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炎伟

　　1970年代末，新旧意识形态的迂回交锋与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悬而未决，令第四次文代会“总结过去”和“展望未来”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尽管此次文代会主题报告起草的牵涉人员之多与行政规格之高实为历次文代会所罕见a，但观念的分歧与对象的复杂，使大会报告的起草不仅过程漫长，而且内部矛盾丛生。一些核心问题的争论与角力，既是其时文学艰难转折的外部症候，同时也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学发生与衍变的内在逻辑。

　　最终公开发表的第四次文代大会主题报告，由“艰巨的战斗历程”“新时期光荣任务”“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责”三部分内容组成。有关报告的起草难点和争论焦点，则主要关乎报告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许多历史的困惑与现实的难题。

　　一、如何表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早在周扬着手起草文代会报告之前，文艺界就已开始广泛争论并分歧凸显。在《文艺报》编辑部于1979年3月组织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最关心”也是“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有人认为文艺“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当然不能脱离政治”;有人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提法是不科学的”;也有人认为“任何文艺都要受一定阶级的政治的约束……但是文艺不是一种可以受政治任意摆布的简单的工具”b。而到了临近文代会召开前的10月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北京市委举办的庆祝建国3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代表们更为系统地讨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意见分歧的局面依然十分突出c。

　　如何重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由此也成为周扬起草报告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周扬曾多次谈到报告“第一部分不好写”，因为“艰巨的战斗历程”这部分内容，必须涉及这一理论问题。在徐庆全发现的那份三千七百余字的周扬手写稿报告提纲中，有相当的篇幅是周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只能是阶级的政治和群众的政治而不是服从于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使文艺脱离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就很可能要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甚至变成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作家和艺术家，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去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那就很可能和错误路线搞到一起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看见那个令人厌恶的东西——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柳青“对文艺创作的几点意见”）

　　柳青把无产阶级政治理解为“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方针”。他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艺术，我理解就是要经过正确的政策和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认为写革命历史小说，不顾各个历史阶段具体的政策和方针而写阶级斗争，这是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艺术方法。”

　　“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

　　文艺对政治的影响所以有三种：一促进，二促退，三不进不退或有进有退。……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恩格斯d

　　从报告提纲中可知，周扬在酝酿报告时，并未明确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只是表示必须警惕文艺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服务，以及在这个问题上重点应该考虑的是“文艺怎样为政治服务”和“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他偏向于支持柳青的“政治观”—— “把无产阶级政治理解为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方针”，并试图从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求得“文艺不能放弃政治”的理论依据。报告起草小组成员郑伯农回忆说：“很清楚，在着手起草文代会报告的时候，周扬同志尚未感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用‘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有什么不足。”e这样的说法比较符合事实。

　　周扬的这一观点，在报告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引发广泛的争论，不少意见以“说得不够清楚”“不能令人信服”“应该全面展开”等为说辞，实质表达了他们并不认同报告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如此表述。上海市委宣传部就报告第二稿有这样的反馈意见：“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也就是文艺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问题。这样把三个概念混同起来，根本没有讲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没有讲清楚文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和文艺作品本身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f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许觉民认为，报告应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广义的理解”，它应涉及“党如何领导文艺”、作家“如何表现作品的政治内容”“文艺也有并不反映现实政治内容的时候”等话题，而报告并没有“全面地说到它”g。更有尖锐的书面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是“长官意志”，“一句话就可以枪毙一个作品，使作者祸延九族”，报告不能因为“心有余悸”或“有点怕离经叛道”而不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h。

　　起草小组成员内部对报告在这一关系上的提法也多有分歧。副组长陈荒煤认为，报告初稿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党”“文艺与人民”等几組关乎文艺事业成败的关系“都未讲透”，应该“再补充一下”。看了报告第三稿后陈荒煤依然表示，报告在“谈到从属政治家时，总觉还不够确切”，提出首先要说清楚“服从政治为什么不能是服从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其次才可说，有些政治家，有时候也不一定都是代表无产阶级、人民的，然后再提出，还有可能被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刘梦溪认为，报告在这一问题上的提法“显得有点一般化，且过于强调为政治服务了”，建议可把这一问题“转化为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来说”，这样才“易于谈得更深刻”。徐非光觉得，报告虽然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叙述较多，但“针对性不够强”，需要“深入讨论”，他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似以不提为好”，并建议“还是提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比较科学”i。

　　然而问题是，围绕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意见尽管提得很多，但周扬并没有在一次次的报告修改过程中根本性地改变他的看法。正如刘锡诚所言：“尽管我们在‘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有许多人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谈了很多很有启发性的意见（如上海的李子云、江苏的陈辽、北京的郑伯农等），我们也有简报送给他，他却始终没有能够想清楚，或没有很好地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老观点，一直延续到1979年下半年讨论他主持起草的第四次文代会报告时，还没有放弃。”j周扬在10月29日提供给中央政治局委员讨论的大会报告中，依然认为“文艺从属政治，是从属整个历史阶段性的历史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为这就是今天最大的政治”k。

　　当然，我们所见的报告终稿并没有明确出现“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主要源于一些中央重要人物对这一理论问题的直接介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一开始就不同意周扬的观点，在看完初稿后他致信胡耀邦和周扬，指出“这次文代会能否开好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能再“因袭过去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要有一个“新的提法”。他认为过去的提法是“时代的产物”，存在“许多讲不通的地方”，“现在仍然因袭就不适当了”。胡乔木呼吁在这一问题上要“更上一层楼”，充分考虑文艺界“太多的痛苦和委屈”，酝酿产生“使人一新耳目”和“能振奋人心”的新提法，千萬不能“重复几十年的积弊，使文艺陷入困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失望”l。在专题讨论文代会报告的政治局会议上，胡乔木态度更为鲜明也更为强硬地表达了他对这一提法的反对意见：

　　周扬同志的报告中有一个问题——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这个提法，我过去提过意见，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认真考虑后才提出意见的，我认为这个提法现在还是以不再提出为好。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马恩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根据。照这样，难道哲学、科学等等，也必须从属于政治吗？这种话，马恩从未讲过，全世界也没人讲过。我们说“文以载道”，但没有人讲“文以载政”。把文艺看成是一种工具，是讲不通的。这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这个口号，从正面不能解释，但从反面、从消极面，却可以产生这种缺点和影响。……

　　为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利益，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个口号还是不提为好。m

　　面对胡乔木的当面抵制，周扬仍坚持认为这个口号用了多年，起过积极作用，只是现在要有正确的解释，突然不提这个口号，可能引起不同意见。然而胡乔木同样坚持自己的意见，会后他还特意打电话给林默涵，让他一定要删掉报告中“从属政治”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两句话。据《人民文学》编辑部提供的会议记录显示，胡乔木在说到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是经不起检验的”时，邓小平同志有一句插话——“这个口号带来了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n。看来，不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当时得到了包括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内的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认可。由此，这个靠文艺家们的意见很难改变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提法，在中央有关权威人士的参与下，没有再出现在大会报告的正文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报告虽然没有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扬已被胡乔木的观点说服，文代会后他在剧本创作座谈会和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并没有错”的反复阐释，就印证了这一点。因此，细读报告终稿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其观点依然在“过去”与“现在”之间闪烁其词：“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关联，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鼓吹脱离政治，只能使文艺走入歧途”;“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o。复杂的转折腾挪之辞，除了演绎“文艺脱离不了政治”的主流意志，仍大有曲折论证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意味。

　　正式报告关于文学与艺术关系的模糊表述，自然使这一问题的争论得以延续。“保守派”们对大会弃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想不通，认为报告“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过了头”，不少人难以接受。“外地有的地方的领导人，不同意文代会上通过的方针。在一次《文艺报》的编委会上我就听说过，上海的陈沂说上海不贯彻文代会精神。黑龙江的宣传部部长陈某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与北京不一致”p。而“开放派”们觉得报告“思想解放得还不够”，“更谈不上什么‘过头”q。他们不仅反感文艺为政治服务——“人民大会堂有几百幅画，有几幅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且对各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变相说法更持有高度的警惕——“紧密配合当前重大政治任务这个口号，当时我们听得进，执行起来也很卖力，但效果却是不佳的。对于作家来说，是十分有害的”r。事实证明，第四次文代会的主题报告远不是这一敏感理论问题的盖棺定论，它的欲说还休与模棱两可，恰恰为文坛后来的分歧提供了思想认识上的空间。

　　二、如何估价“十七年”文学及期间发生的各种运动

　　在乍暖还寒的1970年代末，要对与其时发生诸多瓜葛的“十七年”文学及期间发生的各种文艺批判运动作出恰当的估价，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思想观念的嬗变与社会情绪的复杂，使“十七年”文学历史化的工作充满障碍。

　　事实上在文坛“拨乱反正”之初，围绕什么是“正”“十七年”文学是不是就是“正”等问题，文艺界已经有了广泛的争论。“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短暂的“回到‘十七年”的憧憬后，开始对“十七年”是否真的“美好”逐渐产生了怀疑。“不久人们通过进一步反思觉察到：‘文革之前的‘正似乎也不是真正的‘正。50年代批‘右派的‘写真实论，‘正吗？批巴人的人性、人道主义和王淑明的人情味，‘正吗？批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正吗？稍后，人们更进一步提出批胡风‘正不‘正的问题。总之，过去一直以为是‘正的那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并不那么‘正了。”s这种对何为“正”的反思，直接影响着文艺界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和定位。人们逐渐从“凡是敌人否定的我们就肯定，凡是敌人肯定的我们就否定”的固定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开始意识到被“四人帮”否定的“十七年”文学，似乎与“四人帮”主导的“文革”文学存在某些一致性。

　　在文代会召开前的各类文艺和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十七年”文学的估计已经形成众说纷纭的局面。林默涵曾把这方面的不同意见归结为两种：一种认为“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其中“左”的错误更为严重，但并没有形成一条“左”的文艺路线;另一种认为“十七年”不仅有“左”的错误，而且已经形成一条“左”傾文艺路线，认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是从“十七年”的“左”倾路线发展起来的，是“十七年”的“左”倾路线之“集大成”t。翻阅当时各类发言记录和会议报道稿，有两个基本印象：一是有关“十七年”文艺认识的根本分歧，在于它到底“有没有一条左的路线”;二是认为“四人帮”的文艺路线是“十七年”某些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的人，在当时的文艺界其实大有市场。这种局面令周扬在起草报告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变得颇为谨慎，那份手写报告提纲中同样留下了他不少这方面的文字。周扬的判断是：“十七年并没有一条左的路线，有主席、总理在。但从我们领导思想的角度讲，有过左的错误，也有过右的错误，左的错误是更多的。”与之相关联的，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文艺思想斗争的认识是：“不能因为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就认为一切都对，但首先要肯定它们的意义，不只是文艺上的，而且是整个思想政治上的。”u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周扬承认“十七年”文艺界存在“运动方式的行政化”与“理论的简单化、庸俗化”等缺点和错误，但作为当时文坛的一线掌门人，他显然不能接受“十七年”有一条“左”的路线的定性，也不想从根本上否定“十七年”文艺运动有其基本的存在价值。

　　可以想象，在文艺界悲屈情绪集中释放和思想解放社会潮流汹涌而来的1970年代末，体现有周扬如此观点的报告其实是充满“不讨好”的风险的。起草小组副组长陈荒煤就敏锐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先后多次致信林默涵与周扬，指出报告在这一问题上“讲得太轻”，“缺点错误、教训说得不够”，对“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两类矛盾”有“难以避免”的推诿之嫌，建议周扬在“谈到过去批判运动的时候，无论如何，对其危害还是要多说几句。因为打击面确是太大了，伤了不少人。无论语气、措辞都要注意。不要给人感觉是回避，不敢承认错误”，同时他提请周扬，“对这些运动不能估价太高”v。

　　在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的过程中，报告也不出所料地遭到不少地方文艺界对这方面措辞的批评。辽宁省文联认为，报告在总结过去文艺战线理论与是非方面“不够鲜明”，“使人感到羞羞答答，战斗力不强”，提出“对很多主要问题应该公诸于众，不应掩盖矛盾”w。上海文艺界对报告有关“十七年”文艺工作的评价则有更多不满：

　　多数同志认为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卅年来的经验教训很不够，思想不够解放，该肯定的不敢肯定，该否定的不否定，吞吞吐吐。特别是对十七年文艺工作评价，错误，缺点，都不敢敞开来谈，十七年究竟有无左的错误？程度如何？语焉不详。文艺界历次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有的人讲了，但不能自圆其说;有的根本没有触及（如所谓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所谓“黑八论”的问题）。……

　　十七年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对“左”倾思潮的干扰与影响，讲得不够明确，不够透彻;这关系到今后如何正确地吸取这段历史经验的大问题。……

　　十七年中历次政治运动的必要性阐述得太笼统，没有说服力。如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是必要的，反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应如何评价？反右是必要的，对刘宾雁、王蒙等一大批人的作品如何评价？又如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作为政治运动来搞，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报告中说批了胡风，才能够提出双百方针，这样提法不科学。x

　　那些颇为“解放”的思想，尤其是来自地方文艺界的大胆建言，当然多多少少会影响报告在这方面的措辞。如李何林就曾致信胡风与梅志，向他们透露了9月份印制的大会报告对“胡风问题”有了新的提法：“周扬在文联大会上的《报告》，前次9月印的稿上说‘对胡风的批判，不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给你摘去了‘反革命的帽子……这次《报告》改为‘对胡风政治和文艺观点的批判，只提批判你这两方面的‘观点，是观点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的‘报告还要大加修改，到在报上发表时再看吧。”y但同样确认的是，要让报告实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认可“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之间存在某种必然逻辑，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其实关涉到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局部否定还是全局否定党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导。如果承认“十七年”与“文革”一样存在一条“左”的文艺路线，也就相当于承认三十年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的全局性失策，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有接受难度的。所以，即便争论再激烈，报告在这一问题上最终必须统一于某个基调，而这一基调无疑就是邓小平在《祝词》中的那句话——“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z。

　　基于这样一种定位，报告中对“十七年”文艺问题的描述最终形成三段论式的格局。首先是整体上的肯定，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基本上执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主流是正确的、健康的”。其次是承认“确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同时指出这些缺点和错误只是“倾向”而不是“性质”。最后是否定这种倾向与“四人帮”极“左”路线之间存在一致性，明确“十七年”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和林彪、‘左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夺权所肆意推行的极“左”路线，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有关“十七年”期间的文艺批判运动，报告也有了区别对待。对电影《武训传》 《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主观唯心论”以及胡风政治和文艺观点等的批判，报告依旧把它们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来看待，并认为这些斗争“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对批判运动“大张旗鼓地展开”的方式作了自我批评，指出这些运动也“产生了某些严重的消极后果”。然而对于打击面颇大的文艺界反右运动，报告虽作了专门检讨，承认严重“混淆了两类矛盾”，并“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但对代表更为关注的反右运动的性质、必要性等问题，报告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7。

　　可想而知，这样的表述在多有“历史伤痕”的代表那里，必然会引发“不痛不痒、回避问题”或者说“四平八稳、两方面摆摆平”的议论。事实上，对报告这方面的诟病与批评，构成了文代会一道抢眼的风景。艾青在会上直言：“周扬同志的报告初稿，我在上面写了几句话：思想不纯，文风不正。不敢大胆肯定应该肯定的，不敢大胆否定应该否定的。遮遮掩掩，欲盖弥彰。”@8对报告“30年来，除了‘四人帮横行的10年里算是冬天，其余都是春天”的说法，萧军表示强烈反感，宣称“在周扬同志等人来说是春天，在我来说就是冬天”，并尖锐批评周扬的报告“说话不着边际”，谈问题时“使人抓不住他的中心思想”，谈教训时“羞羞答答，忸忸怩怩，遮遮掩掩，水过地皮湿，重点不突出”@9。会上甚至还有代表当面戏谑地问周扬：“你说是成绩是主要的，那毛主席1964年的批示，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那么毛主席说的和你的估计，不是矛盾的？”#0

　　也许周扬预想到报告有关“十七年”文艺的描述会招致争议，但他恐怕没有想到代表们的意见是如此尖锐与集中。在11月11日的作协座谈会上，虽然周扬对代表们提出的意见表示了足够的理解，但要在这一问题上突破三段论式的描述格局，则是几无可能的。事实上，报告在大会上选读后到正式公开发表前的这段时间里，大会秘书处曾有意收集了代表们这方面的意见，并拟对报告有关“十七年”一些重要的批判运动作出顺应讨论形势的修改——“我代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主席团，在这里郑重宣布：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同志所谓的‘反党集团的决定，1957年关于江丰等同志的所谓‘反党集团的决定，1964年开始的对大连会议、广州会议的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夕文艺界整风中对夏衍等许多同志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并向所有受到伤害的同志表示歉意”#1;然而，鉴于这样的改动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对毛泽东亲自发起的《武训传》批判和《红楼梦研究》批判的评价，也必然触及当时仍未公开定性的“胡风集团”问题，导致周扬终未采纳冯牧补充的这段话，而决定保持原来报告比较笼统的说法。

　　三、如何评价“文革”结束三年来的文艺创作

　　特殊的语境引发了197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揭示“四人帮”罪行的作品，它们因大胆触及了人们真实而普遍的生活经验及内心情绪，马上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好评，但同时也因其对旧有创作禁区的明显突破，使这些作品从一开始就遭致了部分读者和文艺界保守人士的反感与抵制。从《人民文学》 《诗刊》和《文艺报》三刊联合编委会上的“丝毫不反对发表”与“消极的东西很多”，到“1977—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会”上的“写得不错”与“被吹得太过了”;从文学理论座谈会上的“能鼓舞我们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与“对青年没有好处”，到《文艺报》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讨论会上的“现实性較强的好作品”与“散播对社会主义不满情绪的丑恶的东西”;从席卷整个文坛的文艺应“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议，直至惊动中央权力高层的“歌德与缺德”风波……有关“文革”结束以来的文学创作，不仅已俨然成为其时文艺界“会议上和私下里议论之声不绝于耳”的一个热点话题，而且内部意见呈现出严重分歧的局面。这种状况一直贯穿于第四次文代会的整个筹备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周扬、陈荒煤、夏衍等文艺界核心领导，从一开始就力挺所谓的“伤痕文学”与“暴露文学”，不仅对其“战斗力”大加赞赏，而且努力为其寻求社会主义合法性，他们也因此通常被视为新时期文坛“惜春派”或曰“思想解放派”。他们对“文革”结束三年来的文艺创作最初的系统性思考，可以说就体现在周扬的那份手写稿报告提纲中，里面有这样一段“对当前文艺形势的估计”的文字：

　　文艺工作的新气象。还不能说是文艺复兴，但预示了这种复兴。不但突破了“四人帮”，也突破了17年。应当充分地加以肯定。第一肯定，第二引导。

　　主要不是混乱，而是活跃。伤痕文学不等于感伤文学。

　　不是彷徨的一代，而是思考的一代，战斗的一代。

　　现在的问题（是）领导落后于形势，理论落后于创作。

　　要解决一些理论问题，政策问题。

　　政策问题，首要的、最重要的（是）“二百”。其次，还有电影、戏剧、文学出版、农村文化工作等项政策。

　　关于写历史题材，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美化就行，怎样才算不美化？当代人要不要反映当代生活，回答当代问题？现代题材难写，关键是政策不好掌握。

　　不考虑艺术上如何创新，只考虑政治上如何保险。

　　所谓写“向前看”的题材，滥用“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政治口号于文艺，乱分什么“向前看”和“向后看”文艺，不一定都是诉苦，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2

　　这段简单却提纲挈领的文字，包含有“惜春派”评价“文革”结束三年来文学创作的丰富信息：为“伤痕文学”正名，反对用当时带有贬义色彩的“伤痕文学”“感伤文学”等称谓来定义这类文学;将这些创作与“文艺复兴”联系起来而加以肯定;这种貌似“混乱”实则“活跃”的创作具有两个“突破”性的划时代意义——“突破了‘四人帮，也突破了17年”;创作者不是“向后看”的“迷惘”一代，而是“思考”和“战斗”的一代;对这种创作看法上的混乱源于“领导落后于形势”和“理论落后于创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澄清“理论”和“政策”，而政策问题最重要的是坚持“二百”，其次是制定各艺术领域的具体政策;文艺界“向前看”的说辞是对政治口号“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滥用，所谓的“向后看”其实是“总结经验教训”;等等。从中可知，“惜春派”们对三年来的文艺创作不仅明确肯定，而且评价甚高。

　　然而周扬们的这种观点，在以林默涵、刘白羽等为代表的另一些文艺界核心领导人那里却不为接受。似乎受过去文艺思维的影响更多一些，林默涵、刘白羽等同志对迥异于“十七年”和“文革”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并不十分适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忧与抵制情绪，他们也由此一度被视为在这一问题上的“保守派”或曰“偏左派”。他们认为“文革”结束以来文艺战线上“有右的苗头”，呼吁文艺界领导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要心中有数”#3。林默涵虽对“文革”后第一年的文学创作持肯定态度，却不能接受第二年以来伤痕文学的大量涌现及其好评如潮。他认为伤痕文学是一种像“腐蚀剂”一样的“感伤主义”，会使青年人“消沉下去”，会产生“不好的社会效果”。或许更多地受到了“革命浪漫主义”“写光明面”等文学观念的影响，林默涵等同志更倾向于以社会效应、政治影响等为标准来衡量文学的价值与合法性，而相对忽视它们之于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意义。因此在一些“惜春派”眼里，这是“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那个顾问当年推行的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4的表现。

　　思想解放的社会语境，自然使“惜春派”在这一问题的看法获得了文艺界更多人的支持。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年那场关于“文革”结束三年来文学创作的论争，其意义空间又岂止于文艺界，它其实还关涉“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状况与经验总结的问题，关涉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会不会被动摇的问题。这些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界都在思考和探讨的热点问题。因此，“文革”结束三年来的文艺创作可以被肯定与推崇，但必须有一限度，必须纳入到1979年政治高层反复重申的“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中。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当时文艺界和政府的多数领导人员中，对伤痕文学究竟要“伤痕”到何种程度，才是四项基本原则底线上的思想解放而不是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之力量，他们似乎也难以拿捏。这种犹疑集中体现在文代会后不久，中央高层针对日趋“涣散”的文艺创作局势所作出的一系列讲话与决议之中。如胡耀邦在198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文艺战线要“适应当前面临的情况，不能把重点放在揭露阴暗和丑恶的东西上”，要“在承认主流是好的前提下”，“把文艺引导到对全党全国的神圣使命起更积极的作用上来”#5;1981年1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十年动乱的揭露性作品，几年来已经发表不少，这些作品总的说来是有益的……但发表过多，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周扬在1981年2月的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说，第四次文代会以来的文艺工作“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一些偏差，在创作上单纯地不适当地揭露社会阴暗面”#6。这种极具“回撤性”的表态，恰恰是中央在当时并未打算不计底线地接纳伤痕文学的具体注脚。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深层背景，这个看似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在报告中实际上依然很难措辞。当时的社会情势决定了报告必须对这种创作作出肯定，但如何肯定才能使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至于无所顾忌地去描写曾经的“伤痕”，这确实是个难题。身居要位的周扬当然要顾全大局，因此他自然寻求一种“四平八稳”而不是“冒进”的表述。但可以预想的是，那个时候在这一问题上的“四平八稳”，则几乎就是“保守”的代名词。果然，在报告起草与修改的过程中，广大文艺人士普遍反映报告对当前文艺创作的评价“不痛不痒”，“不过瘾”，对成绩“严重估计不足”，强烈呼吁报告对这种创作的意义“肯定得更热情些”，“更强调一些，说得更充分一些”。郑伯农提议要把三年的创作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开端”来估计，报告不能“叙述多于论述”，要“有一些高度概括历史的论述”。徐非光指出三年文艺创作的定位一定要足够高，因为它“不仅是‘四人帮统治十年所不敢设想的，而且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所没有出现过的”。张庚呼吁报告要热情鼓励当前这种“敢于面对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认为这“是对于那些掩耳盗铃的自封‘歌德派的答复”#7。

　　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呼声，使得大会必须态度鲜明地对三年来的文艺创作作出肯定，于是邓小平在《祝词》中的那句“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也就孕育而生。基于这样一种定位，报告在这一问题上最终形成了“高调的成绩肯定”与“温和的底线提醒”的表述模式：

　　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开国后十七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这些作品是当前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和推动着这个潮流的发展。……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作家们怎么能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面前闭上眼睛呢？……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驗，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

　　它们的作者多数是新兵，往往不够成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些新的作者是在思考，在战斗，在前进。他们代表我国文学的年青一代。他们处于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他们的前程是无限的。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鼓励他们，正确地引导他们。我们的文艺应当使人民团结，而不是使人民涣散;应当使人民奋发向上，而不是使人民灰心丧气，应当使人民胸襟开阔，而不是使人民目光短浅。一切腐蚀人们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品都应当受到抵制和批评。#8

　　这样的修改当然令广大代表在这一问题上大有满足感。各类大会小会的讨论过程中，除了部分代表对报告中未提及《哥德巴赫猜想》等好作品有一些意见外，对报告关于三年来文艺作品的评价普遍感到“令人满意”#9。大会组织处在这方面也未收集到多少其他意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问题上，当时广大文艺工作者无疑更多受到了“很有成绩”的鼓舞，而很难细微地体会到国家意识形态在肯定成绩背后对伤痕文学可能过于“泛化”的隐隐担忧。也就是说，在理解三年来文艺创作的问题上，其实官方和民间是存在差异的。民间认为邓小平的讲话等于宣布了“暴露文学”已全面合法，已被国家认可与接受;但官方却并不认为“很有成绩”就是完全正确，他们也不可能全盘接受这种“暴露”式的写作。这种理解上的龃龉，甚至也发生在国家高层领导人之间。事实上，随后民间与官方之间以及官方高层内部之间在“苦恋风波”“反自由化”“清污运动”等事件中产生的分歧，都与当时如何理解“文革”结束三年来的文艺创作存在丰富的关联。

　　【注释】

　　a大会筹备组先后成立过两个报告起草小组，一个是林默涵为组长，张光年、吕骥、蔡若虹、赵寻、袁文殊、曾克、胡青坡等为成员的小组;另一个是周扬为组长，另加“三个‘将（陈荒煤、冯牧、林默涵）和五个‘兵”的小组。不仅文化界、理论界和宣传部门的几百余人参与了报告的讨论与修改，而且胡耀邦、邓颖超、胡乔木、邓力群等一批国家领导人对报告也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同时，整个报告被提升为“中央文件”的高度来“仿照制定”，而中央政治局更是在10月29日上午专门召开会议审议周扬起草的主题报告。参见黎之：《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刘再复：《师友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0页;荣天屿：《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等。

　　b李业：《总结经验，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搞上去——记文学理论批评座谈会》，《文艺报》1979年第4期。

　　c傅惠：《有关文艺与政治问题的几种意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d周扬手写版主题报告提纲，参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12页。需要说明的是，学者朱寨并不认为徐庆全披露的这份手写稿是周扬文代会报告的提纲，指出手写稿“思考的范围和内容远比报告广泛深入，但尚未形成系统”，它只不过是周扬给报告起草小组开务虚会议前准备的“临时备忘录”。但朱寨并不否认这份手写稿体现有当时周扬个人丰富的文艺思想，所以也认可其“价值所在和可贵之处”。朱寨：《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1页。

　　e郑伯农：《青史凭谁定是非——关于第四次文代会的一段“内幕》，《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1期。

　　fx 徐庆全：《上海市委宣传部对四次文代会报告修正稿意见书跋》，《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

　　ghiuw#2#7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第259-260页，第217-224页，第208页，第270-272页，第209页，第215-230页。

　　jp#6刘锡诚：《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第25页，第31页。

　　k黎之：《文坛风云续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页。

　　l 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249页。

　　mn#5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350页，第349页，第484-485页。

　　o@7#8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7页，第22-34页，第30-32页。

　　q魏巍：《解放思想，团结向前》，《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r夏衍：《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开辟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第5页。

　　s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t#3林默涵：《林默涵劫后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110页，第110页。

　　v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268页。

　　y李何林：《李何林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z 《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1-2页。

　　@8#9屠岸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正逢时：屠岸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61页，第150页。

　　@9 张毓茂：《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309页。

　　#0骆文：《骆文文集》（第5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95-96页。

　　#1罗银胜：《周扬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4陳荒煤：《关于总结三十年文艺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