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勇

　　70 后作家肖江虹出道不算早，也不丰产，却是一个匠心独运的作家。从2007年发表小说至今，肖江虹十年仅发表一个长篇，不足二十个中短篇，结集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共计约一百万字，年均十万字左右。相比丰产作家，肖江虹的创作速度已经够慢，但他仍然保持清醒的警惕。当创作溢出其预设的出版量后，肖江虹发出自觉的提醒：“到了不得不思考的时候了。扪心自问：对文学，你还抱有虔诚的敬畏吗？对自己的文字，你还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吗？慢一点，再慢一点。这才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态度。”在当今浮躁功利的社会，一个青年作家能有如此清醒的态度已属不易；对一位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作品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及省政府文艺奖等殊荣的成名作家而言，这种自觉的反省意识更加难能可贵。此后的2015年，肖江虹小说创作竟出现十年来的第一次“断档”，而断档的孕育促成《人民文学》2016年第9期上新作《傩面》的诞生。作为点睛之笔和集成之作，《傩面》和2013年、2014年同样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蛊镇》和《悬棺》，共同组成肖江虹中篇小说“巫傩三部曲”。

　　当期《人民文学》卷首语如此推介：“《傩面》不是一般的民俗小说，‘常’之固守和‘变’之瓦解已经不能概括作品的诸层面，在这条文脉上，从沈从文、汪曾祺到王润滋、李杭育再到肖江虹，恒久的极致手感的养护，所面对的是世风的粗糙渐次变大，实情实景几乎已经框不住心神的奔突。……带有工匠精神的小说，一定要有相称的语调和语感，他的《蛊镇》和《悬棺》就是；这部活气弥润的《傩面》，已经超出了这种要求，是人物语调、情境语调和叙述语调臻于完美融合的小说范本。”提到“小说范本”的高度，《人民文学》极致地褒奖《傩面》的文学价值；而将肖江虹的创作纳入沈从文、汪曾祺等开创的乡土文化小说谱系，更从文脉的高度对其文学成就给予定位。

　　“从沈从文、汪曾祺到王润滋、李杭育再到肖江虹”这条文脉，其“能指”以民风民俗的呈现为外在特征，其“所指”则以“世风”的“常”与“变”为精神内核。这种“世风”以凡俗人生的世道人心为表现内容，其“常”与“变”的演绎被放置于现代化进程的语境中，表现出对乡村美好人性和传统道德的讴歌，对乡村传统文化的留恋以及对城市现代文明的反思。一般认为有两种现代性，第一种是社会领域中的现代性，源于工业文明与科技革命，强调科学理性、社会进步等理论。第二种是批判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美学现代性，基于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强调非理性因素、民族主义等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反传统姿态，表现出“祛魅”的理性主义倾向，形成社会现代性的主潮。而沈从文的乡土文化小说用牧歌笔调构筑桃源般的“湘西世界”，通过对优美自然、淳朴民风的书写，赞美乡村美好道德人性，批判现代城市文明，对逝去的乡村传统文化追忆向往，并希望以此为坐标，对文化进行“重造”，从源头上开拓有别于社会现代性的美学现代性，体现他超前的现代性意识，也注定他文学理想的落寞。这种美学理想在沈从文的嫡传弟子、跨越两个时代的汪曾祺身上得以接续，在“寻根文学”运动中得到声势浩大的回应。进入21 世纪，肖江虹“巫傩三部曲”是对沈从文美学现代性遥远的世纪回响。“巫傩三部曲”表现社会大转型背景下城市文明冲击乡村社会，依托于巫风傩俗的乡村礼俗文化、道德秩序和精神信仰逐渐瓦解崩塌，乡民在这种礼崩乐坏、道德失范、信仰沦丧的困境中离弃或坚守，活着或死去。可贵的是，“巫傩三部曲”不但接续了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美学现代性书写，更在现代化进程加速、往回走已然无望的事实面前，在新时代背景下敏感地捕捉和表现出社会新质，既真实地面对社会反映现实，又艺术地体现出对人类与自然、人性与神性、传统与现代关系深刻而具有独创性的思考，为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长期悖离的困境，提供一种突围的可能性。

一、自然的“复魅”：人与自然关系之思

沈从文认为，“美”即“神”，美的事物蕴含“神性”。“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自然因其自在自为、自然天成、优美怡人，符合沈从文的审美思想与人生理想，被认为是“神”之所在，蕴藉“神性”。因此，在其作品可看到自然美、自然神性与美好人性交相辉映的诗意表达：人是自然之子，自然如神般庇佑和启迪人；优美的自然生发美好的人性，顺应自然成为美好人性的要义；优美自然与美好人性和谐统一，共同构筑桃源般“湘西世界”。沈从文采用浪漫主义手法理想化地描绘“前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状态，人们仿佛生活在人类的童年期，保持着一颗“最绿的童心”。沈从文笔下自然风景更多地表现出优美的特征，充满理想色彩、牧歌情调和蓬勃朝气。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人类距离童年期越来越遥远，逐渐失去对自然的迷恋和敬畏，人与自然的和谐破坏，“巫傩三部曲”即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如果说沈从文对优美自然激发人性美好的“正衬”描写展现了人与自然交互关系中和谐的一面，那么肖江虹对险恶自然砥砺人性美好的“反衬”描写，则发展出人与自然交互关系中既冲突又和谐的另一副面孔。同《边城》一样，《傩面》开篇也由自然环境进入，但不同于沈从文边城的青山绿水，肖江虹的傩村是穷山恶水：风急山高，山路弯绕，黄土裸露，怪石嶙峋，植被低矮稀少，长期浓雾弥漫，鲜有阳光朗照。长期浓雾的自然天气促成傩村人靠着声音辨析身份、“始终不那么透亮”的生活状态，以及似梦似醒、似真似幻的心理状态。加之恶劣的自然环境，傩村人长期处于艰苦穷困、危机重重的生存境遇，这形成他们笃信鬼神巫傩的心理习惯和文化氛围。自然环境以其险恶贫瘠激起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时也引发人对自然的敬畏；浓雾天气构成傩村的外部环境，也为驱散心中雾霾的傩戏的盛行提供肥沃土壤。

　　傩村处在明朝奢香夫人所建的古驿道上，是“一个面具，一身袍服，就能唱一出大戏”的地方，还是一块盛产寿星的土地。这里阳光稀少，每逢阳光露面，寿星们就齐聚村头，享受着温暖的抚慰。阳光使寿星们睡得昏天暗地，然而一旦傩面上脸，他们的天地瞬间清澈透亮，继而高声诵唱，“唱词仿佛一剂良药，一排的垂死顿时成了逢上及时雨的蔫苗”。如同自然阳光驱散浓雾和阴冷，温暖寿星们的身体；傩戏的精神阳光照亮寿星们的内心，驱散他们的恐惧，温暖他们的心灵，唤醒他们垂老身体中的生命力。在敬畏自然和反抗自然过程中，傩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激发，创造传习傩戏以求得心灵的慰藉，获取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傩村人在反抗险恶自然中艰难生存，自然以其神秘、威严、壮阔给人震慑与启迪，在臣服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矛盾冲突中，傩村人形成坚韧、乐观、豁达、知足的人生态度，保有对神灵和自然的敬仰虔诚，他们心灵平和美好，天性淳朴善良，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培育自身独特的巫傩人文环境并浸润其中，用神性的光辉照亮浓雾掩映的山村。这种心有所属的安宁才是生存条件恶劣不宜人居的傩村盛产寿星的原因。

　　艰苦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也是《蛊镇》和《悬棺》的叙事语境。“蛊镇四面环山，进进出出就靠一个豁口，豁口有个名字，叫做一线天”，《蛊镇》中祖宗选择蛊镇扎根是因为“祖先们打过一场败仗，为了躲避追杀，才选了这样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悬棺》中祖祠崖记载着祖先的罹难史，悬棺崖安置着祖辈的灵柩与魂灵，而燕子峡之所以被族人视为圣地，不仅因为艰险攀爬才能掏取的燕粪，为农作物提供养分保障人们生计；更因为燕王宫的鹰燕为后代腾出生存空间，每三年进行一次的殉崖壮举！无论人还是燕都生存在何等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人们在这种穷山恶水中繁衍生息，同险恶自然形成尖锐矛盾。然而，人们从祖先崇拜、鬼神信仰、自然神性中汲取抗争的力量，激发坚定的精神信仰，保持着坚韧、勤勉、克己、利他的美好人性，坚守祖辈生活的故土，同神秘的自然保持和谐关系。为延续祖辈悬葬习俗，族人苦练攀岩技艺征服悬棺崖，抛开生死在悬崖上掏燕粪种庄稼，族人原始、野性、强劲的生命力被悬崖和鹰燕激发，展现出质朴、健康、美丽的生命形态，与神性自然融为一体。“巫傩三部曲”的自然风景充满险恶和神秘特征，而《蛊镇》中的“一线天”豁口、《悬棺》中的悬崖鹰燕、《傩面》中的薄土浓雾，这些自然环境既带来苦难也给予激励，既是实体景象又是抽象意象，既提供物质基础又满足精神需求。神秘的风景既冲突又和谐地与人互动，形成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在这个交互过程中，自然的神性得以呈现，人自身的力量随之激发，人们恢复对自然的敬畏和信仰，自然随之“复魅”。

　　在社会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的矛盾中，沈从文的美学理想是一种“追寻逝去的美好时光”的回转之道，而沈从文笔下“前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图景，在创作时代已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肖江虹笔下山水的贫瘠、苦难、神秘，不光源于贵州的自然条件，也是他直面优美自然被社会现代性毁坏的现实选择。在现代化进程加速、回转之道无望的事实面前，肖江虹对自然的“复魅”显然不是简单返回过去，不是追求“前现代社会”人与世界和谐的“自然天成”状态，而是在认可现代社会发展历程后力图达到的“否定之否定”。作者用险恶山水砥砺美好人性的“反衬”写法，展示出人与自然的冲突，揭示经由自然“复魅”达到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另一种形态。这是他思想和艺术上的自觉追求，体现了肖江虹对人与自然关系清醒而真实的思考。

二、人性的“复魅”：人性与神性关系之思

沈从文通过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和谐统一，表现生活在桃源般的环境中的人们健康、朴拙、美好的生命形式。其笔下的老人无不善良、纯朴、仗义、豪爽，少男少女无不纯真、美丽、忠贞、热忱，虽都是世俗凡人，却大多具有急公好义的美好品性。汪曾祺承继了对世俗人生的描写，传唱着人性美好的赞歌，并在人物形象上发展出独特的“匠人系列”。汪曾祺《故乡三陈》 《鸡鸭名家》等作品中人物都有一技之长，他们不光技艺出神入化成为传奇人物，更在以技谋生的同时，以其善良、本分、敬业、坚韧的生活态度和克己利他的道德操守散发出人性光辉。汪曾祺以“浮世绘”式手法表现各行各业匠人的美好人性，将这些市井人物的执着和神乎其技刻画得栩栩如生。继承乡土文化小说传统的肖江虹也擅写匠人形象，如《蛊镇》的蛊师、《悬棺》的攀崖匠、《傩面》的傩师，然而他笔下这些匠人擅长的是特殊的巫傩技艺，由此形成独特的“巫傩人物系列”。

　　匠人的手艺往往要借助特定工具或器物实现，从而形成“人”与“物”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肖江虹“巫傩人物系列”因为涉及神性因素，就有了人、神、物三者的关系。肖江虹对这三者关系的思考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前段以《蛊镇》 《悬棺》为代表，后段以《傩面》为标志。《蛊镇》是最初体现作者对人、神、物三者关系思考的作品。作品中的蛊因制作原料、工序以及功效的神秘性和特异性，被描述成“神化之物”。蛊师王昌林会看风水，知晓族群历史，参透神迹，尤其擅长制蛊施蛊，能让人在幻境中幸福离世，是具有“神化之技”的人。王昌林一生执着蛊业治病救人，体现出人性中纯良与光彩的一面；但他深恐无人承继蛊业，违心制作了后被误用的情蛊，间接导致他人的死亡，又体现出人性中灰暗的另一面，这使他无法升华到更高层面，成为“神化之人”。在《悬棺》中，“神化之物”是悬棺和鹰燕，前者关乎村民的精神信仰，后者关乎生计生活，从而被族人神化。小说中具有“神化之技”的是一个悬棺族群。他们信守族群历史传统，为坚守祖辈故土和悬葬习俗，抛开生死在悬崖上讨生活，艰苦卓绝地锤炼下一代的攀崖技艺，与旅游开发和地方移民抗争。他们保存着原始、健康、野性、质朴、良善的生命形式，散发出朴拙坚毅的人性光辉，然而还没有抵达“神化之人”的层面。

　　人、神、物“三位一体”，即呈现神迹的“神化之物”与掌握“神化之技”并拥有理想品格的“神化之人”之完美结合，只有在《傩面》中才得以真正实现。傩师秦安顺无疑是具有“神化之技”的人物：从跟缠的乌鸦勘破自己死亡的预兆；通过傩面看到父母生前的婚事，甚至与怀孕的母亲进行跨时空交流；借助傩面神灵附体，与鬼神沟通，敬奉鬼神，为逝者引路，给生者传话，为乡民祭鬼谢神，给病罪者延寿释怨……似乎自由穿梭于历史与现实、真实与幻境、生与死、虚与实的时空之间。在艰难的生活中，傩戏具有释放焦虑、满足祈愿的重要功能。年过古稀的秦安顺用生命的最后余热，虔诚而艰难地为乡人唱傩跳傩，帮助乡人祈愿还愿，战胜生活的苦难，渡过死亡的恐惧。他不求回报地付出，不避困苦地坚守，彰显着人心的真善、情义与纯良。尤其是面对因绝望而“恶言恶行”地诅咒傩戏、亵渎神灵、谩老欺邻的颜素容，秦安顺通过逆来顺受的包容、润物无声的感化和坚定不移的向善之举，传递着人间挚爱与真情，一点一点地温暖她硬冷的心，修正她失范的行为，恢复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使她回归温情与信仰。《傩面》既写出秦安顺的“神化之技”，更写出他纯真、善良、坚韧、利他的优秀品质与美好人性，使他散发出理想人性的光芒，兼具神性与人性，达到“神化之人”的高度。小说赋予“匠人”以神性的特征，致力于挖掘和彰显人性的美好，试图恢复人性中的神性，实现人性的“复魅”。小说中“神化之物”傩面也特别值得注意。在《蛊镇》和《悬棺》中，无论是蛊或是悬棺和鹰燕，都只是具有神性的物什，而《傩面》中的面具本身就是神的化身！这是《傩面》不同于“巫傩三部曲”另外两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中国的信仰中，物和仪式是人神沟通的媒介。如《蛊镇》中蛊师通过蛊与蛊神沟通，《悬棺》中族人通过悬棺与祖先魂灵沟通，而傩面既是由人及神、由神及人、人神沟通的媒介，又是人神之间的界线。秦安顺戴上傩面便成“神”，摘下面具便成人，傩面是真正的“神化之物”。只有向神性攀登的、具有理想品性的“神化之人”秦安顺，才能拥有“神化之技”，通过“神化之物”的傩面看到神奇世界。戴上傩面“成神”的秦安顺正是“复魅”的理想人格的外在呈现。神性寓于人性之中，极致的真善美即是神性，理想化的人性充满神圣色彩，“三位一体”的描写实现人性与神性的统一。

　　沈从文侧重描绘世俗凡人的美好人性，汪曾祺对技艺的描写成为表现美好人性的手段。汪曾祺笔下匠人涉及的器物如高跷、鸡鸭等都是凡俗之物，这些匠人神乎其技的手艺多与日常物质生活相关。而肖江虹笔下匠人的器物如蛊物、悬棺、傩面等则为精神生活所需，匠人的技艺也因之具有沟通神、人两界的神秘性和神圣感。匠人经由技艺所表现出来的美好人性，与神化之物结合，实现匠人人性、神性与神物的合一。肖江虹通过对匠人技艺及其器物的神秘性书写，试图超越凡俗人生，实现人性的“复魅”，体现对人性与神性关系认识的深化，是作者对乡土文化小说人物刻画传统的继承和升华。

三、传承人的“反常”安排：传统与现代关系之思

沈从文、汪曾祺创作于上个世纪的小说已面临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面对城市文明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沈从文痛感传统道德的沦丧、乡村自在生命形态的蜕变，在创作中采用讴歌自然神灵和乡村真诚美好人性、鞭挞城市荒淫虚无生活和虚伪自私人性的两副笔墨，形成作品中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的模式。汪曾祺小说更多以对渐次消失的独特风俗、奇人奇事、轶闻掌故的传奇性描写，脉脉深情地传递对逝去的美好时光的依恋。从中不难窥见，汪曾祺回归传统的感情及认同乡土中国的价值取向与沈从文是高度一致的。他们的创作都体现出传统与现代存在不可调和矛盾的认知，以及对现代社会、城市文明价值意义某种程度的质疑和否定。

　　在传统与现代冲突更加激烈的21 世纪，接续沈从文、汪曾祺对传统承袭问题的思考，肖江虹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认识，是通过对传统民间技艺“失传”和“断代”的焦虑表现出来。肖江虹作品擅写民俗技艺传承人中的“最后一个”——《百鸟朝凤》写无双镇最后一个纯正唢呐班、《蛊镇》写蛊镇最后一个蛊师、《悬棺》写燕子峡最后一个悬棺村落、《傩面》写傩村最后一个傩师。这一个个“挽歌”式的作品，落实到了肖江虹“最后一个”的形象系列上，且都涉及传统民俗技艺的传承人问题，这也是传统与现代问题一个最直接的“聚焦点”。而肖江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显然有一个递进和变化过程，这使得《傩面》前后的作品体现出不同的倾向。《傩面》之前的作品更多强调现代文明对传统社会的破坏，导致民俗技艺陷入无传承人或虽有传承人也无法延续的困境。如在城市文明冲击下，《百鸟朝凤》中无双镇唢呐班新老班主竭力传续技艺，最终仍黯然退出乡村舞台；在现代化进程中，《蛊镇》最后一个蛊师在无人承继蛊业的绝望中自我施蛊，在幸福的幻境中离世；在旅游开发和地方移民的双重夹击下，《悬棺》中燕子峡最后一个悬棺村落失陷，被迫放弃故土和悬葬习俗。在上述作品中，现代社会、城市文明基本是以负面姿态出现的，选择善良朴实、心智聪慧、身体强壮、土生土长的乡野后生作为传承人成为老一代对抗现代城市文明的方式。如《百鸟朝凤》设定的传承人是善良老实的青年游天明，《蛊镇》设定的是心智超群的六岁稚童幺公，《悬棺》设定的是野性强壮的后生来畏难和曲向海。面对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肖江虹作品试图通过老一代对技艺传承不懈的、悲剧性努力，体现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守，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和抵抗。肖江虹此期作品体现出与沈从文回归乡村、汪曾祺归复传统大体一致的认识。然而，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美学的追忆无法抵御现实的变化，肖江虹作品中出现传统文化的“大溃败”，民俗技艺陷入无法传续的困境，作品流露出对“最后一个”消失的悲痛和伤感，有一种“哭于穷途末路”的哀音。

　　肖江虹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认知在《傩面》中发生重大转变，小说通过对傩戏传承人的“反常”安排，传达出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独特而崭新的思考。《傩面》以对比的手法刻画了秦安顺和颜素容两个新老人物。笃信神灵的傩师秦安顺是一个没有太多变化的人物。而身心被城市异化、罹病返乡等死的颜素容，却是开始行为放诞无拘、在老傩师感化下回归温情与信仰的变化性人物。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傩戏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傩面遭遇“面具后头有鬼神”的置疑和否定，陷入变成商品化“脸壳子”的“失魅”境遇。在这种背景下，秦安顺尽管仍然虔诚地为乡人唱傩跳傩，但对傩戏的传续已不报任何希望。在他死后，赶回送葬的两个儿子将傩面烧给他，索要伏羲氏面具的颜素容使一切发生变化。小说结尾颜素容将曾经最不相信的傩面戴上，透过傩面回到童年的故乡，听到儿时母亲的召唤，看见老傩师见闻的另一个世界，完成心灵的救赎，实现傩戏在精神层面的传续。按照传统标准，技艺传续一般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即便对外收徒，也一定如在《蛊镇》和《悬棺》中那样选择本地品行优秀、淳朴善良、身心健康的后生。而颜素容是完全不适合甚至“不配”介与神技的。这种“反常”处理带来强烈震撼。此外，不同于此前作品中技艺传承人都是由老一代选定的安排，颜素容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她从傩戏中找寻到精神力量和生命价值，这成为她接续傩戏的内在动力。

　　在《傩面》中，傩师的儿子背离乡村走入城市，由乡入城的单向性使他们只看到城市光鲜的一面。与之相比，颜素容是在城市走到尽头才绝望返乡的，由乡入城和由城返乡的双向性使她看到城市存在的另一面。因此，她拥有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双重视野。因老傩师的感召和拯救，她重新发现乡村的神性、土地的力量和人世的温情，这些照亮她濒死的生命，完成她生活信心、道德信仰的重建。有了这种内在力量，她才能感知和闻晓“傩面”后那神秘天地的洞开，感知自己和广大世界的联系，建立对神灵的敬仰和虔诚，从而成为傩戏精神上的传承人，实现精神上的主动返乡。《傩面》体现出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新认知：现代社会通过由城返乡的颜素容为传统社会提供新的视野和活力，传统社会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传统社会的资源被重新激活，长期二元对立的城乡关系有了互补修复的可能。“巫傩三部曲”这种认知上的发展是作者自觉追求的结果，也是时代变迁使然。上个世纪面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沈从文和汪曾祺提供的是一条“向后看”即回归乡村和传统的道路。新世纪的肖江虹直面现实和时代困境，通过《傩面》试图寻找一条“向前看”即城市与乡村和谐共存、现代与传统互补发展的破解之道。

　　当肖江虹被问及小说风格是否秉承沈从文的遗风时说道：“可能湘西和贵州接壤的缘故，所以在情绪上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种“情绪上相似的地方”是一种文学地理性。肖江虹生长于巫傩文化重镇贵州，在农村生活了15年。为创作《蛊镇》 《悬棺》 《傩面》等巫傩题材小说，他深入贵州10 余个县市30 多个乡村收集材料，完成文学笔记80 余万字，“没日没夜的遍地乱跑，让我和那片土地建立了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如今，一旦空闲下来，我就会回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听老人们絮叨往事，看风掠过村庄，闻烈日下苦蒿的味道。我小说的场景和人物，几乎都和那片土地有关”。家乡巫风傩雨的浸润给予肖江虹小说创作丰富的养分。肖江虹认为“每个题材都有属于它的气息”。独特的巫傩气息筑就他独有的文学世界，从以下方面不难看出：第一，小说讲述的自然地理空间高度集中。“巫傩三部曲”的故事都发生在黔北猫跳河流域，《傩面》在描述傩村灵童引路习俗时写道：“其实不光傩村，猫跳河上游的蛊镇，下游的燕子峡都有这个讲究。”第二，小说讲述的内容围绕巫风傩俗展开。“巫傩三部曲”围绕巫蛊、悬葬、傩戏等风俗进行描述，还通过人物、情节等之间的“互文性”来建构小说的文学地理世界。第三，小说体现共同的思想主题，即通过描述巫风傩俗的日渐消亡、乡村传统文化的逐渐衰落反思现代文明。第四，小说呈现出相似的艺术特征，即情节松散、节奏舒缓、语调平静、情感内敛的独特叙事风格。同沈从文的湘西相比，贵州的自然环境更为险恶，人们在恶劣自然环境中艰难生存，从生活的苦难中砥砺人性，从自然的神秘中生发信仰。雄阔的自然给人以力量，去战胜生活的苦难，如同巫傩精神给人以信仰，去超越死亡的恐惧。肖江虹作品表现出“美即超越苦难”的审美思想，与根植于贵州险恶自然环境的巫傩文化密切相关。

　　然而，巫傩文化给予肖江虹创作的馈赠绝不仅限于作品的题材内容。从沈从文《边城》 《长河》等“湘西世界系列小说”，到汪曾祺《受戒》 《大淖纪事》等“高邮系列小说”，再到王润滋《卖蟹》 《鲁班的子孙》等改革开放初期的“城乡系列小说”，以及李杭育《最后一个鱼佬儿》等“葛川江系列小说”，这些乡土文化小说都是在民风民俗的描写中演绎人性道德的“常”与“变”。肖江虹自觉地融入这个大传统，正如他所说：“‘蛊’属于民俗范畴的东西，在小说中只是一个依托，作品最后的指向依旧是人。”肖江虹试图依托民俗反映现代化进程中人物命运和乡村社会的变迁。正是基于现代性反思和文化批判立场，肖江虹回到乡土民间，依托巫风傩俗，将民间巫傩文化不仅作为一种文学资源，更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用以审视和观照世界，表达对世界的情感体悟，尝试以边缘的地方乡土文化来丰富完善中心的现代城市文明。他在承继美学现代性书写的同时，试图寻找人类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和谐发展之道，为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长期悖离的困境提供突围的可能。这种独创性思考通过精湛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张力”：在创作手法上融汇现实主义的冷峻写实与浪漫主义的温情想象；在审美范式上杂糅浪漫派的艺术审美与现代派的艺术审丑；在表现内容方面展示奇异魔幻的民俗事实同时揭示沉重苦难的乡村现象；在主题立意方面有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又有前瞻性乐观的展望……他的艺术风格不是牧歌式的纯美清新，而是挽歌式低沉悲凉和灵歌式高亢悠长的混响。《傩面》尤其带给我们惊喜，不仅是“巫傩三部曲”的集成突破之作，同时也是沈从文开创的乡土文化小说一支取得的代表性成果。这使得肖江虹像他笔下民间技艺的传承人一样，远承遗风近接余韵，引领当代乡土文化小说创作的方向和水准。“巫傩三部曲”写出有神性的匠人，肖江虹本人也是同样具有执着专注“工匠精神”的作家。相信他这种一部部推敲一点点打磨“精雕细做”的写作方式，这种保持清醒自觉反省意识与沉潜平和创作心境的书写姿态，会为他提供源源不断超越自我的内在动力，为读者带来更多的阅读期待和更大的美学震撼。

　　【注释】

　　①④肖江虹：《当梦想照进现实》，《文艺报》2013年9月18日。

　　②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第17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

　　③⑤⑥肖江虹、陈艺：《写出乡村内部结实的那一部分——肖江虹谈获奖作品〈蛊镇〉》，《贵州都市报》2014年1月13日C9 版。