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从事小说创作近四十年，出版了十九部长篇小说。作品数量之多，令人钦佩;从长篇到中短篇小说，如此整齐，也令人叹为观止。“范小青始终不温不火，沉得住气，无须暴得大名，也未曾引领潮流;读她的作品，在感受到她的分量的同时，她的火候、她的韵致、她的质地对读者还是有一种深深吸引。三十多年来，她一直平静地写作，发自内心地写作，感悟人心，体验生活，品味甘苦。她笔下并无风雷激荡，却有人情世道;未现刀光剑影，却又丝丝入扣。小笔触写出大世道，细纹理自有好风景。这就是范小青，她的小说耐读，耐旧，日久弥新，如小巷深处大户人家;曲径通幽原来别有洞天。在江南灵秀之地，南京、姑苏古城，那里的文化熏陶出的一代作家，确实醇厚而另有一番风情。”
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折射出范小青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突破与不断创新的追求。从“我”带神经失常的弟弟看病开始，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纠缠不清、界限模糊，作者以轻灵的叙事，行走于时代厚重的地表，并用黑色幽默的手法，重现了由人性和逻辑编织而成的荒诞空间。作品虚实相间，悲喜交集，既从乡村的现实出发，又有卡夫卡式的荒诞。作者突破惯常的叙事模式，采用了双主人公的设置，视角是“我”与“我弟弟”，时分时合，又如影随形，描绘出现代人迷失自己、想寻找自己又根本无法确定的困境。
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有一个夺人眼球的开头：“我的弟弟是一只老鼠。” 随即以叙事者“我”向读者娓娓道来：弟弟是一个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老鼠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他的举止、生活习性都和老鼠相同，给他人带来了很多麻烦，尤其是阻碍了家中其他兄弟姐妹的婚事，使家人蒙羞，所以在带弟弟去看精神科医生无果后，一家人商量派“我”去“把弟弟丢掉”。“我”为了防止弟弟像狗一样找回家来，特意带上弟弟在家乡王村转了一圈，观察弟弟到底认不认得自己的家乡，结果我放心了，因为弟弟是个精神病人，完全不知道家乡是什么。多带着弟弟踏上了丢掉弟弟的路途，路上碰到的种种不顺利，比如差一点被人赶下车等等，都被弟弟的疯病化解了。最后，“我”把弟弟带到家乡以外的地方丢掉了。
我一身轻松地回家了王村。但是，丢掉了弟弟的“我”回家以后却陷入了精神的危机，我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甚至像弟弟一样做出发病的模样，家人吓坏了，不得不让“我”再次出发，去把弟弟找回来。
于是，“我”再次出发，踏上了寻找弟弟的路途。
从此以后“我”往返于家乡和城市之间，经历了现代社会的种种世态，种种沿途的风景，是作品向读者展示的现代社会的种种悖反。
“寻找与回归”，一直是范小青小说的母题。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寻找”只是一个载体，主要还是写回归，写人对土地的依恋与回归。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土地发生了巨变，而农村土地的遗失更多的是非正常的变化，这种变化让人迷惑，让人无所适从。人类的皈依在哪里？每个人心中都有回归的情结，但这种回归只能是精神意义上的，由于对回归的渴望与无法回归的遗憾，写作者就是靠这种精神上的追求来完成自己的文学作品。
《我的名字叫王村》的作者给自己，也给读者出了一道难题，作为“范小青式叙述”的“最新变体”，它以更强烈的热情与勇气去朝向现实、贴近现实，企图更深地写出现实背后的东西。今天中国乡村的现实恰好在此过程中被“非现实”化，被象征、隐喻与符号化;这促使一部分有胆识的作家以更加敏锐和有洞察力的方式去展开叙述，去写出今天乡村最后痛楚、挣扎与非我的状况。
范小青，江苏南通籍，从小在苏州长大。1978年初考入苏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调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出版长篇小说十九部，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我的名字叫王村》等。发表中短篇小说三百余篇。短篇小说《城乡简史》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城市表情》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另有作品获第三届中国小说学会短篇小说成就奖、第二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奖以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多种奖项。有多种作品翻译到国外。
傅小平：如果说你的小说写作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寻找”。你的很多短篇小说，可以说就是对“寻找”这个主题的直接演绎，“寻找”也是你长篇小说里一般会用到的结构要素。虽然如此，读到《我的名字叫王村》还是会止不住感叹，你居然以“寻找”为主题，写出了大篇幅的长篇小说，何以如此痴迷于“寻找”的主题，何以有这样一次特别的写作？
范小青：正如你所说，“寻找”是我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我也写过很多关于“寻找”的小说，但是这部长篇，我自己觉得，“寻找”只是它的载体，是它的外壳，而不是它的灵魂。
以我的感觉，《我的名字叫王村》这部小说，可能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主题，也可能有数个主题、许多主题。至少，“寻找”不是它唯一的主题。
或者说，我在酝酿写作和开始写作的时候，“寻找”曾经是我的主题，但是当我完成了小说的时候，主题已经变化了，或者是拓展了，或者是异化了，或者是错位了，总之，“寻找”已经退到次要的位置了。
它的灵魂是什么，我说不清楚，我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我只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种想扑向大地、想飞跃天空的感觉。
傅小平：只要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全景的了解，就会发现你对身份问题的追问是由来已久的。这部长篇，其实也涉及到寻找身份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体现在这部长篇里，似乎可以做更为丰富多义的理解。比如小说里的弟弟，你不妨理解为另一个“我”，那么丢失弟弟，然后又试图找回弟弟的过程，你不妨理解为寻找自我的历程;又比如，弟弟也可以做灵魂解，那么从一个更形而上的角度看，小说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人有意无意地失去灵魂，又苦苦追索灵魂的心路历程。
范小青：“弟弟”是不是另一个“我”，“弟弟”是不是“我”的灵魂，这个问题，在写作中其实并没有考虑得很清楚，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就是跟着“我”的内心在走。“我”的内心是什么，是艾怨和不舍，是撕裂和疼痛，是迷惑和追索，这些感情和感受，不仅是对“弟弟”的，更是对生活、对人生、对世界的。
我在小说中反复使用“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之类的绕口令似的迷径，应该是通过这种设置，体现现代人迷失自己、想寻找自己又无从找起，甚至根本不能确定自己的荒诞性。
傅小平：事实上，所有的寻找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生活或事物的不确定性。相应地，你的小说充满了对不确定性的探求，甚或是在情节步步向前的过程中，所有的确定，都是为不确定所做的铺垫，而结局仍然是不确定的。《我的名字叫王村》的结尾，实际上也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弟弟自称“王村”，按《收获》杂志编辑的解释是，以乡土自我命名的方式，似乎是作者试图给出的“我是谁”的答案，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悲观的自我确认的策略。你做何理解？
范小青：不确定性贯穿一个短篇小说，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我也写过不少这样的短篇作品，比如《生于黄昏或清晨》，比如《哪年夏天在海边》，但是一部长篇小说从头到尾弥漫充斥贯穿了不确定，这应该是一个尝试。既是艺术创作上的尝试，更是作者内心对历史对时代对于等等一切的疑问和探索。正如你所说，所有的确定，都是为不确定所作的铺垫，确定是暂时的、个别的，不确定是永恒的、普遍的。比如小说中“我是谁”“弟弟是谁”“我到底有没有弟弟”，都是没有答案、也就是没有确定性的。
傅小平：大约和你不确定性的探求有关，在你的小说里，手机、网络等新媒体，是非常重要的载体。你对新媒体有着如此深入的了解，且能如此娴熟地把新媒体结构进小说，是让人感到讶异的。尤其是在你的《我们都在服务区》《短信飞吧》等等短篇小说里，仅是体现在对信息的误解和澄清上，就展开了很多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在这部长篇里，“我”与“未婚妻”赖月之间的纠缠，有很大部分是在手机信息里展开的。然而不同于眼下作家对技术主义的简单的批判，你无疑赋予了更为丰富复杂的人文性的理解。何以如此？
范小青：技术主义是我们永远的爱和永远的痛，物质发展，科技进步，让我们备感舒适又倍受煎熬，如果我们简单地批判技术主义，我们可以拒绝它，但事实上很少有人真正能够真正地完全彻底地拒绝它;如果我们单纯地享受技术主义，我们又为何会这般焦虑和烦躁不安？我所理解的关于人文性的理解，可能就是更多地理解人的多层次，多方面，多需要，多变化，多……，等等等等。
在小说中，“我”和赖月的三次交流，都是使用短信而非见面，这肯定是有意安排的。技术主义是方便的，又是冷漠的，它冰冻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隔断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视，但是只要人心在，必定还是有阻隔不了的东西，“我”和赖月在冷漠的短信交往中，传递出的不是冷漠，而是关心——银行卡，发现“江城”和“仁城”的差错，等等这些都是赖月干的——如果读者没能出来，那是我的失败。
傅小平：对照阅读你的作品后，我也多了一层不确定。这个不确定在于，当《我们的会场》《我们的朋友胡三桥》《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等等小说中的复数指称“我们”，转变为《我的名字叫王村》的单数指称“我”时，这种变化，是否只是偶然，还是包含了深层的意味？
范小青：在现代社会，群体的困境和个体的困境其实是没有多大区别的。现代人是符号，符号就是代表性，所以，在使用“我们”或“我”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那么多，或者换个说法，在你的问题到达之间，是偶然的，但是现在你的问题来了，你的发现，促使和帮助我认真思考了一下，也回头审视了一下自己这些年的一些作品，我才发现，好像多少有些差异的，凡使用“我们”的，更多的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比如《我们都在服务区》，写人被手机束缚，这是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有的体验;而使用“我”的，大都是在普遍意义的基础上，更直指人心（我心），比如像《我在哪里丢失了你》，是通过丢掉名片，写现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最后在“我”自己的内心引发警醒，到了《我的名字叫王村》里的“我”，个别性就更显著。
所以，看似偶然，但是在偶然是也许存在着必然。
傅小平：《我的名字叫王村》，似乎是以繁写简。也就是说，你设置了那么多丰富庞杂的情节，诠释的只是“我”丢失弟弟，然后又去寻找弟弟这样一个“极简”的主题。何以如此？你有没有过担心，这样一种处理，会让小说叙述变得过于漫长、缠绕，从而对阅读构成难度和挑战？
范小青：《王村》确实是一部比较绕的小说，人为地设置了许多弯道，许多直达目的的障碍，找弟弟是一条引线，引着愿意看的人去看沿路的风景，这些风景，都是悖反的、有张力的、有言外之意的、需要回味的，所以，对读者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傅小平：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我的名字叫王村》称为“后现代”的写作。这么说比较冒险，因为对冠以“后”什么什么的标签，我向来表示很大的怀疑，对国内评论界热衷于谈论的“后现代”更是不甚了了。我之所以也赶这个“时髦”，是因为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游戏”的色彩，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拼图游戏来拆解、重组。而且小说里有很多重复叙事，走进每一次“重复”，都像是走进了博尔赫斯式，有着更多可能性的“交叉小径的花园”。
范小青：这个问题和上面那个是有联系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里，到底有什么，在小径上遇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这是很关键的。或者用游戏来说，其一，游戏仅仅是游戏本身，还是在游戏的过程中体现了什么，最后游戏走向哪一种结果;其二，游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游戏。
后现代常常是体现无意义无价值的，是所谓零度介入的，而我的游戏看起来似乎没有结果，没有评判，但其实却是一种抗争，是人对现代社会压迫之抗争。
傅小平：小说里写到“我”带弟弟离开王村前，为了让弟弟没有找回家来的可能，带他辨认家乡的景物、气味，以此考验他的记忆;及至找到弟弟回家，又需要借助他的记忆或感觉来辨认王村。这像是一个寓言，有一种悖谬的意味。有意思的是，这种寻找和辨认，又像是另一种更深的迷失。
范小青：现代生活中悖谬比比皆是。
傅小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名字本身也是一种迷失。小说里写到“我”和弟弟共享一个名字“王全”，之后为了说明谁是“王全”，又有了一些戏剧性的场景，而为了证明此“王全”非彼“王全”，“我”又得造出一个假身份证，以“王王”来完成对“王全”的寻找。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符号又抹平了名字具有的任何意义。但这个符号的不确定性，却会让一切都陷入混乱。这也是后现代的一种反讽？
范小青：应该是一种反讽。在现代社会，几乎每天我们都能看到或听到或接触到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许多骗局，许多花样，前所未有，闻所未闻，许多奇遇，天方夜谭，天马行空，用假名行事，早已经司空见惯、遍地开花了。
在很多场合，名字已经不能代表什么。那么数千年来以名字认同身份的习惯，被打乱了，被怀疑了，我说我叫什么名字，你相信吗，你如果相信，很可能就是你的一场悲剧的开始哦。
傅小平：进而言之，小说里的人物，不仅是“我”、弟弟，还有王长贵、王图、王大包等，实际上都带有符号的色彩，他们疯而不疯，真真假假。你捉摸不透王大包到底是何种身份，你也弄不清王图到底有没有疯。何以有这样的设计？
范小青：是由繁复、杂乱、颠倒、真假难辨的现代生活投射到我内心的感受所致。
傅小平：我总感觉，很多评论都注意到了你关注生活日常的一面，但很少注意到这符号性的一面。你小说里的主人公，经常有一种莫名的烦恼，就是要在名与实之间找到一个真实的通道，当然结果往往是非但没找到，反而越找越迷糊。比如《我的名字叫王村》开篇：我弟弟是一只老鼠，但弟弟是否真是一只“老鼠”，如果他是老鼠，又该怎么证明他是一只老鼠，又该怎么解释老鼠的命名与弟弟之间是何种关系，及“我”何以与作为老鼠的弟弟无法割舍等等，无论对小说里的“我”，还是对读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这样的开篇，是能体现你写作用意的。
范小青：你看得很准，我的小说人物（近些年的），很多人物都是符号性的人物，你从来看不到我描写他们的长相、身高、具体年龄等等，这些从不作交代，是因为不需要，他只一个符号，他叫什么名字都可以，不叫什么名字也都可以，他长什么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感受的是现代社会中无数人的感受就行了。这与传统的小说离得很远。
他们是烦恼的，也许并不是莫明的烦恼，是身处物质时代给他们带来的躲避不开的烦恼，是理想与现实永远走不到一起的烦恼。
反响
小说将土地的失落叙述为一个伦理寓言，并不意味着它将其书写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故事。相反，小说可说是刻意地使用现代话语，去想象、观察、叙述这一故事。人物的行动，被明确地书写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律、政治、社会行动，也在他们的相互观照与自我意识中被作如是观。在相当程度上，小说正是借助叙述人与其他几个人物，对谁的行动最具“合理性”，或至少具有最大功利性，谁才是最具“理性”，或能将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社会主体的判断与自我判定，使叙事富于层次性。作者以多年来益发圆熟的写作功力，将强烈的观念性深藏进质朴平实的乡土叙事，富于谐趣而免于生硬。这种突出的观念性使小说的叙事与现实发生间离，同时也对这些现代话语及其现实体制产生反讽效果。
——著名评论家 陈晓明
应该认定这是近年少有的后现代文本，因此，当对其保持清醒的阅读态度，事实上，它确实存在多种阐释的可能。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作品表层叙述的意指，农村土地的流转，传统乡村的溃败与消亡，底层群体的无助，城市社会中新势力新江湖的产生与潜规则，官僚体制与社会救助体系的低效能等等，都在作品中得到极简主义线条的勾勒。
——著名评论家 汪 政
一次艺术探索和创新，并不是要用一种艺术样式取代或否定另一种艺术样式，更多的是综合及发展。变形是有生活或原型的，象征则必须通过一定文化的联想。范小青的小说可以说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元素的结合。
——著名评论家 吴秉杰
这部小说让我想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它是对新媒体时代人际关系发生变异的一种关注，也是对乡土灵魂异化状态的一种理解。
——著名评论家 雷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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