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宏越

　　辽宁人张大田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其宗旨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其成员数量之多，成为名作家学者之众，编辑刊物之广，社会影响之大，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都是空前，仅会员名单录上有会员号的就有172位。但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目前文学研究会会员名单录的后部分有所缺失，也造成了目前虽然有172位会员号，但却有约18位会员无法得知详情，也就是说据目前现有史料，有正式会员号的文学研究会成员共154位。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文学研究会里没有一位辽宁人，这并不稀奇，因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北京、上海、浙江及广东，成员中尤其以江浙籍成员最多；但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辽宁虽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但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出现过杨晦、萧军、端木蕻良等这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近年，随着对现代东北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深入挖掘与研究，一些辽宁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陆续被发现，尤其是在我所从事的出版领域，很多市场上热议的图书都与辽宁人关系密切，像《巨流河》《寻找孙佩仓》，等等。但事实上，从目前能够确定身份的154位文学研究会会员的籍贯看，是有一位辽宁人的，即113号张大田。因为在名单录张大田一行，清楚地写着张大田的籍贯为热河凌县，而热河凌县就是今天的葫芦岛建昌。由于热河省的撤销、张大田本人日后知名度不高等原因，使得作为已知的辽宁唯一的一位文学研究会正式名单中的成员张大田至今少人知晓。

　　张大田，字雅泉，笔名亚权，1899年出生在今辽宁葫芦岛建昌县药王庙镇，因为当时该地区还归属热河省的凌南县，所以后来张大田在填写履历的时候，都将自己的籍贯写为：热河凌县，也包括他加入文学研究会时所填的入会申请表上的籍贯。上个世纪初，建昌药王庙地区经济相对繁荣，药王庙镇最初的形成主要依靠河南、山东等地出关逃荒的汉民，即所谓的“闯关东”，日后的兴盛也是因为此地的交通之便，是周边地区通往渤海的必经之处，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边塞商埠。在清朝末年，张大田的父亲张麟书则掌管着药王庙地区最大的商号“福”字号的经营权，他也因此成为药王庙最著名的人物。张麟书在家中的买卖做大的同时，一方面开设粥厂，赈济灾民，做了很多善事；另一方面他捐资助学，创办海汀中学，先后收取学生200多人。有张麟书这样开明的父亲，张大田能考入北京的学府也就不足为奇。张大田1921年从北京外交部部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留北洋政府外交部中俄交涉公署任职，后历任驻苏联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随员、驻赤塔副领事、驻黑河总领事、驻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驻海参崴总领事、驻莫斯科大使馆代办、政治大学教授等职。1948年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的王之相是辽宁葫芦岛绥中人，与张大田算得上是小同乡，想来是对张大田留外交部并至新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等地任领事有所提携）。

　　文学研究会的很多成员都有一个特点便是日后完全没有以文学出名，比如文学研究会中有很多人具有政治家的身份，比如李石曾、蒋百里、张闻天、瞿秋白、陈毅、于毅夫，等等。文学研究会组织团体相对松散，成员多以亲友、同学介绍为主，自然会有一些似乎与文学不相干的人加入进来，但这不表明入会者在当时没有一种趋同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张大田在文学研究会中的编号为113号，与他相隔三位的109号的陈镈即是曾任中华民国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陈雪屏。但相信陈雪屏不会是张大田的入会介绍人，因为二人此前的人生几乎毫无交集。

　　说到张大田加入文学研究会，就不能不提张大田所毕业的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因为这所学校与文学研究会有着颇深的渊源。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前身是1899年以培养铁路交涉人才而在北京设立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1912年民国成立后更名为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直属外交部管辖；1922年，俄文专修馆又升格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日后学校随着时局变动，也常有更变，最后并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制为五年，自1912年始，每届学生按照甲、乙、丙、丁、戊，待第一届甲级学生毕业后，新入学的学生便成为第二届甲级。张大田当为1916年入学，他1921年毕业时也就是第一届戊级毕业生。而文学研究会中，仅其发起人及首批入会者中就有耿济之、瞿秋白、张昭德等至少三人毕业于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他们三人又都比张大田小一届，即第二届甲级。三人之中，瞿秋白曾担任过我党早期领导人，生平事迹多有描述。耿济之则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当时著名的翻译家，与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多有密切交往，上世纪40年代末曾在沈阳中长铁路总务处工作，并于沈阳去世（关于耿济之与沈阳，完全应该有一篇文章来叙述）。耿济之的弟弟耿式之和耿勉之也都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张昭德离开学校后，经老师张西曼介绍，到哈尔滨东华学校教授俄文，后来曾创建了哈尔滨通讯社并担任《东北早报》主笔。

　　张大田能够以一名非文学家身份加入到文学研究会，推荐他入會的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他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校友、在俄国“朝夕一同办事”、为他的译作《盲乐师》作序的挚友耿济之。此外，张大田的另一位校友、瞿秋白的堂兄瞿纯白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护照科科长，张大田留外交部工作后与其成为了同事，瞿秋白推荐张大田入会也存在一定可能。当然，还有一种更直接的可能，张大田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号是113号，他之前的112号也是一位俄语文学翻译家——曹靖华。文学研究会的加入过程中，两个朋友互相介绍一同加入，序号相连的情况并不少见，像后期的许杰和王以仁、蹇先艾和李健吾等。不过目前还缺少二人相熟的材料。

　　遗憾的是，作为辽宁唯一的一位文学研究会正式名单中的成员，张大田留给后人的文字不多，主要还是翻译类作品，如1924年翻译的俄国作家克罗连科的《盲乐师》，此书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耿济之为此书校订。对于一些文学研究会成员身份难以判断的人物，考察他是否曾在《小说月报》等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大量发表文章或有文学作品及翻译作品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是一个非常可行的衡量标准。近二十年后的1943年，张大田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与文学毫无关系的编著作品，即《苏联集体农场法》。写此书时，张大田正任职于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馆，时值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在书前的自序中，张大田写道：“近自暴德侵苏以来，红军反守为攻，节节胜利，斯大林城下歼德军三十余万，举世莫不惊钦。对此具两万万人口之民族，拥全世界六分之一国土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实有以冷静脑筋从事研究之必要。关于苏联国家之组织，工商业之建设，各国学者已多有研究，唯苏联农业上之集体农场制度，如何组织，如何推进，以及农场与国家间，农场与其他团体间之关系如何建立，尚少谈及之者。本人不揣浅陋，愿将苏联政府二十余年来有关集体农场之法令，分别引述，编撰成书……”写这段话的时候，张大田已经很难再与文学研究会联系在一起了，他的文学朋友耿济之们也不会再为这样的书校订，这本书当然不能再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而是进入了“新中学文库”，此时的张大田已经完全是一位外交官了。不过，如果张大田的文学研究会同仁徐志摩没有因为空难离世，看到了他的这篇序言，或许会写一篇文章来与之商榷。

　　张大田是已知的唯一一位辽宁籍文学研究会成员，至于文学研究会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辽宁人还很难说，毕竟会员名单录上还缺了很多人，甚至在这份名单录之外，文学研究会还有很多没有入册的会员，这一点也是需要说明的。

　　黑龙江人于成泽

　　高翔著《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一书2007年由我所供职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八章，书末另编有“东北现代文学史记”。相比传统意义上的地区文学断代史写作，这本书的作者非常注重文学活动的讲述，的确为读者呈现出了现代东北的文学生态。在书末的“东北现代文学史记”中，作者写道：

　　1月15日于成泽于《晨报·文学旬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雪》。该刊主编王统照为此作撰写按语道：“于君是黑龙江人，现在燕大读书，他对于中国极北边的生活甚为熟悉，如此篇所写的可见一斑。我们以为中国特殊地域的地方色彩在现今的文坛上表现得很少，近来在本刊所刊登的宫天民君《惨闻》以及此篇，都令人注意。”在此前的1924年，于成泽在北平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与焦菊隐、蹇先艾、孙席珍等人组织了绿波社。

　　高翔的这段叙述，其来源大概是出自于成泽的夫人杜贵绂女士1986年所写的文章《往事漫忆——鲜为人知的文学作家于成泽》，在该文中杜贵绂女士说：“毅夫（即于成泽）1922年夏在北京平民大学读书时结识了许地山教授，在许先生影响下，他开始习作文学。1924年他转学燕大和徐志摩有交往，他和王统照的合影我珍藏到‘文革初期，不知是哪一次抄家时无影无踪的。想当年，北京大学生的集会结社，演讲讨论，办杂志，编副刊，极其活跃。毅夫就是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耿济之、王统照等12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我日后还曾向于成泽的女公子于又燕咨询于成泽是否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样一个事实，即于成泽于1924年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成立较早、规模最大的新文学团体。成立最初有明确的宣言、章程、会刊、组织机构和明确的会员名单。然而由于距今年代久远、相关资料较少等因素，虽经许多当年会员及后世学者的多方考证，如郭绍虞、许杰、赵景深、刘麟、苏兴良等，但今人依旧无法看到一份全部的会员名单。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出版的石曙萍著《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一书，是一本较近的文学研究会研究著作，这本书被列入了陈思和、丁帆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书系，可以说其学术性及前沿性毋庸置疑，然而在本书所提供的“文学研究会会员考”里，依旧有18位正式登记过的会员空缺。而于成泽很可能就是这18人中的一位。据徐迺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中的“于毅夫”词条介绍：于毅夫，原名于成泽，黑龙江肇东人，生于1903年，殁于1982年，曾用笔名毅夫、于成泽、Y cheng ze于毅夫、洪波、逸凡等。

　　在确定于成泽为文学研究会会员后，要考证的是他在会员录中的位置，这就涉及每位会员入会的时间。这个考证我想是必要的，因为无论是杜贵绂还是于又燕的回忆都还只是一“家”之言，如果现存史料与回忆有矛盾之处，也可证明回忆之误。按照常理，文学研究会会员在会员录中的位置，当是以他进入文学研究会的先后顺序排定。因为有地方分会和一些偶然意外的存在，少数人的入会时间和在会员录中的位置可能会有一定偏差，但总体上看，还是先入会的排在前，后入会的排在后。据已知的部分会员入会年份看，会员录上的前七十多人基本上都于1921年入会；87号的顾毓琇和90号的朱湘都是1922年入会；93号的徐志摩和102号的孙光策都是在1923年入会；到了104号的王守聪、122号的王鲁彦、129号的许杰就都是1924年入会了；其后140号的汪仲贤、156号的罗象陶、162号的蹇先艾、163号的李健吾则是1925年入会；而169号的贺昌群是1927年入会；最后一位172号的俞剑华则是1928年入会。这里所述的已知的部分会员入会年份，是我在读一些文学研究会会员的回忆和传记时刻意记下来的，可惜我过于懒惰，没有把这些回忆的出处都记下来，因此无法像论文那样有注释。秦贤次先生在《关于冰心加入文学研究会的时间问题》一文中曾写道：“《文学研究会会员录》因是事后补编，并非完全依照入会先后排列的，尤以前48名更显著。证据是1923年6月由北大国文系毕业的杨伟业，居然漏列；沈泽民列为第45名；江小鹣列为第48名；冰心更列为第74名，这些都是很明显地违反事实的。”这种情况确实是前面更显著。

　　而据“东北现代文学史记”中所述，于成泽于1924年加入文学研究会，那么他很可能位于会员录上所空缺的第132、133、135、138号中的一位，因为会员录上132號以前已无空缺，而140号的汪仲贤则是1925年才入会的。同时据王统照的按语中所介绍，于成泽当时为燕京大学学生，这样我们又可以想象推断一下于成泽的入会推荐人。燕京的师生在文学研究会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比如周作人、许地山、瞿世英、冰心等人，尤其许地山还是于成泽文学创作的引路人。据冰心晚年回忆，她的入会就是由她的同学许地山和瞿世英替签的名，事前甚至没有通知她。那么同在燕京的于成泽被同学、师长推荐入会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王统照、徐志摩同样可以推荐，甚至是于成泽所在绿波社的成员推荐亦未可知。

　　高翔的此处叙述存在着一个问题，称于成泽“与焦菊隐、蹇先艾、孙席珍等人组织了绿波社”，我认为不确。赵景深在《关于绿波社和曦社》一文中说：“绿波社在天津新教育出版社仿文学研究会《雪朝》八人集出十一人集。书名《春云》，意为‘春云初展，都是新诗。这十一人除您（笔者按：指孙席珍，1923年前后在《晨报·副镌》任校对）提到的我、焦菊隐、于赓虞、万曼、王亚蘅、王瑞麟外，还有朱旭光、胡倾白、黄振武和吉仰左，还有一位就是您所说的叶碧。这就是绿波草创时期最初的十一人。”也就是说，于成泽与孙席珍、蹇先艾均不是绿波社的初创成员。查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绿波社”此条，上面介绍：“1924年绿波社社址迁到北京，新增加的成员有：于毅夫、姜公伟等。它与曦社合作，曾在《京报》附编过《文学周报》一种，由孙席珍任执行编辑，后来，蹇先艾等曦社成员也都加入了绿波社。”

　　顺便说一件事：我的师父耿瑛先生是我国著名曲艺理论家、编辑家，上世纪90年代初，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上海、江西、陕西及东北各省的出版专家到京研究出版这四个地区的革命出版史。此后几年，上海、江西、陕西的革命出版史陆续出版，唯独东北的革命出版史没有下文。师父为此事多次赴黑龙江、吉林等地协商，可惜终因种种原因无法出版。两年前，师父将他撰写的4万多字的大纲交给我，让我续做此事。我想无论谁来写这部《东北革命出版史》，高翔的《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都会提供丰富的文学出版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