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急的错误最早出现在1976年初夏的某天。已当了几年小说编辑的我妈，那年正值风华正茂的27岁，她精选了沈阳业余作者的几十篇小说，想进京找平台，为本市正式出版一部小说集。当年的写作没有电脑，更没有U盘，业余作者们的稿子都是一字一格地抄写在稿纸上的，总共几十万字的稿件，摞起来差不多有一尺厚。我妈要带上这沉甸甸的稿子进京，研究出版事宜，这是多好的一件美事，可我妈却错不该还带上只有二十二个月大的我。带上一个冥顽不灵的幼儿，不光得伺候屎尿，还要带上奶粉、奶瓶子等一应零杂，这与谈文论道的雅事实在相左。可稿子、孩子，两者都是她的命，鱼与熊掌她偏要兼得。那天坐上火车卧铺，她头枕稿子，怀搂孩子，警醒着一夜都睡不实。
没有熟人引荐，年轻的我妈全凭虎劲，就生闯了京城的出版界。中青社位于东四十二条，我妈拖孩带物贸然进了泛着墨香的编辑室，与她对接的两位编辑，虽是资深长者，但刚从“五七干校”的荒野归来，对抱孩子的来访者并未端出半点架子，接下稿子，非但没错愕，反倒因彼此相谈甚欢而分外热情。稿子被留下了，并约好转天就去沈阳举办改稿笔会。至此，说明我妈的公务已初战告捷。于是一出中青社，我妈的情绪都没在雅事与俗事之间过渡一下，就抱起孩子即刻扎进了王府井的商业洪流中。那是“文革”末期，像王府井商业街这样的地方，已成了国人挖掘美物的圣地。当时的我家，刚分得一套旧房子，我妈带着装饰新家的构想，急切地进了百货大楼。大楼里面人声鼎沸，正抢快货，我妈一眼发现，一向以灰蓝军绿色调为主导的布匹柜台上，居然破天荒地在卖一种好看的花布，当然这点快货已引得几百顾客排起了绕圈圈的大长队。我妈乐坏了，赶紧排了上去。人们挤得汗流浃背，满商场都是热烘烘的酸馊气味，一个时辰也走不了多远，我被挤得大哭不止。排队的人经不起这份闹腾，也起了同情心，喊道：“这小孩都快给焐熟了，让这女的先买了吧！”我妈被推到前边。可她太贪心了，竟一下买了三十米！她像个布贩子一样，将这一大堆布扎成了一个卷子。刚卸掉一大包稿子，又背上一大捆布料，分量比来时还要重些。但我妈觉得来这趟北京，比去罗马都值，她怪稀罕地背着这捆花布卷子，在首都大街拥挤的人流中对哭闹着讨抱的我，伸出两根劝导的手指：“今天还有俩活儿没干哪：一是去全国小朋友都向往的动物园;二是去北京大学，都是让你开眼界的地方……”我哪能领会她的美意呀，只会到了钟点就闹觉。幸好在公交车上睡了一会儿，我才安稳些。随后，我妈带我与动物园笼子里的大小成员们一一见面，又在北大校园里走了个遍。这期间，我妈始终挎着那硕大的一捆布卷子，或背或抱着我。总算完成了两件大事，该撤退了，可不期然间，偏偏遇上了正在北大进修的她的一位记者好友。那叔叔一见我妈还抱着个小不点儿，半句叙旧都没有，只说了一声：“孩子来趟北京可不容易，得给孩子在颐和园留个影啊！”他转身跑回宿舍取来相机，再扛上布卷子，引着抱着我的我妈，直奔公交车站而去，可赶到颐和园的大门口时，刚好到了人家闭园的时刻。所幸的是，记者叔叔对把门人的点头哈腰起了作用，我不仅被他们带进了园内，还带到了匆忙选定的景点那里。可这时的我早已没了耐心，哭咧咧地不好好“秀”，叔叔情急之中掏出一串门钥匙给我当道具玩，接着，快门就响了，将一个小丫头揪扯着钥匙、一副拒绝打开文明大门的模样定格成永久……这天晚上，我妈负着重回住处后，由于体力过度透支，竟一进走廊就昏了过去。当惊恐的人们将她抬进屋里，通过凉毛巾敷头等办法弄醒她时，她睁开两只空洞的大眼，望着眼前小小的我，好久好久，才从失忆状态下恢复过来……
这就是我妈，一个硬核女人。在我天地不醒的幼儿时期，自然任由她对我百般“蹂躏”，但等我懂事以后，便自觉不自觉地一步跨到了她的对面，要时不时地和她闹一番拧巴。
我妈后来成了文联的专业作家，在青年作家群中也称得上大姐大。记得有許多年轻的诗人、小说家，常常不管你有事无事地不约自来，而我妈总会快乐地和他们一起高谈阔论，诵诗读文，争辩欢笑。我那时是小学生，最爱溜边听他们东拉西扯，跟着手舞足蹈，跟着傻笑。有时笑得太走形了，我妈就会训斥我道：“到那屋写作业去，不好好学习，你就成不了像他们这样有出息的人！”我就故意撇着嘴和她拧巴：“哼，我才不做你们这样的‘无耻文人呢！”我这么说，是图嘴上的爽利，还有反讽效果，因为我印象中，社会上批判知识分子时，特别喜欢称他们“无耻”。若干年后，我走上了学术研究和双语写作的道路，有一次，我不无自嘲地说：“真不争气呀，我也成了‘无耻文人。”我妈咬牙切齿地回我道：“这就是报应！”
1982年和1986年，我妈先后两次进京进修。一次是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一次是到北大中文系作家班。两次进修累计四年，这对她的创作来说，与其说是淬火，不如说是浴火重生。当时，在辽宁青年作家中她已较有影响力了，所以临行前踌躇满志地表示，进京后要一边读书，一边写出个大部头来。我妈投入北京的怀抱，能更强烈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热潮扑面而来，一种日后被概括为“80年代文化热”的历史现象，正嵌入那个年代整体的文化氛围。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实验、理论文本、讲座和电影放映，热热闹闹地充斥了校园。这些西方百年以来的人文发展景观，浓缩成一个个翻译文本，极大地解放了中国年轻人的思想，当然了，其中，许多剥离了原来语境和当时时代精神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也很难得到充分的消化。虽然很快，它们就被中国的年轻作家、艺术家们运用到了创作实践上，但力不从心或捉襟见肘的情形也很明显。我妈在智识上深受新潮手法的吸引，但具体操作上，她又拒绝为了追逐风潮而去解构叙事。也就是说，她对小说文体的本质已发生了颠覆性认知，再不能退回原来的风格。第一个假期回来，创作上两手空空的她，精神上却极度亢奋。一进家门，她就对我爸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她已经把自己的作品，放进全国甚至世界的大格局下，所以，对自己的创作，她给出的是一个否定的结论。这结论下得如此刚勇又如此痛彻。她认为自己的作品意蕴轻浅，缺乏文化根脉，知识分子腔太浓，她要打碎自己形成的创作惯性，重开新路。然而，打碎旧我容易，诞生新我岂是易事？那一段时间她反复自诘，简直蒙掉了，似乎一切已然归零。她再不能待在书房里了，她决计一路向北，去找寻大东北的灵魂。
1986年，我妈沿小兴岭北上，游走林场、钻淘金沟探险、住鄂伦春猎人家、看萨满送葬仪式、参加边民的土婚礼……她看到了北方寂寥肃杀的天空上书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悲美！这大字戳骨刺心，撼魄摄魂，让她眼窝发热。当她返回沈阳，下车的时候，她脸色黧黑，发乱毛戗，牛仔服上沾着松脂油，裤脚上剐开了三角口子，而身上背着边民送她的粗树枝一样被称为麋鹿干叉子的鹿角、脸盆大的树疖子、成串的干灵芝和山蘑，引来无数好奇的目光。自那之后的五年里，她每年都会择机北上，去重温北风烟雪，去游走寒山、霜林和冰原。我喜欢听她归来后讲那些远陌的故事，仿佛她讲述的，已经不再是被常人挂在嘴边的那个含混、笼统、区划概念上的“东北”，而是一个充满流动介质的鲜活边地，一个陌生的、具有神秘力量的却又正在经历社会变革的簇新世界。我隐隐觉得，这个自然而然地敞开在地理东北的边地世界，其实更来自我妈的心灵构建。她天生是个讲故事的料。她把目光投入虚空，学什么就能代入什么情境。她的故事，招来了林子里的、国境线上的、铁路边的、村镇里的各色人等以及兽们。我总觉得，正讲故事的我妈，活脱脱是她嘴里那个通灵的萨满，而故事就是她与天地沟通的媒介。我妈伏案写作，我常是她的第一读者，有时候也是她的抄稿员。她的《远去的冰排》，是她创作转型的起点，发表后一炮打响，接着《阴阳角》《水胆》《二十九代人杰》……从此，她一发不可收。在沈阳出生长大的生活经验，并没让我妈自动获得所谓的“东北意识”，她笔下的那个“东北”，应该是她主动寻得的，也是她自觉地塑造出来的，它既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空間所在，更是一种投射的想象，是一个小说家自我构建的独属于她的艺术世界。
我妈在大东北天地间游走，她发达的语言神经，也如磁石一样广泛地吸附着民间语言的养料。她原本酷爱古典散文，那精短的语句、和谐的音韵、古雅的字词、美妙的意境，浸染了她的心灵和审美，总是让她吟咏不够。古文的神韵和精髓，必然地成了她语言的底色，然后，她又像个酿酒师一样，将她同样酷爱的本土俗语、地方戏文、鼓书赞赋、叫卖辞令等填充进去。文雅混加土俗，口语化混加陌生化，看似水火不容的两极语言，却成了她个人化的独有配方，融合和酿造的结果，竟出现了语言的奇迹，造就了一种带有她体温的味道。这语言灵动、憨趣而又迷人，被有的人称为“马氏语言”。我每每读到我妈的新作，都会猝不及防地碰到她生机勃发的全新语句，不由得令头皮一麻，不得不赶紧咀嚼和品咂那字词中的妙意奇趣。
好小说必定有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妈找寻东北灵魂和开创个人话语风格的努力，其实是在不断创建她小说世界的样貌和气质，她努力实现的是化蛹为蝶，展开自己斑斓的翅膀，构建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人性风景。我妈创作的长卷散文《老沈阳》《到东北看二人转》以及中篇小说《蚂蚁上树》《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等，虽然各自都获得了一定成功，但对她来说，这是在为她更大的追求做准备呢。她沉寂多年的背后，那耗时数载、一百多万字、暂名《白云苍狗》的长篇小说手稿，是她全部努力的艺术呈现。有一次，我带一对双胞胎女儿在我妈家度假，两个9岁的孩子缠着她讲故事。这一次，她没讲现成的故事，而是在书房里单独给她俩读了她那长篇中一个关于女孩的独立章节。当时我推门进屋，被惊呆了，读的人和听的人都无半点声息，唯满脸是泪。精神的创造多有魔力呀。这部书稿里，那些市井风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令我叹为观止，其中表现的大杂院、剧社、行头铺、酱园子、评剧名角、拉弦的、刻字的、烧瓷的……皆特色鲜明个性突出，我认为这是一部民间史诗级的大作品。
时过多年，我这个作家妈妈和我这个女儿之间，依然还有诸多“拧巴”。她在母亲的角色里，疼我的方式，总是在厨事或家务这些我的弱项里不停地挑剔，于是她一开启批评模式，我便立马起身走人，扔下她一个人去怨怼锅碗瓢盆;但当她以作家的眼睛审视人生和世界时，瞬息之间，我和她又能成为志同道合的对谈闺密，彼此都很享受那种精神深度交融的快感。甚至，由于我们自己也想象不到将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有时候，我妈还会打开录音机辅助记忆。经常的情形是，只要话题对路，我俩不在一起时，煲一两个小时的电话粥是常有的事，而在一起时，不管正吃饭还是正做其他事情，我俩也都会忘乎所以地一直聊下去，甚至忘了时间彻夜不眠……
随着我也年龄渐大，做母亲的资历越来越长，我常常会想，我有一个马秋芬这样的妈妈朋友或者朋友妈妈是多幸运呀，以后，就顺着她吧，别再跟她闹拧巴了。只是，有一点我没有想好，这是否需要有个前提，那就是，在柴米油盐这类事上，她得别再挑我的毛病。可她做得到吗？
作者简介：
于渺，艺术史学者，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IMFA特聘教授，英国中央圣马丁学院展览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与人合著英文专著《不合作的共存：2000年上海当代艺术展览史》于2020年由伦敦艺术大学出版。作为策展人，曾经在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艺术季、广东时代美术馆、中间美术馆、新世纪艺术基金会等策划过多档展览和研讨会。她拍摄的历史纪录片曾在时代柏林艺术中心、巴黎Villa Vassilieff、广东时代美术馆、香港亚洲协会、深圳博物馆和江苏省美术馆等美术馆展出。于2015年获得CCAA当代艺术批评奖，2017年获得泰特美术馆亚洲研究奖金，2018年获得YISHU当代艺术批评奖。近年来，于渺担任了包括现代汽车青年策展奖评委、Art021x保时捷青年艺术奖评委、青年艺术100评委、北京大学《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的编委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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