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尤跃辉尽力克制对爱慕他的姑娘的感情，“不是她不可爱。首先应当爱自己的学业……我得发愤学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而且还要去向前发展”。安福民恰与尤跃辉构成一个比较。叙述者提醒读者“不要光在电影、戏剧、小说、诗歌里描绘俊俏小生和姣好姑娘。大量存在着容貌远非完美的青年人。尤其不要光把容貌上有缺陷的形象派作反面人物。”显然，这是针对“三突出”的文艺创作模式的。这个叙述者的声音值得注意：一个是拨乱反正的声音，一个是虛拟的领导者的正确声音，而且是一种合奏。“青年们都睁大眼睛望着这祖国的大地，丰富的感情在他们心中涌动。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思索着，而基本旋律却是一致的，就是李抗和洪莉茹，或者尤跃辉和安福民，从他们灵魂深处冒出的音符，也是那么相近。”在这个意义上，《面对着祖国大地》仍可以视为一部汉儒式的谏书，视为自《诗经》解经学以来的讽谏传统的延续。
请注意这段不起眼的描写：“谷中玫瑰田在拼命向上挺直自己的胸膛。越往上爬，山风越大。山风把谷中玫瑰田的芳香气息甩到青年人的身上。青年人借山风把自己的欢吐声送到绿色溪谷的每一处角落。”《毛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郑玄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玫瑰田的芳香气息”指新的时代信息对青年一代的教化与熏陶。当他们得知从前强调一切生产队都要以粮为纲，不分青红皂白必须做到一律粮食自给，结果荒废了玫瑰种植，不善种粮的花农最后只能吃返销粮，“立即热血沸腾，焕发出抱打不平的天性。有的简直恨不能马上给《人民日报》写封信。”自然与历史问题在这里是连在一起的，自然的风也是历史与时代的风，自然物象仍与《诗经》经学传统中一样，起着讽谏的作用。“有伯乐识千里驹，也有诸葛亮来调理百里马、十里马。华主席、党中央正在用一切办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各种各样的马都应当、也能够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享受共同的幸福。”在此，“伯乐”“诸葛亮”是“华主席、党中央”的代表，他们的视野里有一个总体图景，它以虚拟声音的方式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真该把这样的同代人都引到山顶上来看看，不仅要引到这自然峰顶，更要引到历史的峰顶，心灵的峰顶。”《面对着祖国大地》与历史的关联是紧密的，只不过这历史的着眼点是朝向未来的现代化，充满进化论的希望和喜悦，与杜甫以过去为参照对历史的哀悼区别开。
先锋不迷茫，而且需要冷静的判断力。安福民引用鲁迅的话——“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而无路可走”——被洪莉茹批评为“简直反动”，而“她属那种在政治上顶顶要强的青年。凡是组织上的号召，她总是生怕落后地抢先响应。她永远要当左派。她不能容忍自己有一点点落后，因此她往往缺乏冷静，而只有冷静才能深入地思索、明晰地辨别。”洪莉茹的问题是他的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她要革命，而这些年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个够，她不断地用自己的革命愿望去适应报上宣传的标准，无怪乎便呈现出了这么一种特异的状态”。鲁迅的话将安福民与洪莉茹关联在一起，而教条主义的线索又将李抗同洪莉茹关联在一起。毛泽东在1942年就专门撰文反对“党八股”，反对文章、演说和开会时的教条主义。这一问题在《面对着祖国大地》仍然被尖锐地提出：“有人总觉得光是爬山不足以构成一次团日活动。总得加点政治意义明显的环节，例如爬山前听一次忆苦思甜报告，登上山顶后安排一项读报活动，或者至少可以在山泉边的野餐过程中，插入半个小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李抗带头把上述方案否决了。忆苦思甜、读报、批评自我批评无疑都很必要，但是可以另外再安排专门的团日活动。这回就是爬妙峰山。不要小看这爬山活动的意义。谁说爬山仅仅是锻炼身体？大伙看见妙峰山榆沟大队种植的满谷玫瑰时发出了怎样的惊叹。”“单纯的爬山活动”是群力机械厂团委会内部争论时形成的一个称呼，“单纯”当然是相对于教条主义的政治学习。团委会副书记李抗能在一个泛政治化时代否决过于教条化的团日活动计划，是一个相当宝贵的努力，大伙看见满山谷玫瑰时发出的惊叹以及他们在山顶的所思所想也印证了李抗的正确。
“登山”是向上的姿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它有两个重要意向，其一恰恰是悬置登山者的个体意向，超越现世羁绊，尝试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其代表是魏晋以降的山水书写，魏晋玄学自先秦学说中汲取的最重要观念“自然”，“其原始义涵只是物物自尔如是，非决于他” ，其兴起的历史背景即重返无名无形的“天地”，以冲虚无迹之“无”解构汉代阴阳家、谶纬学和儒家经学必然性的万有宇宙图式，反对礼法纲常、名号尊卑所窒息的社会和个体自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单纯”。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东晋以后的山水诗是其典型，比如李白《独坐敬亭山》和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等作品中曾叙写人与眼前青山之间的对视，此对视将自我虚化，与眼前的山水融为一体。相比之下，自然和历史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萧驰曾注意杜甫诗歌中“山水”多与“山河”对举，“山水”多倾向第一种意向，具有此时此地的当下性;“山河”则是第二种意向，状物描写有所寄托，此时的自然一定跟历史、天命等关联在一起，具备了更加长久的时间属性，千年万里，贯烁古今，登山类似于阅史，维系于华夏悠久的历史文化，所谓“国破山河在”，带有抒情史诗的意味。有名的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另外陈子昂以及后来的白居易都曾批判齐梁间诗过于华丽萎靡，兴寄都绝，风雅不作，带有比较明显的儒家色彩。
《面对着祖国大地》中，爬到山顶的尤跃辉“觉得不仅是自己望着祖国的大地，祖国大地也正在望着自己”，李白和辛弃疾作品中的青山被“祖国大地”代替，突出“大地”乃至“自己”的国有属性，所谓国身统一。因此，它一方面借自然悬置了洪莉茹式的原教旨主义，以此抵制激进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它毕竟不能回避泛政治化的总体语境，而且仍需以技术现代性改造自然，这就是为什么尤跃辉在山巅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畅想23年后的新世纪。他为自己仍然不够刻苦而羞愧，盼望尽快学到新知识“改变祖国大地的面貌”。简单讲，自然必须被纳入历史进化论的框架内，自然必须被纳入历史，“这壮观的大地，这调动人想象力的地平线，这宏浑的山原相连的自然景色，仿佛都成为了李抗那些火热议论的无声注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历史和心灵的“顶峰”。
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洪莉茹所执着的发生于1974年的“评法批儒运动”，它是“九一三”事件之后“批林反修”的延续，也可以说是“文革”中最后一次思想运动。同时，也是李抗需要化解的一个人民内部问题。名字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洪莉茹觉得自己的名字“利儒”而宣布改名“洪力法”，颇有法家“刑名”之术的意味——即“君主对臣子审合形名，循名责实，让臣下的行为、行为后果乃至一切生存方式完全符合其名的对象化内容规定”。《韩非子·二柄》就曾记录韩昭侯因典冠越权加衣而诛杀之——只不过她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自觉提出这一问题。李抗私下里曾经开导过洪莉茹，“不仅告诉她‘莉茹绝不等于‘利儒，而且归根结底决定事物本质的并非字面和外表;李抗还半含蓄半直露地向她诉说了自己对所谓‘评法批儒与‘批孔批周公的看法，也曾引得她眨眼思考”。李抗的态度我们大致可以猜测出来，他反对“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他们所谓“厚今薄古”实际上是影射现时的权力，其中没有“古”也没有将来，它只关心权力的“绝对现在时”“其生存的意义和观念只能从对当前权势的独占而来，要靠绞杀未来和过去来突出现在”“法家和秦政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只有现在时和当下生存，缺失真实意义（权力意义）上的将来时，而这种缺失又和缺少过去时（比如谥法、先王之道）内在相关，因此法家和始皇达不到、构不成权术或权力传递的时间性（时机性）……法家和秦政的致死性或自相残杀性就源于这种生存意义结构的非时性或‘一时性，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活的时间，而是一种不能超个体的时间性”。权力被实体化、绝对化和权术化，历史上知识分子多憎恶仅存十五年之秦政，理由在此。
回到小说发表的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尤跃辉们所瞩目的、面向未来的现代化开始了，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各项工作的头等大事。进入21世纪，古典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重新得到重视。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文革”时期只突出现时权力的时间视域被改变，未来和过去拉长、加深了整个国家的时间意识，使其有可能获得一种完整的时间性。
“‘单纯的爬山活动实际上并不单纯，也不可能单纯。不必人为地去制造‘复杂的爬山活动，青年人能够在登攀中自觉地丰富自己的心灵。”在这里，叙述者实际上悬置了泛政治化的“复杂”，这种悬置是借助大自然的“单纯”实现的。但正如叙述者所说，“实际上并不单纯，也不可能单纯”，因为有历史因素要添加进来。儒家与道家虽共遵周易，但前者重历史后者重自然，后者比前者有更强烈的现象学还原的冲动。谭嗣同认为“孔学衍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力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谭嗣同对荀子学说的理解我们姑且不置——韓非李斯均出荀门也并非偶然——他把庄子纳入儒门，其实也有一个漫长的传统。老庄并举的“道家”其实是秦汉以后追溯出来的概念，杨儒宾甚至将“庄子儒门说”的源头上溯魏晋玄学的王弼、郭象，中及唐宋的韩愈、苏轼，近至明末清初的觉浪道盛、方以智和王夫之，认为“《庄子》一书虽多非薄周、孔之言，但这些语言就像禅子之呵佛骂祖一样，阳挤而阴助之，不能只看文字的票面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同时包括了历史与自然两个面向：历史面向重视是非正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面对着祖国大地》的这一面向是明显的，所以我们说它是一部汉儒式的谏书;自然面向则具有强大的现象学还原能力，孔夫子“予欲无言”“天何言哉”都可以明乎此。《面对着祖国大地》中这一点也有萌发而且有出色的显现，“终于，所有的青年都攀上了山顶。啊，多么震动灵魂的景象！向左右延续的绿色山峰，如展开的燕翅，渐次平缓下去。‘燕翅所环抱的是一望无际的锦绣平原。一大格一大格的麦田，缓缓地泛着金波。林荫带勾出了一条条墨绿的，毛茸茸的粗线。积木般的粉垟灰瓦房子，错落有致地摆在树丛中，犹如这山坡草丛中娇艳的山丹丹。远方是雾霭中的地平线;右前方接近地平线的地方，是隐约可见的北京城。”读者可以从这些单纯的描述中直观到强烈的美感，它以对泛政治化教条的悬置为前提。当然由于时代所限，大自然在《面对着祖国大地》中占据的位置终究从属于一种线性向前的历史观。文学史上对自然悬置能力的重新重视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开始的，典型的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
儒家内部自然与历史的张力可用“青山青史”来概括，龚自珍的“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刘大绅的“青山青史谁千古，输与渔樵话未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青山是直观，是无名，青史是概念，是正名。是非正义的判断毕竟带有人为的局限性，容易以是非正义的名义与权力捆绑在一起阻碍是非正义的实现，或者沦为缺乏时间感的教条主义，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新回到大自然，“青山依旧在”，悬置以言辞和体制呈现的是非正义，像《面对着祖国大地》中那样在山顶重新兴发人的灵魂，重新认识是非正义，远离触手可及的野蛮可能，此正是庄子所谓的“虚而待物”。
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既不单纯又非常单纯的“爬山活动”，当代很多重要的问题都可以从中释放出来。重读是必要的。以往攀登过的山峰，我们需要重新攀爬，因为时间在变，时间所牵引的历史语境在变，对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当代诠释也一直在变。它依靠的不是量的堆积，而是质的判断力。
（本文系2020年度广西桂学研究院“当代性与广西寻根文学中的自然—历史问题”阶段成果）
【本栏责任编辑】? 洪? 波
作者简介：
冯强，山东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获广西第十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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