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

　　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缘分，或许是命中注定。

　　1840年，一声啼哭宣告着阎府又一男丁诞生。从山西太原长迁而来的阎家，在金州古城里，延展着生生不息的血脉。这个名为培元字锡三的男子，从此，将一生系于古城金州，用六十七个春秋的一呼一吸，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姿态。这一程，不长也不短，其中的冷暖荣辱，像一缕青烟，随他而去。

　　只是，命运的诡异，令他防不胜防。汉入满籍，为官之始，家人盼其福运长来，仕途稳健，为他取了“福升”的官名。孰料，这个充满瑞气的名字，夹杂着时代的风尘，糅进了十足的嘲讽，将他的一生，撕扯得烽烟缠身，屈辱彻骨。福升，成为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里毫无祥兆的记号，在时间的长卷里，跌宕起伏，黯然失色。

　　站在2014年的秋风里，我的目光擦拭着石碑上“阎福升故居”这五个大字，寻找着那个模糊了又模糊的身影。我想知道，他寂于时光的深处，会不会备感孤独；我还想知道，那些含血带泪的篇章，会不会令他神伤？

　　翻遍手上能找到的金州史料，一遍又一遍查阅各种闪着尘光的名人簿册，我很难发现阎福升的名字。更多的时候，他是随着用他名字命名的官宅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百八十字的个人简介，像是一块缝在衣袖上的饰物，只是不经意间被一次次带出。金州这座古城，真的选择了遗忘吗？我想，答案一定是否定的。阎福升故居尚存的七间瓦房，与位于古城金州东街中段路北（今民主街255号）翻建的副都统衙门，前后相对而立，那不仅仅是历史的遗留，更是一次次无声的提醒。

　　风，从这里吹过。从副都统衙门到阎福升故居，从阎福升故居到副都统衙门。往往复复，一年又一年。风声里，是彼此间难以剥离的筋脉；冷暖处，是飘荡在院落门缝里带着杂音的诉说。

　　一处署衙，一所老宅，一个男人，从缠绕在一起的那一天开始，就再也无法分开。金州古城，奔涌的渤海浪涛，巍峨的大黑山岭，积淀深厚的历史，成为这种缠绕最稳重的背景。

　　拂过岁月的沧桑，穿过尘封的时光，回望那些斑驳的往昔，不免怅然慨叹。

　　因为，这一回头，竟推开了明代金州卫一处署衙的大门。这座青砖青瓦的五进院落，具有典型的东北古代建筑风格和官衙建筑特点，古朴，典雅。那个名叫阎福升的人，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后半生，会和这座院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阎福升自幼知书达理，擅长骑射，成人以后从军。其智其勇，胜出一般。据史料记载，当时有一高姓水寇，盘踞在貔子窝（现皮口），纠众劫掠，为患一方，官军屡剿不果。请缨平匪的阎福升，性情仁厚，恐全军屠戮会玉石俱焚、伤及裹挟为寇的众生，“乃单骑蹈贼穴，晓以大义”。慑于阎福升威望，高匪“率众诈降，乘间宵遁，余党分别剿抚，不旬日，告肃清”。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阎福升因此功被擢升为金州城驻防八旗的一名佐领、金州水师营右翼协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中，阎福升又因“府君则慎固封守，扫难披艰，备历忧勤，心力俱瘁”的突出表现，被提升为金州左翼协领兼摄驻防十二旗佐领事，以筹划战后金州城军政事宜，安抚军民。历史，选择了最简练的方式，三言两语，簇拥着他一路走来。留下万般的遥想，一代代地传递着他的英勇和出众。如果，历史的长河就这样风平浪静缓缓而流，他或许会成为一名骁勇的将才，除暴安良，建功立业。

　　但是，无常的命运，无人可以预测，无人可以阻挡。

　　一切，从1843年开始转向。

　　“（道光）二十三年，议准，金州洋面要紧，移熊岳副都统、协领改驻金州。熊岳原额设兵九百五十名，即由该副都统酌调，并可就近校阅水师营。其金州城守尉移扎盖州，盖州防守尉移扎熊岳，统归金州副都统兼辖。”记录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上的这段话，带着清政府加强辽南海防的雄心，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舞台。明代的署衙，摇身变为正二品官员的主政之地——副都统衙门；海防重镇金州，成为清廷和外侵诸列强关注的焦点。此时的阎福升更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命运也会将他携上这个舞台，听他演绎未知的悲歌。

　　作为“镇守奉天金州等处地方副都统”，祥厚是第一人。在其身后，陆续走来了桂生、庆玺等二十七人。披挂上金州副都统的官袍，他们在这座清代不断增修、颇具规模和气势的军事衙门里，掌八旗政令，负责金州、复州、盖州、熊岳、岫岩及金州水师营的军政、财政和旗人事务；管辖金州协领、旅顺水师营协领、盖州城守尉、熊岳城守尉、复州城守尉。

　　当时针指向光绪二十年（1894年），副都统署衙被迫走进了战火中。7月的热浪，激红了日本的侵华野心，甲午战争爆发，辽东半岛最先遭到侵华日军的践踏。11月，金州城岌岌可危，正定总兵徐邦道率领拱卫军五营在城东石门子阻击日军入侵。副都统连顺带领驻防旗军和民众抗敌守城。由于所辖的驻防旗军分驻在复州、熊岳等地，城内防务空虚，无法抵御相差约二十倍的日军，终究失城而退。副都统衙门，顷刻间成为日本第二军的司令部，“占领地总指挥部”的旗帜，飘荡在青砖青瓦的院落中。如果青砖青瓦可以张口说话，我猜想，一定会和被迫撤离的副都统连顺一样，嗓音嘶哑，愤不成声。

　　副都统署衙，连同副都统这个称谓，被迫消失在硝烟里。直到1895年，在俄、法、德三国的联合干涉下，日本逼迫清政府用三千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1896年5月，金州副都统署衙重新恢复其主政事务，阎福升出任了署理副都统。动荡不安的国运，带给他的不是福运连连，而是真正的“生不逢时”。国库空虚，军资不足，灾荒战乱，民不聊生。摆在他面前的难事，一件接着一件。军粮不足，他动用家资以充军饥；乡邻缺衣少食，他不遗余力给以救助。1898年，他组织募捐筹款，修复被日军炮火损毁的古城墙和东、北两座门楼——或许，只有在他上呈的奏折里，才能透析出字里行间隐藏的疲惫与心焦。

　　多想知道，副都统福升，在每年春秋两季的祭孔仪式上，率领官兵与民众，发出多少祈愿和憧憬？每月的朔望日，带领金州驻防的所有官员在署衙内向南跪拜，遥谢皇恩浩荡时，是否眼中含着泪心中咀嚼着酸？秋雨濛濛里，我围着副都统衙门的院墙和阎福升故居的甬道、古树，走了一圈又一圈，听不到一句回答。沉默连接着沉默，对我屏蔽了一切真实。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这是我见到的阎福升书写的一幅书法作品——岑参的《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大唐时的岑参，极尽铺陈之能事，渲染早朝的庄严隆重。地处边陲，硝烟弥漫中的阎福升，写下这首诗，灵动浑厚的笔锋里，他心中所念、心中所盼的，是那炎黄盛世的尊严威仪，还是那天朝大国的万方来贺？偶见的这幅书作，能让我们接近那时的他么？

　　阎福升持枪握笔，却无法预定自己的命运走向。似乎是某种契合，多舛的命运，从副都统衙门开始，在他这里延续。

　　甲午战争后，备受重创的辽南防务日渐衰落。而此时，沙俄势力正日益强大，也膨胀着他们觊觎我国东北的野心。罪恶终于在1897年拉开了序幕：沙俄借口“清俄夙好且有同盟关系，应派军舰监视德军行动”，“保卫中国人不受德国人侵犯”，抵制德国，协助中国，派遣俄太平洋军舰强入旅顺口，接着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的无理要求。1898年3月，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张荫桓与沙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同年5月，清政府代表许景澄同沙俄代表莫拉维诺夫在彼得堡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先后制定的两个条约，像两把锋利的屠刀，割走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金州副都统衙门辖区仅限于金州城区。一任朝廷二品官员，受困于四面孤立的“中立之地”，内心该有怎样的郁闷与酸楚？焉有鸿鹄之志，可叹天地不宽。1899年9月，阎福升拟折上奏给朝廷：“城外尽归租借，昔日进项今则毫无，官吏书役，办公无措，恳请酌给津贴以资当差。”一份请款奏折，透出受命于外强中干的王朝、备受列强欺侮的朝廷命官，坚守的何其不易。

　　令阎福升始料未及的是，几个月后，他的人生彻底掉进了屈辱的深渊。1900年7月，沙俄军队以金州城内清廷官员勾结义和团、可能掀起暴动为由，突然出兵金州城，占领金州城，逮捕了署理副都统福升、协领福伦、同知马宗武、训导王奉琛等中国官员做人质。先是囚禁在金州南山脚下，之后押送至旅顺，用军舰运送至库页岛服苦役。 时任关东洲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在给沙俄女皇的奏折中写道：“——1900年5月义和团事件的爆发，使我们感到，绝不能在这偶然之中使他们形成同仇敌忾。我们对他们逐步形成高压状况。——1900年7月14日，占领全部金州市，除武器外，还收缴一切文件、官邸、官员的徽章，逮捕了副都统以下的警察官和两名协领，押送到旅顺。”

　　堂堂朝廷命官，一夜之间沦为异族的阶下囚，其羞其辱，山海可知？手头的史籍，找不到阎福升被囚南山脚下的任何描述。没有办法想象，被脱去朝服朝冠的他，望着头顶一角熟悉的天空，在想些什么。关于阎福升一行是怎样从旅顺抵达库页岛的，史料也是几字带过。山高水长，一路凶险。谁忍笔下一次次触碰这样一段九死一生的艰难旅程？翻开有限的史料，记载最清晰的是，阎福升临行前，对家人说：“吾个人生死不足惜，为国捐躯乃吾之分内事也，尔等毋为吾忧。”

　　或许，正是这几句临行之言，支撑着他熬过库页岛的漫漫寒冬，挺过沙俄的胁迫虐待，忍过冰天雪地里的重役折磨。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不断浮现的，是一幅描绘阎福升流放生涯的画作：被铁链脚铐捆锁的阎福升，昂着头，艰难地向前移动着脚步。每一步抬起落下，锁链都沉闷作响，刺骨刺心，冰冷一片。唯有他的目光，没有被这片冰冷所掳走。生与死的交锋，给他从容的安详。

　　那一刻，他已是花甲之年。库页岛的流放生活，不觉历时一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段屈辱的结束，需要另一段屈辱开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阎福升等人才结束流放生活，回到金州古城。此时，金州副都统已经迁至盛京城内办理公务，且仅以旗民的事务为主。

　　身患重病的阎福升，成为近六十年金州副都统里最后一位主持军政旗务的官员，休养在署衙东北的官邸里，直到1907年9月13日病逝。那一年的11月15日，天寒地冻，仿佛整个金州古城的呼吸，也在这一天冻僵了。那一天，古城金州万人空巷，人们走出家门，聚集在一起，结成长长的队伍，护送着阎福升的棺椁，一路向北，朝着一个名叫北屏山的地方挺进。所过之处，浮尘蔽日，哀声一片。

　　最终，棺柩在城北的北屏山南坡的阎氏家族墓地入土。此时，命运才卸去一切包装，还原它真实而残酷的面貌。若干年后，墓地被破坏，所立石碑也被砸碎。无法掌控的命运，在生前，在死后。

　　一个时代，终结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官邸里。他的名字，成为唯一的标志。

　　相关史料记载，阎福升居住的这座老宅，始建于清代道光年间，原有面积两千多平方米，三进院落，六十余间房屋。整个建筑群为四合大院，以二进院门为中轴线，正厅、前厅、侧厅、厢房、门房等建筑物东西对称分布。在四合院外围还有一层套院，由四面的耳房将整个大院围起。是清道光以后历代驻金州副都统的官邸，颇具皇家的气派与尊严。阎福升是最后一位住在此处的副都统，故以阎福升故居而得名。

　　曾有记者撰文这样描述过这座官邸的大气和美：“大影壁后的阎家大院前后三进，在第二进前厅下，六根朱红檐柱显出昔日气派。院内皂角、紫藤、雌雄同株的银杏已有百年树龄，树荫蔽日。”

　　现在，古树还在，旧貌不存。解放后，阎福升故居成为三八小学的校舍。那些曾经在这座老宅里匆匆来往的副都统，成为一代代学子落在课桌上的遥想，琅琅书声，不问归处。1999年，古城改造，学校搬出，也同时拆掉了老宅的大部分建筑，只留下七间正房，守着岁月一起老去。2006年早春的一场大火，将残存的官邸烧得面目全非，好在房屋的主体建筑没有损坏，经过相关部门的修缮，得以重生。据说，原来大门两侧有两棵枝叶繁茂的百年芙蓉，每年花开之时，整个大院红霞一片。如今遭此火劫，一死一衰，再难看到昔日盛景。

　　因为这座老宅，后人才得以记住阎福升这个名字，也生出诸多的评说。对他而言，或许早已无足轻重了。他的生命里，那些荣光与忧辱，如飘零的落叶，被时光深深掩埋。无法到达耳畔的评说，留给活着的子孙，在拜谒的时候，或歌或泣，或悲或欣。至于他们的先祖，为何荣，为何辱，为何爱，为何恨，已经不再重要。

　　每年，总有一些时刻，阎氏的子孙会朝向这座老宅，遥遥祭拜。

　　透过历史的云烟，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先祖，清楚地送还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