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云

　　萧红的红

　　萧红的名字，我很早就知道。仅仅是知道而已，并不看重。不看重的原因是，她太年轻，三十一岁过世，是一个永恒的青年作家。青年作家的作品，大多青涩，语言、技巧、思想，都不成熟，很难诱发我的阅读兴趣。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喜欢老年文章。

　　没想到，后来，萧红竟然成为我阅读最多的作家。这个“后来”，是2014年6月的某一天。“阅读最多”，指的是，我读过她的全集，十几种传记，以及三大卷《萧红研究七十年》，总计五百多万字。

　　起因是我的朋友在电话里反复跟我谈论萧红。一个月内，谈论不少于五次，每次谈论不少于二十分钟。朋友说，你不能不读萧红。朋友说，萧红的文学价值被严重低估。朋友说，萧红很可能是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作家……我赶紧打断朋友的唠叨。这扯不扯，吹牛不能这么吹。

　　朋友是媒体人，对文学若即若离。我想不通，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对萧红痴迷到这种程度。听朋友的朋友讲，这位萧红迷，不光经常跟我谈论萧红，而是逢人就谈，谈得大家一见他的身影就说，萧红来了。

　　我心里嘀咕，萧红，是不是已经很红了？等我读完关于萧红的五百多万字，再到网上搜索相关资料之后，不得不承认：萧红，的确很红。

　　萧红的红，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版，二是研究，三是大众娱乐。

　　在出版方面，自2010年至2014年，国内有四种《萧红全集》问世，另有《萧红大全集》《萧红经典全集》《萧红小说全集》三种问世；选集很多，这里以北京燕山出版社的《世纪文学经典六十家·萧红精选集》为例，该著2006年1月初版，到2014年5月，出到第五版；单行本出版情况，以《呼兰河传》为例，我到当当网上书店搜索该著，竟然跳出十二个网页，每页六十个条目，两者相乘，总共七百二十个条目。这数字让人眼晕。扣除重复出现的条目，大概不会低于上百种版本。这样的出版热，是不是说明，在读者那边，还有一个几乎同期出现的阅读热？

　　在国内的萧红出版热之前，在海外，还有一个萧红的翻译热。翻译是用另外一种文字出版，我把它归在出版方面，大概也说得过去。萧红作品的翻译，以英译本为例，从1979年开始，先后有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萧红小说选》《小城之春及其他作品》等。散文作品有《商市街：一个中国女人的哈尔滨》（该译本收录萧红四十多篇散文作品），还有《鲁迅先生记》《当铺》等。

　　在研究方面，作为研究成果，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的《萧红研究七十年》，可谓集大成者。该著高达二百万字，收录文章二百八十四篇，仅仅是七十年间全部论文篇目的十分之一。考虑到这个时间段之后，仍然有不少萧红研究的论文、专著发表或出版，我谨慎地估计，到我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就是2015年3月，萧红研究的论文篇目，不会低于三千。从传记的角度来看，我读过的萧红传记，有十三种。实际出版数量，远不止这些，至少在二倍以上。

　　在大众娱乐方面，有两部以萧红为主角的电影面世：一部是宋佳版《萧红》，一部是汤唯版《黄金时代》。这两部电影，让萧红走出文学和学术的边界，成为公众人物。我曾经在同一时间“百度”萧红、丁玲、萧军、端木蕻良和张爱玲，结果是，萧红的条目，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万，而丁玲的条目不足百万，萧军一百六十七万，端木最惨，不足五十万。曾经红透整个文坛的张爱玲，也只有三百四十七万。这一组数字对比，是不是说明了一些问题？在20世纪30至40年代，萧红的名气，不能跟丁玲比，也不能跟萧军和端木比，更不能跟张爱玲比。时至今日，情况大不相同。对萧红的关注度，已经远远超过上述几位。

　　萧红的红，不容任何人置疑。现在我准备回答一个问题，萧红为什么这样红？这问题由文学界人士郑重提出。我的第一反应是，世界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红，一定有推手在背后起作用。

　　葛浩文的萧红研究

　　20世纪30年代，借鲁迅、胡风、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的提携，萧红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从1942年病逝香港，到1957年归葬广州，国内报刊上有过一些纪念和研究文章，比如骆宾基的《萧红小传》等等，之后便很少被人提起。从这一时段开始，萧红陷入了沉寂。

　　萧红的沉寂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好在，沉寂不是死寂。1961年，一位名叫夏志清的美籍华人，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此著于1979年在香港出版中译本。这部著作，把沉寂已久的中国作家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都从历史的尘埃里“发掘”出来，很快风靡内地。夏志清提到萧红的时候，只写一句话：“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长篇《八月的乡村》高。”这是夏志清在1961年的说辞。到1979年，他在该著的《中译本序》中，再次谈论萧红，说他对《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未加评论，是自己的疏忽，并对这疏忽“大表后悔”。随后又说：“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这是对萧红的抬举，寥寥数言，也足以打破沉寂的坚冰，有“七九河开”的效果。

　　萧红热的始作俑者，是另外一位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八九雁来”，葛浩文就是一只大雁。此君对萧红的“痴情”，几乎达到难以理喻的程度。只是这“痴情”的发端，却非常偶然。

　　葛浩文在越战时期应征入伍，派驻台湾，对中文感兴趣，用心学过一段时间。退伍回国时，这个吊儿郎当的年轻人，“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认为读大学才有出路。他读到的第一本中国小说，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读到萧红的《呼兰河传》。1972年，葛浩文向导师柳无忌报博士论文选题，先报朱自清散文，柳摇头；再报田汉戏剧，柳还是摇头；最后想起“二萧”，对柳说，你父亲柳亚子认识萧红。柳来了兴趣，说，“赶快写”。就这么，葛浩文开始了《萧红评传》的写作。

　　这里补充一句，柳无忌的妹妹柳无垢，跟萧红在香港期间有过交往，萧红死后，柳无垢写过文章《悼萧红》。这事，柳无忌知道。柳家父女跟萧红相熟，是不是柳无忌为葛浩文确定论文选题的隐秘内因？这问题外人不好多嘴，只有柳无忌本人可以回答。但要说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也不信。

　　柳亚子跟萧红第一次见面也是在香港。1941年10月下旬，柳亚子登门拜访端木，遇见病中的萧红。柳亚子是一个诗兴很浓的人，给端木写诗，也给萧红写诗，后来还到医院看过萧红。萧红很感动，本想写诗酬答，只写了一句“天涯孤女有人怜”，再也写不下去，眼泪却止不住。萧红死后，柳亚子写纪念文章《记萧红女士》，说萧红曾经打电话与他约谈，见面后，萧红喋喋不休，他“恐损病体，未敢多流连也”。这个“恐损病体”云云，我以为是逃避的托词。萧红那种病态的神经质，常人消受不起，柳诗人大概也消受不起。

　　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对柳亚子跟萧红的交往，叙述非常简略，只说“她（萧红）养病期间交上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朋友——诗人柳亚子，他是去看端木时结识萧红的；另一东北作家骆宾基，骆就是后来为萧红写传的作者。”这段简短的叙述中，有明显的不实之词。说骆宾基是萧红“非常重要的朋友”，我承认。说柳亚子是，夸张过了头。蜻蜓点水一样的交往，怎么就“非常重要”了？扯淡。中国人的劣根性，没想到也传染给了美国人。退一步想，是不是凭这一句“非常重要”，就能博得导师的好感？

　　我在上文中把柳亚子与萧红的交往，作为“插件”呈现出来，不外乎是想说，有些事情的发端，基于偶然因素，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并非“普遍真理”。

　　1976年，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在美国出版，同年在香港出英文版。1979年，《萧红评传》在香港出版中译本。1985年，又在内地出版中译本。后者的出版方是北方文艺出版社，社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我特意啰唆的这一句，是别有用心。下文我将谈到，黑龙江省的宣传、出版、文艺、高校和研究机构，为萧红的红，到底添加了多少柴火。

　　1979年，也是葛浩文发力向西方介绍萧红的开端。上文提到的萧红作品的英译本，都是由葛浩文翻译。若干年后，此君向西方翻译了莫言的小说，为诺贝尔奖扎根中国贡献了很多汗水。

　　西风东渐，葛浩文为萧红点起的一堆篝火，很快在内地燃烧起来。

　　黑龙江的萧红出版热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对推动萧红热所起的作用，显然是外因。这事很像母鸡孵小鸡，只有外因没有内因也不行。这个内因，便是黑龙江的诸多宣传文化机构。

　　1979年，是萧红的幸运年。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在香港出版中译本，是幸运事件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看起来更重要的事件。年初，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公开倡导出版萧红著作、研究萧红生平和创作，建议在萧红故乡呼兰县保存萧红故居，在哈尔滨设立萧红纪念馆。此倡导和建议，获得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响应，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出版社、省市报刊以及各大专院校中文系，都闻风而动。文学研究所更是率先垂范，很快影印萧红和萧军合著的作品集《跋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也于同年出版《呼兰河传》。

　　1980年，还是萧红的幸运年。两件事，一小一大。小事，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生死场》；大事，是萧红的“隔代知音”和“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第一次到内地访问，先到北京，随后到哈尔滨。小事一笔带过，大事不能不细说。在北京，葛浩文会见很多老作家，都是熟悉萧红的作家，跟他们谈论萧红，还每人赠送一部《萧红评传》中译本。在哈尔滨期间，葛浩文沿着萧红的足迹，走访了很多地方。第一女子中学，道里区，商市街，都转了一圈。又到呼兰县，寻访萧红故居。行走途中，还是不断谈论萧红，还是一路赠送《萧红评传》中译本。离开哈尔滨，葛浩文去了萧红生活过的上海。此行的句号，画在广州，到广州银河公墓拜祭萧红墓。此行，葛浩文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访萧红故里、墓地始末》，一篇《从中国大陆文坛的“萧红热”谈起》。在葛浩文眼里，那时候内地文坛已经出现了萧红热。笔者粗略统计，1979至1980两年间，大陆各报刊发表的有关纪念和研究萧红的文章，只有七十多篇，要说“红”，也是刚刚红。对葛浩文的内地行，还有两篇文章值得一提。一篇是香港《新晚报》对葛浩文的采访，《葛浩文谈追踪萧红之行》；另一篇是发表在《北方文学》的评论，《美好的礼物——读美国文学博士著<萧红评传>》。

　　说1979年和1980年是萧红的幸运年，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忽略，就是国内政治气氛的转变对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影响。

　　李洁非、杨劼合著的《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对此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只谈要点。1979年10月底，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周扬代表中国文联所作的报告中，大谈思想解放。他说，“文艺战线”的思想解放，还存在阻力，现在的情况，不是思想解放过了头，是解放得还不够。他还说，我们对思想解放，只能促进，不能促退，只能加以正确引导，不能压制。周扬的说辞，无疑是官方的声音。这次文代会，直接造就了文学的“八十年代”。两个标志：一则，文艺“目不能视、耳不能闻，周身毛孔俱被堵塞”的现象开始改善，“解放的欲求”大增；二则，“年轻一代要求开拓艺术视野的愿望十分强烈……积极了解和探讨‘解放前文艺的面貌，热衷于（原）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作家作品，尤其是还把目光投向新中国成立以来隔绝的当代西方文艺与哲学”。

　　正是这“解放的欲求”，以及“积极了解和探讨‘解放前文艺的面貌”，加上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沈从文、钱钟书和张爱玲的鼎力推崇，才造就了国内的沈从文热、钱钟书热和张爱玲热。对萧红来说，上述的两个幸运因素她都拥有，只不过要把夏志清的名字换成葛浩文而已。更幸运的是，葛浩文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亲自来内地追寻萧红的踪迹，这对国内文学研究和出版界的刺激，尤其是对萧红故土黑龙江的刺激，也就可想而知。如我所料，葛浩文的身影离去不久，从1981年开始，跟萧红有关的作品，在国内的出版数量迅速增加，黑龙江省的“表现”最为突出。我仅以黑龙江省的三家出版社为例，小角度展现这一出版盛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马伯乐》《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怀念萧红》 ；1982年，出版《萧红短篇小说集》《萧红散文集》 ；1994年，出版《萧红新传与十论萧红》《鲁迅与萧红研究论稿》；2011年，出版《萧红（1911—1942）》；2012年，出版《萧红语言的诗性阐释》《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2013年，出版《百年视阈论萧红》。

　　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萧红评传》（葛浩文著）；1987年，出版《萧红短篇小说集》《萧红散文集》《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1991年，出版《萧红全集》；1993年，出版《萧红传》（铁锋著）；2011年，出版《萧红研究七十年》《百年悄吟——咏怀萧红诗词楹联选》《百年诞辰忆萧红》《非柏拉图式爱——萧红情感心路解密》《萧红画传：呼兰河漂泊的女儿》（王亚平主编）。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出版《萧红文学之路》《怀念你——萧红》《呼兰学人说萧红》《萧红全集》（两卷本）；1993年，出版《火烧云——萧红小传》《萧红研究》（三辑）；1994年，出版《爱梦难圆》（收录张爱玲、林徽因、萧红等人的婚恋故事）；1998年，出版《萧红全集》（三卷本）；2002年，出版《萧红评传》（刘乃翘、王雅茹著）；2003年，出版《只有香如故——萧红大特写》；2013年，出版《萧红经典全集》。

　　我不敢肯定以上资料没有遗漏。有也无妨。现在的陈列，足以管窥关于萧红的出版盛况。需要补充的是，还有三家出版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也都出版过多种有关萧红的作品。其中，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总量，不亚于上文提到的三家出版社。

　　在黑龙江，关于萧红的出版盛况，仅仅是萧红热的一个侧面，转换视角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别样的风景。

　　萧红研究机构与“一号文化工程”

　　国内的萧红研究，也是以黑龙江省为开端。1979年起步，此后紧锣密鼓，大戏连台。1981年，1982年，1984年，在哈尔滨连续三次召开萧红学术研讨会。这三次研讨会的召开，跟葛浩文哈尔滨之行带来的刺激，也许有某种关联。这期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积极配合，出版关于萧红的书籍六种。

　　1984年，是萧红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呼兰县成立呼兰河萧红研究会，是国内外第一家萧红研究机构。研究会的主要工作，是厘清萧红迷乱的身世。在研究会的基础上，又成立萧红基金委员会，向社会募集资金，补政府拨款之缺，总共集资六万元，用来修复萧红故居。1986年6月，萧红故居正式开放；同月，成立萧红纪念馆。到1987年之前，北方文艺出版社积极配合，出版关于萧红的书籍六种。

　　1991年，为纪念萧红诞辰八十周年，哈尔滨出版社积极配合，出版关于萧红的书籍四种，其中包括《萧红全集》。

　　2001年，萧红纪念馆联合在哈尔滨的多所高等院校和文化团体，召开“纪念萧红诞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萧红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自俄罗斯、韩国、日本、波兰等外国学者，以及国内学者、作家等一百二十多人参加会议，交流论文一百余篇，相关论著八部。

　　为迎接萧红诞辰百年，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之一，2009年7月，成立黑龙江省萧红研究会，将黑龙江文学院更名为萧红文学院，设立萧红文学奖，着手编辑新版萧红全集，拉开萧红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序幕；之二，2010年1月，黑龙江大学成立萧红研究中心，宗旨是，依托本校相关人文学科的“综合优势”，“整合和联合”国内外萧红研究的各种“有价值资源”，建成“国内乃至国际具有良好声誉和广泛影响的萧红研究重镇”，为该省的“文化产业发展和边疆文化大省建设”服务；之三，2010年7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成立萧红国际研究中心，宗旨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对急剧消失的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的影响，从而积极构建一种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互动平台”，以此“保护开发萧红文化遗产，扩大萧红的影响”。

　　在我看来，2009年，是萧红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节点，比1984年更重要。这一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把打造萧红品牌，作为本省的“一号文化工程”来抓。时任宣传部长的衣俊卿在萧红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在出版研究之外，还要“打造以萧红和其作品为题材的舞台艺术、影视剧”，而打造萧红品牌，“不但会推动黑龙江文学创作、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发展，更将为黑龙江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衣俊卿的话，把打造萧红品牌跟“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可见调门之高，也可见其雄心壮志。

　　随后成立的黑龙江大学萧红研究中心，无疑是打造萧红品牌的继续，功利性显而易见：其一，“黑龙江大学积极承担了省委宣传部对萧红文化品牌的开掘工作”；其二，这个研究中心的“近期”任务，是“围绕萧红生平与创作、萧红与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萧红与东北作家群、萧红与黑龙江地方文化、萧红与现代文化名人、萧红与黑龙江旅游文化产业等方向开展研究工作”。这两段话告诉我们，成立萧红研究中心，是省委宣传部的建议，现实目的是为旅游文化产业搭台。

　　萧红国际研究中心的功利性更为明显，主要是为了“完成省委宣传部交办项目”，也就是2011年的“纪念萧红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此外，该研究中心还要担负“为省委省政府提供萧红文化创意产业的调研咨询”等多项任务。

　　萧红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可谓声势浩大。主体活动是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期刊出版界人士、作家、萧红亲属及生前好友的后人等一百三十多位嘉宾莅临”，收集学术论文六十余篇。此外还有：一，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卷本《萧红全集》，并启动《萧红印象》丛书出版计划，整套丛书分《记忆》《研究》《序跋》《故家》《影像》《书衣》六卷，总计二百多万字；二，举行首届萧红文学奖颁奖典礼，王安忆、韩少功、阿成、季红真等人获奖；三，黑龙江省作协召开“萧红的文学世界”座谈会；四，与萧红故居比邻的萧红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五，由黑龙江省投拍的电影《萧红》于年内开机。

　　此后，黑龙江省的萧红热，处于“相对不应期”。2012年12月，推出“萧红数字展馆”之后，再无大动作出现。

　　电影《黄金时代》与萧红出版热

　　让萧红和她的作品走向舞台和银幕，原本是黑龙江省“一号文化工程”的重要内容，2013年公映的电影《萧红》和走上舞台的歌剧《萧红》，终于让该计划落到实处。但真正让萧红走向大众视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萧红热潮的，无疑是2014年电影《黄金时代》的宣传、公映以及由此诱发的媒体狂欢。

　　《黄金时代》的投资方是星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这是总部设在北京的一家民营文化传媒企业，以电影产业为核心，被称为“中国文化传媒行业著名品牌之一”。说这些，是为了撇清跟“一号文化工程”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是要说明，到这一桥段，萧红的名字，以商业模式正式步入娱乐市场。

　　《黄金时代》于2013年5月拍摄完成，公映却安排在2014年10月，时差长达一年零五个月，显示出投资方的巨大耐心。

　　《黄金时代》的营销宣传，有海报，有“黄金沙龙”，有纪录片巡回展，有导演和主演一干人等全国各地的游说，有联合百度、中信等电商平台的网络鼓动，有摄影展，有罗大佑演唱的宣传歌曲《只得一生》等多种形式。我耐心有限，不一一详细罗列，只说前三项。

　　海报有两种，海外版和国内版。海外版有英文、日文、韩文，图案别具一格，获得广泛好评。国内版海报却引发不小争议。八张海报，每张以某个电影人物和两行大字为核心。第一张，电影人物是萧红，大字：“想怎么活，就怎么活！”配小字：“这是无所畏惧的时代，一切都是自由的。”这是模板。每张人物不同，大字不同，小字除了“什么什么的时代”中的“什么什么”不同之外，其他不变，整齐划一。抛开电影人物和小字不论，大字依次还有：“想爱谁，就爱谁！”“想去哪，就去哪！”“想骂谁，就骂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飞多高，就飞多高！”“想追求什么，就追求什么！”“想结婚，就结婚！”这一系列标语，引起不少人反感。作家马伯庸发微博：“如何只用两行字来杀死一部电影？照这么做就行了。反正我是不打算去看……”还有网友调侃说：“应该加一句，想杀谁，就杀谁！”我对那些标语也比较反感，原因是，它们扭曲了民国时代，也扭曲了那些历史人物的灵魂。举例来说，让人误以为鲁迅很任性，整天想着骂人，而且是“想骂谁，就骂谁！”你说这扯不扯。尽管如此，抓眼球的目的已经达到。

　　“黄金沙龙”是一个系列工程，连续邀请文化界精英跟导演许鞍华对谈，当然是围绕电影《黄金时代》来谈。受邀者先后有陈丹青、王安忆、莫言、刘瑜等等，通过媒体传播谈话内容，还是借此抓读者眼球。我那位痴迷萧红的朋友，受此蛊惑，认定《黄金时代》票房不可限量，也认定萧红会声名鹊起。

　　纪录片巡回展，指《黄金时代》的伴生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在全国范围内“重走萧红路”。该片长达一百五十分钟，于2014年5月7日开始，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起点，然后到北京、青岛、上海、武汉、香港等地巡回展演。说白了，是直接为《黄金时代》造势，间接为萧红造势。在这部纪录片里，也有黑龙江的元素。出现在片中的专家，两位主要人物，一个，章海宁，是黑龙江萧红研究会副会长，萧红研究中的栋梁人物；另一个，张抗，是萧红的侄子，是“张家与各界联系的纽带”。没有黑龙江方面的大力配合，就不会有这部纪录片。

　　以上种种手段，在人群中产生怎样的作用，很难调查，也不好估计。在我身上发生的作用，我当然清楚。我从漠视萧红，到全方位阅读萧红，到网上搜索电影《萧红》，到去影院看《黄金时代》，到两万五千字随笔《萧红的真相》的写作，都在这一期间完成。你说作用大不大？

　　我有一个疑问，《黄金时代》，主线是萧红的爱情脉络，副线是萧红的文学活动，原名《穿过爱情的漫长旅程》，跟内容贴得很紧。为什么要改名？有没有借“民国热”来造势的意图？这问题，不是萧红走红的节点，暂且放下。不过，把民国称作“黄金时代”，很轻率，很缺乏历史感，给很多人心里添堵。

　　伴随《黄金时代》的拍摄、宣传和公映，国内出版界再次掀起萧红出版的热潮。我的粗略统计，从2014年到2015年初，国内出版或再版的萧红传记类书籍有《端木与萧红》（钟耀群著）、《我们都是爱过的：萧红传》（王臣著）、《红尘大梦，浮世成伤：萧红传》（桑妮著）、《愿你已放下，常驻光阴中：萧红传》（风约湘裙著）《穿过爱情的漫长旅程：萧红传》（垂青著）、《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萧红传》（邹经著）、《相思结得恨已迟：萧红传》（蒋雪芹著）《梦回呼兰河：萧红传》（谢霜天著）、《萧红的虹：萧红传》（宛因著）、《从呼兰河到浅水湾：萧红传》（蒋亚林著）等十几种；有两家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萧红全集》；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三十多家出版社，出版《呼兰河传》；另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萧红作品的选本或《生死场》等。这样的出版速度和密度，在现代作家群中，是一个奇迹。在这一奇迹辉映下，萧红想不红都不行。

　　我的结论

　　到此为止，我可以得出结论：萧红走红，是以葛浩文的研究和英译为出发点，以黑龙江省“一号文化工程”为重要动力，以电影《黄金时代》的宣传、公映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为高潮。这三种因素，共同“合成”了萧红的红。其中，黑龙江方面的推动，承上启下，极为关键。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有些现象，集因果为一身，既是萧红走红的因，也是萧红走红的果。

　　蒋书丽在《葛浩文与萧红》一文中说，“没有葛浩文的研究，也就没有后来中国大陆的‘萧红热”。我以为这说法过于武断。葛浩文是萧红研究的纵火者，这是事实，可要是没有黑龙江省不断添加柴火，萧红怎么可能这样红？不敢想象。

　　当然，萧红的红，跟中小学语文课本收录她的某些散文作品（主要是选录《呼兰河传》的片段，如《祖父和我》《祖父》《我和我祖父的花园》《祖父的园子》《火烧云》等）有一定关系，跟《呼兰河传》成为“教育部推荐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也有一定关系。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元素。如我所知，中小学语文课本收录的作品很多，所谓“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数量也不少，未必那些作品背后的作家，都能红起来。由此说来，对这个元素，不必过于重视。

　　李计谋在《萧红散论二题》中论述产生萧红热的六点原因，有的我认同，有的我不完全认同，有的我完全不认同。完全不认同的有两点，一是“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二是“臻于成熟的艺术风格”。说句抬杠话，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家很多，怎么别人没红到这种程度？“臻于成熟的艺术风格”，我以为离事实很远。以年龄论，萧红处于成熟作家的青涩期；以作品论，久负盛名的《呼兰河传》，用评论家王彬彬的话说，“艺术上的不无拙涩”，给人以“‘略图和草稿的感觉”。

　　我在《萧红的真相》里，对萧红的作品，有过整体性的评价，这里不妨重复一遍：

　　在我看来，萧红只是一个“很有天赋”却没来得及把天赋完全发挥出来的作家，或者说是“可以有成就”却没来得及有成就的作家，她永远停留在一个成熟作家的“早期作品”阶段。以文学高度论，萧红是一棵小树，是比她自己的身高还要矮一些的小树。

　　我引用这段话的意思，无外乎是想挑明，一个作家热不热红不红，跟作品本身的高度，不一定成正比。以作品论，我以为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他们都具备红的潜质。有此前提，夏志清一推，很快就红起来。萧红不一样，看她的作品，我怎么也看不出，她会红，而且会红到这种程度。美国华裔作家王鼎钧在《关山夺路》一书中感慨，“文章的命运往往由文学以外的因素左右”，是经验之谈。换一个角度，说作家的名声也往往由文学以外的因素左右，也不算错。萧红的红，就是典型的“功夫在诗外”。

　　诗人白居易在《偶然二首》中有“人事多端何足怪”一句，无疑是劝世良言。阅历丰富的人，才说得出这种话。把这句话引申到文学领域，我觉得一个写作者，还是把精力用在“诗”内比较好，热不热红不红，看你运气如何，这恐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看到谁谁又热又红，你也犯不上“气滞血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