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译丹

　　引言：“看上去很美”背后的困顿

　　当今中国小说创作局面“看上去很美”——不仅有名家钜献如陈忠实的扛鼎史诗《白鹿原》、莫言荣获诺奖的斑斓华章、汪曾祺冲淡隽永的优雅之作，且作家作品数量亦呈繁盛状态，单以长篇作者及其长篇产出而言就体量惊人且年年攀升a。然而，“很美”的内面却实存困顿——小说创作虽“字数井喷”，却大多“朝生夕死、泡沫一现”，b而且包括上述巨擘在内的一流作家们也呈竭蹶之态：陈忠实以《白鹿原》登顶之后再无后劲;莫言获得诺奖后虽全面开花般推出各种文体的新作，却多是对自己旧作母题以及昔年草稿的重复利用和改写;汪曾祺的后期创作“多有内容嫌贫乏的‘强凑之作，诸如《窥浴》 《公冶长》 《关老爷》 《死了》和《熟人》等，生拉硬扯，敷衍成篇，琐琐焉近乎无聊”。c诸多作家成名之后总是行之不远，像李洱、余华那样一路行来并能不断刷新写作质量和读者期待的作家实不多见。

　　这其實是古今中外文坛常见的“江郎才尽”现象，只不过，近三十余年来这种病象更为突出。对此困局，历来都有研究者、批评家予以探秘，多从创作者脱离社会实践、缺乏生活体验、角色地位更易以及时移世变、语境制约等方面究其缘由并提供对策，也确有诊治病象之功。但导致这种病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只从外部探因施治必有所不足，“江郎”困局从根本上说，是主体创作能力困乏问题即内因所致，明代文学家、批评家陆时雍在讨论江淹才尽现象时就曾简捷直指其内因：“江淹才具不深，故凋零自易。”d着眼于创作者“才具”即主体修养、智能结构上的偏误缺失或更能切中此症候的症结。因此，本文试图从创作者“才具”的主要构成——经验、哲思、智识这三大要素入手，来勘解“江郎”谜题，以期有助于创作者突越这一“老大难”困局。

　　一、“才具”根基：体验-经验

　　经验是具身性的“亲知”（acquaintance），经验的获得、形成缘于切身的、实践性的“亲历”体验（erleben），是个体特殊的“体验结晶”（erlebnis）。e对于创作者来说，经验主要有两大重要功能：由“亲历”而获取“亲知”独有的素材、题材和细节;由“亲知”而提炼“真知”，即在体验中“自明性”地体悟生活的真谛，使题材及创作具有意义和价值。

　　前述诸名家的巅峰佳作，都无不根植于其个人的、切身的、实践性的“体验结晶”。

　　陈忠实“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是像海明威那样“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即获取“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体验”f，正是“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生命体验成就了他的写作”。g汪曾祺颇富杂学，但主要还是一个体验、经验型作家，其小说的背景都是他生活过的地方和场所，所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h所有的作品都是他“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i的“体验结晶”，就连其笔记体小说也并非以掉书袋立言，而是以体验性观察见长。莫言固然是一个极逞想象的高手，其“虚构地理”j的“高密东北乡”和幻设的奇人奇事，仍都是源出于他曾具身在场的故乡实地与东夷神魔文化的从小濡染。

　　“亲历”的生活体验不仅赐予他们以创作材料，确保了作品人物、事像、细节、氛围的独特和质实，而且由其切身体验的“亲知”还能生成独得会心的“真知”——使陈忠实“以充满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写出了历史的吊诡和人性的复杂”k;使莫言从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发现了中国民间的自由精神，并为这“为所欲为的潇洒自由”l呐喊狂歌;使汪曾祺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始终体会到人间的温暖和雅致，形成了“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m的思想。以深切独特的体验-经验及其“亲知”“真知”为根基，他们产出了惊世杰作。

　　然而，陈忠实在《白鹿原》之后，“深深地陷入了创作上的无力状态”n;莫言的作品良莠杂陈时而如“大象”时而似“甲虫”o;汪曾祺即便“在逆境中还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p，坚执这种岁月静好式的体验取向，使其诸多篇什在内容、情调、思想上跌入庸常自得且自相因袭的颓势。

　　他们为何不能再攀新高峰甚而不能保持原有艺术水准以延续其创作生命？通常的诊断仍着眼于体验-经验，开出的药方有两剂：“扎根生活”与“走向生活”，亦即更深入的体验与更广阔的经验。深化体验、增扩经验能够拓展取材范围和防治习性僵固，当然是重要、有益而且应是无止境的，但就此便能防治“才尽”疾患吗？当年柳青扎根皇甫村以深化其乡村体验，是皇皇巨著《创业史》得以诞生的成因，但他坚持十四年的扎根体验却未能使该书第二、三卷更上层楼，其陷进“半部杰作”怪圈的原因虽然较为复杂，但亦可见深切到扎根状态的体验-经验并不能确保“才具”的丰赡完满。“走向生活”则旨在寻获异己经验以超越一己经验，是克服个人经验日常化和日益老化，建构、更新“才具”的良法。不过，中国文坛多年倡导、组织的各种采风、蹲点、“万里行”活动，虽有扩大创作者体验和表现范围之功，却未见累累硕果而多半是“有心栽花花不发”的结果，例如贾平凹，处于创作低谷的他被安排到江南挂职（1996），跑遍了江浙两省，其后创作出的《江浙日记》却不过是走马观花的应景文章。显然，“走向生活”也不是包治“才尽”疾患的灵药。

　　经验是创作者“才具”的根系，发达健全的根系是“才具”充盈、创作不竭的必要条件，却并不是“唯此为大”的充分必要条件。福克纳的一生创作源自他那“邮票般大小的故土”拉法耶特县的生活范围和生存经验，但他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出百科全书般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还在于其识见远远超越了“邮票”大小的地理范围与故土经验。多年前王蒙就曾针对当代作家过度依赖乃至迷信经验的创作状况指出：“靠经验和机智也可以写出轰动一时乃至传之久远的成功之作，特别是那些有特殊生活经历的人。但这很难持之长久。”q诸多创作者之所以落入“泡沫一现”的困局，实可谓：崛起于经验，失陷于经验。

　　若要持续创作出具有深邃、高远意义的作品，单凭哪怕是极其独特且不断深化、增长的经验而铸就的“才具”，是不敷应用的。在经验之上，还须有不可或缺的其它建构元素。

　　二、哲思建构：“舀取”与“反驳”

　　“才尽”的另一显著症状是作者的创作-作品的意义、价值单薄浅泛甚或缺乏意义、价值。

　　目的、作用和价值判断等思想内容即统称为“意义”的因素是创作-作品必需必具的要素。苏联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对此有明澈阐述：“无论如何，一切艺术的目的都非常清楚明确（除非其如商品一般，以消费者为导向），就是要对艺术家自己，以及其周遭的人，阐述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向人们解释人类之所以出现于这个星球的理由;或者，即使不予解释，至少也提出这样的问题。”r而要让作品具有此等意义，作者的“才具”中就必须有知解本质、探求真理的高强素质，通俗地说，就是要有思想。质言之，在思想方面建设、健全创作者的“才具”结构，是疗治“才尽”病症、突破“江郎”困局的重要法门。

　　思想或思想力的生成当然也离不开对生活的具身体验-经验。如前所述，“亲历”“亲知”的体验-经验是能产生“真知”的，因为它是具有意向性的能够建构意义的“意向体验”s，是海德格尔所谓“在之中的领会”t，不仅能领悟生活的某些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并且悟出的意义最是生动、鲜活、真切，即如狄尔泰所说：“文学创作着手从生活覆盖层本身，从产生于生活覆盖层的生活经历中建造起一种意义的关联，在这种意义的关联中可以听到生活的节奏和旋律。”u所以，经验型创作者的作品也能道出深切“真知”、闪射思想火花，最极端的例子如高玉宝、崔八娃、新凤霞这样的创作时尚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的作者，便因他们深切的苦难体验而使其作品有着“兴观群怨”的意义。但是，具有意义生发功能的“意向体验”，虽然含有对社会历史经验即具有普遍性的集体意识的感悟、体认，并由此能产生一定程度上超越个体性、个别性“亲知”的“真知”，但这种“真知”实为时代风气的熏染内化、社会语境的直觉感应，是感性和或然随机的，“遇有风吹草动，更容易表现出缺乏思想，缺乏见解，缺乏稳定性”。v感应时风而随风俯仰，这样的直觉认知还当不起“思想”二字。

　　真正称得上“思想”的是富于哲学意义的识见。歌德指出，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够“洞察世界”并由此而“说出自己内心深处的见解，并且让读者和他一起在更高的程度上领悟世界”。w作家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具有哲学洞见的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哲思。

　　具体地说，哲思至少应具批判性、公共性、总体性、普遍性、创建性这五个属性。批判性：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质疑与明辨，不把任何既有思想视为绝对真理、不把任何既成现象视为天经地义。公共性：直面重大的、社会性的现象和问题，思考攸关社群、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问题，要“‘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x总体性：“把一切问题进一步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考察”，不是匍匐于具体现象就事论事，“而会从天人关系，人对自己和对自然的态度，人的人生追求和人生意义的定位，以及人类的价值观等等来思考”。y普遍性：超越或然性、个别性的经验认知，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创建性：在以上四点的基础上，形成解析人生的新视点和新观点，“成一家之言”。

　　据此五点z衡量当今创作者的思想力及其作品的思想性，及格率甚低。陈忠实说：“作家必须是思想家，这是不需辩证的常理。”@7然而，当代中国作家缺少思想家，也正是难以自辩的常态。那么，怎样改变这种不合“常理”的常态，换言之，作家应当怎样修养和形成自己的思想、哲识呢？采取西方现象学一系的靜虑、灵修、沉思、内观以“自明”，或东方古典哲学的“虚静”“参禅”“格物”以“致知”，确有一定实效，但这种对真理的直觉直观的自给自足是相当有限的，而且这些求“真知”的方式（认知操作技术）也不无理论空想色彩而甚难实施。巴赫金指出：“一个人如果落得孤寂一身，即使在自己精神生活的最深邃最隐秘之处，也是难以应付自如的，也是离不开别人的意识的。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仅仅在自身中就找到自己完全的体现。”@8布罗茨基也指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作家们始终在“寻找比现有可获得的更伟大的思想，对人类状况的更彻底的分析，寻找可舀取的更好的资源，以便忍受现实的围困”。@9他们所谓的“孤寂”和“现实围困”指的正是拘执于个体体验和“内观”所导致的思想锁闭，而突围则需要寻获能够超越亲身“悲剧经验”的“更伟大的思想”。这种“更伟大的思想”亦即库恩所说的“范式”（Paradigm），或者艾德勒（Mortimer J.Adler）所说的“大观念”（the great ideas），“所谓‘大观念就是人类文化中最重要的理念与原则”。#0无论是“文坛”这样的实践共同体，还是创作者这种实践个体，都得根据或参照某种稳定而系统的“大观念”或哲学范式，去探求、理解自存和世界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及其意义。

　　当代作家并非没有意识到“舀取”思想史上“大观念”的重要性，譬如陈忠实对于儒释道传统思想、“五四”人道精神和当今主流意识形态就紧紧追随。#1然而，即使是陈忠实这样的扛鼎者，也没能据以修习成思想型文学家！

　　因为，仅只“舀取”经典的或者最新的“大观念”也还是很不够的，它们只是形成思想所必需的资源，并不能下载安装成大脑软件即可产出创见哲识。当代名家的成功之作都有着思想的光芒或火花，却大都在辉煌之后即告黯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对于某种哲学范式的接受或追随阶段，评论家李建军以陈忠实为例道破了众多作家思想贫弱的这个症结：“像许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陈忠实的价值立场是依附性的，是由他者来建构的。”#2而“哲学见识”的形成，如爱因斯坦所说，乃是“不能简单地服从哲学家而必须自己成为一个哲学家”，不能停步于“相信他可以支配的是一个由完好建立的、不被质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所组成的严格体系。……他必须尽量在脑子里弄清楚他所运用的概念在怎样的程度上是合理的，必要的”。#3也就是说，“更伟大的思想”不是拿来就灵的法宝，摭拾某种“大观念”并套用于对象而产生的认识不过是被动型的认同意识——依循哲学范式去“发现”问题（实为框定问题）和解答问题，得到的是对自己所依附的观念的符合式/应试性的知解“成果”，而非创见性的“去蔽”（aletheia）的探索发现，这其实是思想、认识的“内卷”——当然不是哲思。哲思是建立在自身体验-经验与他者哲学范式的“对话”“反驳”#4关系上的，主体一方面要自觉地将切身“亲知”“真知”安置到“合于逻辑的和具有必然性的普遍观念体系”之中，“以便使我们经验中的每个要素都能得到解释”#5，另一方面则须反过来以“亲知”“真知”去“批判性”地考辨“大观念”的合理性与限度，并将这两相“对话”的成果返入生活、创作的实践中去检验性应用，才能“创建性”地结晶成具有前述五要件的思想，“成一家之言”。

　　综上，意义的贫弱是创作“凋零”的典型表征，症结在于创作者“才具”上的短板：思想贫困。须在经验之上“舀取”并“对话”于人类思想界的精华成果，补齐“才具”短板，方能有望跨越创作“凋零”的“江郎”困局。

　　三、对象性智识：“才具”养分与致用利器

　　文艺创作是一种智识生产，是必须在创作-作品中提供某种新颖信息的智识活动。因此，作者的“才具”中就必须具备足够的智识即拥有能够产出新颖信息的学问素养。然而“缺乏学问素养”#6恰是当代文坛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正是造成“江郎”困局的一大原因。不过，当今作家绝非全然无视学问素养，他们大都重视并拥有本职基本学养（特别是操作技能性智识），他们的问题是学养“窄化”（narrowing），所忽视并因而短缺的主要是对于主体素养建构和作品创造创新具有多重直接、重要效用的对象性智识。所以，本文在此只侧重探讨对象性智识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直接效用。

　　所谓对象性智识也可称为题材性智识，是指作者拥有创作对象/题材所关涉的学问知识并能用以创造新颖信息的素养/能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本是中国文学的“诗教”传统，历代名家巨擘写诗为文皆能出入典籍、明辨名物。但自古也另有一路诗学反对“学问入诗”，主张“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7“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8这一主张之下产生了大量独抒性灵的杰作，却也潜涌着一种“去智化”偏向，且形成了影响久远的艺术创造与知识学问必相抵牾的谬见。这种偏向和谬见甚至还结成了反智主义的排斥性霸权，竟曾使鲁迅这样的巨匠，因其《故事新编》“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也得冷对“教授小说”之讥。#9近些年来有部分小说家以深湛的题材学识驾驭特殊题材而崛起于文坛，其取胜之道也没能引起创作界的应有重视。实在说来，文艺创造排斥学问知识及其相应智能的观念长期一叶障目，人们未能充分意识到对象性智识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对于创作主体素养建构，对象性智识是必需的养分和重要的成因，也正是冲破“江郎”困局的活水激流。根据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自组织”理论：一个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性越强，则其生命力延续或创生的功能也就越强。自组织仰赖系统的对外开放，即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从而熵减，系统由此从无序到有序，演化更新生生不息。而孤立的系统，只能是不断熵增，从有序到失序，直至不可逆的僵死。$0作家的智能结构及其创作行为也就是这样的复杂系统，封闭地持续运行系统的原有机能将使主体智能及创作行为在某方面熟极而流，却也会陷入陈陈相因的“平衡态”$1绝境，即熵增效应不断产生，作者“才具”及创作趋于僵化、枯死、耗尽。而不断开发新题材并注重研习其相应知识，则是为创作主体及其创作行为的原有系统引入新的子系统的熵减之举——原有智能结构与新知资源相互协同，打破孤立系统的封闭性平衡，突越纯文艺的专业藩篱，使主体“才具”不断越界拓疆而发展壮大，从而在创作中获得视野、内容、形式以及认识深广度等方面的拓展和创新——对象性智识具有克制“才尽”的熵减之功，这是其根本价值和意义。

　　对于创作-作品，建构对象性智识还具有直接效用，它将使作者在诸多层面的创造创新上获得出奇制胜的操作路径。其一，題材、文体的开掘之道。凭借对象性智识可以开掘题材新域，麦家的创作历程很能提供明证和借鉴：这位后来被誉为中国“特情文学之父”的作家最初八年的创作籍籍无名，直到他自觉地利用其独得秘辛的特情智识去开发和占有“解密”这块特殊的题材领地，才奏响了独异的“《解密》三部曲”，赢得茅盾文学奖并走进了西方“企鹅文库”。对象性智识不仅是勘察题材矿藏必备的探测仪、破译题材价值“密码”必需的密钥，还是作家赖以拓殖专属自己的题材领地甚至由此开创新异文体类型的法宝，李洱的《应物兄》就是典例，他不只是以才学入小说或以小说见才学，他简直是就知识之骨熬知识分子题材之汤，在书写知识分子对象时，对象所涉的各种知识体系成了整个文本的致实、致密的肌理，也正是由此，从小说史或小说学上讲，《应物兄》堪称发明了一种小说新体式。实际上，仰仗对象性智识取胜、创体者在中外小说中颇有凡例，尤其在通俗小说领域，不啻为开创新类型的成法，如罗宾·科克的医学惊险小说、马里奥·普佐的黑帮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南派三叔的盗墓系列，无不以作者拥有的相当专深的对象性智识作为人物、情节、主题的支撑，并从而开辟了种种新的类型小说。其二，新型人物的创获之途。为文艺画廊贡献新的人物形象无疑是创作获得重大成就的标志，同时也历来是文艺创新上的一大难题。为攻此难题，创作界和学界煞费苦心多有探索总结，却少有人意识到拥有和运用对象性智识乃是人物形象赋新的一条蹊径。简言之，这条蹊径或曰操作方法就是将对象性智识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资源和构成成分，赋予人物以某种特殊个性或智能。麦家将数学运算、密码破译、电讯侦听等智识置换为特殊能力，赋予笔下的人物，造就了《解密》中的数学怪才容氏祖孙、《暗算》中的听力异人阿炳。李洱《应物兄》的成功原因之一也是新人塑造，其“新”质主要不是出于描绘性和动作性的个性呈现之功，而是以学院派智识审视、剖析、诠释学院派人物的知识化存在形态，思辨性地刻画出了新儒林人物的灵与肉。其三，叙事形式的求变之径。对象性智识能为形式创新提供可能性，甚至可以直接“变现”为独具一格的表现形式。麦家就把数学与“反数学”博弈的密码学对立原理，巧妙地兑换成了独创的叙事语法，以密码战双方相互误导、相互对抗、相互拆解的过程和方式构造了“叙事迷宫”;李洱《应物兄》101章，章章密布似乎随机而至的繁杂知识，实则均为即事即人即景即物而生发（联系、引证和阐扬）的“道”和“理”，章内层次和章与章的组接也由这样的人事-道理的链接而连珠构成，创生出了一种知性叙事结构。其四，作品含量的增容之策。含量丰富是好作品的标志，但含量丰富不等于人事密集、字数井喷，而在于有效信息充盈。借助对象性智识开发题材的多层内涵并予以呈示、阐发，正是实现作品含量增容的可行之策，并且，对象性智识本身也可直接作为创作的质料，插入或渗入整体叙事中以增益作品的智性信息量。祖慰在1980年代的“骡子文学”试验就是成功先例，他将多学科知识的阐释与人物故事的叙写并置，使其作品审美与益智兼具，有了超越单一文艺质素的丰富含量。

　　综上可知，对象性智识既是扩充、激活、更新作者“才具”的活水，又是创作出奇制胜的利器，诚为主体建构不可或缺的要件，不容小觑。

　　简括本文的讨论，笔者针对当今文坛的“江郎”困局，表述了这样的意见：此困局形成的主因在于创作者主体结构上的偏失，因而宜从主体建构入手去突围脱困——扎根生活积淀深厚独特的经验、对话前贤后哲熔铸高远深邃的思想、深研题材获取鲜活致用的对象性智识，形成多维复合、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的心灵/智能结构，创作者及其创作活动才有望获得持久不竭、强健开阔的艺术生命。主体的建构、健全当然不限于这三要件，这只是根据困局现状所抓的主要矛盾，若求突破“江郎才尽”困局，其“才具”之必需此三端，则应是无可疑议的。

　　【注释】

　　a据统计，中国长篇小说产出量自2015年以来每年均超过5000部，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参见郦亮：《我国长篇小说“产能过剩” 每年8000部出版无门》，《上海青年报》2012年11月7日;桫椤：《文学的市场与市场的文学——2018年中国长篇小说盘点》，《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1期。

　　②雷达：《亟需“解脱”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

　　③李建军：《中性风格的魅力与局限——平心试论汪曾祺》，《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④陆时雍：《诗学纂闻》，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8页。

　　⑤参见[德]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⑥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gkn#2李建军：《当代作家的精神困境与思想局限——以陈忠实为例进行考察》，《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⑧⑨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7页、第231页。

　　⑩莫言：《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小说界》2000年第5期。

　　l宁明：《论莫言创作的自由精神》，山东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第104頁。

　　m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1页。

　　o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6期。

　　p汪曾祺、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

　　qv#6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读书》1982年第11期。

　　r[苏]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反思》，陈丽贵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s[德]埃德蒙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t[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太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

　　u[德]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页。

　　w[德]歌德：《歌德文集》 （第10卷），安书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x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6页。

　　y张汝伦：《哲学的批判让我们始终保持反思意识》，《文汇报》2014年3月28日，第12版。

　　z李建军在《当代作家的精神困境与思想局限——以陈忠实为例进行考察》中提出了作家思想应具的四条件：批判性、现实性、重要性和建构性，本文在此所述的哲思五属性，深受其启迪和教益。

　　@7陈忠实：《陈忠实文集》 （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7页。

　　@8[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47-248页。

　　@9[俄]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0周宪：《美学及其不满》，《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1参见邢小利：《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美]霍华德：《作为科学哲学家的爱因斯坦》，黄娆、曹则贤译，《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6期。

　　#4巴赫金阐明了思想产生于对话，对话的本性是辩驳：“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2页）“任何一种理解都是对话性的……理解是在寻找一个与发话者话语相对立的反驳。”（[法]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5[英]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7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页。

　　#8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钱伯诚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63-464页。

　　#9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0“熵”原系热力学概念，指系统中不能做功即不可用的能量。熵增加，系统的总能量不变，但其中可用部分减少;反之则为熵减少。熵的概念和原理现已广泛移用于社会科学，以表示一个系统中的混乱无序、功能丧失现象。很显然，“江郎才尽”就是熵增。

　　$1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其结构才能自组织、有序化、多功能，耗散理论创立者普利高津提出了“非平衡是有序之源”的论断。

　　作者简介※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