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松

　　地厚树扶疏，

　　地薄树憔悴。

　　不得露其根，

　　枝枯子先坠。

　　国以人为本，

　　犹如树因地。

　　——题记

　　地名考

　　虽然履历表上，籍贯一栏填下“辽宁彰武”四个字，但我相信，在外埠的彰武人十之八九并不知道彰武的来历。

　　历史上的彰武荒无人烟，直到青初这里被置为牧场，才有了人家，有了马群有了牛群和羊群。此牧场为官牧场，曰：养息牧场。首任牧长叫扎木沙，蒙古族，是朝廷直接任命的。养息牧旧称阳什穆，又称杨圣木，估计是译音，非蒙语，就是满语了。此地本是蒙古宾图王的领地，当闻知青“盛京三陵”（即福陵、昭陵、永陵，分别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及其先祖的长眠之处）八旗守军要置办牧场养些牛羊，以补充祭祀用品和日常开销，却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的消息，宾图王大喜。宾图王是“讲政治”的人，心说，这块地方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借此机会送个人情，跟大青王朝拉拉关系，于是，就把此地献出去了。大青王朝当然很高兴。没动用一兵一卒得块地方，能不高兴吗？高兴完了就问宾图王，你那块地方在哪儿呀？随手那么一指也不能作数啊！划划界吧。那就划划吧，整青楚了，好事要办好，免得日后起事端。大青这边呢，由驷院派出无拉台、巴拉仁二大臣，宾图王那边呢，派出委员谦德牧，共同组成一个勘界组，“勘分边界，设立封堆”。“封堆”就是永久性的标志，往边界上埋的木桩、石碑，还有洋灰柱子啥的。

　　这里被青政府置为养息牧场后，问题又来了——谁去放牧呢？守陵巡护的八旗兵也不能都去放牧啊！有人就呈上奏折：移民。皇帝说，好啊！这主意不错，让人多的地方也宽敞宽敞。那就移民吧——青政府派员从察哈尔蒙古八旗征调三十二户（二百三十六人）来到此地，以“苏鲁克”的形式将牛羊分拨给这些牧民放牧。苏鲁克是啥意思呢？苏鲁克就是官方贷给别人放牧的畜群。故此，养息牧场又叫苏鲁克牧场。这里本无“土著”，那三十二户牧民是否可以认定为现今彰武人的祖先呢？

　　史学家们拿着放大镜整日鼓捣，坛坛罐罐也挖出来不少，但至今这点事情还没有整青楚。唉。

　　后来发生的事情是那三十二户牧民不会想到的。

　　青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这里设县，因地处柳条边彰武台边门外，故取名彰武县，归盛京将军管辖。

　　彰武，彰显武威之意。柳条边是青朝皇家为保护祖先的发祥地用来圈地的围墙。墙高一米，宽一米，墙上栽有柳树三行。树与树之间用两根柳条横连起来，称为“布柳结绳”。柳树，满族人视为“神树”，有插柳辟邪之习俗。柳条边全长三百余公里，远远看去，柳枝在墙上编织成一道翠绿的屏障。边内不许汉族人进来居住、放牧、垦荒。而大片土地，成为满青贵族骑射习武之佳地，以震族威。当年，柳条边有许多边门和台口，彰武只是其中之一。每个边门和台口皆有青兵把守，对出入者进行验票盘查，有“边照”者才能入边，否则以私入“禁地”论处。“龙兴之地”哪能说进就进呢？不过，后来，无“边照”者私下里给把门的青兵塞几个铜钱，入边垦荒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了。由于“越边沟串地户开垦田地者日隆”，青政府遂谕令“停垦”。边内“停垦”，却准许养息牧场招垦，这一下，大量未能入边的垦荒者便涌入此地，寻找机会，以期实现他们垦荒的梦想。

　　因招垦，养息牧场人口聚增，且讼事不断，更有俄人（从外蒙那边窜过来的逃兵）滋扰，乘乱为奸，并焚毁边门军器档案，青政府在此不得不实行县治了——“地处边外，民蒙兼理”，定彰武县为“繁、疲、难要缺。”

　　据史料记载，青政府最初拟在大庙（今大冷蒙古族乡大庙村）建立县城，因当时境内匪患作乱，秩序未稳，遂择横道子村北闲荒，土筑城垣，修葺房屋，暂做衙署。横道子系“要冲之地”，本是哈尔套街通往新民府大路上的一个小屯。宣统《彰武县志》载：“彼时横道子并无集市城垣，仅二、三户耳，乃放牧牛羊之区，一片荒野，四无人烟，有东西大道，车辆往东省载运粮货由此经过，故名横道子。”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横道子长出了彰武县城之后，自己却没了。

　　彰武县城本是有城墙城门的。设县翌年，青政府“拨廉俸工食银五千五百两”，始修筑县城及衙署。哪里有城市，哪里就有商品经济。县城里最早的商号是“亿万增”粮行和“丰盛源”烧锅。初时，“以板筑城，南北长二百四十弓，东西宽均四百八十弓，辟正门西，城中留十字大街，道宽三丈六尺”“衙署修建偏东北隅，男女学校皆在东南隅，警察所在东门里，邮政局、牛马税局、电报局等均系赁房居住，并无固定地址”。

　　这是我在县志上看到的两段话。弓，显然是一种传统的度量单位。一弓就是方圆一矢之地。不过，我至今不能理解的是，拉弓射箭的距离与力气、风向等好多因素有关，那时候，怎么能保证这种度量单位的公平合理呢？也许，大度的彰武人压根就不把一弓半弓的事情看在眼里，无须计较了。

　　青宣统元年（1909年），彰武城墙四周“设炮台，建门楼，以铁包门，以石为垒，形势为之一固”。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1929年—1930年）经县长田庆澜“呈准上宪，展放城基，将所有城墙拆毁无存”。后于伪大同元年（1932年）又“为予防匪患，重修旧观”。修后的县城，城墙仍为土筑，有垛口及炮台，四面有城门，各门有门额：东为“文治”，西为“进达”，南为“明德”，北为“化远”。解放后，原有旧城墙就拆了。没有城墙的城，便与乡村之间也就没有了城门的阻隔，县城向大地敞开着一切。街道通到了苞米地和沙坨子的边缘，通到了不声不响流动着的河流中。

　　拆就拆了吧，拆了旧城墙，才昭示出彰武与彰武人的“开化之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拆比晚拆好——因为城墙已不再有防务功能，相反还会阻碍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不过，我还是隐隐觉得有些遗憾。

　　告别了旧的一切，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如今的彰武县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近年来，我两次出差途经那里，均作短暂停留，徜徉在似曾熟悉却又陌生的街道上，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

　　章古台

　　章古台是彰武县北边的一个小镇。

　　十一岁之前，我家住在前那木嘎土村，距章古台并不很远，一条没头没尾的沙土路通往那里。 我常到镇上的供销社买小人书，《雁翎队》《鸡毛信》《带响的弓箭》都是在那里买的。供销社的窗子是用木板子包着的，打开呢，就是“开板”了——正在营业;要是合上呢，就是“关板”了——打烊了或着正在盘点。木板上常常落一层厚厚的沙子。木板的开合，除了告知是否营业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抵挡风沙。有了这个木板包着的供销社，我的童年多了一些想头，也多了一些盼头。

　　章古台，蒙语，意思是长菖子的地方。菖子是什么呢？沙地上生长的一种植物，说白了就是猪特别爱吃的一种野菜，茎上结满带刺的果。不过，事情往往是悖谬的，章古台的闻名不是因为菖子，而是樟子松。

　　章古台沙地樟子松人工林是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

　　章古台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在那里，沙与人，相伴相生，相依相存。母亲告诉我，我是在沙子里滚大的——儿时的摇篮里铺的东西，哪有什么“尿不湿”呢？是沙子。湿了，扔掉，再换干的。方便，卫生，没有异味，不起痱子，还省钱。饿了，就往嘴里填一把沙子，嚼一嚼，没什么味道，再吐出来。不哭，也不叫。沙乡的小嘎子（在彰武一带，大人们把小孩子称作小嘎子）命贱，好养。沙地里有沙葱、酸不溜、麻黄草、沙拐枣……还有一丛丛的山里红。对大一点的小嘎子来说，到沙地里撵跳兔逮毛腿鸡是最有趣的事。

　　一方水土一方人。沙地里的童年是别样的童年。我曾跟彰武县县委书记李建潮开玩笑说，我可是在你管辖的沙地里低成本长大的呀！书记到底是书记，建潮更有创造性，他说，这叫生态育人法。哈哈哈！

　　大学毕业后做记者，到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采访，当地维吾尔族老乡告诉我，他们贮存水果、葡萄和哈密瓜就是用沙埋法。时令瓜果沙子埋上三五个月，一年半载，仍新鲜如初。啧啧，想不到，沙子居然还有保鲜的妙用呢！

　　然而，终于有一天，村里人发现，当那些沙子一寸一寸逼近房檐和村头那口水井的时候，是那么可怕——沙子正在吞噬着我们的家园。

　　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早晨，人与自然的抗争开始了。同从大兴安岭引来的樟子松种子一样，治沙科研实验站在章古台扎下了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脆弱的沙地上硬是长出了大片大片的樟子松人工林，足足有十万余亩呢。在科尔沁沙地的南缘，从此筑起了一道闻名世界的绿色屏障。许多大人物来这里参观考察，有黑皮肤的，也有白皮肤的;有蓝眼睛的，也有黄眼睛的。

　　有一天，一架直升机在章古台的上空盘旋许久，然后，降落在前那木嘎土东边的沙地上。我和小伙伴们拼命往那里跑，想看个究竟——到底来了什么大人物呢？可未到近前，我们就被拦住了。后来，听消息灵通的人说，来的大人物是李德生。还听说，李德生看了樟子松林海后，在治沙实验站只坐了三分钟，说了一个字：好！虽然仅是一个字，但分量可不轻。李德生当时是沈阳军区司令员。估计他是以军人的眼光看待这些林子的。林茂草深，绿荫如盖，能潜伏多少兵马、坦克和装甲车呀！

　　五十余个春秋五十余个年头，治沙种树，章古台人从未歇手。章古台人始终坚守着一种精神。

　　一茬一茬的人老了，一棵一棵的树大了。针阔叶交错，乔灌草结合，森林生态系统一日日形成了，生物多样性也开始显现。野鸡野兔多了，狍子野猪多了……一些历史上从未露过面的珍稀野生动物也开始出没于森林中了。

　　忽然，我又想起那个货架上摆着许多小人书的供销社，窗子还用木板包着吗？即便包着，想必木板上也不会再落太多的沙子了吧。

　　最近，彰武县林业局局长张俊成来北京，抱来一堆材料，说是要申报国家级森林公园。我闻知，大喜，不由想起艾青的那句话：“蚕在吐丝的时候想不到自己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

　　我对俊成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弄成。俊成说，那是那是。有了森林公园，森林就不单是森林了。

　　大青沟

　　前那木嘎土往西走上三十里路就是大青沟了。蒙古语将其称为“冲胡勒”。

　　大青沟位于内蒙辽宁的交界处，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青色深谷。沟沿森林茂密，沟里水面深阔。在内蒙一方是自然保护区，在辽宁一方是一座水库。听张俊成说，水库20世纪50年代年代建成，系中型水库，为粉沙筑坝，目前世界尚不多见——“大旱不干，大涝不淹，水青如镜，鱼肥肉鲜”，是“沙地上的一颗明珠”。水库为大冷、冯家、前福兴地三个乡镇播种的万余亩稻田提供了充足水源。青沟渔事很旺，近年捕捞量都在十几万斤以上。有鲤鱼、鲫鱼、草鱼、嘎牙鱼……还有许多，我实在叫不上名字了。青沟的全鱼宴很有特色，尤其是“青炖胖头”和“香酥鲫鱼”令食客赞叹不已。

　　张俊成告诉我，将来国家级森林公园建成后，大青沟将成为重要的景区。

　　青沟的水有多深？没人能说青楚。不过，听人说青沟的底下通着海眼，不然，沙地的底儿怎么能存住水呢？沙子能造水吗？早漏光了。这的确是个谜。

　　是否通着海眼无从考证，但青沟的下梢又冒出一条柳河倒是真的。水很旺，鱼呀虾呀蟹呀，也很肥。

　　我对青沟的印象至今十分青晰。小的时候，一天，我和一群小嘎子在路边玩耍，见一个壮汉吃力地背着一条大鱼从前那木嘎土的街（彰武人把“街”读作“该”）上路过。那人用草绳子系着鱼鳃把鱼头背在背上，而鱼尾则在地上拖着。那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最大的鱼了。听他跟大人们说，那鱼叫胖头鱼，是从青沟里捕到的。从那时起，我便记住了大青沟，向往着有一天能够到那个有大胖头鱼的神奇的地方看看。

　　这一天终于来了——哥哥带着我和几个小嘎子骑着毛驴来到青沟。先是沙土路上被人遗弃的几个大蚌壳令我们个个瞪大了惊奇的眼睛。再往前走，隐隐的，一股腥味便往我们的鼻子里涌了。脚下的沙土路突然凹下去了，路没了，一头扎进水里了。大蚌壳和扎进水里的路提醒我们：这儿就是青沟了。只见东西走向的土堤像一条卧着的巨龙，困顿不堪的样子，似在养神，又似在静思。野鸭子，一群一群的野鸭子，唰啦啦掠过我们头顶，不多会儿，又扑啦啦落进水里，溅起一圈一圈的水波。水波互相冲撞着，就不规则了，就乱了，就慢慢地不见了。而那些水鸭子只是一个一个的小点点。水是碧绿碧绿的，碧绿的水面把一丛一丛的山里红和山里红覆盖着的沙坨子挤到高处去了。

　　我们傻傻地在水边坐着，不知自己是谁了，不知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大胖头呢？大胖头呢？这才想起，我们是带着网具奔大胖头鱼来的，可在水边坐了半晌，连大胖头鱼的影子也没看到。我们都很沮丧。哥哥说，我们也不能空手回去呀，下水摸蚌吧。于是，我们就脱鞋下水。烈日下，猫腰撅腚摸了小半天，蚌整整摸了两麻袋，最后是用毛驴驮回家的。那蚌个儿大得很，肉抠出来，剁馅，包饺子，却怎么也嚼不动，后来就喂鸭子了。就是那次摸蚌，我丢了一双母亲为我新做的布鞋。

　　今年国庆长假，我同摄影家王兴国来青沟考察，在水边又看到了许多大蚌壳。当年那双布鞋会不会还在呢？我在水边寻找了好久，终究还是没有找到。

　　哈尔套

　　先有哈尔套，后有彰武县。哈尔套的历史比彰武县的历史要久远得多。

　　“文革”期间，全国人民几乎没有不知道哈尔套的。啥？哈尔套，不就是“赶社会主义大集”的那个哈尔套嘛！与大寨、小靳庄齐名的哈尔套，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

　　那个年月，我只有十几岁，对赶集的理解就是卖鸡蛋买酱油。可卖鸡蛋买酱油去章古台的供销社就可以了，还用把装鸡蛋的篮子底部垫得高高的，口里背诵着毛主席的语录，跑那么远的路吗？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几乎就是一场闹剧，而在当时却又是那么真实。

　　哈尔套原名是蒙语“哈日陶勒盖”，意为“黑山头”，得名于镇北边的一座小山。哈尔套镇是一座古老的小镇，距今已有二百年的历史。青代，这里是北通内蒙、南去锦州、东去盛京的驿道。由于地处要冲，交通十分方便，蒙、汉、满、回等商贾便云集于此，进行皮货、鞍具、布匹、粮食、盐、茶和酒以及其他生活日用品交易。后来，这里就逐渐成了农牧产品交易的集散中心。有了哈尔套，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商品经济日渐活跃起来。北部蒙古牧民沿着蜿蜒的沙土路，骑着马，驱着牛车，来到这里，卖掉牛羊、羊毛、皮张，买回粮食、酒、茶砖及其他生活用品。彰武县衙署在此地设县丞，专司征税。

　　哈尔套注定要与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个人就是毛远新，他是毛泽东的侄子。毛泽东的晚年，江青是不能够近前了，看见她，老人家就生气。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这位毛远新。在毛泽东卧在病榻上的那些日子里，是由毛远新来向中共中央传递最高指示的。他不该是个悲剧性的人物，然而，历史是无法重新选择的。

　　1974年12月，毛远新来到彰武县，先后到两家子、哈尔套、章古台、东六家子，大搞“揭猫冬盖子”“开刀病除”，并炮制了“哈尔套经验”——“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强迫农民向供销社交售原本可以自由交易的黄烟、鸡蛋等农副产品。“狠斗私心一闪念”，要求干部“以人包队，到炕头上动员，赶集时，党员带头，群众不空手”。 “哈尔套经验”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莺歌燕舞》，在全国一遍一遍地放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社会主义大集好》。一时间，各地到哈尔套取经的人趋之若鸯。

　　实际上，哈尔套大集最红火的年代，正是中国生产力严重下降，商品严重短缺的时期。购物须凭票证，花花绿绿的票证连同那些苦涩的日子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往事如烟，从那个荒唐年代走过来的人，几乎个个都有段酸楚的故事。值得庆幸的是，那段苦涩的岁月早已成了历史。老百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踏实地生活过。

　　岁月能消磨一切，哈尔套逐渐愈合了创伤。

　　1984年8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看了《哈尔套的新面貌》一文后批示：“应该把这个镇积极建设好。”在中国，一件事情如果有高层人物的关注，往往就好办了。

　　梁漱溟说，改造乡村最终还是“要靠上面的力量或外面的力量”，能够组织起多少“外面的力量”是改造乡村的关键因素。这些年，哈尔套都借助了哪些“外面的力量” 来改变自己？我不得而知。这种事情不好问，也不便问。

　　也许，哈尔套人根本没用借助任何“外面的力量”就改变了自己，只要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尊重农民，只要别再上演那些闹剧，别再胡折腾他们。

　　哈尔套到底是哈尔套，那尴尬而难堪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哈尔套已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蔬菜贸易批发基地，农贸市场的规模和日交易额在东北三省也是屈指可数的。茄子、辣椒、大葱、大蒜、大白菜、香瓜等蔬菜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往长春、沈阳、大连等大城市。“辛苦之后吃得香”——哈尔套人追赶时间的脚步，一点儿都不含糊。

　　从彰武县城返北京途经哈尔套时，我看到集贸市场上那兴隆火爆的场景，不禁感慨万端。

　　责任编辑 叶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