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仪

　　作为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品，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读过这部作品的人几乎都会被它文字间深沉的悲剧性打动。那么，这种悲剧性从何而来呢？无疑它建立于革命事业的神圣性之上，但若跳脱出革命语境之外，我们会发现宗教的力量同样是其不可或缺的一面。与革命的神圣性力量相比，宗教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神性，更在于其人性，在于人性与神性交织、碰撞的时刻。这样的时刻正隐藏在小说的三场死亡之中，在死的暗影下，我们反而得以洞察宗教之人性与神性的荣光。

一、亚瑟之死

在亚瑟出走多年后，琼玛在向马梯尼讲述亚瑟与蒙泰尼里的关系时说道：“他们彼此竭诚相爱，就如同一对情人”“亚瑟对于蒙泰尼里是差不多连他踏过的地面也要崇拜的”，近乎精准地形容出了亚瑟对于蒙泰尼里深沉的依恋之情。然而这种依恋却极轻易地破碎了：一次偶然，亚瑟得知他一直以来敬爱的蒙泰尼里神父竟然是自己生父的事实，因此陷入了沉重的被欺骗感中，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和不理智，以至于他把蒙泰尼里私人的罪过迁怒于上帝和宗教。

　　“他之所以会遭受这么许多羞辱、刺激以及绝望的痛苦，原来都是为了这些东西——为了这些虚伪而被逼的人和这些不会开口、没有灵魂的神道；假如他用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了，真的，那就单单为了有这么一个教士是说谎的东西，好像别的教士并不都是说谎的东西似的！好吧，所有这一切都滚蛋了；现在他聪明起来了。他要摆脱这些毒虫，再开始新的生活。”

　　这番迁怒看似莫名其妙却合情合理，因为在亚瑟心中，蒙泰尼里的地位和上帝的地位是等同的，正如他信中所言“我相信你跟相信上帝一样”，蒙泰尼里对他无微不至的引导与爱护正有如圣父的温柔怜悯。所以当他失去对蒙泰尼里的信任的时候，他对上帝的信任也同时失去了。满怀怨憎的亚瑟于是背离了基督教信仰和蒙泰尼里庇护下的伊甸园而选择了出走，这就是亚瑟之死，只不过这种死亡并非肉身意义上的而是属灵意义上的，是一场精神层面的自戕行动，借助这种维度上的死亡，伏尼契同时也为他的“复活”提供了可能。

　　不难看出，亚瑟之死带有浓重的“弑父”色彩，它宣称了一种誓与父辈画清界线的决心。亚瑟与蒙泰尼里的决裂不仅仅是纯然个体的精神创痛，更有着普遍意义上人与上帝决裂的隐喻价值，所以，当亚瑟举起锤子砸向基督圣像时，一个勇于忤逆父辈的无神论者形象诞生了。

　　然而我却不禁怀疑，在这一反抗基督的坚毅面容之上，难道就没有一种基督的神情存在吗？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体察亚瑟灵魂中那最细微又敏感的苦难，就会发现他们面容中的相似之处。与亚瑟和蒙泰尼里的关系相同，耶稣和上帝的关系是极为亲密的，这从“阿爸”（Abba）这一亲昵的称呼中就能看出。在这一称呼中，耶稣不再是引领人们走向天国的神明，更像是依偎在父亲怀抱里的孩子。神性的威严暗暗褪去，而人性的侧面则显露出来。《圣经》对于上帝作为“父”的不断强调正揭示出宗教感情中最为细腻而温柔的一部分，即一种温情脉脉的父性关怀。

　　因此，亚瑟与耶稣共同的苦难或许就在于从这种父性关怀中抽离出来的痛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绝望地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马可福音》15：34）真正令他恐惧和痛苦的绝不止肉体意义上的死亡，而是被弃绝后灵性上的虚空和无助，这种脆弱和痛苦无疑是属人的。

　　亚瑟之死的沉重意义也在于此。在一连串被指控、被冤枉的悲惨遭遇后，蒙泰尼里的欺骗终于成为瓦解他信念的最后一击。他与宗教的决裂与其说是受到革命神性的指引，不如说是出于内心的痛苦，是纯粹人性意义上的磨难。于是，这种痛苦与宗教暗暗相逢了——耶稣与父分离的惨剧在亚瑟身上重演。这几乎是一场命运的预示：即使在投身无神论后，主人公也始终难逃耶稣挥之不去的余影。

二、牛虻之死

如果说亚瑟之死体现了与父分离的痛苦，那么牛虻之死也具有类似的意涵。在被处以死刑的前一天，牛虻终于在狱中与蒙泰尼里相认，然而这种相认并没有给他带来救赎，而是把他导向了死亡最难以承受的维度，亦即那种灵性意义上的彻底割裂：

　　“门已经关上了。他用一双睁大的、发呆的眼睛向四周慢慢地张望，心里明白什么都完了。加利利人占了上风。”

　　这不是一个殉道者面对死亡的感觉，而是一个被离弃者认识到死亡的可怕本质后产生的绝望感。他的意志伴随着蒙泰尼里的离去坍塌了，在这一瞬间牛虻体验了死亡的痛感。

　　但如果仅仅这样理解牛虻之死仿佛就窄化了他死亡的含义，与亚瑟之死相比而言，牛虻之死显然具有更为丰沛和深沉的意义，因为他的死首先是一场献祭。正像他在和玛梯尼的对话中说过的那样——“我只是准备去死”“如果死是我的任务，我就不得不完成”。此时的牛虻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他早早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牛虻的死是殉道者的死，只不过他的献祭不是出于基督教意义上对天国的渴求，而是出于对一个摆脱奥地利统治的、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政治图景的企盼。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一企盼难道不也如基督教精神一样，闪烁着弥赛亚主义的灵光吗？

　　耶稣同样清楚自己必死的命运，死亡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翰福音》12：27）死亡是“道成肉身”的全部目的，它早已隐含在神之手中。耶稣的门徒在他计划去伯大尼的时候提醒他：“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约翰福音》11：8）但耶稣还是执着前往，因为他接受了死亡紧迫的必然性，就如同牛虻执着地要去执行任务一样。

　　英勇的革命者身上总残留着基督式的伟岸，于是尘世的事业也沾染了神意的荣光。然而我却不禁思考，难道这些拥有直面死亡的勇气、欣然领受死亡的人，就真的不会因死亡的痛感而悚惧吗？或许会的，因为一个献祭者的神性与人性总是处于搏斗之中，而只有人性才令痛苦能够深入肉身肌理的细微之处。耶稣的献祭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他不只是神，更是一个人，真正的赎罪必然发自于人的生命，因为只有一个人才能站在罪人所在之处为人赎罪，他必须首先身处于人的境况之中。而就牛虻而言，无论他怀抱着多么神圣的使命，他都无法抗拒身为一个人所必然承受的肉身的沉重。在这种意义上，他与耶稣的痛感是相通的。这种相通并非难以体察，在对濒死的牛虻的描写中，伏尼契为我们展示了一场堪称惊心动魄的互相凝视——

　　“牛虻支着医生的膝盖抬起身子，圆睁着眼睛，对那十字架直视着。

　　在那鸦雀无声的一片寂静中，他慢慢举起那只打断了的右手，把十字架推开去。十字架的耶稣就被涂上了满脸的鲜血。”

　　浑身鲜血的牛虻大胆地凝视耶稣，而耶稣也正在反过来凝视着他，诚然这是一场对峙和抗衡，是牛虻反抗上帝最终的也是最为悲壮的姿态，但它同时也是一场体认，在凝视的过程中一种微妙的心有灵犀借助痛苦的力量达成了。十字架上耶稣的身影孱弱而狼狈，我们仿佛能看清他手脚上每一处细微的伤痕。与引领人们走上天国的神相比，十字架上的耶稣其实更像一个普通而弱小的人。牛虻与耶稣的凝视不是人与神之间的凝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凝视。在这场凝视中最终被我们深深体察到的，是人的苦难。

三、蒙泰尼里之死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4：10）在基督教的语境中，神之爱令神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从而为有罪的凡人赎罪，爱于是有了牺牲和付出的内涵，这大概就是蒙泰尼里所言的“更伟大的爱”。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份爱其实是从神出发而非从人出发的，“若我们以人为出发点，我们将会无可避免地以各种各样的爱(eros)告终”。面对这无可企及、高不可攀的爱，基督徒们所能做的只有以一种羞涩的姿态进行模仿，并且在模仿的过程中体认和感知这份爱。

　　蒙泰尼里难道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吗？或者说，当他对前来做弥撒的人们放肆而凶恶地大声咒骂、把他们形容为恶犬和吸血鬼的时候，他难道与一直以来秉持的信仰，与牛虻所谓的“死气沉沉的旧世界”一刀两断了吗？或许并非这么简单。为亚瑟的死所痛苦不堪的蒙泰尼里之所以会在精神错乱中走向死亡，正是因为他以最痛彻的方式体认到了神之爱，他清楚地知道身为革命党的亚瑟如果活下去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所以他为了救赎更多的生命而一手宣判了亚瑟的死刑：

　　“因为我要照顾到你们的懦弱和愁苦，照顾到你们膝下的小孩，眼看到他们不得不死，我心里就不忍起来了。我看看我那亲爱的儿子的眼睛，我看出了赎罪的血就在他的身上。因之我竟丢开他，让他去遭受悲惨的命运。”

　　然而这份体认的根本悖谬之处却在于，神之爱有着一介凡人难以承受的重量。他恰恰是一个最为成功的基督徒，因为他以凡人之躯一己承担了圣父的爱，尽管这种承担必然以死亡告终。

　　理解蒙泰尼里之死就是理解神性与人性的殊死搏斗，我想这正是宗教本身最为悲怆的力量所在。基督徒对上帝的体认不仅仅在于聆听和遵循神的律法，更在于一种紧紧维系于人的亲情伦理之上的、对平常生命体验中苦难的深沉体悟。一方面，身为基督徒的蒙泰尼里竭力效仿和趋近神之爱；而另一方面，他又深深困顿于身为一名父亲所不能割舍的血缘之爱，两者的不断撕扯导致他不得不置身于无尽痛苦之中。但正是在这份痛苦中，他的体认才得以完全，蒙泰尼里正是在他的死亡中触及了宗教信仰的最深处。

　　宗教的余影投射到革命故事中会呈现出怎样的景观？这或许正是小说《牛虻》最为微妙动人的疑问。答案就藏在生与灭的转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