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龙

　　19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向纵深处发展，民间学人的文化随笔成为读书市场的重要组成，其中的佼佼者无疑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坛的生态，青年学人羽戈即为其中一员。他的写作基本围绕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展开，大都是所谓论说，但因为作者视野宏放，对历史始终能够保有一种温情，所以笔到之处情亦随之，再加上个人学养颇高，才、学、识兼具，在章学诚所谓练事、断义、善文三方面十分均衡，文辞之美和人文底蕴交相掩映，遂使笔下文字成为带有古典风韵的现代文章。

　　羽戈精研政治哲学和中国近现代史，勤于思而敏于文，著述颇丰，近年来在文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不俗的影响。当他背靠传统的文史之学介入小说创作，学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其写作的动机并成为小说的题材、主题和方法，《鹅城人物志》由此问世。小说名“志”，自然意在记人，笔意也在诸多方面趋近《世说新语》，不过《鹅城人物志》毕竟不是历史而是小说，它以传奇文体叙事，所以明显区别于当下所谓小说的一般形式而自成一格。不夸张地说，《鹅城人物志》为文学“图解”历史做出了一次出色且成功的尝试，而这一基于本土传统的叙事文学实践，在体例、叙事和审美等方面独具一格，或可为小说文体革新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和路径。

　　一、 史识化为传奇

　　小说与历史都是叙事，早期的历史文献在后世多有被视作文学的例子，而历史的真实性在遭到后现代主义观念侵蚀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小说合流了。换句话说，如果能够写出我们心目中的江山古今与人事代谢，那么小说亦不啻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鹅城人物志》是小说，而更是历史——骑墙一点说，就是小说与历史的杂糅。它的主干，是鹅城地方陈、周两个家族的百年史，而两家各代人物亲历的历史事件，包括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反右运动、“文革”、改革开放及当下社会变迁。可以说，人的活动在台前，历史风云在幕后，作者在相當程度上乃是通过人事代谢来写江山古今的。

　　当然，作者偶尔技痒，也曾借人物之口直接议论历史人物，如陈飞龙对孙中山的“捷才”、黄兴的“忠厚”、宋教仁的“温雅”和陈其美的“阴鸷”等观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本人的观点。不过，随机插入的史论不过兴到手到的小技，作者的重点在写人。张鸣为羽戈的一本书作序时提及：“历史是由人的活动串起来的，读史还是读人物解气，也直接。”a虽然文学之真与历史之真，长期以来壁垒森严，以今视之，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约，因为历史的主体是人，所以写历史就是写人，反过去说，写人特别是写出人物的真精神，其实也就是写史。羽戈本就擅长以传记体书写近代历史人物，以此体例写人叙事，实属水到渠成。

　　然而，《鹅城人物志》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现代传记体小说。小说名“人物志”，所以重点落在描绘人物才性方面，书写他们的性情才具以及因此而有的言与行，从这个角度看，它比较接近注重以形写神的史传传统。作者以或白描或工笔的手法刻画人物，大大小小有数十之多。在这些人物中，现实之人大都天真妩媚，历史中人均气节凛然，前者源于后者，所以二者之间就构成了源与流的对应关系;而从整体结构来看，小说以“我”这一陈、周两家第四代人物共同的朋友为叙述人，从当下写起，逐渐向历史深处溯源，待谜团一一解开之后，又迅速返归当下，因而形成一个回环结构，察古观今的主旨就从跌宕的故事和绰约的字行之中跳出，文学与历史也就在“真”这一层面得以汇聚。

　　作者写陈、周两家，从陈石、陈墨、周惜朝等第四代人物上溯，到第三代的陈秋离和周子钦，再到第二代的陈勿用、周渝，一路草蛇灰线，最后至于小说重点展现的第一代人物陈飞龙、周远山，终于与气势磅礴的中国近现代的若干重大主题联系起来，而源头的源头，则仅为俞九渊、周义山二人。俞九渊曾为官，周义山则一直是布衣之身，作者的笔墨虽伸长直抵庙堂，但大抵限于江湖，所以俞周二人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仿佛朝廷之中的清流与浊流，前者守身甚严，以道德教化名重一时，后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事功亦足以造福一方。儒家三不朽之说在这里简约为立德、立功两端并形成张力，是故俞周二人就此成为一种隐喻，成为叙事的原点和内核。作者把焦点置于这二人身上，显然超出了对历史的关心，而涉及民族精神血脉传承这一文化问题。

　　民族精神本无所谓好坏，但晚清的文化启蒙活动和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均出于救国图存的心理而严厉自我审查，遂使之蜕变而为国民劣根性。b这里无意沿此方向展开辨析，仅只表明一点，作者未必否认新文学对民族精神的书写，但他另辟蹊径，力图写出中华民族近现代以来历经劫难而气息犹存、气象犹可辨识的精神图谱。周义山“志极高”，俞九渊“行不掩”，二人构成一组相反相成的文化隐喻，而他们的后辈人物，也大体可以依此分作两类：陈家前三代多是狂放人物，周家前三代多为忠厚性格，而到了第四代的陈墨、周惜朝，渐趋合流，隐没于饮食男女之中，世俗世故而神气并不流于低靡，隐约可见精神根柢。作者由流溯源，再由源观流，用意正在于此。

　　如果说俞周二人是可以溯及的隐喻，那么他们的老师谢万里则是隐喻的隐喻。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要而言之，乃所谓有德之人。有意思的是，作者也为他配置了一个相反相成的对偶人物，即其三弟谢百里（也包括百里之子谢澍，绰号“谢瞎子”），此人之“异”，恰与谢万里的“正”相映成趣。需要强调的是，这二人之间的差别远甚俞周，因为后二者源自同一文化母体，差异再大也是同质化的存在，而万里百里两人，前者谨严有度，乃儒者风范，后者放浪形骸，具道家风采，而这一组人物设置的命意之处，在于突破传统时代道统、学统、政统之间的僵化关系，而将包含这些在内的民族精神重新安置在芜杂混沌的民间社会，以重拾生命活力。

　　正因为作者立意在传神，加之辞章修养颇高，小说自然倾向经典意义上的传奇。传奇在唐代定型，“史才、诗笔、议论”兼备c，《鹅城人物志》在文体上均有所表现，不过，据鲁迅引胡应麟“假小说以寄笔端”之语所作的申论，传奇“不离于搜奇记异，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但“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文采大体与诗笔相应，容后再论，而所谓意想，乃“意识之创造”d，即作者意欲借机传递的观念，这在小说中就体现为作者所推崇的士大夫的风骨、气节与民间奇人的意气、承担。不过，作者亲近传统文史，所以对士子阶层较多同情的了解，这反映在小说中，就是时而涉及“仗义每多屠狗辈”，而更倾心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传统。

　　其实，现代小说中的传奇并不少见。从“革命英雄传奇”到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等人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再到寻根文学的众多作者，借奇人异事遥寄笔端的写作风气，可谓不绝如缕，不过它们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对民间精神的肯定和认同。《鹅城人物志》兼及小传统而以大传统为主要书写对象的立意与这一写作流脉大异其趣，所以在文采、辞章、叙事等方面也就颇有分别。

　　二、学艺散作文章

　　传奇作为一种小说文体，以今观之，特质在叙事，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情节向民间传奇靠拢的倾向可为例证e。民间是传奇的沃土，所以传奇体小说多叙市井中人的奇言异行，实乃这一创作路径的自然选择。《鹅城人物志》将士林人物置于民间语境之中，其实也颇多野趣。“谢瞎子”可为代表。

　　謝澍为谢百里之子，书香门第出身，但似乎也继承了父亲的反叛。八岁失怙，寄人篱下，顽劣不堪，常常招致邻里侧目;闯祸之后流落江湖，十年归来，摆起了算命摊子，成为“半仙”;晚年生计无着，想起师父野道人谓其寿止于六十之语，服毒自杀。谢瞎子委身市廛，时有无赖之举，而其实对时世了然、对人情知有容止，玲珑透彻，却是一个明白人。他的身影，在陈墨、周惜朝、江大道、李老板、何其正等人身上亦依稀可辨。

　　这一人物的一生，若论戏剧性，在全书中并不是最为出彩的章节，但重要性却不输其他任何部分。谢瞎子与其父百里，代表的是与谢万里、俞九渊、周义山、陈飞龙、周渝等人守正出新思路之外的另一种文化路径，而两者之间又构成奇正相生的辩证关系，所以在主题思想方面对后者形成一种有限度的牵制和反拨，在结构上也具有一定的平衡功能。但不管怎么说，谢万里一脉人物才是小说的主线，所以作者在传统文史方面的学艺遂化作士大夫风流汩汩流出。

　　如前述，鲁迅认为传奇的正则在“文采与意想”，意想寄诸笔端，而文采似与小说不伦，其实也正是传奇的另一个重要文体特色。已有研究表明，传记正是在“融合了辞章的旨趣和表现手法”之后才奠定了传奇这一叙事文体f。有意味的是，《鹅城人物志》在辞章方面亦不遑多让，使人依稀可见作者再续民族精神的另外一面，即承接文脉。

　　何谓文脉？史传、诗骚、诸子时有交叉而自成体系，各有源流，而依京都学派的唐宋转型说，宋以后市民社会兴起，则“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g，这些文学大传统持续化入小传统并逐渐形成新的传统，于是出现了糅叙事、抒情、议论等为一炉的笔记、小品，它们成为其时士大夫阶层中普遍流行且最富有表现力的文体。羽戈在文化精神方面本与大传统亲近，对这一平中出奇的晚近变迁殊有体悟，文章笔法有所趋同自不难理解。犹可注意的是，因为作者较多关注晚清士林，而此时的中下层士子为出路计，多向市民社会靠拢，趣味日趋世俗，这一倾向在小说当中亦颇有表现。因此，《鹅城人物志》的文字或工或拙，笔墨时浓时淡，笔法在奇正之间跳荡，所以格调多变，大体由贵族式的整饬威严、士大夫式的温润平和和江湖术士式的诙谐油滑勾兑而成，有观者自得之效。

　　小说时有警辟语。如陈石、陈墨兄弟，前者世事洞明而不屑作为，后者纵情声色而处之泰然，作者分别概括为“厌世”和“玩世”，而同归于对世界的疏离;如陈秋离陈墨父子，都是时常挂着嘲讽的微笑，作者此时插入一句话，“差别在于，他嘲讽的是时代，陈墨嘲讽的是他”，嘲讽对象从时代到个人的蜕变，反映的却是精神的溃败;又如常把“所言极是，吾当思之”挂在嘴头以示谦恭的李老板，受聘鹅城大学客座教授之后开始自嘲了，作者又有抒发：“一个人有无底气，不在敢于批评他人，而在敢于嘲讽自己，借自嘲以讽世，最是举重若轻。”这些洞悉人性、堪透人情的透彻语，雍容自得，不乏贵气。

　　羽戈写人叙事，史传、诗骚、诸子笔法与旧小说风格杂糅，清新而柔媚，刚劲之中不乏缠绵，带有士大夫的温柔敦厚，有时亦可照见名士风范。写陈墨，是“笑起来，双眼如弯月，照见天地一片喜色”，鸳鸯蝴蝶风格;写朱发，是“十七岁的他正置身于十字伤疤的中心，拔刀四顾心茫然”，袭自古典诗词;写律师李全一，却写他的喝酒，是“每喝必醉，每醉必高歌，每高歌必唱自谱的《哭民主》”，“每”加“必”的排比效果，是“无论置身何处，天地瞬时归于静寂”，此时则文采失色，只宜求诸各人本心。

　　作者又颇多雅谑。雅谑之用，在于制造反讽，如“李老板发达之后，开始热爱文化”之类的讽刺，又如“鹅城评选十大藏书家（庭）”之类的诙谐，都令人有会心之感。而这些无伤大雅的叙述，偏于雅者，大抵源于读书所得，如陈秋离题签“岳父兄”，大约仿自《围城》中董斜川对方鸿渐、赵辛楣二人的“同情兄”的定性，又如周百科喜欢把书比作女人，所以“称经书如少女，史书如少妇，古籍若印作简体正排，则似美女蓬头垢面”，也是读书三昧的惯常比喻;近于谑者，大概皆平常玩笑，如周惜朝开始发福，众人调侃“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在你身上，岁月好比猪饲料”之类。此外，典故、掌故、轶事、打油、插科打诨乃至偈语等在书中触目皆是，羽戈也都能够做到随手拈来，运用自如，这分明反映出作者的文人底色。

　　羽戈写人，具小品风采。在他笔下，不独士子，即是草根，亦有风流自赏之态。一般说来，士大夫文采风流的书写稍稍过头，极容易从雅谑流为恶俗，而作者恰恰并不避忌这些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乃是极力渲染。比如关于周百科和周惜朝二人，前者“身为处男而惯写黄色小说”，后者“身为光棍而擅打离婚官司”，已算得精彩，更绝的还是后续书写：

　　周百科说，当枪手写黄文，最大收获还不是赚钱，而是学会了如何用性感的文字挑逗读者的阅读欲望。而今他不常写作，偶尔出手，则如天外飞仙，一剑霜寒十四州。其代表作如《鱼水之欢》 《人民需要荡妇》 《骚是一种权利》，单看标题，便勾人心魄，其实这三篇文章，一谈美食，二写电影，三评时政，没有一文涉及情色。

　　此种高洁与龌龊杂糅的反差性描绘手法，乃传统文章惯用伎俩，此处之外，所在多多，即有过当之处，亦属白璧微瑕。更何况，这些文章技巧乃羽戈性之所近、情之所好，所以乐在其中，因而既能够写出人物的真精神，也可以见出作者的真性情，反令人有多多益善之叹。

　　总体而言，小说文采源于作者的学艺，而学艺又以学殖为根基，且有性情加以滋润，所以这些文章技巧并不令人反感。传统文人学艺，古时之礼乐射御书数，后世之琴棋书画医卜音算，如果像《镜花缘》那般论学说艺，事无巨细一一罗列，自是笑柄，但以性情调和之后融入文学，同样不俗。羽戈于文史之学广泛浏览，于传统学艺诸方面也颇有涉猎，所以每有下笔，则涉笔成趣，而又因为节制，可收典雅蕴藉之效，故小说整体格调或如“我”点评陈秋离之言：“好古，却无暮气。”这个亦虚亦实的叙述人如是我闻，且属夫子自道。

　　三、 性情写真与精神写意

　　以上论《鹅城人物志》的历史主题和文章辞采，均为传统的文史之学。当下不乏有论者宣称超越文史之学，原因在于其小处了了而言不及义的现实表现，不过，文史之学当然并不限于文人风雅或是历史故实，而为人文传统、人文精神之重要组成，故可与审美等同列而毫无愧色，足以登文学殿堂。就《鹅城人物志》来说，其实在文史的古装之下乃是人物亘古至今不变的真性情，所以乍看之下古意盎然，细细辨析却只见元气淋漓，充满生命的野性。

　　羽戈寫人，有文史修养的底子，笔法老到，写人或可达到张鸣言及前四史所说，“区区几笔，活脱脱一个人跃然纸上，让人看了爽气，即便是坏人，也坏得有趣”h。这种质胜于文的生命悸动，在一个循规蹈矩的社会常态之中难觅踪影，但在社会转型的大时代中所在多多，于是稍加点染，即成传奇。

　　古风可颂者，且看周渝、江屠夫两人。陈勿用、周渝两个青年谋刺侵华日军军官，事败被捕，陈面对“烧红的火钳逼向眼前”几欲昏倒，一旁的周渝以一句“我知道谁是主谋”将自己推向危险，足以当得“大仁大勇”之评;江屠夫属杀猪屠狗之辈，却天天买报纸请谢瞎子读后说与他听，所以满口的民主专制，实乃“身处卑贱，却心系家国”的市井奇人。而当下俗世流风，李老板与何其正差可代表。李老板其实一点都不坏，做生意反而经常被人坑，不过有了钱之后也想有点文化，时常攀附文化人，且常把“所言极是，吾当思之”挂在嘴边，其缘由，只因为“吾”听起来比“我”古雅，真的是憨态可掬;律师何其正的为人和姓名之语意恰恰相反，不仅爱占小便宜，更爱钻大空子，前者导致他从城管局离职，后者造成他不得不躲至海外，但此人定力过人，对人对事始终保持傲然的姿态，大言不惭道：“我只对神谦卑。”

　　这种以形写神的笔法，大抵是白描加写意的杂糅。白描、写意在小说中难分轩轾，而也存在一定分别：历史人物气韵生动，所以多用白描，以求不失其真;现实人物和光同尘，所以难免面目驳杂，所以只能写意，以收传神之效。不难发现，这里的“传神”有两层涵义，一是写出前世今生所有人物的真精神，二是传递前代贤人的真精神。整体而言，小说的立意可谓兼而有之，但显而易见以后者为主，即致力于写出中华民族近百年历经坎坷而精神不堕的血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从历史之河漂流而下的现实之人。羽戈书写历史人物的真性情，乃是正本清源，而致力于从当下的诸色人等中辨别贤与不肖，正是在真性情之河当中打捞真精神。

　　虽然性情写真在很多时候就是精神写意，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这里以朱发为例，作一简要剖析。

　　朱发的情绪经常在自卑与自负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仿佛是从创造社小说当中跑出来的一个人物，总体而言却是一个狂生。他学经济，以奥地利学派为宗，以至于当他知道胡适晚年才有类似的看法，居然脱口而出：“胡适也是傻×！”这是真性情，只见其狂，而并没有更多内涵。另外的例子，则是一位政治学者开讲座辨析“国家兴亡”与“天下兴亡”的关系，缠绕不已，朱发于大庭广众之下如是行事：

　　朱发不胜其烦，忽然冲上台去，抢过话筒，称顾炎武这两句话都是扯淡，我来说一句：“正义兴亡，匹夫有责！”说罢拂袖而去。

　　这是真性情，更是真精神，因为性情有根柢。

　　不过，《鹅城人物志》十六章写十八人，其实都是所谓类型化人物。俞九渊的豪迈接近风尘三侠之一的虬髯客，吴玉堂的权谋可比梁山泊军师吴用，陈秋离的潇洒也和民间传说中的风流才子不相上下，诸如此类，即有改动，似乎也都自史传和古小说当中走来，一身的古典装扮，何来创造？如果小说刻画的诸多人物都是复制品，它的价值何在？这一追问，涉及写意文学所面临的困境问题。

　　中国自古就有道德文章的说法，所以修养化成文章的现象层出不穷，在现代作家中，废名以诗笔写胸臆的文章（以小说、散文等现代文类概念衡量可能未必准确）之美也是众所周知。然而，这些都是王国维所谓“第二形式”，亦即“古雅”：

　　古雅之性质既不存于自然，而其判断但由经验，于是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苟其人格诚高，学问诚博，则虽无艺术上之天才者，其制作亦不失为古雅。而其观艺术也，虽不能喻其优美及宏壮之部分，犹能喻其古雅之部分……今古第三流以下之艺术家，大抵能雅而不能美且壮者，职是故也。i

　　从根本上讲，“由真来界定美，意味着美是原生性的，而不是可以在经验的历史中找到位置的特定形式”，但“所谓古雅之美，第二形式之美，恰恰是现成的而非原生的，它能够被复制，能够被利用”。j就《鹅城人物志》而言，中国近现代风云变幻和人生命运是“第一形式”，而羽戈对它的理解和表现并非首创或是独创，所以是“第二形式”，因此，无论小说风格是雅是俗、格调是高是卑，就审美层次或者类型来说，均近古雅。

　　需要强调的是，不仅是人物塑造，小说在叙事方面也多写意化处置方式，如众人以鲁提辖戏耍镇关西之语捉弄江大道;俞九渊之女出题为难陈飞龙，二人婚后的闺房之乐;吴玉堂率书院弟子月夜登高，各言其志;“我”与李全一三度失之交臂;周百科之写黄色小说，所有这些都带戏说性质，在在可以见出古白话小说的影子。情节写意化正如人物写意化一样，为的都是写出作者心目中的历史精神，所以人与事自然退居其次了。

　　不过，这不是说古雅的审美价值低于第一形式之美。事实上，古雅之作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学问，对具有一定修养的读者来说，共鸣更多，因之审美效应毋宁更强。这正如李健吾提及废名时所说的“废名先生的作品，一种具体化的抽象的意境，仅仅限于少数的读者。他永久是孤独的，简直是孤洁的。他那少数的读者，虽然少数，却是有了福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k羽戈当然尚未抵达废名的境界，但他在开始文字生涯的时候，正值网络勃兴，多活跃在“天涯”等大型文学社区，筚路蓝缕一路走来，至今也在“知乎”等网络社区那些年轻而文化修养较高的读者群中较多拥趸，自然不无原因。

　　综而言之，小说不乏粗粝鄙俗之语但整体清丽典雅故而近于古诗词的文风，源于史传而同时袭用古白话小说的叙述笔法，传记体为表、传奇体为里的小说文体，以真性情写真精神的审美追求，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颇为另类，乃是值得关注的一种写作路径。作者写人、记事虽就审美而言居于古雅层面，但参之以其他论说，可知其视野、胸怀、修养、才情、笔力兼具，未来正自不可估量。

　　【注释】

　　ah张鸣：《序：在前面说几句》，羽戈：《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

　　b观察中国近现代史有两条显著脉络，一为“三变说”（从“器物之变”到“制度之变”再到“文化之变”），一为国家危机说。作者以为后者尤为重要，由此可知现实之变才是器物、制度、文化之变的主因。参见羽戈：《引言 激进之踵》，《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c（宋）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5页。

　　d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e参见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下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f陈文新、王炜：《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期。

　　g[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页。

　　i参见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徐中玉主编，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219页。

　　j汤拥华：《“古雅”的美学难题——从王国维到宗白华、邓以蛰》，《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

　　k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李健吾批评文集》，郭宏安编，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