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羽婷

　　最喜欢夏日的夜，蝉鸣，路灯，还有啤酒裹着干燥的风下肚的感觉。天台外那些形形色色、各自怀着心事的人此时便和我产生了一定的隔阂，这让我感觉有一种抽离的自在。这些人就像是杯子里的气泡，大部队式的拥挤上升，而我就像那遗落在杯壁的小小的一颗，需要用手指使劲地弹一下杯壁，才慢悠悠地浮到表面上去。

　　当我把这些话讲给骆诗听时，他正专心地摆弄着地上破碎的石子：“那我是紧挨你的那一颗，不过任他使出吃奶的劲儿弹，我也浮不上来。”

　　我俩都笑了，可我不忍心看他笑，笑使他脸上的那道疤扭曲得像蛇一样，有些瘆人又出奇地难看，那眼神中总藏着让我不安的忧伤。

　　我问他：“星星是什么？”

　　他说：“星星是火的种子。”

　　我问他：“太阳是什么？”

　　他说：“太阳是爱人的体温。”

　　我问他：“那月亮呢？”

　　他又笑了：“臭小子，月亮就是月亮啊！”

　　骆诗的家就在我家楼上，屋子里常年游荡着某种浓郁的中草药味，夹杂着樟脑球让人眩晕的香。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小时候老一辈窗前必放的黑棕色大药丸。房子的摆设简单得过分，最占地方的便是一堆没发出去的文稿和那台沉重的箱式电视，骆诗拿着遥控器象征性地调了几个台，但都是满屏的雪花和模糊的人影。我目送着他走到阳台窗边那个位置不停地拨弄着“电饭锅”，无果之后，赌气似的使劲关了按钮。我竟对那电视机心生一丝怜悯，它就被那么无情地闲置在一边，昭示着年代的久远和某种与窗外喧哗世界对立的沉寂。

　　自从前几年骆诗的母亲去北京出差染了流感去世后，这间房子便没了生机，可能这个空间里最后的声响就是那时骆诗坐在满地的“金元宝”里的哭声。“可怜啊！”楼里的大妈们聚在一起没话唠时常悲天悯人地感叹上一句，像是在惋惜这一家人，又似乎在感叹自己的命运。

　　我对他母亲的印象是很深刻的，黑黑胖胖的，又很高大。那个有点古怪的女人常常在午睡的时间，往地上撒上一把溜溜球，还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走路时，总在路过的人面前啐上一口吐沫。我很少看到他父亲，听骆诗说，他爸永远在外头喝个烂醉才回来，夜里回到家就耍酒疯打人，那时骆诗很小，被吓得裹着被子藏在了床底下，那个男人就到厨房抄起一把扫帚把他赶出来，骆诗当时吓得缩成一团，动也不动，他爸就从兜里掏出一个打火机把骆诗身上的棉被点着了。我现在还可以看到他脸上那条明显的疤痕。

　　后来他父亲便离开了骆诗，组建了新的家庭。偶尔良心发现时汇点钱回来罢了，不过骆诗活得更自在了，也更封闭了。辍学，在家潜心写文章，也写写小诗，偶尔在楼道里碰到他，就看到他拿着一大塑料袋方便面往家拎。

　　我总和他说：“你这样不行啊！”

　　他像是笑了笑：“还是耍耍笔杆子，过两年实在不行的话去南方拼一拼。”我把此类话划分为搪塞，便也不再问了。

　　夏末的清晨有点凉，风薄薄地从皮肤的表层刮过，让人怀疑好像没过夏天就要入秋。昨夜轻描淡写地下了一场雨，街上一股海鲜市场的腥味。晨跑过后太阳穴很痛，总感觉里面的血在不停地跳动，可是我妈觉得出去跑跑好，免得早上背书犯困。

　　因为明年就要高考，整个小区的孩子都提前进入了紧急备考状态。我被这氛围搞得心里很不平静，扁桃体肿痛起来，像是嗓子里住了一个沙漠。脸上也冒出了好多痘，我妈说我最近上火，硬是给我涂了一些女生才用的消炎膏。

　　所以，最近我很少上楼找骆诗了。可是骆诗突然发短信要我去学校旁的咖啡馆找他。我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借口去买资料就出了家门。

　　透过玻璃窗，骆诗冲我摆了摆手示意我进去。我疑惑地推开了大门，室内空调开得很低，让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耳边传来丝丝舒缓的歌声，好像在唱着杨千嬅的《野孩子》。什么“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驯服我”， 粤语我能听个大概，不过氛围忧伤得刚好。

　　骆诗已经帮我点好了橙汁，那明晃晃的鲜艳橘色我并不敢恭维。我抿了一口，甜得分明，苦得也分明。他穿着与以往不同的干净T恤，换了新的牛仔裤，头发也梳得油光水滑的，毕竟我可以从他的头发中数出等同的尺寸间距。

　　没等我开口，骆诗满脸兴奋地把我拉到了他旁边，神经兮兮地指着书架旁那个弹唱的女生。白到发光的皮肤，高高的鼻梁，似乎有点厌世的脸，是骆诗的菜，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咽了一口橙汁：“挺好的。”

　　自那之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到了大学，再没见到过骆诗。

　　后来，我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叫丁念。

　　后来，我知道骆诗干脆到那个咖啡馆做了服务员，年底要和丁念结婚了。

　　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有一次回老家过年，我妈拿着相册在我旁边笑着翻看着，指了指我和骆诗的合照：“你还记得原来咱家楼上姓骆的人家么，他家小孩好像发展很好，考上了公务员。”我看向骆诗有点稚气的脸和那熟悉的疤痕，听到内心沉重的叹息，好像记忆里专属于骆诗的夏天在时光的深处走失掉了。我倒在了沙发上，屋顶灯光的突然照射让人眩晕得睁不开眼。

　　我突然想给骆诗发个短信。

　　问问他还写不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