丽，充满智慧和激情，勇敢而倔强，虽然身体孱弱，却散发出一股顽强的生机和力量。就连她不平衡并布满伤痕的身体，都对他有着一股无法言说的诱惑力。他知道自己爱上了弗里达。但是在求婚的时候，他向弗里达坦陈，自己恐怕无法在身体上专一于她，因为医生也证明了他在那方面的需求异于常人。弗里达问，那你能保证对我忠诚吗？迭戈毫不犹豫地回答，对你，我将永远忠诚。这段自相矛盾的婚前对话预言了他们此后的情感关系，也埋下了彼此伤害的种子。

　　婚后，迭戈继续他的壁画创作，赚钱养家，弗里达则享受着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这个时期她的画作经常以家庭为主题，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迭戈最了解弗里达的绘画天赋，他建议弗里达不要再模仿他，大胆地去画自己心中所想。可以说，迭戈是最早发现弗里达绘画特点并加以引导的人，他是她一生的知音。他对弗里达作品的独特价值也给过最精准的评价——“弗里达是艺术史上第一个女人，以全然鲁莽的真诚以及安静的残忍，在她的艺术里潜心钻研常见的却独特的、仅仅关于女人的主题。”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者，迭戈·里维拉经常创作攻击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政治壁画，也为去殖民化和推动墨西哥本土文化不遗余力。他的政治主张和倾向影响着弗里达。弗里达从小成长在一个欧式家庭里，着装风格比较西化。婚后，迭戈建议她穿墨西哥传统服饰，展示祖国的文化遗产。她欣然接受，并将这一风格延续到去世。她也在自画像中不停描绘着自己的墨西哥形象，从而使这一形象成了代表墨西哥女性的经典化符号，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清晰的辨识度。如今，弗里达的形象被广泛用在流行文化和商业的各个领域——手提包、钥匙链、T恤、芭比娃娃、动画人物……甚至网络社交时代的表情包。它既表达了一种特定的生命状态，也表达了一种生存观念和态度，最终为弗里达·卡罗的形象赋予了精神和肉体、内在与外化、边缘与大众的多重寓意。

　　弗里达在爱情的滋润下，在迭戈的影响和引领下，像一朵大丽花，馥郁地盛放了。他们一起作画，一起喝酒、跳舞，彼此鼓励，互相欣赏。这段短暂的蜜月期是弗里达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没过多久，迭戈·里维拉就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他开始不断和模特、学生、演员发生性关系。弗里达很生气，但迭戈告诉她，他和她们做那件事，就像握手一样平常，只是用了一点力。弗里达说服自己相信那只是身体的碰撞，与感情无关。她理解了他，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是弗里达无法阻止内心的痛苦，因为她爱迭戈。

　　1930年，迭戈·里维拉受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邀请举办个人作品回顾展，夫妻二人一起来到了美国。迭戈的艺术展取得了空前成功，声誉鹊起。他接到了很多工作邀请，其中包括为洛克菲勒财团大楼画壁画。（这份工作后来因为迭戈在壁画中画上了列宁而被提前终止，壁画也被销毁。）迭戈投入到工作中，也投入到形形色色的女性伴侣中，准备在美国开拓自己事业的新高峰。这一时期，弗里达·卡罗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她感到了内心的寂寞。

　　1932年，迭戈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期间，弗里达怀孕了。迭戈不希望她留着这个孩子，因为医生早就预言她的身体承担不了孕育的过程。但弗里达渴望做一个母亲，也渴望为迭戈生一个孩子，她想试一试。然而不久她就流产了。两年后的1932年，弗里达再次怀孕，但三个半月后，她再次流产，血流了整整十三天。她做母亲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悲伤的弗里达拿起画笔，将内心的感受倾注于笔端，画下了《亨利·福特医院》。在这幅画中，赤身裸体的弗里达躺在医院的床上，床单上一片血迹，她的手里紧紧牵着三条血管一样的绳子，绳子上系着婴儿、盆骨、怀孕的肚子等充满生殖意象的图像，充分展示了她内心的失落与身体的伤痛。从这幅画作开始，弗里达发展出与丈夫完全不同的绘画风格，展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绘画形式——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

　　1933年底，迭戈与弗里达回到了墨西哥城。

　　此时的蓝房子已被迭戈邀请的建筑设计师胡安·奥戈曼重新设计改造过，成了那条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人们今天看到的蓝房子博物馆就是这次改造后的样子。它由两座独立的建筑组成，大一点的小楼是迭戈的工作室和居所，旁边小一点的房子涂成了蓝色，是弗里达的住所和画室。两座房子中间由一座天桥相连接。这组建筑形象地诠释了两人的关系——各自独立却又相依相偎。

　　事实上，此时弗里达与迭戈的感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她对他身体上不停的背叛已经忍耐到了极限，流产和母亲的去世更令她的情绪雪上加霜。而迭戈则将离开美国、回到墨西哥的不快归咎于弗里达，脾气变得很恶劣。最终，压倒两人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迭戈又一次更加出格的出轨。它直接摧毁了弗里达对迭戈的最后一丝信赖。

　　1934年的一天，外出归来的弗里达发现，迭戈正在和她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她的世界一下子崩溃了。

　　弗里达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次，她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原谅迭戈了。

　　弗里达开始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很长时间无法从伤痛中自拔。与身体的疼痛比起来，心灵的疼痛更令她难以承受。某一日，她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讲述一个男子对妻子捅了二十二刀，当警察讯问他时，他满不在乎地说，那不过是些小伤口。弗里达由此获得灵感，创作出了她最血腥的一幅画《稍稍掐了几下》。画中，一个赤裸的女人躺在床上，身上千疮百孔，鲜血淋漓，在她的床边站着一个戴礼帽的男人，白衬衫上沾着血迹。这幅画形象地记录了克里斯蒂娜事件对弗里达的伤害。弗里达说，里维拉的每一次出轨，都是向她身上刺了一刀！而画的名字也充满了讽刺意味，这血淋淋的伤害，对迭戈来说，只不过是“稍稍掐了几下”。因为出轨是他的本性、他的习惯，只是小事一桩。弗里达用惨烈直接的血腥画面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妇女尊严的蔑视，这幅画成了她最富有女权意味的一件作品。

　　迭戈从妻子的画中感受到了她的痛苦，为弥补对她的歉疚，他后来为弗里达在蓝房子周围买了近千平方米的花园。而弗里达从这次事件的打击中彻底蜕变成了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她剪去迭戈喜爱的长发，彻底割去了心底对他的依赖，开始投身于艺术创作之中，并开始公开与各色情人约会。

走出墨西哥

迭戈·里维拉为妻子的外遇妒火中烧，他可以容忍弗里达的女性情人，却无法接受她的男性情人。广为流传的一件事是，有一次，迭戈撞见了日裔美籍雕塑家野口勇在弗里达的床上，当即恼怒地拿起枪把他轰了出去。据说野口勇吓坏了，狼狈地翻墙而逃。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雕塑家，在1951年至1957年与电影明星李香兰有过一段婚姻，并且曾拜师齐白石学习中国水墨画。他后来跨领域从事景观花园的设计，将东方园林的空间美学带到了西方的现代理性设计当中。

　　然而对于弗里达另一位著名的情人，迭戈却无法当众发火，只能打掉牙咽到肚子里。因为他是迭戈自己请到家里的客人，也是迭戈崇拜的共产党的领袖。这位大人物就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被称作“苏联红军之父”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列宁去世之后，苏共中央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托洛茨基受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大巨头的排挤，被撤销所有职务，驱逐出苏联。托洛茨基流亡到了南美洲。1937年，在迭戈·里维拉的帮助下，托洛茨基获得政治庇护，抵达墨西哥。迭戈盛情接待了托洛茨基，邀请他和他的妻子住进了蓝房子。弗里达在迭戈的恳求下，暂时放下两人间的感情恩怨，以女主人的身份加入了这场家庭间的革命友谊。托洛茨基与弗里达互相欣赏，很快结成了忘年交，之后发展出暧昧关系。

　　这一年，远在巴黎的安德烈·布勒东凭借自己的诗歌、小说创作以及一系列纲领明确的思想理论文章和亲力亲为的艺术活动，完成了封神之路，成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作为一名1927就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党员，他还在这一年就苏联党内路线的斗争发表声明，反对苏共中央的决定，成为托洛茨基的支持者。1937年12月，安德烈·布勒东接受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圣约翰·佩尔斯的使命，决定前往墨西哥作巡回演讲，介绍18世纪至当代的法国文学和艺术。而他接受这份工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去墨西哥拜会托洛茨基。

　　1938年4月18日，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布勒东和他的画家妻子雅克琳·兰芭所搭乘的“奥里诺科”号航船穿越茫茫的大西洋，抵达了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港。他的到访在墨西哥艺术界引起了轰动。然而让布勒东没想到的是，前来迎接的法国使馆工作人员既没有为他安排住处，也没有为他提供资金。他十分不解和愤怒。迭戈·里维拉到宾馆拜会布勒东，了解到这种情况，当即答应为布勒东夫妇安排住处，布勒东欣然应允。随后，迭戈将布勒东夫妇安排到了他的前妻家里居住。

　　5月初的一天，布勒东夫妇在迭戈的安排下来到蓝房子。布勒东心情澎湃，他随迭戈穿过鸟语花香的花园，终于见到了无限敬仰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夫人娜塔丽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气色格外好，布勒东在文章中描绘他“像戴了副面具似的，让人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平和，能战胜最残酷的厄运”。也是在这一天，布勒东和托洛茨基、里维拉拍下了那张著名的三人合影。它见证着共产主义信仰曾经在西方世界深刻地影响过无数杰出的艺术家。

　　在墨西哥，布勒东的另一大收获是弗里达。他看到弗里达作品的瞬间就被震惊到了。当时，弗里达刚刚创作完成《水之赋予》。布勒东评价道：“这样的艺术不乏淡淡的残酷和幽默，只有它能汇集非凡的情感力，形成墨西哥特有的魅力。”他还敏感地意识到弗里达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意味。这令布勒东非常欣喜。“当我来到墨西哥，发现她近期的作品正在向纯粹的超现实主义发展，我感到非常吃惊，也很兴奋。尽管事实上，在构思她的作品之前，她并不知道任何有关超现实主义的学说，也没有受到我的朋友和我自己的超现实主义行动哪怕是一丁点的影响。”布勒东随即将弗里达的创作归入了超现实主义阵营，大加推介。这直接改变了弗里达的艺术命运。尽管弗里达本人对这一艺术鉴定并不认可，她说：“他们认为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可我不是。我从来不画梦境，我画的是自己的现实。”但是在后世的评价中，弗里达的创作风格还是被多数评论家归为超现实主义流派。

　　布勒东夫妇的到来为蓝房子带来了艺术的新鲜血液，两对艺术家夫妇经常一起讨论各种艺术话题，相谈甚欢。弗里达爱上了布勒东的妻子兰芭，两人由此发展出一段同性之爱。兰芭的形象后来多次出现在弗里达的作品中。

　　在布勒东的帮助下，1938年11月，弗里达来到纽约，在具有超现实主义倾向的于连·勒维画廊举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布勒东亲自为画展写了序言，最终，超过半数的作品售出，三十一岁的弗里达在美国艺术界一鸣惊人。

　　在纽约，陪伴她的是著名摄影艺术家尼古拉斯·穆雷。穆雷出生于匈牙利塞格德，二十一岁移民到美国，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以先锋性的彩色人像风格拍摄了政治、艺术和社会领域许多重要人物。他同时还是一名奥运击剑运动员。他与弗里达的情人关系绵延了十年之久。1937年至1946年间，穆雷为弗里达留下了约五十幅经典照片，包括那幅广为人知的登上《时尚》杂志封面的绿色背景肖像。穆雷的镜头捕捉到了弗里达奇异的神秘与自负的美丽。他深爱着弗里达，一度想和她结婚。但对弗里达而言，“无论任何距离，所有我眼睛看到的，所有我自身触到的，都是迭戈”。穆雷终于明白弗里达只想自己做她的情人而非丈夫，忍痛结束了这段关系。

　　纽约画展之后，布勒东再度邀请弗里达到法国来，他准备在巴黎再为她举办一次画展。但这一次合作却令弗里达很不愉快。

　　1939年，弗里达抵达巴黎。她以为画展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发现什么准备工作都没有做。“画展整个是一团糟。”她写信给尼古拉斯·穆雷，对布勒东大加抱怨，“我到了之后，我的画还在海关，仅仅因为布勒东懒得去把关税结了。故此，我不得不像个傻瓜一样一天天等下去，直到我遇到了马塞尔·杜尚（不可思议的画家），后者是这群超现实主义疯孩子中唯一一位脚踏实地的人……好吧，正如我告诉你的，在事情或多或少已经确定下来之后，几天前，布勒东告诉我说，合作者皮埃尔·科雷看了我的画后觉得，只有两幅作品有可能展出，因为其他的太让公众感到‘震惊’了！我想杀了他，然后把他吞进肚子里，可是我现在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的只有厌倦，所以，我决定让一切都见鬼去吧，趁我还没有发疯之前，马上逃离这个乱七八糟的巴黎。”

　　然而弗里达最终还是坚持把画展办完了。尽管这期间她因水土不服得了一次肠炎，并且对住在布勒东女儿奥波的家里颇感不满。杜尚把弗里达的画从海关救了出来，并且安排在皮埃尔·科雷画廊举办了一场名为“墨西哥”的展览。策展人依旧是布勒东。

　　此次展览共展出了十八幅作品。虽然在商业上不是很成功，但却为弗里达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家声誉。评论界一边倒地盛赞这位墨西哥女艺术家的独特风格，现代派艺术大师康定斯基和毕加索也公开表达了对弗里达的赞赏。最终弗里达的一幅自画像被罗浮宫收购，成为历史上第一幅进入罗浮宫的拉丁美洲画家的作品。

　　弗里达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远离墨西哥的她无比思念迭戈，距离让她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对迭戈无法割舍的爱。

　　弗里达抱着重新修复婚姻的愿望回到墨西哥，但等待她的却是迭戈要与她离婚的消息。

离婚

1939年，迭戈与弗里达签署了离婚协议。随后迭戈去了美国，将弗里达独自留在悲伤的深渊中。

　　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弗里达完成了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两个弗里达》。

　　两个弗里达手拉着手并肩坐着，她们将身体倾斜向彼此。左边的弗里达穿着宛若婚纱的现代欧洲服饰，是她与迭戈结婚时的穿衣风格。右边的弗里达穿着蓝、黄、白三色的墨西哥传统长裙，是她与迭戈结婚后的着装风格。两个弗里达都裸露出了心脏，一条细小的静脉将两颗心脏相连。左边的心脏已经残破，穿白婚纱的弗里达用手术剪刀剪断了它的静脉，血滴在白纱上。右边的心脏仍完好地跳动着，穿墨西哥长裙的弗里达手里握着的是一幅小小的迭戈画像。

　　弗里达通过这幅画表达了自己的心痛和对迭戈不能停止的爱。两个弗里达紧握的手，仿佛在与这段感情做最后的告别，又似乎在表达着只有另一个自己才是唯一一个能理解她、爱她、愿意帮助她继续前行的人。这幅作品充斥着脆弱与忧伤，背景是阴郁的乌云。

　　1940年的一天，已经从弗里达家中搬走的托洛茨基被自己手下的人暗杀，当时还没有查明凶手的警方传讯了弗里达，他们怀疑迭戈参与了这件事，因为迭戈后来与托洛茨基公开决裂。但此时他远在美国，警方就将弗里达投入监狱。迭戈听说这件事后万分焦急，亲自给墨西哥总统打了电话，弗里达才重获自由。监狱生活使弗里达本就脆弱的身体更加不堪重负，健康出了严重问题。她接受了美国旧金山一位医生朋友的邀请，前往美国治病。在旧金山，在迭戈和医生的精心照料下，弗里达的病情有所好转，但显而易见的是，她的身体状况正在恶化。

　　这段时期，迭戈终于开始反思他与弗里达的情感问题。他说：“每当自己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总想伤害她，而弗里达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向病中的弗里达表达了忏悔，并重新向她求婚。此时的弗里达虽然还爱着迭戈，但已经理性了很多。她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两人各自承担家庭开支的一半，二是两人不再发生性关系。迭戈答应了弗里达。1940年，迭戈与弗里达复婚。

　　外界普遍认为，复婚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迭戈意识到弗里达的健康每况愈下，必须有个人来照顾她。这次复合虽然有着柏拉图式和开放式婚姻的意味，但他们从此之后再没有分开。迭戈陪伴着弗里达走到了生命的最后。

　　弗里达和迭戈各自情人无数，却一生深爱着彼此。这份感情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事实上，对于弗里达来说，迭戈也是她一生难解的一道谜题。在她死后才被公开的日记里记载着一首诗，充分表现了迭戈在弗里达生命中无处不在又复杂多元的存在。

　　迭戈 创始

　　迭戈 建设者

　　迭戈 我的孩子

　　迭戈 我的男友

　　迭戈 画家

　　迭戈 我的情人

　　迭戈 “我的丈夫”

　　迭戈 我的朋友

　　迭戈 我的母亲

　　迭戈 我的父亲

　　迭戈 我的儿子

　　迭戈 我

　　迭戈 宇宙

　　单一中的多重

　　我们注意到，在迭戈这么多的角色中，弗里达唯独在丈夫这个词上加了引号。相似的表述也出现在1949年，墨西哥艺术学院为他们伟大的壁画大师举办画展，弗里达在画册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不谈‘我的丈夫’迭戈，因为那将是很可笑的事。迭戈从来不是，也将不会是任何人的‘丈夫’。我也不谈情人迭戈，因为他的成就超越了性的界限。”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弗里达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赞颂迭戈·里维拉的伟大，但当我们了解了他们爱情和婚姻的所有经历之后，便会察觉到那些文字下隐藏着难以平复的隐痛。

　　1944年，弗里达在《迭戈和弗里达》这幅作品中，将自己和迭戈的脸各取一半再合二为一，用缠绕的树根在两人脖颈处捆系。在现实中无法获得理想的婚姻关系，她寄望于古老的阿兹特克神话：男女合身为一体，成为所有生命的起源。很明显，弗里达一直将自己囚禁于情感的牢笼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她与里维拉之间关系的索问，却永无答案。

　　有一种世俗的声音将弗里达称作“荡妇”，我不想在道德层面为弗里达辩解，只想在心理层面试着揭示她乱情背后的无奈与孤单之痛。说到底，令弗里达终生去破解的这道情感谜题，在本质上其实是男女两个物种与生俱来的差异问题。一个男人永远都无法对一个女人在爱情上的“小题大做式的”怨恨与痛楚感同身受，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根本没有把这部分功能赐予他们。但上帝却把爱情当作全世界赐予了女人。弗里达一生都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她曾说过：“我喝酒是为了把痛苦淹没，但这该死的痛苦学会了游泳，现在我反而被酒征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一度需要注射毒品来暂缓疼痛。可以想象，这样的女人，爱情或许就是她解痛的另一种毒品。而迭戈却一直在伤害她。她在精神上离不开迭戈，在情感和身体上，也需要填补迭戈经常遗留下的空白。但这些情感始终无法抹去因为爱迭戈而绵绵涌现的心灵之痛。作为一个无法超越自己性别的女人，弗里达用一生的艺术实践探讨女性在爱情中的各种困局，用画作血淋淋地质问这个世界。我只能说，她真的很纯真。因其纯真，所以执着而又勇敢。这其实是一个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

　　1944年前后，弗里达的脊柱断裂，肾感染，脚趾也开始腐烂。她被迫切掉了一只脚的脚趾，脊柱做了六次手术，只能靠坚硬的束身衣来支撑自己。她坐在轮椅里，观察着镜中残破的自己，完成了另一幅代表作《断裂的脊柱》。

　　在这幅画作中，弗里达身着特制的束身衣，身体中间有一条触目惊心的裂缝，露出里面一根断裂的脊柱。无数根钉子钉在她的身体和脸上。她的眼中默默流淌下悲伤的泪水，在荒原和天空的衬托下，将孤独和无助展露无余。这幅画被认为是最能代表她生命状态的作品。

　　1946年，迭戈请胡安·奥戈曼在蓝房子内为弗里达重新设计建造了一间工作室。采用功能主义设计理念，用了大量墨西哥民间艺术品进行装饰。根据迭戈的建议，房子用马赛克粘贴了天花板，用贝壳粘贴了墙面，还用陶土罐装饰了外墙——用来给鸽子做窝。此外，迭戈还在花园里养了孔雀和猴子，并且种上了弗里达喜欢的植物。在弗里达去世之前，这里成了她最后的乐园。

生活万岁

1953年，因为肌肉坏疽，弗里达的右腿从膝盖以下被切除。她陷入极大的痛苦中，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此时已经六十七岁的迭戈忍受着弗里达反复无常的抱怨和辱骂，耐心地守护照料着她。朋友们感觉到弗里达活在这世上的日子可能不多了，着手为她在故乡筹备了一次画展。这是弗里达在墨西哥举行的唯一一次画展。她非常兴奋，在展览的邀请函上，她亲手写道：“这些以我的手掌画就的画作，在墙上等待着，为我的同志们带来愉悦。”

　　画展开幕这一天，弗里达还无法从病床上坐起来，医生不允许她去参加。但弗里达不想错过这次盛会。最后，她想了个办法，让人把她的床抬到了展览现场。当一群人簇拥着她的大床来到展览大厅时，现场的观众们无比震惊和兴奋。她成了这世界上唯一一个躺着参加自己画展的画家。画展毫无悬念地取得了成功，墨西哥人以拥有弗里达而感到骄傲。现在她的头像被印在了墨西哥的纸币上。

　　1954年7月2日，弗里达坐着轮椅参加了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阴谋推翻雅各布·阿班兹政权的游行，这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

　　十一天之后，弗里达·卡罗离开了这个给了她浓墨重彩的爱与痛的世界。

　　临终之前，她对迭戈说：“请在我死后烧掉我的尸体，我已经躺得太久了，不想再长眠地下。”她最后的画作是一幅生机盎然的西瓜图，色彩明艳，背景是蓝天白云。在其中一块西瓜上，她写下了这幅画的名字——生活万岁。这幅画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与她之前诉说痛苦的作品风格大相径庭。弗里达最终以坚强的姿态，为自己痛苦而绚丽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无憾的句号。

　　如果说“生活万岁”很像微笑着与这个世界道别，那么，弗里达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则像是平静地启程，奔赴另一个世界。她说：“愿离去是幸，愿永不归来。”

　　三年后，迭戈·里维拉追随弗里达而去。他们独具一格的画作与他们与众不同的爱情故事一起，开始在这世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