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呼吸》的故事内核是爱情，从表面上看，这个爱情故事涉及薄伽丘在《爱情十三问》中的第十二问：哪个女子最不幸？一个女子品尝了爱情，爱着自己的恋人，但恋人被流放，再也无法返回;另一个女子从未品尝到爱的欢乐。薄伽丘的立足点是“爱情的不幸”，他借菲娅美达女王之口，陈述了自己的观点：“那位失去了恋人、再也不能与他相见的女子，其悲伤要大于另一女子，因为我们若仔细思索，另一女子日后尚有可能完成自己未能做到的事情。这是因为，希望能够大大减轻悲伤。” 《等待呼吸》中的杜怡品尝到了爱情，但男友夏小松因一次意外事件而去世，杜怡陷入长久的悲痛之中，但从深层次看，作者将“爱情事件化”，突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什么是事件？齐泽克认为这个概念如“五十度灰”一般，让人捉摸不定。但他还是给事件下了一个定义，将其与“奇迹”相连：“从定义上说，事件都带有某种奇迹似的东西：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也可以是一些更宏大，甚至带着神性的事情。”德里达则将事件界定为“例外”。在《言说事件的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中，德里达认为，“事件总是例外的。这是事件的一个可行的定义。事件必须是例外的，必须是规则外的。一旦有规则、标准以及随之而来的指手画脚的评判法则，一旦去评判什么发生、什么没有发生，那么就不再有事件。事件必须是一个特例，这个特例没有规则，其奇异性只可以带来诸多症候。” 弗朗斯瓦斯·达斯杜尔进一步将事件引申为一种惊诧（surprise）：“这种惊诧以不可预见的方式，不做任何警告就牢牢地掌控我们，并将我们带往无法预料到的未来”。 阿兰·巴迪欧是事件哲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存在与事件》借助数理公式来分析存在与事件的关系，而在《爱的多重奏》中，他将爱看成是“一种真理的建构”，构成一种事件：“在相互差异的两个个体之间的相遇，是一个事件，一种偶然的、令人惊奇的事件，是‘爱的惊喜，充满着戏剧性。从这样一个事件触发，爱情开始了。”
杜怡和夏小松的爱情开始于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在那里，公派留学生杜怡遇到在莫斯科大学读经济学的夏小松。夏小松在涂鸦墙上写的“我认为，卡尔·马克思已经不满意了！” 引起了杜怡的注意。在随后的地铁上，他们又一次相遇。相遇成为一种事件。巴迪欧说：“爱是在某种相遇中开始的。这种相遇，我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赋予一种事件的地位，也就是说无法进入事物的直接规则的某种事物。” 钟求是并没有简单地讲述他们俩的爱情故事，而是将他俩放入苏联即将解体的历史语境之中，通过他们的观察来见证和反思那段历史。比如，他们俩曾在麦当劳门口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只是为了买到汉堡和薯条，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苏联的日常物资供应匮乏。夏小松是学经济学的，他经常会谈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500天纲领”。不久，他们就亲自见证了历史，见证了导致苏联解体的“8·19”事件。“作为事件的爱情”首先指的就是该历史事件对爱情的“侵袭”。
阿兰·巴迪欧说：“爱一直都是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爱的浪漫主义是与19世纪的一次又一次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关于性和爱的各种新观念和新尝试的一次大爆炸”。当杜怡和夏小松在历史老师家度假时，电视上播放的新闻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俄罗斯总统府白宫前的跑马广场上，布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少说有上万人。人群中停着一些坦克和汽车，其中一辆坦克上竖着一群男人身子和一面俄罗斯旗子。镜头拉近，坦克上站着银灰头发的俄罗斯领导者，他拿着一张纸在发表演讲，大意是号召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全体公民动员起来，用饥饿产生的力量，共同对付这次饱汉事变。”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8·19”事件。当天，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向全世界声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从即刻起由亚纳耶夫履行总统职责，同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是，以叶利钦领导的“民主”反对派迅速地集结力量进行公开的抵抗，到8月21日，“8·19”事件宣告失败。看到电视里的新闻后，夏小松赶紧和杜怡返回莫斯科，并跑去白宫广场，夏小松希望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历史的时刻，却没想到被一颗子弹误伤，经过抢救才捡回一条性命。
“莫斯科的子弹”使历史的事件深深地刺入爱情的事件，并以一种“例外”和“惊诧”的方式将爱带入不可知的未来，这就是“作为事件的爱情”，它以爱情的方式见证了历史，并承受着历史的刺痛。个体的痛苦与时代的痛苦不可分离，个体的创伤也承接着时代的创伤。钟求是很显然是借个体的小历史思考时代的大历史，苏联解体宣告了苏联模式彻底失败。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小说中采用了“经济学”的反思方式。夏小松在苏联学经济学，他特别推崇马克思，通读了《资本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是官僚体系的腐败堕落导致了分配的不公平，而哈耶克所提倡的经济自由化并不是解决苏联问题的稳妥之路。因此，戈尔巴乔夫主推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了“非意识形态化”，并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指导地位，这也是我们当今要警惕的地方。
齐泽克认为“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因此，唯一合适的研究方法，“是以事件性的方式入手展开对事件的探索”， “作为事件的爱情”一方面指向历史事件和政治反思，另一方面又指向爱情本身。夏小松被抢救回来之后，决定回中国静养，但在归国途中，肺部受到感染，虽在北京尽力抢救，还是与世长辞，留下孤零零的杜怡，而且杜怡为了给夏小松看病，欠了一大笔债。“作为事件的爱情”将会给杜怡带来一系列“意外”的打击，杜怡将会承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敌意与风险。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中也谈到这一点。他非常反感婚恋广告中经常出现的“无风险的爱情”口号以及相亲时的“安全的爱情”宣言，“我认为，爱情不可能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赠予生命的礼物。这种无风险的爱情，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美军在最近几次战争中所宣传的‘零死亡。” 夏小松死后，杜怡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又充满坎坷的爱情之路，为了还债，杜怡一个人在北京打拼，她先是做兼职翻译，后去当艺术模特，接着去做书法家的人体模特，却被书法家迷奸，杜怡选择了报警，最后却屈从于现实的压力，一走了之。后来，杜怡选择做家庭教師，又被学生的父亲“算计”，陷入被包养的陷阱中。最后，走投无路的杜怡在老同学的介绍下，在胡姐儿手下干活儿。胡姐儿以“替人解忧排难”挣钱，比如毕业分配调整、工作调动促成、部门批文催快等等，杜怡干得很出色，也很受器重，但在处理一件大学生抢劫案件时，动了恻隐之心，为寻求帮助者争取到更多利益，这样，就“背叛”了胡姐儿。于是，杜怡选择了逃亡之路，但最终被胡姐儿派人阻截住，他们打断了杜怡的无名指，并喂她海洛因。
《等待呼吸》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北京的问号”。这部分主要以杜怡的北京生活串联起一件件“爱情事件”——当爱人死去，活着的人如何艰难求生，如何在各种风险中拥抱生活。“问号”的浅层意思是指杜怡参加的天体之问（用五个姑娘的身体组成一个问号，意思是对生活对人进行质疑，也即行为艺术），深层意思则指向女性的出路问题，这和易卜生的《娜拉》、鲁迅的《伤逝》遥相呼应。女性的成长是不容易的，所以在第二部分的结尾，钟求是增加了一页内容：“无处安放的部分：年”，这里面写了从1994年至2003年，共10个数字，代表着杜怡挣扎的十年。“一种真正的爱，是一种持之以恒的胜利，不断地跨越空间、时间、世界所造成的障碍。” 这十年，是杜怡的“天问”，是她面对生活的努力，而她最终变成什么样的人？小说的第三部分《杭州的氧气》给出了答案。不过在这一部分里，钟求是将小说的第三人称换成第一人称，通过一个叫章朗的男性之口，讲述杜怡的“新生”。
在章朗的自我陈述中，我们发现杜怡是一个旧书店的老板，30多岁，安静地工作，孤独地生活。杜怡的小指套着一截假肢，这引起了章朗的兴趣，因为他的中指上也有一段假肢。为了更好地了解杜怡，章朗辞掉了音像店的工作，应聘成为杜怡的员工，他们俩因孤独而相互需要，却没有产生爱情。杜怡对章朗说：“不爱，但可以相互取暖。” 但杜怡的意外怀孕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和平共处”，杜怡决定将孩子生下来，这让章朗不知所措。正在他犹豫不决之时，杜怡已经开始行动，她将书店转让给章朗，又悄悄将房子卖掉，离开了杭州。章朗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结婚、育女、离婚，最终孤身一人，无所事事，他将寻找杜怡当成自己生活的动力，最后在夏小松的老家晋城发现了杜怡的踪迹。
“杭州的氧气”（小说的第三部分）以他者的眼光讲述了杜怡作为独立女性的生存状况。从最初的大学生——女生身份到女老板——女人身份，是爱的事件造成了这一巨变。但杜怡的女性身份比较特殊，她不再是一个女孩，因为她是一个妈妈，但她又不是真正的妈妈，因为她是未婚的，她很显然处于“一个不在位置上的位置”。巴迪欧认为传统的女性形象有四种，分别是女仆、女妖精、情人和圣女，这组成了“传统女性的正方形”，但还有两個形象处于“被诅咒的部分”：未婚妈妈和老处女。在小说中，杜怡成为未婚妈妈，但她并没有悲伤，她觉得孩子是送给夏小松的“爱的礼物”，于是她离开章朗，离开熟悉的城市，去晋城“寻根”，独自抚养孩子。她独立、有主见，牢牢地把握着自己的命运，在传统的男人与女人范畴之间找到出一条生命的通道，这种行为模式被德勒兹称为生命事件的生成。在《意义的逻辑》中，德勒兹探讨了生成事件的特点。由于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事件生成的主体身份处于碎片化的状态，比如“生成——女人”不是简单地成为一名女人，而是充满矛盾与不确定，这时，事件就以“例外”的方式介入，从而产生影响。杜怡在北京打拼的那几年中，充满各种“爱的风险”，并一步步推着她从女孩向女人过渡。但杜怡的特殊性在于她游离于传统的女性形象之外，逃离了以男人为标准的主导价值，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生活。这样，“作为事件的爱情”又指向“生成——女人”这一充满魅惑性的新形象。
将杜怡和章朗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会发现章朗“格调不高”。钟求是特别擅长描写这类柔弱的、失败的男性。和章朗同类型的人物还有秦手、赵伏文、柳信节、吴起、老方等人，他们可以归入“沉默的失败者”家族，他们处在日常生活的边缘，体会着人生的无奈与挫败。他们仿佛与整个时代脱节，既无法安放自己的身体，也找不到突围的出口。但《等待呼吸》里的章朗又和秦手他们不同，他经历了一个“男人——男孩”的生成过程。当杜怡怀孕之后，他陷入身份的危机之中，他无法想象自己作为父亲的身份，他对杜怡说：“我承认我有些懦弱，我承认我还想当小孩。” 章朗不成熟的表现造成他的身份由“男人——爸爸”转变为“男人——男孩”，他对什么都无所谓，安于现状，过着“无观念的生活”。如果我们对“一无是处”的章朗感到失望，就认为作者对小说人物的刻画有问题，那么很显然就没有理解到作者的真正用意。可以说，正是由于章朗的存在，夏小松的“主体身份”才在当代完成了重构。钟求是实际上是在借夏小松来致敬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岁月。夏小松和杜怡的爱情故事也是在“缅怀”那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
齐泽克认为，事件虽然是一种“出人意料”，但并不能囊括一切意外，“在其最基础的意义上，并非任何在这个世界发生的事都能算是事件，相反，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介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有时，这样的架构直接以虚构作品的方式向我们呈现，这种虚构物恰恰使我们能够间接地表达真相。” 《等待呼吸》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爱情”的方式——作为事件的爱情，并建构了一种新的女性形象。小说里有几个核心意象，作为“虚构物”，进一步强化了主题表达。“等待呼吸”是小说的标题，为何要等待呼吸？是因为“缺氧”。氧气作为核心意象贯穿小说始终。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当夏小松和杜怡去河边游泳时，夏小松将身子沉入水中，让自己“窒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找“缺氧的感觉”，他对杜怡说：“苏联的树林和河流多么好呀，但生活中的空气是稀薄的，有点憋。” 他还将马克思比作氧气，不断地研读《资本论》，就可以吸到“大口的氧气”。如果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作者还隐喻了当时的苏联社会处于“缺氧状态”，需要从马克思那里找到解决社会发展困境的答案。在小说中，钟求是还描写了一个因爱情失败而自杀的女孩郑雨，她忍受不了“窒息”的感觉，坠楼身亡。杜怡感叹道：“一个女孩子的爱被伤着了，别的心思就会堵住……这个我懂。”杜怡也曾因感情问题遭受了过多的折磨和磨难，但她勇敢地走了出来，她特别喜欢听《氧气》这首歌，因为“氧气”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新生。
小说中另一个充当隐喻的“虚构物”是指贝加尔湖，杜怡和夏小松曾经畅想着去贝加尔湖游玩，但一直没有成行。贝加尔湖是一种约定，是他们爱情的象征。在遭受一系列挫折时，支撑杜怡走下去的就是贝加尔湖，小说的最后，章朗在夏小松的墓前说：“杜怡和夏小纪眼下不是在贝加尔湖畔，就是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作为事件的爱情”终于“生成”一个全新的夏怡，成为“新真理的指引” 。
还有一类充当隐喻的“虚构物”是各种记号，文在夏小松胸前的马克思主义头像是夏小松的“信仰”和“呼吸”，代表着前进的方向，但在“8·19”事件当天，被一颗子弹射中个体的事件和历史的事件交叉重叠，既隐喻着夏小松的生命危机，也暗指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被“自由派”狠狠地击打，处于解体的边缘。杜怡去参加《天问》艺术表演，五位女子裸露着身体在地上躺出一个大问号，问号也是一种隐喻，暗指杜怡的前途充满危机和各种不确定，而这个问号最终的答案是X，也证明“作为事件的爱情”给杜怡造成的巨大伤害。杜怡胸前的“X”是被伤害与被侮辱的标记，也表明杜怡的“女孩——女人”生成之路异常地艰辛。
《等待呼吸》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既有对苏联道路的反思，也有对女性成长的期待和肯定。钟求是细致而又缜密的写作让小说具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但细读这部小说，就会发现《等待呼吸》的个别情节和他之前的小说有些重叠。比如说“打胎”的情节，不仅《等待呼吸》中有，在《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中也有，这在某种程度上让读者有些相似之感。如何开掘新的题材，摆脱叙事模式上的“重复结构”，是钟求是必须面对的写作难题。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贺江，男，1981年生，湖北枣阳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现任职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都市文学、当代文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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