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

　　青年进城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类型。从老舍的《骆驼祥子》、柳青的《创业史》，到路遥的《人生》，再到当下几乎蔚然成风的青年失败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文学类型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张力。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的社会命运经历了世纪初期的“少年崇拜”，随后在社会革命和民族危机时期的生力军，再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乌托邦时期的“青年崇拜”，直至群体意义上的青年在1980年代走向解体。如果说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代表了1980年代青年“边缘人”的社会身份，那么，近年来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马小淘的《章某某》、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东西《篡改的命》，则写出了青年作为都市“新穷人”的身份新变，这些高度写实的小说文本直指奋斗的进城青年及其失败的结局，呈现了青年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分裂，以及青年群体的发展困境。这些走入歧途、病死、自杀或疯癫的青年，显示了青年在当下社会进程中的弱势地位和成长危机。本文重在考察新时期以来进城青年的身份变化及其发展困境，试图通过这些失败青年个案探讨“青年进城”的难度，以及进城叙事中所包含的城乡结构认知。

　　一、 1980年代青年的“解体”与高加林的溃败

　　在路遥笔下，高加林是一个进城“溃败者”。路遥自己坦言，“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顺利的年轻人的形象，不应该离开作品的环境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一个模范。”①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有缺点的“当代英雄”，引发了八十年代关于《人生》的争鸣，以及大量的“读者来信”。一个事业未竟、人生之路坎坷的农村青年的命运，竟引发青年群体的共鸣，触发了人们情感的剧震，这显示了这个人物与时代的某种隐秘“共谋关系”，以及个体困境所蕴含的普遍性的群体危机与迷惘。高加林作为1980年代初的奋斗青年，具有诸多农村青年的美好品质，又极具现代气质，在“进城”途中遭遇城乡二元秩序的阻隔和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社会壁垒，最终黯然收兵。高加林的进城历程及其危机引发了研究者们对“高加林难题”的追问与反思②。

　　那么，“高加林难题”的现实逻辑是什么，与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有怎样的关系？此处旨在分析高加林与1980年代的青年群落的历史地位和青年思潮有着怎样的关联，以及高加林的溃败史所蕴含的历史必然性。

　　《人生》发表于《收获》1982年第三期，作为该期首篇重点推出，1982年十二月出版单行本。但小说的真正写作开始于1979年，由于构思不成熟，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1980年路遥又重写了一次，还是因为开掘不深，又放下了。1981年春路遥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的交谈，以及后者给予他的鼓励增加了他写作《人生》的信心，后来只身待在甘泉县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一连“苦斗了二十一天”，终于完成此篇③。从大的历史背景看，《人生》写作的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暗流涌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即将经历大变革的时期，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农村改革，包产到户随即实施，农业集体化模式即将解体。在社会领域，知青返城大潮带来了巨大就业压力，城乡二元分割秩序阻滞着青年的自由流动。“路遥的农村知识青年身份特征与奋斗经历，也使其对农村知识青年运命的关注有着更深层的写作动机，‘高加林的出現成为了路遥审视自身与一代农村知识青年欲望的镜像。”④《人生》的问世，除了这些大的历史背景，还跟作家的个体经历有关。厚夫的《路遥传》中详细记述了路遥为其弟弟四锤和王天乐找工作、托关系解救因砍树而被抓的生父等事宜。《人生》在此之前写写停停，“王天乐的人生际遇给路遥创作《人生》提供了灵感。路遥由己度人，由自己亲兄弟的人生际遇而生发到对整个中国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命运的关注，由此下决心创作这种题材的小说”⑤。因而，路遥后来把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等形象置于“城乡交叉地带”，探讨农村青年的奋斗历程，其现实的“逻辑起点”正是源于帮弟弟招工⑥。

　　那么，高加林与1980年代的青年群落和青年思潮有着怎样的关联？高加林的溃败是不是历史转型期的某种必然？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是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青年是推动社会进程与历史变革的重要力量。梁启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的“敬告留学生诸君”、“少年中国说”，礼赞少年，与20世纪初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崇拜”形成合流。作为新兴群体，青年被寄予了救国、革新的历史使命。随着现代民族危机的加剧，青年主体扮演着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建国后再度兴起“青年崇拜”的热潮，青年用火热的青春与激情参与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社会运动，形成“革命的青年”⑦。进入后文革时代，由于政治的退场和时代主题由政治转向经济，“青年”群体也呈现出历史的断代与新的品质，正是由于五六十年代至文革的现代造神运动，以及青年被卷入历史动荡中的人生遭遇，催生了一代青年的被愚弄感、屈辱感和青年的信任危机。

　　《中国青年》1980年第12期发表《“信任危机”与青年》，文章写出了“我们的灵魂被奸污了”的愤懑，以及青年对政治的不轻信、不盲从的态度。文章这样描述1980年代青年的代际肖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的中国青年是最称心的：热情，质朴，‘党叫干啥就干啥。八十年代的青年虽然对党也有感情，但雷锋式的单纯却不见了;他们不甘做‘螺丝钉，想发挥自己更大的才智和潜力，因而他们那个‘自我更内向、更执着，富于哲学沉思色彩;不安于现状，不承认任何未经实践检验的信条。”⑧实际上，与这种“信任危机”一起出现的青年问题，是关于青年价值观和人生意义的几次大讨论。从1980年代初期绵延至90年代，关于青年价值观比较有影响的讨论包括“潘晓来信”、“沙鸥讨论”、“雷锋精神大讨论”、“梅晓讨论”⑨，这些讨论围绕着“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怎样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价值、如何生活得更好的伦理问题和生存问题。“如果说‘潘晓讨论反映了粉碎‘四人帮不久，青年在重新寻找人生意义时的价值迷茫;那么，‘雷锋精神大讨论则反映了在商品经济时代需要怎样的时代精神;大学生的‘寻帽讨论反映的是青年在价值观多样化的社会中选择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困惑。”⑩

　　可以说，1980年代开始，曾经将个体火热青春与国家、民族连接在一起的“五四青年”和“革命青年”已经发生极大的历史蜕变，在历史转型期，他们疏离主流价值观，理性审视每一种可能裹挟个体的思潮和力量，作为一种具有共同历史追求的群体的青年走向解体。伴随着青年解体的是青年的一种危机性生存，一方面是青年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面临着巨大的历史调适，另一方面文革中的下乡知青当时正以静坐、示威方式要求尽快解决回城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青年的犯罪数比60年代增加了10倍k。加上中国五十年代开始的城乡二元分割状态，严重阻隔了农村青年的发展问题。路遥在1980年2月22日写给谷溪的信中，谈到当时青年的这种发展困境：“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显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轻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构成了国家潜在的危险。”l可见，路遥对1980年代青年的社会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路遥的写实性文字以及《人生》的叙事结构中——尤其是结尾处“卒章显志”的叙述，路遥都试图传达出这样的写作意图：高加林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新人”，但他尚是一个发育还没有完全的、有缺点的过渡期新人，高加林进城失败与其手段的非法和个体缺点有关;另一方面，他的溃败更多导因于当时城乡社会结构的分割这一历史语境，“社会”限制了青年的“充分的发展”。也就是说，高加林的人生悲剧及其所代表的高加林人格和高加林困境，与1980年代的时代总体语境有着内在的呼应，高加林是改革开放之处青年的“边缘”的历史处境的一个缩影。

　　二、 从“边缘人”到“新穷人”：新时期进城青年的身份演进

　　如果说《人生》重在写农村青年进城的阻隔与艰难，那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世间已无陈金芳》《篡改的命》《章某某》则重在书写青年个体进城后的奋斗史和失败史——而涂自强、陈金芳、汪长尺、章某某无疑是现时代失败青年的典型，这些青年个体奋斗却蹉跎的进城之路，以及最终悲剧性的结局，体现了这个时代青年的挣扎与绝望。这种奋斗、挣扎与绝望的现象，我们可以命名为“涂自强难题”、“陈金芳悲剧”或“汪长尺困境”。高加林是徘徊在城市之外的“边缘人”，而涂自强、陈金芳、汪长尺们则是城市的“游民”和时代的“新穷人”。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是方方发表于《十月》2013年第2期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关于农村青年努力奋斗，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抵挡厄运，最终生命走向落幕的悲剧。涂自强大致生活在2010年代初，出生在湖北大山里，通过努力考上武汉的大学，为了省钱，边打工边步行到武汉上学。大学四年里没有回过家，在食堂打工，做家教，勤工俭学。勤劳踏实的涂自强没有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和知识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相反，生活的厄运接踵而至，而他自己积劳成疾，查出患有肺癌晚期，在平静地安顿好一切后，黯然死去。对底层小人物的关注一直是方方重要的写作关切，这次她将目光聚焦在了城市蚁族涂自强的身上。这篇小说关于人物性格的单一性、情节的偶然性（涂自强的厄运）受到了一些批评者的非议，但方方对于现实的介入姿态和对底层青年命运的体恤，得到了很多好评。方方在这篇小说中，用“最简单的方式”m写了一个奋斗青年的残酷的故事，方方想看看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凭自己单枪匹马，能够走多远。方方通过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奋斗历程，試图引发人们对钳制青年发展的阶层固化问题、底层人物的发展通道和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思考。

　　涂自强的一生寂寥而贫苦，他的凄然死去向这世界发出了无声的抗议。而在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的陈金芳，让我们再次听到了失败青年这种幽怨而无奈的回音。陈金芳是资本时代的“冒险家”，渴望在大城市立足并成就功名，却屡屡失意，不惜以投资艺术之名大行非法集资之实，短暂的光鲜和豪奢之后黯然收场，锒铛入狱。陈金芳的半生类似于一个传奇，跌宕起伏，神秘莫测，早年的她寒酸落魄，寄居城里拮据的哥嫂门下，为了留在北京，拼死抗争，付出血的代价获得从此漂泊城市的资格，为了生计，辗转在多个流氓混混的“照顾”下。走过早年这种浮萍般的生活之后的陈金芳，迎来了“陈予倩”时代的社交名媛和成功人士的璀璨时光，当我们惊叹于她的化蛹成蝶和苦尽甘来时，陈金芳其实处于一场极其危险的赌局之中：她把身家性命几乎都压在了一场由b哥这样老谋深算的专业投机客操控的金融诈骗中。陈金芳看似游刃于这个资本时代的上层，实则她一直处于这个社会的边缘。与大多数进城青年一样，陈金芳不是一个恶人，尽管泼辣粗俗，但她讲义气，知恩图报，尤其与“我”之间由于少年时代演奏和聆听的这种隐秘关系，而一直对我牵念在心。石一枫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气质截然相反的两类青年形象，一类是“我”这样的失败的小提琴手，另一类是陈金芳这样的失败青年。前者的精神气质是似乎看清了人间一切之后的玩世不恭和犬儒哲学，凡事敷衍，缺少斗志，后者如陈金芳则为了立足城市，拼尽全力，受尽屈辱，甚至以非法方式谋求生存资本。“我”的犬儒和陈金芳的奋斗，都似乎没有带来命运好转，两类青年在这个资本逻辑当道的社会都没有能够立足社会，沦为了社会的失败者。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28期的封面标题是“向下的青春”，文章指出当前青年人的青春热情在衰退，社会对青年“向上”的期待与青年变老“向下”的颓势形成鲜明的对比。青春不再昂扬，青年的精神与意志正以某种颓势“向下”，这正是1990年代以来青年发展中的一种精神困局。青年何以会是这种败局，奋斗的青年为何没有出路？要强的涂自强最后在绝症中凄然死去，只想活得有点人样的陈金芳误入歧途，而东西笔下的汪长尺（《篡改的命》）在与社会不公抗争之后走向生命的终结，马小淘笔下的章某某（《章某某》）在理想与现实的搏斗之后，选择了自己最厌弃的嫁做商人妇，最后神经失常，被关进精神病院。章某某与陈金芳一样，都曾通过换名字来标示自我的“新生”，然而不断更换的名字并没有提升她的信心也没有给她带来好运，这个单纯、勤奋得有些迂腐的来自小城的青年女性在爱情、理想和工作接连受挫后，选择了嫁给富人。她之所以向现实妥协，是因为奋斗无望，是因为残酷的现实总是把她的理想击得粉碎。她的这种蜕变和妥协几乎是一代青年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的共同宿命：

　　“你知道毕业五年多我换了多少工作？我录过彩铃，剪过片子，最热的天跑别人不愿意跑的采访，又怎么样呢？还是连个主持人也当不上！你大学天天吃饭睡觉打豆豆，我唱念做打快累成狗，然后呢？你生在北京，天生就带着户口，我还不是什么也没有，住在出租房里，当北漂。王浅羽四级都差点没过，她爸爸来了一趟北京不就解决了户口;我怎么办？一辈子卧薪尝胆吗？没有好爹，也没有好脸，难道就一直那么愚蠢地努力……十多年了，从进学校大门，我按部就班规划我的人生，我想稳扎稳打，但是哪怕一个短期的目标也没有实现过。命运把我按到阴沟里，不许我张扬。我必须认命了。”n

　　涂自强、陈金芳、章某某、汪长尺这些失败的青年肖像，无疑构成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失败青年的形象谱系。与进城失败的高加林不同，涂自强、陈金芳们进了城，为了实现长久寄居城市的梦想，他们不惜做北漂、蚁族，但在艰难的打拼和努力之后，或死去或发疯或生病或犯罪，无可挽回地堕入败局。这些奋斗者成为了城市最为赤贫的一些人。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一直关注底层受压迫者，在他看来，在19世纪工业革命后，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产业工人在物质上尽管匮乏，但在精神上，穷人与富人是平等的。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随着消费文化的发达，“在消费取代生产并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的消费社会，穷人无力再与富人和精英势均力敌，而是成为毫无用途的‘废弃的生命和‘有缺陷的消费者”o。“穷人”在鲍曼原先的定义中来自于“失业”，进入到当代社会，所谓穷人是指那些不充足、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消费者”p。“新穷人”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级或是农村务工者，他们是当代社会的一种新的贫困阶级。他们往往接受过高等教育，寄居在城市边缘，经济能力较弱。

　　高加林生活的主要环境是城乡交叉地带，他所短暂寄居的县城是经济改革刚刚启动的1980年代的西部小城，高加林并没有深度融入到现代城市并体会到消费文化占据主宰的当代社会。与此不同的是，涂自强、陈金芳、章某某以及汪长尺，他们或在城市求学，或在城市打拼，与城市的这种长时段的共生关系也进一步使这些青年获得了深度的情感体验与相应的城市身份。高加林的“城市边缘者”的身份，到了1990年代之后的涂自强、陈金芳、汪长尺们这儿得到了强化，他们除了具有这种边缘性之外，在物质和精神上走向了更加的贫困，“新穷人”成为这部分寄居城市青年的一种身份标签。“涂自强们”物质上的贫困，是自不待言的，涂自强靠亲戚接济和各种兼职打工勉强读完大学，陈金芳看似光鲜富裕的人生排场不过是非法占有别人财富的一种假象，章某某在报辅导班和给男朋友买昂贵的礼物之间总要做出取舍，汪长尺的父亲摔成重伤住院医治几乎耗尽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懂事的汪长尺几乎未带分文回到学校复读。

　　值得注意的是，“新穷人”由于物质上的贫乏而难以在他们生活的大都市享有正常的消费活动，这种“有缺陷的消费能力”带来了青年的自卑、痛苦及其独特应对方式。比如陈金芳和章某某，陈金芳一出场便是名牌加身、光鲜华美的派头，“耳朵上挂着亮闪闪的耳坠，围着一条色彩斑斓的卡地亚丝巾”，“胳膊肘上挂着一只小号古驰坤包”q，这种富人派头随着叙事推进不断升级，豪车、唱堂会、一掷千金的豪爽，写尽了“成功人士”的盛极一时;而章某某，童年时是三线城市小有名气的电视儿童节目主持人，少年的风光催生她一定要做著名主持人、主持春晚的理想，但现实的无情打击终于让她丧失了前进的信心，这种挫败让她从理想的一端掉到了物质的泥潭：她选择嫁给一个富有的“矮个子”，用嫁做商人妇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潦倒。极尽奢华的婚礼排场是章某某扬眉吐气的宣示，更是对自己贫穷身份的一种报复性决裂。对于陈金芳和章某某而言，她们是这个城市的真正的“新穷人”，并不具备实际的消费能力和相应的富人身份，她们的冒险致富和违心地与物质生活和解，无非是想跨越自己所置身的阶级与贫困。然而，消费力的“骤升”真正能够让她们成功晋升到另一阶级序列，或是带给她们真正的幸福吗？陈金芳终因非法集资而锒铛入狱，章某某嫁做商人妇后因为空虚与曾经理想的落空而精神失常。“一方面是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期待和幻觉，另一方面是堕入下层社会的无情趋势，面对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消费恰逢其时地出现了。它不仅安慰人们‘穿什么就是什么，告诉人们个人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还为人提供了一整套具有结构差异性的符号化商品，任人选择，身兼两职地扮演起心灵按摩师和解围之神的双重角色。”r这既解释了消费何以得到“新穷人”的青睐，也预示了城市青年试图通过消费符号的叠加改变自我阶级属性的虚妄。

　　三、 “进城”的难度与城市作为一种“原则”的局限性

　　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农村和社会底层既享受着改革带来的胜果，也更为痛楚地承受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消费时代里阶层固化加剧等问题，无疑是横亘在人们面前的坚硬障碍。中国几代作家并没有漠视这种文明进程中的危机性存在，从路遥到方方、东西、石一枫等作家，他们关注着现代化背景下城市与乡村的流动、融合问题，以青年进城作为叙事切口，打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在近四十年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暗区。涂自强、陈金芳、章某某、汪长尺这些进城者，以及他们的进城悲剧中所彰显的各式城乡矛盾，已远远溢出了青年的“个体悲伤”这一层面，具有了群体性、社会性与寓言性的特征，标示着现时代的普遍困境。可以说，进城之痛与进城的困境，是我们审视当代中国青年命运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理解中国现实不可忽视的视角。

　　那么，“青年进城”的难度究竟在哪里？在这些“失败的奋斗者”叙事中，作家提供了怎样的城乡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认知？

　　新时期以来的众多作家积极介入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症候，通过高加林难题、陈金芳困境、汪长尺悲剧这些极具代表性的青年命题，呈现了城镇化进程中青年进城的难度。“进城”不仅是当代青年的奋斗方向和努力姿态，更连接着他们实现人生理想、谋求幸福的全部愿景。那么，阻碍青年顺利进城的障碍在哪里？在这些青年进城的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青年个体身上存在的阻遏性因素。比如高加林，有人指出他是一個“个人奋斗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些因素加上尚未成熟的城乡融合机制，挫败了他的进城。李劼把高加林放在于连、牛虻、保尔·柯察金这一脉上考察，指出高加林有着“礼仪之邦的儒生特色”，“硬汉气质还不够刚硬”s。再如陈金芳的悲剧，与她在青年期没有解决好同一性/身份认同有关系。陈金芳的同一性危机一直存在。她的混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并未真正建立起关于个体理想与社会身份的自我设定，不幸的家庭、与不良社会青年的过从甚密都使她的同一性建立充满无序和危机，早年的屈辱和贫穷记忆催生了她对金钱和成功的过度渴望。她的这种赌徒心理和博弈心理，甚至非法性的资本囤积，注定了她的奋斗之路的悲剧性。

　　进城青年的心理、人格、行为的残缺和局限确实是限制青年成功的因素，但作家们的重心似乎并不在将进城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青年个体，无论是高加林，还是陈金芳、章某某、汪长尺，他们都是善良的弱者，具有诸多美好品质。从这些悲剧性的青年身上，我们能够超越个体的悲伤，看到显见的“社会性的悲伤”。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青年发展既需青年内在维度的自我“固本”，更需要社会环境与国家制度层面的扶持。“青年问题不是青年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青年问题终究是社会的一种设定。青年问题产生的根源应从青年与社会的矛盾关系中寻找。”t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西的《窜改的命》几乎是关于当代中国青年失败的社会阻滞性因素书写的总结性文本。

　　《窜改的命》写于2013年，小说的章节标题“死磕”“弱爆”“拼爹”“屌丝”极具新世纪中国流行文化色彩，在内容上无疑指向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崩坏的现实，尤其是汪长尺一家及其乡村所代表的中国底层人物的生存情状。这是一部关于中国乡村青年进城所遭遇的痛苦和溃败的超级文本，“他是千千万万个历经了近二三十年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为之付出了一切的农民青年的一个代表”@1。汪长尺健硕、上进、孝顺，父亲一心指望他考上大学，改变农村人身份，从此摆脱祖辈的农民命运。然而汪长尺考得高分被人做了手脚顶替出局，之后几次的复读都无疾而终。在随后汪长尺举家进城的路途上，汪长尺几乎经历了所有的中国式疼痛：父亲为讨说法意外摔成重伤，后来到城里乞讨，母亲捡废品帮助儿子维持生计，汪长尺替人蹲监受刑，出来后在工地上砌墙，从脚手架上摔下后一度丧失了男性功能，妻子贺小文为攒钱养家，到洗头房做卖淫女。面对儿子大志的出世和未来的命运，一家人的这种搏斗并不能改变什么。汪长尺把儿子送给家境优越的仇人林家柏，并用自己的命从林家柏手里换回二十万元作为父母的养老费用，作为交换从西江大桥跳下自杀。汪长尺的进城之路是一个异化之路，黄葵、林家柏这些恶霸强权人物欺凌着他，城市的生存秩序和资本逻辑改造着他，他不断失去健康和身体，尊严在沦丧。他越挣扎，命运似乎越残酷，他的人生之路就会越窄。汪长尺为了改变汪家的命运，为了做个城里人，用短暂的一生尝遍了进城的酸楚，流汗、流血，最终丧命，汪长尺用身体的毁灭换回了儿子坐享城市繁华生活的新生。

　　这是一部绝望的小说，东西“把自己写哭了”@2，也揉碎了读者的心。“他的命运其实就是无论怎样努力也赶不上时间赋予他的差距，贫穷使他无法正常地获得任何机会，而一切努力的结果都只是拉大这先天的距离，同时还要付出更多，鲜血、身体、用命挣来的钱，总永远难以应付的各种意外伤病与风险，最终还要付出所有的尊严。这个命运一方面是汪长尺个人的，同时也是历史的;是属于一个农民的，但更是整个乡村世界的。”@3《篡改的命》是一部关于青年的“失败之书”，是一个关于当代青年进城溃败的总结之书，更是关于中国城乡二元格局阻隔的寓言之书。汪长尺、瘫痪的父亲汪槐、单纯善良的妻子贺小方，无不在跟命运搏斗，但如困兽般，无法挣脱命运的牢笼。汪长尺一直在与现实抗争，直到即将送走大志，他才意识到抗争的无效性，而其根源即在“命”：

　　同样是命，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是我不够努力吗？或者我脑壳比别人笨？不是，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出生在农村。从我妈受孕的那一刻起，我就输定了。我爹雄心勃勃地想改变，我也咬牙切齿地想改变，结果，你都看见了。我们能改变吗？也许会有一点量的变化，比如，多挣几块钱，但绝对做不到质变。@4

　　这番话是汪长尺对自己遭遇的顿悟，是他最终放弃搏斗走向妥协的心理转折点。“命”在这里无疑具有象征或隐喻意味，指向板结的社会结构或是固化的阶层问题，“命”在这里是关于当代进城青年无法刺破的厚障壁的悲壮寓言。如果涂自强不生病，如果章某某不自闭，如果陈金芳不走违法道路，也许他们的城市之路会有新的气象。但汪长尺的进城之路是窒息而无望的，他的命运似乎在起点阶段就被笼罩在城市秩序中的权力、资本所排拒。汪长尺所置身的城市已进入到工业社会和消费时代的发展阶段，工业社会伦理和资本力量成为社会主宰性的内在因素。“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青年的发展受到工业化的逻辑支配，受到资本的力量的驱使。在工业化社会逻辑下，青年人重新回到了枷锁之中。工业化社会中青年人再次成为一个弱势群体，青年被资本隔离出主流社会。”@5可以说，在中国社会，承受这种资本逻辑后果的主要是像汪长尺这样的农村青年和底层弱者。他们越是奋斗，越是泥潭般沉落和无望，城市长满了许多只巨手，拎着汪长尺们羸弱的身躯，连根拔起，直至被抛进浊浪滚滚的西城河。

　　以汪长尺为代表，高加林、陈金芳、涂自强这些进城失败者，他们在事业上的溃败，尊严上的丧失，在城市秩序中的除名甚或消亡，已使他们沦为了薇依所说的“拔根状态”。为了扎根在城市，这些农村青年付出了鲜血或生命的代价——陈金芳两次流血，一次为了留在北京，而拼死与哥嫂抗争，一次是在事业溃败后的绝望中割腕寻死;涂自强发现自己吐血，去医院查出患了肺癌晚期;汪长尺先是讨薪不成被捅两刀，继而从工地上掉下摔坏下体，最后用自杀换取大志和家人的幸福。当代青年的进城史，似乎隐匿着青年的流血史，但流血并未能改变他们与城市的隔膜，以及被拔根的困境。

　　本文所涉及的进城小说，几乎都涉及这样一个具有悖论性的命题，即在何种价值立场和美学范式上叙述“城市”，如何确立城市结构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内在关系。一方面，城市具有乡村无法比拟的文明秩序和发展空间，召唤着人们走进城市的热情，现代化的历程无疑强化了城市优越性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城市的运行规则迥异于传统社会，区别于农村遵循血缘-亲情的宗法礼俗，城市更是一个理性的、知识的、技术的、流通的和时尚的形态@6，在乡下人进城，以及青年个体奋斗的过程中，城市的秩序造成了个体的溃败或扭曲，阻碍甚至扼杀了个体的理想实现，城市因此成为了个体悲伤的社会性因素。

　　因而，在小说叙事层面，“城市”意味着农村人的彼岸，“乡村”及其社会人格则带有更多“乡愚”色彩。1980年代初的高加林，所有的拼搏都是为了摆脱土地和农民身份，甚至走后门、放弃与巧珍的农村爱情。不光是高加林，城里姑娘黄亚萍接受与放弃高加林的条件就在于他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7。新世纪后的涂自强离开溪南村的大山后，越发迷恋城市这样一个“美丽新世界”，城里的春节给他从未有过的惊喜和震撼。陈金芳的孤注一掷式的非法集资与冒险投资，只是想摆脱早年经历过的贫穷，留在北京这座她拼死驻足的城市。在高加林、陈金芳、章某某的奋斗身影里，我们总能看到城里人对“乡下人”的睥睨和嘲讽。城市作为一种生存愿望和生活意志，在《篡改的命》中几乎让人触目惊心。在父亲汪槐看来，汪长尺的使命就是通过高考上大学，继而进城工作。汪长尺担负着这个家庭转运的神圣责任，他的进城与否关涉着整个家庭的兴衰。因而，在汪长尺高分不被录取，汪槐进城抗争不幸摔成重伤的情况下，这个贫寒家庭进城的步伐并未停止，反而更加篤定和悲壮：汪槐坐在轮椅上进城乞讨，汪长尺母亲捡破烂，妻子去发廊做卖淫女积累生存资本。小说最后，在汪长尺死去后，汪槐为儿子投胎作法。在这样一个关于灵魂投胎何往的问答仪式中，“往城里”成为青云、直上这些年轻一代的心声，更是异口同声的“众人”的内心所往——《篡改的命》通过最后投胎仪式，意在写出“城市”作为一种生存方向和社会秩序对农村人的巨大召唤力量，以及这种心理结构的代际传承和绵延不绝。因而，一方面是乡下人根深蒂固的“往城里”的意识和苦心孤诣的进城之旅。另一方面，在《篡改的命》《章某某》《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些文本中，对立的城市乡村秩序，冲突的城乡价值观，城市对作为“乡愚”的乡村的排拒，几乎构成了进城小说的一种稳定的城乡意识形态。

　　如果把进城青年失败问题放在全球化视野下考察，青年失败是一个普遍性的困境，一些国际青年问题专家指出，青年既是全球化各种进程中活跃的“代理人”，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消极因素的“牺牲者”@8。面对青年的这种共通性的“代理人”身份和“牺牲者”的困境，中国作家的青年进城小说呈现出一些共同的叙事倾向，比如说，“往城里”的夙愿，农村青年的无权力性和弱势地位，悲剧性的进城结局。在对城市的叙述上也非常耐人寻味：城市既是一种召唤性力量，同时，青年的个体悲伤深层上指向社会悲伤——这种经由个人悲伤和青年失败隐喻社会制度性缺陷的叙事意图并不难读懂。问题是，国家与社会这些宏大的权力主体在这些文本中是缺席或隐匿的，而城市成了青年悲伤的显在因素。城市作为一种生存原则，或是一种主宰性的力量，能否妥帖地解释青年悲剧的根源？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城市本身是否构成完整自足的社会原则？如果不是，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使得城市被视为决定性的因素，不仅左右着绝大多数青年的命运，而且掌控着全社会喜怒哀乐的基本方向？”@9正因为此，作家的使命并非简单悲悯笼罩在城市结构中的个人悲伤，及其“作为倒影的社会悲伤”，而是质疑这种“既不能坚持原则，正面主张生活的尊严，又不能完全根除原则”#0的城市结构的合理性。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利》一书中告诫我们： 一个较有尊严的民族命运唯一可能的起点，便是人性本身。人性的当务之急是为更为人道的生活创造条件。人的改变是民族形象改革任务的开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城青年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的重要文本，这些文本记载了当代青年的“非人道”生活，呈现了对峙性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城市作为原则的社会心理。小说家笔下的这些青年及其困境，是对改革时代“青年问题”的一次叙事与摹仿，却让我们如此不安地陷入沉思：青年的出路究竟在哪儿？

　　【注释】

　　a路遥：《路遥全集：散文、随笔、书信》，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b这方面的典型成果包括：刘素贞：《“时间交叉点”与两种“结局”的可能——再论路遥对〈人生〉中“高加林难题”的回应》，《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虚无：从“潘晓讨论”到“高加林难题”》，《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

　　c王维玲：《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d陈华积：《高加林的“觉醒”与路遥的矛盾——兼论路遥与80年代的关系》，《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

　　ef！2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页、134页、133页。

　　g！1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214页。

　　h夏中义：《“信任危机”与青年》，《中国青年》1980年第12期。

　　i关于这些讨论，可参见苏颂兴、胡振平主编：《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中国青年》1980年第5-12期。

　　j苏颂兴、胡振平主编：《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m陈东捷、孟繁华等：《“问题”还是“主义”》，《十月》2013年第5期。

　　n马小淘：《章某某》，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280页。

　　op [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3页、192页。

　　q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頁。

　　r陈国战：《“新穷人”的消费美学与身份焦虑》，《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4期。

　　s李建军、邢小利：《路遥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t杨雄：《社会转型与青年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uw张清华：《在命运的万壑千沟之间——论东西，以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为切入点》，《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

　　v东西：《篡改的命·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页。

　　x东西：《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页。

　　y张恽、刘宏森：《青年研究：新视野、新问题和新方法（2016-2020）》，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5页。

　　z高秀芹：《文学的中国城乡》，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7路遥：《路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8 [法]让-查尔斯·拉葛雷：《青年与全球化：现代性及其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9#0罗小茗：《城市结构中的“个人悲伤”》，《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