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当老朋友和旧情人一个个逝去，加布里埃尔不得不面对她难以忍受的孤独。在离世的前一天，她还在工作。多数人将此理解为她超乎常人的努力与勤奋。而她最后一个助手却说，加布里埃尔什么都好，就是闲不住。到了晚上，她就感到痛苦不已，说这是“夜晚的痛苦”。太阳落山之后，康邦街就空了，她感到浑身无力，甚至完全没有了个性。寂静的沙龙里，只有她和门卫。她太无助了，很令人伤感。

　　梦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她经常在夜里起来，剪断窗帘、床单、毛巾，弄成新的样式，然后再挂到衣架上。有时候她还会不穿衣服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甚至到走廊上去。为了避免在睡梦中做出更尴尬的事来，她要求女仆在临睡前将她绑到床上。这样的结果是她在夜里不停地翻滚，最后弄伤了腿，划破了鼻子。当医生为她治疗时，她又变得神经兮兮，担心治疗人员将她的弱点透露给媒体。

　　加布里埃尔也变得喋喋不休。有一天，她正在沉思，恰巧助手走了过来。她就开始与助手讨论女人。她说，现在女人已经不需要男人了，我们都是独立的……然后她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十多分钟。最后，她看着助手说，没有男人的女人，有什么意义？不是我不想做爱，而是我对自己衰老的身体感到羞耻。

　　80岁以后，加布里埃尔再次体验到了一种久违的恐惧——那是她用一生斑斓拥挤的生活试图摆脱掉的“被抛弃感”。

　　消失的父亲

　　阿尔伯特·香奈儿是一个四处游走的小商贩。他似乎很早就爱上了这种流浪生活，不仅可以见识世界，还能艳遇不断。他善于言辞，长相俊秀，很有魅力。当一个地方的钱被赚得差不多了，或者想摆脱某个姑娘时，他就卷起铺盖一走了之，寻找新的目的地。

　　然而珍妮是个他没有摆脱掉的姑娘。她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浪荡子，并且为他怀孕了。在被抛弃后，她执着地寻找着他的踪迹，并且不顾名誉受损，一路追随而去。在被逼无奈之下，阿尔伯特只好答应跟珍妮结婚。那时候，他们已经生下了两个女儿。加布里埃尔是他们的第二个女儿。

　　家庭并没有束缚住阿尔伯特追求自由的心。或者说，他从未打算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依然四处游走，把珍妮和孩子扔在家里。珍妮因为担心丈夫结识新的女人，也总是抛下孩子，独自踏上寻找丈夫的路。就这样，这对夫妇断断续续生下了六个孩子，不过有一个儿子夭折了。有时候，他们一家人也生活在一起，在阿尔伯特经商的市集附近，住在狭小破旧的房间里。那似乎不能被称为家，因为随时都准备离去。

　　加布里埃尔的童年是动荡和不安的。她熟悉皮革工匠、修鞋匠、裁缝和缝纫女工的生活。父亲贩卖的货物都来自他们的作坊。当然，她更熟悉贫穷和随时被抛下的焦虑。

　　1895年，疾病缠身的珍妮离开了人世，年仅31岁。她终于结束了心力交瘁的生活，获得了永远的安宁。这一年，加布里埃尔还未满12岁。

　　阿尔伯特从来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妻子的离世似乎令他得到了解脱。他将两个儿子送给人抚养，把三个女儿送到了奥巴辛修道院，然后，就和父亲这个角色告别了。加布里埃尔成名之后一直努力隐藏自己的童年生活。有传言说，她曾经付钱给家人和亲戚，让他们不要说出她过去的经历，并且通过协商毁坏了相关文件。按照香奈儿自己的说法，父亲是去美国创业了，并承诺有一天会回来接他们姐弟。但真实的情况是，阿尔伯特自此就从孩子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不管加布里埃尔如何自欺欺人地粉饰，被父亲抛弃的事实都在她心底割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并且终其一生不曾愈合。而强大的基因也将父亲的某些属性遗留在了她的身上。比如将忙乱纷杂的生活视为人生常态，不善于也不敢面对宁静孤单中的自己。

　　表演者可可

　　加布里埃尔18岁的时候被转到了位于穆兰的圣母玛利亚修道院。在这里她学习了一些缝纫技术。21岁时，她终于可以独自谋生。在修道院院长的推荐下，她来到一家时装店做了店员，但生性不喜欢被管束的加布里埃尔很快就放弃了这份工作，加入到了她更加擅长的缝纫女工的行列。

　　穆兰位于法国中部，是阿列省的首府。城外有很多驻军。年轻军官大多来自上层社会和富有家庭，他们衣着光鲜，俊朗帅气，是年轻女孩理想的交往对象。某一日，一群军官走进加布里埃尔工作的裁缝店，要修改一下自己的制服。气质独特的加布里埃尔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邀请她去看赛马。她接受了。不久，加布里埃尔开始和她心仪的军官约会。他们出入各种酒吧和咖啡馆。那些在舞台上表演的靓丽女孩吸引了加布里埃尔的目光。她以简单的阅历来衡量，这可能是一个年轻女孩最赚钱的行业了。她觉得自己也能做。很快她就辞去了缝纫店的工作，到一家低级咖啡厅做了一名歌舞表演者。加布里埃尔后来被称作可可·香奈儿，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据说她唱过一首歌《谁在特洛卡迪罗见过可可》，很受欢迎。每次唱完，客人们都会大喊：“可可，再来一个！”加布里埃尔后来也想隐瞒这段经历，于是拒绝这种说法，声称“可可”是父亲曾经给她取的绰号。这个名字也确实经常用来称呼可爱的小女孩。如果加布里埃尔撒谎的话，那也足以说明父爱的缺失始终不能令她释怀。

　　表演的成功燃起了加布里埃爾心中的明星梦。她决定去温泉疗养胜地维希碰碰运气。20世纪初，维希已经成了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会聚的度假胜地。赌场、剧院、赛马场应有尽有。娱乐活动的繁华程度毫不逊色于巴黎。加布里埃尔后来这样描述维希给她的印象：“一个穷奢极欲的国际化大都市，人们无须长途跋涉就能领略到世界各地的风情。我觉得维希就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旅程。”加布里埃尔充满信心地来了。为了提高表演技巧，她自费参加了培训班的学习。同时，为了试演成功，她又租下了昂贵的礼服。她意志坚定，非常刻苦，希望在这里寻到立足之地。但维希毕竟不是穆兰，这里对演员的要求更专业。加布里埃尔最终没能找到一家愿意雇用她的演出场所，钱财耗尽后，只好返回穆兰。

　　这次旅程令加布里埃尔大开眼界。她第一次旁观到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年轻的她心中激荡起巨大的波澜。她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像母亲一样在社会的底层挣扎一生了。此时，年轻军官埃蒂安·巴勒松——围绕在加布里埃尔周围的军官中的一员——再次问了加布里埃尔那个问题：是否愿意做我的情妇？加布里埃尔曾经拒绝他，因为如果这一步迈出去，她的名誉就毁了。但这一次，加布里埃尔答应了。

　　埃蒂安·巴勒松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父母早逝，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本可以继承家族的羊毛生意，但他酷爱养马和赛马。与加布里埃尔交往不久，他从部队退役，在瓦兹河畔购置了一处庄园，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热爱的驯马事业。加布里埃尔就在这个名为罗亚尔庄园的地方，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新生活。

　　罗亚尔庄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盛产两种女人——交际花与情妇。小仲马著名的小说《茶花女》描写的就是一个交际花（或曰高级妓女）的情感生活。上流社会的男子通常会与一位门第相当的女人联姻，作为情感的补偿，他们往往会供养情妇。这是整个社会公开的秘密。因为出身寒微，情妇成为妻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们的存在虽然被社会接受，但不能和情人一起出席公开和正式的场合。从某种程度说，她们只存在于情人的私人圈子里，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

　　巴勒松此时并未结婚，但他明确地告诉加布里埃尔，她的角色是情妇。加布里埃尔接受了自己的角色。但当她搬进罗亚尔庄园后才发现，巴勒松的情妇不只她一个。当地一个著名的交际花艾米丽娜也住在这里。加布里埃尔只能接受现实。这是她获得更好生活的唯一途径。毕竟此时的法国，妇女只是二等公民，连选举权都没有。如果没有一个显赫的出身，她们就算是梦想一下舒适的生活都是奢侈的。

　　加布里埃尔·香奈儿并未受过太好的教育，她最终能成为一名新女性的代表，也许源自与生俱来的对独立自由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我们或许能从毫不犹豫抛弃了她的父亲那里寻到一种基于血液的传承。总之，加布里埃尔即使做了情妇，也和别的情妇不一样。首先，她表现出了对钱财的不同态度。她对情妇们惯常的敛财伎俩很鄙视，不屑于效仿。然后，她也没有女人们常有的嫉妒之心。她与艾米丽娜相处和谐，甚至成了朋友。在加布里埃尔离开罗亚尔庄园之后，两人还保持了很长时间的交往。更令巴勒松感到惊讶的是，加布里埃尔不太喜欢女人们的娱乐方式，而是长时间地待在屋里读书。她的穿着打扮也与众不同。简单、朴素、自然。仿佛是刻意地要把自己和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区分开来。她沉默、冷静，还有一种隐隐释放的傲气和野性，显得神秘，富有独特的吸引力。

　　加布里埃尔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适应了不用劳作的闲逸生活，但是很快她就感到了烦躁和不安。她意识到这种被动的寄生生活可能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后来，她找到了一种释放精力的方式——驯马和赛马。巴勒松对政治、艺术、经商都没有兴趣，唯独痴迷于养马和驯马。在本质上，他就是个运动健将。他很乐意教加布里埃尔骑马的技术。而加布里埃尔也足够勤奋认真，每天都去练习。不久，她就成了一个技术娴熟的骑手，而且还成了一名优秀的马球选手。她为自己改制了一套马服，摈弃了女子的短裙，改成和男人一样的马裤。当她穿上这套服装驰骋在马场上时，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然而加布里埃尔内心的不安并没有消失。她渐渐看清了自己在罗亚尔庄园的命运。此刻，她是巴勒松的一件高级奢侈品，未来，或许就是被抛弃。她是一个对“抛弃”异常敏感的人，她需要完全可控的安全感。而这种极端的安全感恐怕只能从自己身上获得。是的，只有自己最值得信赖。她向巴勒松提出，想开一家帽子店。

　　巴勒松的第一反应是不同意。因为那样别人就会认为自己养不起情妇，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但加布里埃尔并没有放弃努力。或者说，她越来越相信这是一条可行的属于她人生发展的道路。她是执拗的，当她认准了一件事情，想让她放弃很难。巴勒松思考再三，为了留住加布里埃尔，决定娶她为妻。但令他大感意外的是，加布里埃尔竟然拒绝了。此刻的加布里埃尔完全陷入自己设计的人生轨道里。她要工作，要过依靠自己的独立生活。与结婚相比，这件事更令她感到安全。想到她母亲悲惨的一生，她更加确信这一点。

　　为了令加布里埃尔回心转意，巴勒松请来了自己的哥哥雅克劝说她。雅克先后两次来到罗亚尔庄园，以家长的身份正式请求加布里埃尔答应嫁给巴勒松。但加布里埃尔告诉雅克，她不爱巴勒松。她的态度惹怒了雅克。雅克对她怒吼，你以为你是谁？拒绝了这么好的婚事，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雅克愤而离去。巴勒松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向加布里埃尔妥协了。他用自己位于巴黎马勒塞布林荫大道上的一间公寓做店面，为加布里埃尔开了一家帽子店。

　　亚瑟·卡佩尔

　　1908年秋天，25岁的加布里埃尔·香奈儿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这一年秋天，加布里埃尔随巴勒松一起去“欧洲最好的猎场”波城狩猎度假。在绿色的草场与清淙的泉水间纵马飞驰的时刻，她暗自喜欢上了一个马术娴熟、面容英俊的年轻人。他是一位富有的英国绅士，也是一名出色的马球选手，名叫亚瑟·卡佩尔。

　　很巧的是卡佩尔的私人公寓也在马勒塞布林荫大道上，离加布里埃尔的帽子店不远。他是巴勒松的朋友，自然对她的故事早有耳闻。他对这只“任性的小麻雀”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去看望她，還为她介绍了一些客户。与巴勒松不同的是，卡佩尔对加布里埃尔的生意很尊重，经常鼓励她，并对她的勇敢行为大加赞赏。加布里埃尔很快意识到，她中意的这个男人也喜欢自己，这令她无比欣喜。

　　这对彼此爱慕的年轻人很快就发生了亲密关系。此时，巴勒松再次向加布里埃尔求婚。而加布里埃尔则向巴勒松坦白了她和卡佩尔的关系。她觉得自己爱的人是卡佩尔。这个消息令巴勒松十分恼怒和痛苦。卡佩尔的介入，令他再次意识到加布里埃尔对他的重要。他不知该怎么办，于是一走了之，乘船出海去了阿根廷。这段三角关系在巴勒松回来之后依然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巴勒松黯然退出。他决定与卡佩尔断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三人又成了朋友。在未来的岁月，巴勒松家族和香奈儿一直有着生意上的往来。

　　在外人看来，加布里埃尔现在成了卡佩尔的情妇。但加布里埃尔认为一切都和过去不同了。因为她和卡佩尔都深陷于爱情之中。她从未感到如此幸福。他们是同一种人，野心勃勃、智慧精明、完全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且志在必得。他们透过彼此美丽优雅的外表识破了这些属性，被对方深深吸引。

　　与加布里埃尔分手后，巴勒松并没有收回自己的公寓，帽子店在卡佩尔的资助下继续开着。加布里埃尔设计的帽子越来越受到上流社会女性的称道。1909年，女演员露西亚戴着她设计的帽子登上了《高莫迪亚画册》的封面。配发的评论写道：“加布里埃尔这个名字对有些读者来说还很陌生，但我极力推荐大家认识她和她的作品。加布里埃尔是一个线条热爱者，她的想象力富有启迪性，让人惊讶，又总是极具品位。”这是加布里埃尔以设计师的身份第一次走入大众的视线。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加布里埃尔觉得应该扩大店面。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卡佩尔，她需要他的资助。卡佩尔以一个成功商人的敏锐直觉和对加布里埃尔经商才华的确信（当然，还有爱），同意了她的想法。他们在康邦街租下了更大的店面，并且将经营范围从帽子扩大到了服装和珠宝。这里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时尚品牌香奈儿的总店。

　　如果说巴勒松将加布里埃尔从社会底层带到了上流社会，那么具有国际背景的时代精英卡佩尔则重新启发和塑造了加布里埃尔的品位，使她从一个外省姑娘成功融入了巴黎这座時尚都市。在卡佩尔的影响下，她身上被掩盖的迷人特质渐渐焕发出独特的光彩。在这段感情中，她完成了一个服装设计师和品牌服饰商人最关键的蜕变，也因为爱情变得更加性感自信。加布里埃尔后来回忆说，是卡佩尔塑造了她的人生：“他就像我的父亲、我的兄长，他给了我家一般的温暖。”毫无疑问，卡佩尔是迄今为止最令加布里埃尔佩服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填补了加布里埃尔缺失的父亲角色。

　　1913年前后，在卡佩尔的经济支持下，加布里埃尔在法国的旅游度假胜地多维尔又开了一家新店。为了适应这里的休闲需求，加布里埃尔设计了一批新服装。她店里提供的服装和帽子都以简约风格为主，有开领的带有男装风格的女式衬衫、宽松束带贴着口袋的外套以及舒适的长裙。她的服装大受欢迎并且令人惊讶。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理念可以植入到高品位的时装中。她的时装店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很显然，加布里埃尔打破传统的设计风格已经走在了时尚的前沿。她简约实用、解放女性被禁锢的身体的设计理念也锋芒初露。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卡佩尔即将奔赴前线。临行前，他让加布里埃尔留在多维尔。虽然很多店铺因为战争的原因变得不景气甚至关闭，但直觉告诉他香奈儿精品店会继续营业。在当下的环境，奢侈消费已经不合时宜，实用主义成了新的风尚。很多社会名流都到医院去做志愿者，他们需要简单朴素的衣服。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一战终结了服装行业的奢华之风，代表新时代的香奈儿服装脱颖而出。加布里埃尔后来回忆说：“我见证了奢侈的死亡，以及19世纪的逝去。19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年代，但又是一个堕落的年代。装饰上的巴洛克风格抹杀了个性，过度的点缀则扼杀了身体的结构……女人们不再是富裕、蕾丝、黑貂皮、灰鼠皮和昂贵衣料的代名词。我就在适当的地方，抓住了上天赐予我的机会。人们需要的是简约、舒适、整洁，不经意间我提供了全部。”

　　不仅如此，加布里埃尔对服装面料的改革也非常具有开创性。战争期间服装面料短缺，加布里埃尔大胆地将一种价格低廉的针织面料用到了高级时装中，并且风靡一时。据说，当面料供货商听说加布里埃尔想用这些低等面料制作高级时装并且卖给富人时，十分震惊。他果断地拒绝了加布里埃尔要求的订货数量，只答应提供少量供货。他不敢冒这个险，怕她卖不出去。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以这种面料制成的服装马上成为上流社会的新宠。《VOGUE》杂志撰文称：“加布里埃尔不是唯一一个使用针织物的设计师，但毫无疑问，她是最有创意的，并且是将针织物变成高档纺织品的人。”加布里埃尔还用平民毛皮兔毛皮取代了稀有的高档毛皮，设计出风格时尚的服装。有钱时髦的女性们像潮水般涌进香奈儿服装店，抢购这种衣服。加布里埃尔凭借自己新颖反叛的设计风格改变了人们对服装面料固有的认知，不仅令服装消费者感到兴奋，也激发了同时代时装设计师的想象力。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加布里埃尔的革命之举可以说在服装领域打破了阶级的藩篱，具有更加现代的平等意识。这与即将到来的时代精神不谋而合。

　　加布里埃尔后来的设计延续了这种风格和理念。比如在服装配饰的设计中，她大量采用假珠宝来代替名贵的珍珠和宝石，或者将真假珠宝混在一起。她曾在接受访谈时阐释过自己的态度。她说：“以假乱真的珠宝是无可比拟的。为什么要被美丽的石头迷住？不如在脖子上挂一张支票。如果说珠宝是一种抽象的符号，那么它代表了卑劣、不公和衰老。”在20世纪，越来越多的现代女性选择香奈儿服饰，或许更多是因为加布里埃尔替她们表达了一种价值观念。而这一设计理念的形成很显然与加布里埃尔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低微的出身令她对阶级造成的不公尤为在意。很难说那些被富人争相购买佩戴的假珠宝是否委婉表达了加布里埃尔内心深处的嘲讽。

　　1915年夏天，加布里埃尔设计的一套女装登上了美国颇有影响力的《女装日报》。这意味着她的品牌已经走出法国，进入了全世界的视线。与此同时，香奈儿的第三家精品店在法国度假胜地比亚里茨开业了。1916年末，有300个员工为她工作。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加布里埃尔越来越注重自己的个人形象。曾经的经历令她爱上了舞蹈，她聘请了私人舞蹈老师，靠跳舞保持身材。她设计的服装特别适合纤瘦的身材，它们使这种身材的女人变得更加优雅。或者也可以说，她的服装都是为自己设计的。聪明的她已经开始意识到，她就是香奈儿品牌的最佳诠释者和代言人。

　　事业的成功使加布里埃尔追求独立的愿望变成了现实。1916年末，她做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从自己赚的钱中拿出30万法郎还给了卡佩尔。从此以后，她再也不需要靠卡佩尔的资助生活了。那一刻，她一定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自信。就像她后来常说的那样——“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并且我只依靠我自己。”

　　卡佩尔是个精力旺盛的实干家。一方面他有自己的生意（一战时期，他是法国煤炭的主要供货商，被称为“煤炭大王”），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帮助加布里埃尔发展香奈儿的事业，现在他又去了前线参与到战争中。即便如此他也能抽出时间来经营维护自己的社交圈子，还不耽误娱乐以及照顾其他的情人。他的行事风格无疑对加布里埃尔影响很大。因为后来我们都看到了，香奈儿小姐就是一台不知疲倦的工作机器，并且非常善于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这些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不仅维护了她的生意，也在人生的很多关键时刻使她避免了灾祸。

　　香奈儿品牌在一战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功，無论是品牌识别度还是商业利润。加布里埃尔和卡佩尔对于时代都有着敏锐的触觉，他们提供的商品特别畅销。这使他们由衷地欣赏对方并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17年，在一次晚宴中，加布里埃尔结识了在巴黎精英艺术圈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米西亚。她美丽、富有、热情，具有极佳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多艺术家的缪斯女神以及众多艺术活动的赞助人。她们一见如故，后来成为一生的密友。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是米西亚将加布里埃尔引荐到了巴黎的艺术圈，从而使她与很多顶尖艺术家成了朋友。这些交往无疑提高了加布里埃尔的艺术品位，从而把香奈儿的设计风格和理念带到了更高的层次。

　　也是在这一年，加布里埃尔与卡佩尔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卡佩尔遇到了英国里博斯达勒男爵的小女儿戴安娜，并被她吸引。

　　戴安娜是一位高挑漂亮的贵族小姐，天真烂漫，甜美娇柔。她与独立强势的加布里埃尔明显不同，激发起了卡佩尔作为男人的英勇和保护欲。而令他更加着迷的是，他在戴安娜的身上感觉到了一种隐隐的确定感。这种感觉令他陷入了矛盾之中。戴安娜也爱上了卡佩尔，但加布里埃尔的存在令她感到不安。两个人就在这种充满怀疑的气氛中欲罢不能地交往起来。而卡佩尔的情绪显然更加复杂。他面临着一种抉择，舍弃加布里埃尔的可能令他十分痛苦。

　　女人的敏感令加布里埃尔感觉到卡佩尔有些不对劲。此时，卡佩尔担任着联军内部的高级官员，负责英国和法国政府高层之间的联络工作。他经常以工作之名回到英国，悄悄与戴安娜约会，一走就是很长时间。加布里埃尔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最终，卡佩尔做出了决定，他向戴安娜求婚并得到了对方的应允。他对加布里埃尔坦白了这一切。然后，加布里埃尔就崩溃了。他们不是普通的情人关系，有着近十年的感情，还有着共同的事业。加布里埃尔曾以为他们会一直在一起。

　　心痛不已的加布里埃尔搬出了马勒塞布林荫大道的公寓，米西亚为她安排了新的住处。随着卡佩尔婚期的一点点临近，加布里埃尔变得日渐憔悴与虚弱，工作也陷入了停顿。被抛弃的阴影再次笼罩了她，令她备感孤独无助。很快她就逃离了这座塞纳河边的小公寓，在巴黎之外的葛尔什郊区租了一栋别墅，以摆脱无处不在的卡佩尔的影子。

　　而卡佩尔也没有得到抉择后的安宁，事实上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婚期被一拖再拖，最终在1918年8月举行了婚礼。他和戴安娜没有迎来预期的美满生活，两人婚后不久就开始争吵。在痛苦和内疚的煎熬之下，卡佩尔又重新去看望加布里埃尔。他也无奈地面对了自己无法离开加布里埃尔这一事实。这段旷日持久的三角关系从暗处被摆到了明处，令人绝望地折磨着三个人。

　　1919年圣诞节前夕，亚瑟·卡佩尔在开车前往法国南部的途中出了车祸，葬身火海。命运终于以惨烈的方式使他从内心的煎熬中抽离而去。加布里埃尔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了事故现场。她想最后看一眼卡佩尔。然而因为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卡佩尔的家人已经把棺材封起来了。悲伤不已的加布里埃尔只好围绕着汽车的残骸一圈一圈地走动，伸出手去抚摸卡佩尔曾触碰过的地方。最后，她坐在附近的路标旁，心碎地啜泣起来……

　　很多年后，加布里埃尔回忆起这段感情，依然不能释怀。她说，“当我失去卡佩尔时，我就失去了一切。他给我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以至于很多年我都填不满。”

　　在卡佩尔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加布里埃尔将卧室布置成黑色。每到夜晚，她就将自己一个人关在里面，让无边的黑暗抚慰她受伤的灵魂。此后，香奈儿的服装开始大量使用黑色。这一此前多用于葬礼的颜色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女性的高级礼服中，最终使香奈儿小黑裙风靡世界。黑色也成了现代女装的经典颜色。

　　黄金时代

　　为了让加布里埃尔从失去爱人的阴影中走出来，米西亚和她的画家丈夫赛特陪着加布里埃尔来到了威尼斯度假。在一位朋友的家里，他们邂逅了当时已享誉欧洲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创建者谢尔盖·佳吉列夫。虽然佳吉列夫此前并未关注过这位时尚设计师，但加布里埃尔却对1913年在巴黎首演的《春之祭》印象深刻。那场从编舞到音乐都极具先锋意味的演出引起了现场骚乱，轰动了整个巴黎。而坐在观众席里的加布里埃尔就是这一艺术事件的见证者。

　　从威尼斯回到巴黎后，加布里埃尔做了一件她从未涉足的事情。她将一张支票交给佳吉列夫，赞助他重新排演《春之祭》。这一举动不仅令佳吉列夫感到意外，也令米西亚很吃惊。或许加布里埃尔需要一件富有仪式感的事情来与过去告别，迎接完全独立的新生活。

　　战争已经结束，人们沉浸在重新构建自我和家园的亢奋中，巴黎迎来了它的闪光年代。这是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动情书写的时代，也是伍迪·艾伦在90年后用《午夜巴黎》来怀念的时代。诚如菲茨杰拉德所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不久，在一次热闹的派对中，加布里埃尔与斯特拉文斯基相识了。很多年后，她对那个夜晚依然记忆犹新。“人们喝了大量的香槟。斯特拉文斯基喝醉了，他走到卧室里，数着所有的羽毛枕头、床单和靠垫，然后把这些东西顺着栏杆扔到了大厅里。接下来人们就和枕头作战，非常兴奋。派对直到凌晨三点才结束。”

　　类似的派对此后在加布里埃尔的生活中经常上演。康邦街香奈儿精品店的沙龙和她后来一直居住到去世的丽兹酒店套房都成了艺术家们会聚的地方。此时以俄罗斯芭蕾舞团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家都走入了加布里埃尔的生活。佳吉列夫是欧洲文艺史上一个传奇人物，他将前卫的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结合在芭蕾舞剧中，为20世纪20年代巴黎的艺术盛宴贡献了一束绚丽的奇葩。曾经为俄罗斯芭蕾舞团作曲的音乐家包括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克劳德·德彪西、莫里斯·拉威尔、埃里克·萨蒂等，为剧目设计布景的画家则有帕布鲁·毕加索、亨利·马蒂斯、杰昂·米罗。后来，加布里埃尔也受邀为多部剧目担任了服装设计。他们与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顶尖艺术家一起，拉开了现代艺术的帷幕，共同创造了群星璀璨的巴黎黄金时代。

　　1921年，斯特拉文斯基帶着妻子和孩子搬到巴黎。此时的他艺术创作遭遇瓶颈，经济窘迫，妻子又生着病，状态非常糟糕。加布里埃尔非常慷慨地邀请他们一家住到自己的别墅。斯特拉文斯基有着强硬的性格和时髦的外表，也有着艺术家的敏感与激情。他已经悄悄爱上了加布里埃尔。他经常去丽兹酒店拜访她。两人还与米西亚夫妇结伴参加各种派对，一起出游，去博物馆或者集市。加布里埃尔想更多地了解音乐，斯特拉文斯基就教她弹钢琴。加布里埃尔感觉到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浓烈爱意。她有些担心，就总是询问他妻子的病情。但斯特拉文斯基以斯拉夫式的热情和直率告诉加布里埃尔：“她知道我爱你。如果她不是我妻子，我怎么可能会向她倾诉这么重要的事情呢？”加布里埃尔最终回应了他的激情，两人陷入热恋。

　　爱情点燃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灵感与欲望，在这段时期，他完成了《弦乐四重奏协奏曲》《乡村婚礼舞》以及他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管乐交响曲》。他还对《春之祭》做了颠覆性的改动，从而使其再次公演并获得了成功。《春之祭》自此成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代表作品。后世对这位音乐家的评价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将音乐界最后残留的古典主义彻底清除。”毫无疑问，加布里埃尔作为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现代女性，一定激发了他艺术上的全新想象。事实上，那一时期，艺术家们的影响都是相互的。斯特拉文斯基后来就坦承，毕加索为芭蕾舞剧设计的布景令他深受触动。而加布里埃尔在与毕加索和达利的交往中也获益良多，从而使她的设计总能引领时代的潮流。同时，为舞台剧设计服装，也拓宽了加布里埃尔的设计领域。20世纪30年代初，当好莱坞邀请她为电影设计服装时，她显得十分从容自信。

　　加布里埃尔的这段恋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结束得也很有戏剧性。斯特拉文斯基随俄罗斯芭蕾舞团去西班牙演出，临行前，他请求加布里埃尔随他一起去，她答应他随后会去西班牙找他。但是斯特拉文斯基走后，加布里埃尔遇到了一位故友——流亡到巴黎的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大公。他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孙子，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表弟。两人已经有十年没见了。随后不久，加布里埃尔就与德米特里离开了巴黎，开启了一段秘密旅行。这件事被米西亚知道了。她马上给佳吉列夫和斯特拉文斯基发了一封充满恶意的电报，写道：“可可是一个女售货员，和艺术家相比，她更喜欢大公。”佳吉列夫很快给加布里埃尔回了一封电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来西班牙，因为斯特拉文斯基想要杀了你。”加布里埃尔对米西亚的做法非常愤怒，连续几个礼拜没与她说话。

　　米西亚这么做并不奇怪。首先，从加布里埃尔开始资助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时候起，她就心怀不满。因为一直以来，芭蕾舞团的赞助者是她。她甚至认为佳吉列夫是她的“私有财产”，别人不能介入。另外她也不赞成加布里埃尔与斯特拉文斯基谈恋爱，因为斯特拉文斯基的情感过于炽烈，她担心他会和可怜的妻子离婚，所以多次劝说加布里埃尔离开他。她觉得加布里埃尔对斯特拉文斯基不是认真的。事实证明，她的判断是对的。此时加布里埃尔情感空虚，斯特拉文斯基只是碰巧填补了这份空白。米西亚与加布里埃尔绵延一生的友情和其他女人之间的友情也没什么不同，既有互相欣赏、扶持、陪伴，也充斥了对彼此的伤害、嫉妒甚至怨恨。但她们依然携手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不管怎么说，因为米西亚的电报，这段恋情结束了。斯特拉文斯基与加布里埃尔又重新做回了朋友。

　　加布里埃尔后来在保罗·莫朗执笔的回忆录《香奈儿的态度》中谈到了这段往事。她说：“这件事使他发生了转变。他原本是一个谦恭的、羞怯的男人，这件事却使他不再按照这个方向发展，而把他变成了一个戴着单片眼镜的冷酷男人。他从一个被征服者变成了一个征服者。和很多音乐家一样，伊戈尔变成了一个杰出的商人，他对他的艺术权利了如指掌，并且出色地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5号香水

　　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大公后来公之于世的日记表明，这次重逢使加布里埃尔与他成了情人。但两人的关系并不紧密，相处的愉悦多过激情。在加布里埃尔一生众多的情人中，他之所以显得特殊，是因为他将俄国宫廷香水的承包商恩尼斯·鲍介绍给了加布里埃尔。这位像炼金术士一样神秘的年轻人后来为香奈儿公司研制出了风靡世界的5号香水。

　　十月革命后，鲍来到法国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一时期，他致力于研制一种合成醛，用来改变传统香水单调的天然花香。他的实验令加布里埃尔大感兴趣，这与她的香水理念非常接近。她曾经描述过对香奈儿香水的期待，“我喜爱女人，我想给她们提供衣服。她们可以开车，同时衣服能突出女性的气质，而且女性的身体还能够随着衣服滑动。一个女人如果穿得好就最接近裸体了。我想给她们一种香水，是一种人造香水。我不想要玫瑰或者是山谷里的百合，我想要一种合成的香水。”她希望这款香水能够散发出女性干净身体的味道，是“女人”的合成物。这种味道应该传递出一个年轻前卫女性的形象，而且能够持续很长时间。显然，加布里埃尔是个挑剔的客户。鲍将自己调制出的成品分成两个系列：数字1—5和数字20—24，请加布里埃尔挑选。经过比较，她选择了几种，拿回去试用，并提出新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配方，加布里埃尔终于得到了她想象中的香水。鲍问她：“这款香水应该叫什么名字呢？”她说：“我会在每年的5月5日展示我的女装系列，我们就叫它5号香水吧。”鲍又说：“香水的配方有大量罕见的花种，尤其是茉莉花，这会使香水非常昂贵。”加布里埃尔回答：“既然这样，再加点吧。我想创造出世界上最贵的香水。”

　　5号香水从诞生那天起就广受欢迎，尤其是当玛丽莲·梦露说出那句“睡觉时我只穿香奈儿5号”时，它显然已经成了全世界最有名的香水。关于5号香水的方形瓶子，一般认为是让·黑卢设计的。他是艺术家保罗·黑卢的儿子，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为加布里埃尔工作，一直在香奈儿公司待到退休。这款设计与香奈儿服装的简约风格一脉相承，100年来没有变过。5号香水最终成了香奈儿公司最赚钱的商品。二战期间，加布里埃尔工作陷入停顿，是这款香水让她始终拥有稳定的收入。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从未经历过失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头至尾的成功。”相似的成功还有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她靠在好莱坞赚得的100万美金，平安度过了经济上的危机。

　　这一时期，为加布里埃尔工作的员工超过了3000人。她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时尚女王。有意味的是，她的员工中有很多上流社会的贵族。这在一战之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加布里埃尔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个身份低贱的小裁缝。然而时代在变迁，很多没落贵族也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他们多半身无一技之长，在别处很难找到工作，加布里埃尔慷慨地收留了他们。她后来解释说：“我让这些人为我工作，不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或者是羞辱他们（我会用其他办法羞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对我大有用处。”聪明的加布里埃尔早就发现，在永远都不会消失的人际社会的势利本质中，这些欧洲贵族为她的沙龙增添了神秘高贵的气质。这些人后来都充当了香奈儿品牌的使者，将服装、珠宝、香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上流社会的各个角落。

　　加布里埃尔精明、冷静，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处世方式。她会挑选同样聪明的朋友一起去度假旅行，通常是她掏钱。她说：“因为那些朋友确定他们不必为快乐买单时，他们会变得非常好玩和有趣。简而言之，我花钱购买了他们的幽默。”她认为自己虽然在做生意，却不是个商人。她不想成为金钱的奴隶。金钱只是让她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她的朋友们几乎都受惠于她。比如佳吉列夫的葬礼就是她出资承办的。

　　威斯敏斯特公爵

　　晚年的加布里埃尔对保罗·莫朗说：“我爱过两个男人，而当要选择结婚的时候，我只会嫁给第一个而放弃第二个。”这里的“第二个”，指的是曾与她密切交往十年的英国第二代威斯敏斯特公爵休·格罗夫纳。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本德尔。

　　1924年圣诞前夕，维拉·巴特陪伴加布里埃尔在蒙特卡洛度假。一天，维拉突然提出一个请求。她对加布里埃尔说：“请帮我一个忙，这不会损失你任何东西。如果你答应了，我就会得到一件礼物。”加布里埃尔问她是什么事。维拉说：“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游艇停在附近的港口，他很想认识你，邀请你明天晚上去船上吃晚饭。”维拉是一位德国公爵的私生女，现在为加布里埃尔工作。她与威斯敏斯特公爵和温斯顿·丘吉尔都熟识。加布里埃尔禁不住维拉的央求，答应了邀请。但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德米特里发来的电报，告知她会在第二天到达。加布里埃尔于是开始犹豫是否要参加晚宴。德米特里抵达后，加布里埃尔提起了这件事，想要取消晚宴。但是，德米特里卻说：“如果我被邀请去看那艘游艇，我会很开心的。”维拉马上说：“这没关系，我可以让他们也邀请您。”很快，威斯敏斯特公爵就发来了新的邀请。似乎有着某种预感的加布里埃尔说道：“德米特里，你错了。”这位俄国大公不解地问：“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人不应该推动命运。我隐约觉得你和我单独吃晚餐会更好。”

　　加布里埃尔的直觉非常准确。这次晚宴后，本德尔就对她展开了追求。她刚回到巴黎，就发现丽兹酒店的套房里堆满了鲜花。紧接着，一连串的信件、兰花和水果篮源源不断地从本德尔的家——英国的伊顿庄园运来。本德尔则拿着三文鱼坐着飞机抵达巴黎。他名义上是陪伴他的朋友威尔士王子，实际上是来看望加布里埃尔。他的游艇也来到了法国，随时恭候香奈儿小姐的到来。他会在夜里陪着她沿着海岸航行，将灯火星光辉映的浪漫景色尽收眼底。这位英国首富的爱情攻势无人可以匹敌，加布里埃尔再次陷入新的恋情。

　　本德尔生性风流，一生结过四次婚。在与加布里埃尔相处的十年间，他也经历了离婚和再婚。但是有差不多四年的时间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这是加布里埃尔离婚姻最近的时刻。

　　温斯顿·丘吉尔是本德尔的密友。在他1927年写给妻子的信中，记录了这段日子的一些片段，以及加布里埃尔留给他的印象。其中一封信他写道：“昨天晚上我钓了好多鱼。可可取代了维尔莉特（公爵夫人）。她从早钓到晚，两个月内已经杀了50只三文鱼。她非常和蔼可亲，真是个优秀强大的女性，很适合控制一个男人或者是管理一个帝国。本德尔也很好，我很高兴能和一个旗鼓相当的人在一起搭档——她很有权力，能力也很突出。只有我们三个在河边。”在另一封信中，他还向妻子描述了加布里埃尔的工作：“著名的可可出现了。我很喜欢她，她是个既能干又和蔼可亲的女人，她的强势性格连本德尔都不能抗衡。她每天兴致勃勃地打猎，晚饭后骑着摩托车去巴黎。今天她给无数个人体模特穿上衣服然后再进行修改，在三周内总共有200个模特的服装得到解决，有些甚至改了10次。所有的工作都是用自己的手完成的，别针、剪裁、结环等。她和维拉·巴特一起，维拉是她的首席员工吗？不，应该是她的某个中尉吧。”

　　显然，丘吉尔对加布里埃尔十分欣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布里埃尔的情人是一名纳粹军官。这段恋情成了她人生的一个污点。战后，她曾因“横向叛国罪”被捕，但是很快就被释放了。有一种无法证实的说法，认为是丘吉尔为她说了话。我觉得这是极有可能的。

　　1927年，在本德尔的帮助下，加布里埃尔在伦敦开了一家新店。很快，伦敦上流社会的女人都穿起了香奈儿时装。英国的《VOGUE》杂志对这一新风尚进行了报道，而报纸的八卦专栏则对加布里埃尔与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恋情津津乐道，这无疑为香奈儿时装做了最好的广告。人们都在猜测，他们会不会结婚。以本德尔的眼光来看，加布里埃尔非常适合他。她独立、强大，有自己的事业，总能给他带来新鲜感，不是一个无聊的女人。同时，她又是一位现代女性，对两性关系持开放的态度，能够容忍和原谅他在婚姻中的不忠。如果加布里埃尔能再给他生个儿子继承爵位就更完美了。没有确切的资料证明他是否向她求过婚，但从加布里埃尔后来的回忆中，可以确认她曾经有所迷失，试着适应过放下事业与本德尔厮守的生活。不过她很快就“醒悟”了。

　　有一种世俗的说法，认为已经44岁的加布里埃尔无法怀孕是导致他们没有走进婚姻的原因。她也确实为了怀孕去看过医生。但我觉得也许在那之后不久，加布里埃尔就从心理上抽离了。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道：“我很焦虑，但是暗地里我也让一大群懒散的人满意了，而且这种尝试已经结束了……钓三文鱼不是我的生活。假期结束了。我花了很多钱，给数百个仆人分发礼物，但我忽略了自己的公司，荒废了我的事业。”加布里埃尔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独立自由而活，俗世女人的单调幸福不可能牵绊她太久。或许在本质上，她一直对这种男人赐予的富裕和安逸心怀恐惧。最后，她给那种可能的贵妇生活下的结论是：寄生虫。那与她的人生观完全相悖。

　　很多年后，浪漫多情的本德尔让人将香奈儿的双C标志和威斯敏斯特公爵家族的族徽标志W刻在了伦敦市中心的路灯柱上，以表达对这段感情的怀念。当然，作为英国最大的地主，这片土地是他们家的，他想怎么做都行。

　　女王归来

　　二战结束后，对各种叛国者的清算开始，加布里埃尔成了不受欢迎的人。1945年冬天，62岁的她听从律师的建议，离开了祖国，搬到瑞士洛桑定居。

　　远离了熟悉的朋友和忙碌的工作，加布里埃尔感到从未有过地空虚和无聊。为了制造新鲜感和变化，也为了摆脱孤独，她不停更换酒店。她花钱雇人陪她去旅行。为了不自己一个人吃饭，请酒店的值班警卫陪她一起吃。她说：“我一直都感到很孤独，在我6岁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了。正是这种孤独让我变得脾气暴躁，使我的灵魂充满傲气，而且赐予我强健的体魄……我的一生不过是一段无限延展的童年。”加布里埃尔终身未婚，也没有孩子。我更倾向认为，她总是不停地寻找新的情人，或许恰恰是缺爱的表现。她一生都在试图逃避这件事，于是走向了形式主义的反面。她用工作、朋友、爱情将生活填满，这样就没有时间去面对真实的内心。但现在，她有时间了。这令她恐惧。

　　她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此时，法国时尚界最有名的设计师是克里斯汀·迪奥。1947年的一场时装秀让他一举成名。他将女性服装重新带上了强调身体曲线的柔美奢华的路线，不仅赢得舆论的一致好评，也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1950年，法国服装业75%的出口量都来自迪奥品牌。出于好奇，加布里埃尔关注了迪奥时装。她很快意识到，被当下的人们追捧为“新风貌”的迪奥时装，在设计理念上是倒退的。她曾经说过：“女性的身体在礼服、花边、胸衣、内衣和垫料下面汗流不止，是我解放了她们的身体。”香奈儿服装的简约正是基于解放女性身体的理念。而迪奥的服装虽然设计上很有特色，穿起来也很美，但是却令人很不舒适，“以至于女性们站起来的时候非常费劲”。

　　加布里埃尔公开表达了她的不满。她认为迪奥、纪梵希、菲斯的服装都在将女性从社会生活中赶走，让她们回到祖辈鲸鱼骨衬裙的时代，将身体挤成沙漏形状，重新成为一个美丽的摆设。她认为“给女人着装不是男人的工作，男人们设计的服装太糟糕了，因为男性很鄙视女性”。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她说出了那句名言——时尚是民主的。

　　然而舆论并不站在她这一边。尽管安德烈·马尔罗已经为她做出了评价——这个世纪，法国将有三个名字永存：戴高乐、毕加索和香奈儿，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加布里埃尔几乎已经等同于一个历史人物。人们不再相信她还可以引领时尚的潮流。

　　或许只有时装才能更好地表达她的态度。当然，无聊孤独的生活也令她厌恶。加布里埃尔做出了一个决定——复出。而5号香水的销量30年来首次下降，加速了这一进程。

　　1953年，70歲的加布里埃尔回到巴黎。她的很多老友都已离世，但让·科克托还在。这位超现实主义作家在日记中写道：“当可可的时装店重新开业，她就神奇地复活了。”

　　经过紧张的筹备，1954年5月5日，万众期待的香奈儿复出后的时装首秀拉开了帷幕。T台下挤满了人。为了更清楚地观看，《VOGUE》杂志的编辑们都站到了椅子上。所有人都对香奈儿小姐充满了期待，毕竟她已将近10年没有推出新的服装系列了。随着模特一个一个出场，人们亢奋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接着，失望开始滋生、蔓延……香奈儿没有给他们带来丝毫惊喜。此外，这场秀走得太安静了，从迪奥开始，热闹激昂已经成了时装秀的常态。显然，香奈儿还停留在过去。

　　第二天，法国和英国的媒体就宣告了这场新品发布会的失败。法国的评论写道：“黑色的外套里面是件白衬衣，再搭上一条不紧不松的裙子。其他服装都是羊毛制作的，非常无聊，而且都是病态的黑色。模特们还跟20世纪30年代一样——没胸、没腰也没臀……这些衣服让我们想起了以前，但具体是哪个时代我们弄不清楚……所有人都是冲着加布里埃尔原来的名气来的，但这个服装系列一件也没有达到原来的效果。”英国媒体干脆用了这样一个标题：香奈儿服装秀惨败，观众目瞪口呆！加布里埃尔显得很忧郁，也变得迟疑起来。她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自己的失败。况且香奈儿小姐怎么会失败呢？

　　转机出现在美国媒体。美版《VOGUE》的编辑贝蒂娜·巴拉德是个法国人，也是香奈儿的忠实支持者。她认为法国人还不肯原谅加布里埃尔在二战中犯下的情感错误，他们的评论并不客观。香奈儿的服装和原来一样好。时装秀结束后，她来到了香奈儿的家里，像以前一样挑选了几套服装，用于杂志的拍摄。然后，她为自己相中了一套裙装。这套衣服她花钱买了下来。她的助手后来说：“她似乎知道这套衣服会迎来新的篇章。”这就是著名的海军套服。它包括一条短裙、一件敞怀上衣，还有一件白衬衫，面料为针织物。加布里埃尔从二战前开始设计这套服装，在此后也一直在不停完善。它最终成了香奈儿最具标志性的套装。

　　贝蒂娜不遗余力地推荐这套衣服，还穿着它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时尚集团进口展示会议。她请当时身价最高的模特苏西·帕克穿着她挑选的香奈儿服装拍了一组照片，刊登在美版《VOGUE》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精英女性们纷纷到商店寻找香奈儿的新款服装，毕竟只有香奈儿“懂得尊敬她们的身体和内心”。到了当年11月，苏西身着香奈儿套装的照片登上了《ELLE》杂志的封面。这标志着加布里埃尔重新得到了法国时尚界的认可。她再一次成功了。这充分印证了她的一个观点：时尚并不能长久，而风格可以永存。几十年来，她的设计理念从未改变，那就是“女人永远比衣服重要”。

　　康邦街31号恢复了往昔的热闹，新一代的明星们开始穿梭在这里。加布里埃尔的脖子上又挂起了剪刀和皮尺，对她来说，这是一份再熟悉不过的工作，除了岁月在流逝，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

　　尾声

　　1971年1月10日，加布里埃尔·香奈儿在丽兹酒店的套房内永远闭上了眼睛。她的灵柩随后被安葬在瑞士洛桑的墓园里。孤独在她死后也与她如影相随。

　　在口述回忆录中，她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

　　“我从不是一个女英雄，但是我选择了我想成为的样子，而我现在正如自己所愿。即使我不被爱、不讨人喜欢又能怎样。”

　　“我这一生就是一个孤独女人的故事——大部分是悲剧。这个孤独的女人很重要，但是也很悲哀，她一直都在和自己、和男人们进行着斗争。在斗争中，双方并非势均力敌，不过斗争本身更吸引人……”

　　罗兰·巴特后来在文章中总结了加布里埃尔对于时尚的贡献。他认为：“在本质上加布里埃尔是个古典主义者，她赋予时尚所有经典的元素：理性、自然、持久和欢乐的味道。”这或许是今天我们依然在谈论香奈儿的原因。如果仅仅把它视为物质优越的象征，甚至男权向心仪的女性表达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显然违背了加布里埃尔的初衷。正是因为想让女人远离肤浅和虚荣，获得独立的姿态，她才创造了香奈儿。

　　【责任编辑】? 铁菁妤

　　作者简介：

　　苏兰朵，本名苏玲，满族。70后，吉林松原人。1993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年开始发表作品。作品刊发于《诗刊》《当代》《民族文学》《北京文学》《作家》等杂志。部分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曾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民族文学》年度诗歌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长江文艺》年度小说奖、林语堂小说奖、辽宁文学奖等奖项。有诗歌、小说被翻译成德、日、蒙等多种文字。著有诗集《碎·碎念》，随笔集《曳航船》《听歌的人最无情》，小说集《寻找艾薇儿》《白熊》，长篇小说《声色》。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