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林

　　篆：烟山馆主

　　张乐天（1882—1974），号云烟山馆主。书法擅甲骨、金文、石鼓、小篆。精于篆刻。

　　张乐天别号烟山馆主，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在夷门，他也算得上是书香世家了。他的爷爷是清朝的举人，父亲张梦公是清朝的贡生。张梦公在大相国寺旁边设馆课徒，教出了晚清末科亚魁李秋川等一干才俊。

　　贫寒的家境，张乐天自幼饱受生活艰辛的熬煎。他兄妹八人，油盐酱醋，吃喝穿戴，全靠父亲那张嘴巴不停地吧嗒吧嗒着支撑。科举废除，学馆关门，十六岁的张乐天辍学了。不久，入开封石印馆做了学徒。干了两年，升为石印馆缮写，这个时候，他父亲的一个学生拉了他一把，把他保送进了河南简易师范学堂读书。毕业后，直接进了河南省政府做了职员。

　　命运刚有转机，他就和父亲的那个学生闹翻了。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那个学生听说他爷爷有一本诗词手稿《藏剑集》，要他拿来一看。看后，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以那个学生的名誉刊印发行，发行所得全归张乐天，他分文不取。张乐天听过这个建议后满脸涨得通红，一把抓起那本手稿头也不回地走了。父亲的学生愣在那里，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一个时期，张乐天练习书法达到痴迷程度，坐在办公桌前常常用指头蘸水背临篆书《石鼓文》。那个学生站在阴暗处，看着张乐天冷冷而笑。1934年的春天姗姗来迟，河南省政府在开封举办“河南现代书画展览会”的消息却早早地发布了出来。张乐天异常兴奋，他的整个心思，几乎都用在了备战展览作品的创作上了。这次展览，张乐天共有山水画四件、花鸟画三件，书法有大篆一件、行书两件入展。展览刚一结束，父亲的那个学生就把他叫了过去，摇晃着手里的几页纸说：“检举你的！”便以耽于书法影响公务为由解雇了他。看着张乐天离去的背影，父亲的学生淡淡地说：“我可以给你个饭碗，同样也可以给你砸碎！”

　　迈出省政府的大门，张乐天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卖画！他是艺术领域的一个通才，于书法，真草隶篆行，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于绘画，山水、画鸟皆精，人物也能来几笔。这次全省的书法大展说明了这一点。早些时候，张乐天在篆刻上也曾下过苦功夫。他的篆刻，上溯秦玺汉印，下涉明清诸家，尤其对吴让之用功犹勤，颇有心得。若干年后，我在“京古斋”曾见到他用青田紫檀石刻的朱文“焦氏应庚之印”，与吴的朱文印几可乱真。1926年西泠篆刻名家方介堪陪同他的老师丁辅之游历到开封，对张乐天的篆刻一见钟情，便请张乐天治名章“方岩”一枚。方介堪原名文渠，后改名岩，字介堪，以字行，其名倒几乎被人忘却。印刻好，丁、方二人大为赞誉，由方介堪出面在开封“又一新”饭店宴请张乐天作为答谢。丁辅之出席了这次宴会。

　　丁辅之给张乐天留下一封信函，让他持函去海上拜访书坛泰斗吴昌硕，或许对他的篆书和篆刻都不无裨益。秋风乍起的季节，张乐天拎着两只寺门老白家的桶子鸡坐上了东去的列车。到了上海，由于秋老虎肆虐，那两只桶子鸡已经有了异味。在一家小客栈里，张乐天就着白开水吃完了那两只鸡，连夜坐火车又回到了开封。这一次，虽说没见到吴昌硕，他却用身上全部剩余的钱买了一本新刊印的《吴昌硕临石鼓文》法帖回来。坐在大坑沿自己的家中，开始揣摩起这本从上海买回来的法帖。一天深夜，他对着这本法帖忽然狂笑不止，黎明的时候才趴在书案的一角睡去。《河南近代书法概览》一书对张乐天之后的篆书评价说：“大字石鼓左右参差取势，简穆高运，苍润不俗，酷似枯树春深著花。”也有评论家站出来，拿他的石鼓篆书和吴昌硕做了比较：吴书拙中有巧，而张书巧中带拙。于吴昌硕之外，可谓另辟蹊径。

　　张乐天曾写过一篇《自叙》的文章，透露了他从艺的大致途径。他说：“吾诗、书为先父家传，画学乃生性所近。”诗歌一技，是那个时期文人的童子功，自小必须修炼的。张乐天的诗歌，不见结集传世，今天已很难窥其全貌了。他曾与夷门名士关百益、许均，相国寺净尘大法师等结“艺林雅集社”，但也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什么诗词唱和之作。张乐天的诗歌，今天能见到的，只有寥寥几首题画诗了。譬如《题秋林读书》：“秋高红树老，日冷青松秀。”《题深山古寺》：“巍巍千古寺，数里入云峰。”等，有唐人风韵，深得王摩诘神髓。

　　一年后，张乐天退出艺林雅集社。因为他切肤地认识到，诗歌不能当饭吃，他得靠卖画来养家糊口。起初，他的画风走的是黄子久一路，作画时用笔很大胆，把浓墨用到了极致，这些画，画出了他对自然物象的认知和感受。然而，画挂到京古斋等字画店里，过一阵子去看，还依然纹丝不动地挂在那儿。很是困惑。净尘大法师对他说：“要为艺术，你为自己画；要为生计，得为世俗画。”张乐天如醍醐灌顶，改学王蒙、王石谷诸人，画风为之一变。

　　此后的十年间，张乐天的画风靡汴上。他画室的门口，常有数家字画店的伙计等候。为争到他的画，字画店之间常常哄抬画价。博雅轩和古天阁的伙计为争夺他的画曾大打出手，為此瘦弱的博雅轩伙计被对方一拳打落了两颗焦黄的门牙。解放后，开封市政协工作人员和张乐天闲聊时，他无限怀恋地说：“当年我凭着一支笔，挣下了九处院落，上百亩的良田！”但是，他避而不谈的是，他的院落和良田后来都被分给了翻身得解放的劳苦贫民。为此他还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让他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受尽苦头。

　　晚年，张乐天在开封书店街景古山房门前摆了一个小摊儿，清瘦的身躯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长衫，已看不清是什么颜色的了。小摊上胡乱摆放一些廉价的青田石和他自己画的书签、折子之类。画的内容很单一，淡墨画个山头，在远处勾几只飞鸟，然后题上“望断南飞雁”字样。这些物什都很便宜，大都是几分钱一个。然而，却极少有顾客来到他的摊前。

　　除非雨雪天气，他每天清早出摊，黄昏收摊，颤抖着花白的胡须，孤苦伶仃的，在摊前一坐就是一天。

　　隶：王友梅

　　王友梅（1887—1950），名作梅，以字行世。擅隶书。

　　王友梅的书法启蒙来自王觐侯。黎明时分院子里传来第一声鸟鸣的时候，王觐侯就会把他吼起来，拎把戒尺督促他进行一个半时辰的临池日课，日日如此。王觐侯不是私塾先生，那把戒尺是专门为王友梅准备的。在这把棕红色的戒尺下，王友梅打下了深厚的翰墨基础。以致若干年后，当书坛泰斗于右任在夷门见到他的隶书墨迹时，大呼：“速引见此人！”一时成为夷门书画界佳话。王觐侯是清朝贡生，更重要的是，他还是王友梅的父亲。这个贡生经商方面是一把好手，他虽说居住在老家泌阳县城，但在开封、郑州都开有店铺，而且生意兴隆。王觐侯生有四个儿子。长子七八岁时得天花死掉了。二儿子少年淘气，上树掏鸟窝摔瘸了腿，走路一拐一拐的，长大后街坊邻里都喊他“王拐子”。“王拐子”于深秋的某日黄昏进山访道，就再无踪影。王友梅是老三。那个老四叫王友琴，毕业于北京大学。

　　这兄弟俩曾创下过一个神话。不妨先把这个神话提前交代一下：1925年6月23日，王氏兄弟同一天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县长。王友琴出任南阳新野县县长，王友梅则去了豫北，做了河北道修武县县长。那些日子里，王觐侯每天都在梦中笑醒，然后捧着个二尺长的水烟袋在泌阳的大街上转悠。然而这种深含炫耀意味的转悠没能持续太久。王友琴病倒在新野任上，后回到故里泌阳疗养，一年后病逝。弟弟的故去使王友梅受到很大的打击，一夜之间白了两鬓。他常常夜半时分披衣下床，在县衙的院子里踉跄而行，对着满天星辰慨叹命运的无常。这个时期，他的书法字里行间处处跳荡着神秘的音符。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叙述。

　　王友梅十九岁时考入北京高等筹边学校，这个位于辟才胡同的高等学堂，主要教授满文和蒙文，培养满族蒙族人才。王友梅怎么会考进这么一个学校，至今仍然是个谜。在这个学校读了四年书后，1916年夏天，王友梅来到了开封。在开封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参与发起了两个重大活动：一个是全省的请愿豁免田赋联合大会；另一个是致电省政府，对当局地丁银折改银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这两件事令王友梅在开封声名大噪。

　　第二年，王友梅和于右任在开封会晤。

　　1917年5月，于右任由北京出发，第一站到洛阳，然后西入长安，他的使命是策动井勿幕、张钫、胡景翼等人，举行起义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不久，于右任走陇海线东赴上海，在开封稍事停留，并经人介绍结识了王友梅。于右任先是对王友梅的书法大为赞赏，认为足可以执开封书法界牛耳！然后建议他涉猎一下《龙门二十品》，对他必将大有裨益。临走前，于右任把王友梅介绍给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开封领袖胡英介，吸收他为党员。

　　这次短短数小时的会面，看似平淡无奇，但它却决定了王友梅后半生的命运。

　　1924年，王友梅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刚一确立，王友梅第一个站了起来，紧握拳头高喊：“万岁！”这次会议上，王友梅与鄂陕边绥靖督办刘镇华结识，二人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1932年，王友梅受刘镇华之邀，由开封奔赴南阳，出任唐河、桐柏、泌阳三县联防主任。他的任务就是负责剿灭三县边界日益猖獗的大小各股土匪。一天黄昏，王友梅接到密报，说有小股土匪將夜袭唐河赊湾大户马大牙家抢粮，马大牙已成惊弓之鸟。王友梅率部卒埋伏在马大牙家四周，夜半时分，果然有一小股人马闯入埋伏圈。枪声大作，对方仓皇遁逃，只捉住一个负伤壮汉。壮汉大骂不已。王友梅对手下的一个络腮胡子说：“让他住口！”络腮胡子走过去，掏出匕首，一把将壮汉的舌头割了下来。壮汉抬起头，满嘴鲜血吐在络腮胡子脸上。络腮胡子大怒，砍下壮汉头颅，弃之荒野。

　　很快，王友梅就弄明白了，杀掉的那个人并不是什么土匪，而是共产党唐河县委委员吕秀甫。他十分不安，怀疑已落入一个陷阱中。他找到大学者冯友兰，倾诉自己内心的惶恐。在冯友兰的斡旋下，他见到了八路军少将彭雪枫，向这位将领做了详尽的解释。

　　抗日战争爆发。王友梅在抗战中认清了国民政府腐败的面目，淡出政界，回到开封做了《大公报》驻开封站记者。1946年，河南省参议会二次会议召开，王友梅作为议员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他措辞严厉地抨击了政府部门的贪官污吏，说这些蠹虫最终会使国民政府的大厦轰然倒塌！第二天的《大公报》以“敢直言的河南省参议员，刘恩茂一气回巩县”为题目，刊发在头版头条。该期报纸投放市场第一天，即被抢购一空。

　　日寇投降，王友梅回到了泌阳，开始替父亲王觐侯管理王家的一千多亩土地。他的管理模式颇为新颖，王家出种子让佃户耕种，秋天收成后五五分成。隔一年，泌阳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而王家佃户却无一人饿死。

　　1950年旧历年末，王友梅正在家中为左邻右舍写春联，忽然闯进来一班挎着枪的人将他逮捕。第二天就召开了公审大会，宣布了他的死刑，紧接着把他枪毙在泌阳城外的荒野中。枪响的一刹那，他喃喃自语，但谁也不知他说了些什么。

　　楷：无己叟

　　张楙（1900—1975），号无己叟，书法理论家，善小楷。

　　他是夷门为数不多的书法理论家，脾气怪异，喜饮烈酒，总是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常无缘由地朝陌生人咆哮。最苦恼的事情是夷门的书法圈子把他排斥在外，认为书法理论和写字是两回事，你理论再好，字写得不好，依旧是被嘲笑的对象！夷门人最讲究实际。

　　昏黄的灯光下，张楙常常坐在书斋里翻阅那部祖传的明末刊印本《宋笔记大观》，他有一个设想，要从这套书中将黄山谷有关对书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然后加以注疏，刊行于世。在他看来，黄山谷零星的书论微言大义，对书法家不读书这种现象的鞭挞深入骨髓，尤其深切夷门书坛时弊。夷门书家重挥毫而轻读书的现象由来已久。

　　张楙常自比作前贤蔡邕。蔡邕一生藏书三万余卷，这个数字让他深感汗颜。在他的书斋里，加上祖传的善本孤本也不足万卷。张楙编写了三部书法理论方面的著作。第一部《蔡邕“九势”解读》，他另辟蹊径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其说《九势》是一部书法理论著作，倒不如说是一部论述“道”与“自然”的道家真言。他甚至认为《九势》应该与《道德经》一起，并称为道家“真经”双璧。第二部是《大醉和微醺对书法的魔力》，在这本只有三十二页薄薄的小册子里，张楙列举了王羲之、张旭、石曼卿、苏东坡等大量实例，来证明酒在书法家挥毫时所产生的魔力，这种魔力具有着神秘的力量，来无影去无踪，谁也无法说清楚它。从而得出了大醉适合写狂草，而微醺则适合写行书的结论。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书法家从不喝酒，永远处在清醒的状态，那么他的书法也永远进入不了像《兰亭序》那样的最高境界。在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里，他提到了个案米芾，米芾不需喝酒，只要一捉毛笔，马上就能进入“微醺”状态。像米芾这样的奇才，简直就是为书法而降生到这个世上的！第三部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黄山谷题跋书论注释》。

　　有一段时间，他喜欢上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并且在读第三遍时明白了欧阳修著这部史书的真实意图。这部书中，欧阳修每写到一个人的死亡时，大都会用“以忧卒”三个字作为结尾，而想就那个时代发表一点什么议论的时候，又往往会以“呜呼”二字作为开端。这“五个字”让他心惊肉跳，夜半梦境里总是听到它们三两成群地在黑暗中凄厉地啼哭。他真想知道，近千年的时间里，有几人读懂了这“五个字”？

　　张楙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曾托付给他一件事。他家原来藏有夷门名士常茂徕手抄本《续两汉金石记》一书，有一年他父亲游历洛阳时，身上的盘缠为盗贼所窃，就把这本书押在了龙门庞家，用它换取了返回开封的银两。赎书的日子，张楙只身一人来到了龙门。不巧的是，庞家老掌柜已经故去，现在是小庞掌柜执掌门户。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张楙拿着老庞掌柜立下的字据找到小庞掌柜的时候，对方却拒绝还书，其理由令张楙啼笑皆非。小庞掌柜说：“老掌柜已命赴黄泉，字据为他所立，那你只有去黄泉路上找他去了结了。”说过，小庞掌柜先自哈哈大笑。

　　张楙在龙门住了下来。他很快打探到，小庞掌柜并不是老庞掌柜的亲生儿子，而是他过继过来的别姓儿子。张楙替老庞掌柜唏嘘再三，找到他的坟茔，把赎书用的银元埋在坟头旁边，深深地鞠三下躬，说：“庞老掌柜，钱我替父亲还你了！”

　　那是黄昏时分，荒野空无一人。夕阳把张楙的身影拉得很长。他想：赎书是一回事，还钱则是另一回事。

　　在随后的几年里，张楙数次游历河南境内的各大名胜古迹。在获嘉的武王庙，他很恭敬地参拜了毕公。他闹不明白，民间为什么会把毕公塑造成一个主宰天下文运的神。走出毕公殿，张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当院那棵有着数百年树龄的老楸树下，一个七十余岁的老妪，个子低矮，满头银发，穿一身粉红色衣衫，手里紧紧握着一杆巨大的杏黄旗，站在一块方石砖上挥运如风，“嘞嘞”之声鼓动着张楙的耳膜，令他头疼欲裂。老妪越舞越快，最后竟舞成了一个红黄的球团！

　　1946年暮春，张楙把老妪恭恭敬敬请到了开封。在龙亭前开阔的广场上，张楙让人支起三口大铁锅，里面盛满猪牛羊肉，下面用榆木劈柴煮，毕毕剥剥，不时有火花迸出。离三口大锅不远，一字排开两个半人高的瓦缸，缸里全是酒。一口缸里装的是“刘伶醉”，另一口缸里装的是“汴京高粱红”。广场的正中央，地上铺着十余张一丈八的巨幅宣纸，张楙手持萱麻缕子做的特制毛笔，赤脚站在其中的一张宣纸上。忽然，锣鼓家伙“咚嚓咚嚓”响起来，张楙仰头将一瓯酒喝净，把酒瓯摔碎在地。听到响声，老妪开始舞动杏黄旗。杏黄旗往东，张楙手里的笔就往东挥；杏黄旗往西，张楙手里的笔就往西挥，配合很是默契。

　　这天天气晴和，一丝风都没有，观者如堵，欢声雷动，可谓夷门书法界一件盛事！

　　當天晚上，张楙把自己反锁在书斋，一边饮酒一边大哭。从此，他戒酒了，也不再写大字。现今，开封市面上流传的，多为他的小楷书法作品。

　　草：汪绶承

　　汪绶承（1886—1953），字延年。擅行草书，得王宠笔意。

　　有资料说，汪绶承是夷门最具性情也是最不幸的书法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杞县乡下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一个落魄的私塾先生，给他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一部王雅宜的《雅宜山人集》和一本《杂诗卷》法帖。汪绶承很快就喜欢上了王宠，因为王宠一生困顿的境遇和厌恶喧嚣尘世生活的情怀和他有某些像似之处。这种情结伴随了汪绶承一生，并且在他身上发生裂变和变异。

　　汪绶承有一个癖好。他喜欢收藏女人的绣花鞋，他一生收藏大小不等、花色各异的绣花鞋二百余双，而且都是女人脚下踩过的，新鞋他不要。他说闻着鞋子散发出来的味道比美酒还令人陶醉。他一直想收藏一双夷门名妓李怜怜的绣花鞋，可是到死都没如愿。他临咽气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到那边找你！”他的两个侄子将这二百多双绣花鞋用竹筐抬到院子里，泼上桐油焚烧掉了，那种暧昧的气味在小巷子里数月不散。

　　汪绶承终生未娶。因为脾气怪异，来给他做媒的人很少。仅仅有一次，他的一个近门婶子想把邻村马屠户家的老姑娘撮合给他，便登门来说合。正是三伏天，近门婶子一进院，见屋门敞开着，忘记打招呼，直接进了屋。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逆转，汪绶承正躺在床上，一手拿着一册《春宫图》，一手在裆部运动。当他看到婶子进了屋时，洪水已经决堤，刹不住闸了。婶子骂了一声：“鳖孙！”扭头就走。

　　事后，汪绶承听说婶子介绍的是马屠户家的老闺女，冷冷一笑，说：“我看不上那个女人！”这话传到屠户女儿耳朵里，她找上门来，把汪绶承堵在当院骂了个狗血喷头。

　　一个时期内，汪绶承闭门不出。他养了七只老母鸡，都给它们起上小孩的名字，盈盈、豆豆、果果之类。夜半三更来到鸡圈旁，看这些鸡是否睡得香甜，如果鸡还没有睡，他就会给它们说上一阵子话，问它们渴了还是饿了，冻着了还是热着了。鸡们咯咯一叫，他会用同样的声音相应和，好像双方在斗嘴。他喝点小酒，会借着酒兴给鸡们吟诵两首王雅宜的诗歌，或者背上王的一篇短文。他自言自语地说：“和你们这些小东西说话，比和人说话有趣多了！”

　　有一天，他的这些鸡悉数被人下药毒死了。他痛哭一场，将鸡合葬在院子里的榆树下，立一小块碑，碑上写着“七女塚”。他给鸡们烧了纸钱，制作了几顶小花圈。有人在院墙外哧哧低笑，他浑然不顾。

　　他很少练书法，照他的说法，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感觉。心里有了悲戚，或是喝过酒有了某种冲动，他才挥毫。他用笔在纸上诉说，发泄。他临雅宜山人的《杂诗卷》法帖，不追求形似，只追求那种恬淡雅致的趣味。有人指出他这样临帖难得雅宜山人真髓，要照帖临，一笔一画，必须做到毫厘不爽。汪绶承不以为然，他说：“纵然使王雅宜复生，再写此法帖，也万难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的头，我们的臂，我们的手，和王雅宜不同呢？”

　　汪绶承的父亲教私塾时，有一个学生叫吴鸿初，这一年出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他打探到汪绶承近况，很是唏嘘了一阵子。就让人把汪绶承请到开封，做了他的幕僚。过了半年的时间，汪绶承突然又回到了杞县乡下。乡人问他回来的原因，汪绶承三缄其口。但乡人很快就发现，打从省城归来，汪绶承性情大变。

　　进入了冬天，汪绶承收留了一只流浪猫。这只猫有着黑白黄相间的花纹，尾巴粗大，体态肥硕，黄色的眼睛里隐隐有虎威，是一只母猫。每天，这只猫卧在院子的墙头上，或者在墙头上逡巡，不让别的猫走进院子。若有猫硬往院子里闯，它就撵着那猫撕咬，直到那猫逃之夭夭。方圆数里的猫都怕它。在汪绶承面前，它却极尽温柔恻媚之态。每当汪绶承从外面归来，它就会“倏”地一下从墙头上跳下来，跑到汪绶承跟前，用粉红色的小舌头去舔他的鞋尖或者鞋后跟，嘴里还不停地“喵喵”温柔地叫着。到了夜里，如果汪绶承秉烛夜读，它会跳进他的怀里，用温软的身躯蹭他的衣袖。汪绶承该睡觉了，它跳上床，睡在他的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